8. 阿拉伯的春天，拜占庭的暮夏

  插圖8：亞哈亞瓦希提（Yahya al-Wasiti），《哈里特在巴斯拉的圖書館遇見了阿布·扎伊德》

  出自：哈利里（al-Hariri），《瑪卡梅》[38]，巴格達，1237年，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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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知的城市

  隨著穆斯林的征服，一個龐大的經濟區發展起來，令在此之前曾出現的一切都黯然失色。先知的追隨者是偉大的商人、善良的農民和熟練的技工。他們設計了先進的灌溉系統，改進了耕作方法，並從東亞引進了新植物。宗教動盪之後緊接著發生了一場土地革命。多虧了阿拉伯水利工程，安達盧西亞滿是綠色植被，西西里島成為義大利的花園。棉花、酸橙和西瓜隨穆斯林一起到來。若是那時沒有這些阿拉伯商人，南部悶熱的夏夜將聞不到檸檬花的甜美氣息。此外，自公元前3000年以來，絲綢生產技術在印度河谷和中國就已廣為人知並得到了廣泛傳播。糖也來自這附近。有個詞很好說明了這一點：「sugar」（糖）的詞源——「sarkara 」（甜）——實際是梵文。穆斯林商人把這些可口的晶體帶到西方，西方人很快就種起了甘蔗，並稱之為「sukkar 」。在西班牙語中，該詞與阿拉伯語中的冠詞「al」組合產生「azúcar 」這個詞，而義大利人則將其保留於單詞「zucchero 」中。可以說，這一個小小的單詞講述了一段史詩，記述了史前時代開始於太平洋熱帶島嶼，途經印度、波斯和阿拉伯國家，最終到達地中海的這段旅程。商業和技術——順便說一句，還有諸如西洋棋之類的好玩意兒——也走了同樣的道路。此時的阿拉伯人看得更遠。為了解釋居住在伏爾加河以北的烏格里人的貿易習俗，一位阿拉伯地理學家將其與印度洋諸島上的香料商人的做法進行了比較。貿易和征戰讓阿拉伯人接觸到大量的知識、藝術和文學，這些都是東方人歷經數千年所積累的經驗智慧。

  除海上航線外，絲綢之路是遠東與西方進行貿易的主要交通動脈。這個概念是19世紀的發明，涵蓋了6500多千米的商隊步道。它時不時地分成兩三條道，抑或分支成通往南部海洋的小路。成千上萬精壯的草原馬匹、騾子和高聳著兩個駝峰的雙峰駝，在塵土飛揚的小徑上承載著東方的奇觀或是西方的貨物。這條路帶我們沿著天山山脈，經過了可怕的、被視為駱駝殺手的戈壁沙漠，終止於中國城市長安的西部市場。另一條路線則到達了韓國。所謂的「文化跨境」的概念，在這裡變得清晰了：在中國將軍李賢[39]的墳墓中發現了一個波斯式樣的銀壺，它曾經被希臘勇士——可能是在攻入特洛伊的途中——用過。

  在穆斯林的世界中，夢幻般的城市從聖墓、堡壘和宅邸周圍發展起來，幾乎總是在古老的聚居區域內，它們的名字讓人不禁聯想起地毯藝術以及用彩色釉面磚砌成的清真寺。在商隊、花園和宮殿隨處可見的撒馬爾罕和布哈拉，波斯和阿拉伯文學蓬勃發展，直到成吉思汗的到來，終結了這裡所有的詩情畫意。與其他地方一樣，那些在阿拔斯王朝哈里發的寬大斗篷下已站穩腳跟的權貴豪紳們，通過文化的粉飾來與鄰居——通常就是敵人——競爭和抗衡。他們的許多城市都有河道。主街道鋪設完畢，晚上的燈籠便可與東方的明月爭輝。受無數運河滋潤的菲斯，發展成為北非最美麗的城市之一。它的街道鋪滿了鵝卵石，在夏季每天都被河水覆蓋沖刷，變得涼爽而乾淨，其間還有20個浴場。300家磨坊在運作生產。朝聖地發展成了大都市，例如卡爾巴拉和庫姆（那裡有伊瑪目的墳墓），或許還有納傑夫——英雄阿里正是在這裡找到了他最後的安寧。編年史史學家們讚美矗立於紅海上的吉達的宏偉宮殿，稱其為由駐守部隊建立的巴斯拉。它的輝煌甚至曾一度蓋過了巴格達。在千年之交前夕，這裡曾發布了一道公開書簡，將阿拉伯哲學和自然科學傳遍整個世界。

  從戈壁灘途經中亞的綠洲和伊朗高地的道路，最終通向了波斯灣的恩波里亞：那裡是農業貿易中海港和中轉站的夢幻結合。大型商船隊從西拉夫啟航，借海風之力到達中國。在海山之間易守難攻而牢不可破的亞丁，來自荷姆茲和西印度群島、摩加迪沙和吉達的貿易流涌過來。遊歷廣遠的地理學家穆卡達西（al-Muqaddasi）列出了在這個大都市中交易的商品清單：阿比西尼亞奴隸、宦官、虎皮、皮革盾牌、精緻的織物。在東非沿海地區，基爾瓦和摩加迪沙的黃金市場十分興旺。在公元1000年後，蒙巴薩和桑給巴爾也崛起了。經由這些地方，奴隸、加納的黃金、象牙和紅樹林木都被帶到了亞洲和信奉基督教的歐洲地區。紅海作為貿易區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埃及成為兩大洋之間的集市，是東方和西方帝國的商業中心，千年之交的亞歷山大港是一座擁有百萬人口的大都市。

  通常，所有的榮耀都取決於指揮官的權力和金錢。凱魯萬是伊斯蘭教法學的中心，在法蒂瑪和齊里（Zirids）的統治下度過了它的鼎盛時代，阿勒頗則在塞夫·道拉（Saif ad-Daula，945—967年在位）的統治下經歷了它的鼎盛時代。白益王朝的阿杜德·道拉（Adud ad-Daula，945—983年在位）在設拉子建造了一座圖書館宮殿，該宮殿擁有360個房間，每間房間配備了通風系統，裡面裝滿了書籍，被花園和湖泊環繞，是藏書家們心目的「聖杯」[40]。加茲尼的輝煌則要歸功於蘇丹馬哈茂德·伊本·塞布克蒂金（Mahmud ibn Sebük tigin，997—1030）。雖生而為奴，他和他的奴隸大軍卻征服了一個從伊朗高原一直延伸到印度北部的龐大王國。他燒殺掠奪而來的戰利品被用於縫製鑲金長袍，以及資助詩人和學者，例如地理學家及天文學家比魯尼（al-Biruni，973—1048），這些人以教育的耀眼光輝擦亮了馬哈茂德的政權。波斯詩集、史詩巨著《列王紀》的作者波斯人菲爾多西（Firdausi）是波斯最偉大的人文學家之一，他也曾短暫駐留於此。在喀喇汗王朝的大都會喀什出現了一本宣稱含有「能帶來幸福的知識」的教義詩集《福樂智慧》，它被譽為最高文明的文獻，可以說是遠遠早於巴爾達薩雷·卡斯蒂利奧內（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時代的《廷臣論》。

  所有伊斯蘭城市中最重要的是巴格達，但巴格達對這些地區的管轄權力已不存在。在市中心，宮殿的圓頂映照著天空。哈里發們會在某些場合穿上先知的黑色長袍，臣民為他們狂歡，歷史學家和詩人讚揚他們，將他們類比偉大的波斯國王或亞歷山大大帝那樣的世界統治者和末世的正義執行者。一周之內在這裡書寫的歷史甚至可能比在加洛林王朝一年內書寫的歷史都多。圍繞在統治者身邊的寶藏甚至使拜占庭的使者們目瞪口呆，或許他們也完全沉醉於這金子的耀眼光芒中。在哈里發的城市，曾有一位歌頌享樂、美酒和愛情——尤其是在同性之間的愛情——的宮廷和城市詩人叫阿布·努瓦斯（Abu Nuwas，756—815），他甚至還嘲諷過《古蘭經》。這裡也是《一千零一夜》童話故事的發生地。這些故事或許起源於印度，並受到其他故事的豐富滋養，先是通過波斯語，然後是阿拉伯語的譯本一路傳到巴格達的。航海家辛巴達的故事反映的是商業社會裡人們對旅行和冒險的渴望，以及美索不達米亞貿易網絡的重要性。實際上，阿拔斯人甚至與唐朝建立了聯繫。通過商隊路線以及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他們的帝國與地中海、中亞、中國以及印度洋周圍蓬勃發展的經濟區相連。正如那時的人曾寫道，巴格達是「世界之港」，甚至有俄羅斯的商人前來。「這就是底格里斯河，我們與中國之間沒有阻隔，」曼蘇爾曾看著這條繞過「和平之城」的河流如是說，「海上的一切都可以經由它而到達我們這裡。」據說在10世紀，這座城市已擁有150多萬居民。穆卡達西曾讚美在它「那裡充滿了談吐不凡、舉止高雅之人」，「那裡的風是和煦的，科學是頂尖的。那裡有著一切的善與美」。他總結說：「人人心嚮往之，所有的戰爭都與它絕緣。」

  在智慧宮

  哈蘭，約公元860年。阿布·哈桑·塔比·伊本·庫拉（Abu l-Hasan Thabit ibn Qurra，約836—901）是阿拔斯王朝中正在沒落的古代異教徒世界裡的最後一批商人之一，他出生較晚，在今天土耳其的某個東南部城市以貨幣兌換商的身份謀生。他來自起源於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薩比教徒[41]宗教社區，他們崇拜太陽、月亮和行星，並把靈魂視為恆星的推動者和人與神之間的中介。哈蘭是前往小亞細亞、敘利亞和美索不達米亞的重要商隊的路線交會之地，這裡保存了來自古老東方的神秘智慧：魔法技藝、鍊金術的秘密，還有亞歷山大港的科學知識。塔比熱愛數學，喜歡研究古代的偉大學者，以及翻譯。敘利亞語是他的母語，此外他還掌握了阿拉伯語和希臘語。在奉行世界主義的哈蘭，語言技能對於像他這樣的商人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因為需要巧舌如簧地討價還價。一位富有的哈里發寵臣穆罕默德·伊本·穆薩（Muhammad ibn Musa）發現了塔比的語言天賦，並將他帶到巴格達。塔比對此一定感到很幸運。

  他父親的信仰並未成為他的障礙。在用敘利亞語寫成的《異教信仰辯護書》（Buchder Verteidigungdes Glaubensder Heiden）中，他直截了當地承認了敘利亞語言中的「安息日傳統」，並用引人注目的措辭概述了一個基本事實。「我們是異教徒的繼承人和後代，」他如此寫道，「如果不是這些異教徒的首領和國王，誰給世界帶來文明，並建立了城邦？光榮的異教徒建立了所有這些東西。他們發現了能治癒心靈的藝術，使世人知曉了他們的身體療愈之術，並使世界充滿民間機構和世間最偉大的東西——智慧。沒有他們，世界將一片空白，積貧積弱。」塔比是對的。沒有亞里士多德和柏拉圖，沒有蓋倫和托勒密，就不會有我們所知道的伊斯蘭文明，也不會有現代歐洲的文明。像塔比這樣的語言大師卻從未被任何一本歷史書提及，若沒有他們，這些傳統的大部分內容將對西方始終大門緊閉。

  於是，他來到了富裕卻四分五裂的巴格達，科學本應在此處找到一個舒適的棲身之所。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將自己視為薩珊王朝統治者「眾王之王」的繼任者。他們試圖整合新近被征服的帝國疆域，其中一個方法是利用基於瑣羅亞斯德教義而建立的波斯偉大國王的意識形態。在他們看來，整個希臘文學都是瑣羅亞斯德教經典作品的組成部分，但後者實際上是波斯的遺產。在曼蘇爾的統治時期，亞里士多德和其他人的作品開始被翻譯成阿拉伯語。對於塔比這樣的能力佼佼者，取得成就自然不在話下。

  在他開始翻譯時，文字背後還有蜿蜒曲折的路要走。在穆斯林的征服下，美索不達米亞的西部和東部連成一片，這些地區以前曾屬於拜占庭和薩珊帝國。然而，整個地區受到希臘的影響已有千年之久。不遵從《迦克墩信經》[42]的基督徒，聶斯托利派和基督一性論者，甚至部分任職於學院的哲學家，都在薩珊王朝找到了庇護。除了哈蘭和默爾，摩蘇爾和貢德沙布爾等修道院和城市也越來越引人注目，許多聶斯托利派人在那裡當醫生；在尼西比斯，他們似乎已經開始給猶太教的學生授課。國王庫思老一世（Gro?k?nig Chosro? Ⅰ，531—579年在位）自己就是關於亞里士多德邏輯學和天文學著述的作者，他甚至將中國和印度的學者引進自己的王國。他曾說：「我們從未僅僅因為他屬於另一個宗教或另一個民族就拒絕過任何一個人。」將希臘文字翻譯成西羅阿拉美語是該地區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來自尼西比斯的主教塞維魯斯·塞伯赫特（Severus Sebokht）在敘利亞北部的欽內斯林修道院發起了另一次翻譯運動。在大馬士革，倭馬亞人依照拜占庭模式建立了管理機構，因此他們也具備語言能力。

  和塔比一樣，許多人響應哈里發的號召，遷至巴格達。這樣一來，來自希臘及包括印度在內的東方的那不可估量的知識變得觸手可及了。這激發了在巴格達與撒馬爾罕、大馬士革、開羅和安達盧斯之間進行的偉大對話，並得以在中世紀的歐洲繼續。阿拉伯語在拉丁語地區的最西端也具有類似的功能。當人們在拜占庭為聖像和教條爭論不休，並極力壓制異教徒之時，阿拔斯王朝——與倭馬亞王朝不同——卻在大力發展世俗主題的著述研究。在曼蘇爾繼任者的統治時期，把伊斯蘭教變為被征服民族聯盟基礎的願望就已經發揮作用。亞里士多德的《論題篇》成為翻譯運動的開端絕非偶然，它對於神學的論證相當有用，尤其面對基督教徒或摩尼教徒時。另外，穆斯林神學家很早便反對與《古蘭經》相矛盾的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觀。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還可以在基督教評論家——例如亞歷山大港的柏拉圖主義者約翰·菲洛波努斯（Johannes Philoponus）——那裡尋求支持。

  建立於阿拔斯王朝早期的「智慧宮」，是巴格達一座宮殿式圖書館和檔案館，記錄了長達兩個世紀之久的伊朗歷史。巴格達與唐朝的長安並駕齊驅，成為當時科學的世界中心。在巴格達發生的翻譯運動是史無前例的。不僅僅是哈里發及其家族成員作為資助人參與其中，就連朝臣、貴族、秘書、軍人和學者都加入了。人們首先是將阿拉米語、希臘語、巴列維語以及波斯語翻譯成阿拉伯語。最初用梵文撰寫的作品繞道流傳到了波斯。翻譯使者們必須得購買手稿，招募學者，其中就包括我們之前提到的塔比。他以與最高官員持平的薪水，翻譯所有交到他手上的文稿，其中包括數學著作，例如歐幾里得的《基本原理》和托勒密的《天文學大成》。此外，他還寫了對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的評論和算術入門。他還改進了《天文學大成》的翻譯，此前的版本由會多門語言的內斯特的胡納因·伊本·伊沙克（Hunain ibn Ishaq，808—873）翻譯，後者同時也是一位愛好葡萄酒、每天都要噴塗香水的花花公子。自動化裝置製造者亞歷山大的海隆、阿基米德、植物學家迪奧斯科里德斯和蓋倫（醫生的祖師）都擁有他們的翻譯員。後者的著述也由胡納因翻譯。

  困擾著巴格達學者的「神秘」學科——例如魔法、風水學、鍊金術等——與阿拉伯人所說的「離經叛道」的科學並無根本矛盾。畢竟，他們試圖破譯到底是什麼將世界凝聚在一起。現代的粒子物理學所做的與之並無大相逕庭之處，儘管方法並不相同。此外，魔法或巫術的知識也極大豐富了實踐操作程序。跟在能預言未來的占星術之後的便是天文學實踐。馬蒙在巴格達附近建了一個天文台。預見未來並證明阿拔斯王朝政權具有歷史必然性——莫非與上帝給出的星空線索不符嗎？——為觀星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此後還出現了有理有據的「科學」的認知。人們著眼於應用實踐，於是構造了一些工具，例如公元994年在德黑蘭附近的雷市豎立的大型六分儀。艾哈邁德·巴努·穆薩（Ahmad Banu Musa）收集了一系列「聰明的發明」，包括100多種機械玩具和自動裝置。亞歷山大的海隆、拜占庭的菲隆（Philon）和半個亞洲的手工製作者都提供了很多創意。此外，還有巴努·穆薩也提供了他自己的想法。加扎里效力於東安納托利亞的統治者，他代表了當時發明潮的高峰。他設計了水驅動的鐘表（附圖1）、自動音樂播放機和泵，工具僅僅用到了錐形閥、水龍頭和曲柄。儘管尚不清楚這些想法是否都被付諸實踐，但一個機械的時代似乎正在到來。阿卜杜勒·拉赫曼·查齊尼（Abd ar-Rahman al-Chazinis）的機械與靜水力學知識的百科全書在12世紀時實現了理論和技術的統一。伊本·庫泰巴斯（Ibn Qutaiba，889年去世）基於古希臘關於土木建築的著述而撰寫的書籍，涉及從土地測量到建築、從馴鷹行獵到畜牧業的各個主題。

  豐富的歷史書寫有助於提升哈里發的聲望。在收集和闡釋《聖訓》的過程中，對出處源頭進行批判的思維也得以實踐。它們傳播著穆罕默德的言語和行為，為生活方式和司法裁決提供指導。精美的文學作品也被大量翻譯，例如愛情詩和童話故事等。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寓言集《卡里來和笛木乃》，旨在向統治者傳授生活和智慧的道德，以及馬基雅維利式的執政之術。它源自印度，一路經波斯來到敘利亞和巴格達，並在那裡被翻譯成阿拉伯語，它的希臘文版本則開闢道路去了義大利。其翻譯版本總計達到450個之多。

  阿拉伯語的翻譯產生了越來越複雜的文本。「古代科學」（ulum al-awa'il）自此進入了話語討論。人們並非簡單地抄寫，而更多地將之運用於創造性和批判性的過程中。柏拉圖的對話錄是通過總結歸納而聞名於世的。早在10世紀，東方的學者就已經修訂了亞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還附註了自己的觀點。敘利亞的科斯塔·本·盧卡（Costa ben Luca）在中世紀被廣泛研究的著述《論思想與靈魂的差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如此學以致用的先決條件是宗教事務上的公正公開，是塔比·伊本·庫拉在首都大力倡導才使之成為可能。諸如科斯塔這樣的麥勒卡派基督徒，以及聶斯托利派基督徒和瑣羅亞斯德教徒都與穆斯林和猶太人並肩工作。阿拉伯人通過薩迪亞·加昂（Saadia Gaon）的翻譯認識了《聖經》。而托勒密和希波克拉底語錄等一些文本得以倖存流傳，則要歸功於猶太翻譯家所付出的辛勞。

  世界的學生，歐洲的老師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17世紀時曾說過：「我們擁有的科學主要來自希臘人。」他的話是正確的，但這不意味著羅馬、阿拉伯或其他地方的作者予以補充的東西沒什麼意義。「阿拉伯人」（我們用他們書面的語言來稱呼他們）絕不只是希臘思想的中介。他們以亞里士多德的視角去討論理智、靈魂、思想和生活，並反思上帝和宇宙。在對希臘人的批判性討論中，他們發展出了自己的哲學。亞庫布·金迪（Yaqub al-Kindi，約800—837）在遵循《古蘭經》教義的前提下，嘗試綜合柏拉圖和柏拉圖主義視角下的亞里士多德。這位第一個穆斯林哲學家涉獵廣泛，包括醫學、數學、光學，甚至香水和劍的製造，幾乎沒有遺漏任何一個領域。還有那位被稱為亞里士多德之後的「第二位大師」的阿布·納斯爾·法拉比（Abu Nasr al-Farabi，約870—950），他的興趣也遠遠超出了對此前既有發現的綜合。他的百科全書式的內容編排與主流希臘體系相對應。他受柏拉圖的啟發而提出的理想國家理論，是第一個研究啟示性宗教及神權對政治秩序所帶來的後果的理論。他遵循一種嚴格意義的科學概念，比如將醫學排除在外，因為它不具備可驗證的原則。

  但是，醫學仍然是阿拉伯人最具代表性的學科之一。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阿布·伯爾克·拉齊（Abu Bakr al-Razi，865—925/935），他出生于波斯的雷伊（Rayy），曾在巴格達長期工作並擔任醫院負責人。他的《醫學集成》（現存版本共23卷），與希臘、敘利亞和印度醫學知識具有明顯的區別，並提供了大量基於實踐的觀察數據。拉齊是第一個能分辨麻疹和天花的人。他認識到身體與心靈的關聯。此外，他還被認為是硫酸和燒鹼的發現者。他是第一個描述石油提純工藝的人，這項工藝將在未來為他的家鄉帶來幸福，同時也帶來毀滅。他豐富的行醫經驗使他能夠糾正醫學之父蓋倫的理論，遠遠先於拉丁歐洲人的嘗試。那時的人用「拉澤」（Rhazes）這樣一個阿拉伯語變體的詞語來稱呼他，但這並不是他成為中世紀最有趣的哲學家的原因。偉大的提問者蘇格拉底被他推崇為領袖型人物。受柏拉圖及柏拉圖主義者的影響，他將造物理解為由永恆之神創造的永恆原子的秩序，而將神的靈魂賦予視為愛與恩典的行為。人通過自己的理性來分得神性，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命運，決定喜愛還是排斥較低等級的物質。但是，這些觀念並沒有使他最終成為一位修士和反對與身體敵對的禁欲主義的辯護者。拉齊眼中的蘇格拉底是一個「豐富」的、兼具美好與令人愉悅氣質的男人——按雅典人的原型來說則是一個千杯不醉的酒徒——因此他也成為中世紀哲學人類動物園中極為罕見的生物。

  作為異教徒，拉齊對啟示性的宗教表明了極端的態度。據說他在一次爭執中曾說：「一個人怎麼能既是哲學研究者，同時又相信那些傳說故事，且對這樣的矛盾感到滿意，還堅持陷於愚昧無知和盲目的模仿呢？」《古蘭經》絕非奇蹟；有成千上萬的作品比它更加通順、精確，更加善於用雄辯與優雅的押韻散文來表達。它充滿矛盾，對於任何事物都毫無價值或給出任何證據。拉齊真的這麼說過嗎？畢竟，當時，據推測在穆斯林範圍內，就出現了「三個騙子」的故事：摩西、耶穌和穆罕默德，他們通過所謂的啟示和詭計假扮成先知。這個負面版本的萊辛（Lessing）的「戒指寓言」自13世紀以來一直在歐洲被傳閱。除此之外，這個故事還進入了薄伽丘的《十日談》。在當時，沒有人比書的匿名作者對宗教的批評更為激烈。

  正如阿拔斯宮廷的某位學者所稱讚的那樣，與「精彩絕倫」的希臘智慧相遇，給阿拉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們從自己欽佩的人物那裡接受了「哲學」一詞（在阿拉伯語中它變成了「falsafa」）。這個詞的意思是新柏拉圖式和亞里士多德式方法論的混合體，因此不可能總是與神學形成鮮明的界限。然而，經典著作的權威並沒有使阿拉伯讀者盲從。人們不只是注意到埃拉托斯特尼對地球周長的計算，還對其進行了覆核。他們不僅驚嘆於托勒密的天文學，還去驗證了他的數據，並在許多細節上得出了更精確的結果。阿卜杜勒-拉赫曼·蘇菲（Abd ar-Rahman as-Sufi，903—986）極大地改善了《天文學大成》中的星表，將它譯成了拉丁文，為數百年來的西方天文學奠定了基礎。阿拉伯數學家討論的問題直到現代依舊有人關注，活躍於開羅的阿布·伊本·海瑟姆（Abu ibn al-Haitham，965—1040）的光學發現直到克卜勒時代依然是先進的。拉丁人之所以把他稱作「阿爾哈曾」（Alhazen），是因為他做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實驗。一位叫阿里·伊本·查拉夫·穆拉迪（Ali ibn Chalaf al-Muradi）的發明家設計了一種齒輪水錶，而比魯尼繪製了專門的比重數據表格。在他與伊本·西那（Ibn Sina，約980—1037）的通信中，他還質疑了亞里士多德自然科學的公理。他認為天體的軌道並不一定是圓形的——正如克卜勒在17世紀證明的那樣——它可能類似於橢圓形。

  伊本·西那生於布哈拉，他的拉丁語名為「阿維森納」（Avicenna），是中世紀最重要的博學學者之一。他印滿2萬頁的《醫典》對嚴格系統的醫學知識進行了總結，引起了廣泛的討論。這本書直到1680年之前都是薩拉曼卡大學的教科書。除他之外，阿拉伯醫生的其他成就也非常突出。在眼科、外科手術、藥學領域，都湧現出大量專家。他們用牛骨頭製作假牙，知道酒精的消毒作用和鴉片的麻醉作用，並將其應用於手術中。醫院通常都配備了圖書館，那裡不僅是治療場所，還是研究和教學場所。

  伊本·西那提出了一門獨立於啟示性宗教的科學。在被他認為是自然哲學的占星術和基於數學的天文學之間，他畫出了一道清晰的分界線。他以法拉比的理論為依據，將真主安拉從一個對其造物說話並具有特別特徵的人，轉變成一個抽象的原則。在他看來，上帝是一種存在，其本質與具體實在是同一的，它自己就是必要性本身。偶然性僅在人類世界中才有其位置。

  但是，與拉丁歐洲不同，伊本·西那等人提出的理念既沒有發展出完全世俗的科學，也沒有發展出完全世俗的哲學，儘管優美的文學受到高度讚美，高雅和都市風格都被認為極具社會價值。極其保守的遜尼派法學院的創始人艾哈邁德·伊本·罕百勒（Ahmad ibn Hanbal，780—855）認為，即便是凱拉姆學（kalam）[43]這種試圖用辯證法來建立信仰的基礎並捍衛信仰不受其他教義攻擊的思辨哲學，也經常遭到不信任和拒斥。那些反對信仰奇蹟、伊斯蘭教和所有一般宗教，並堅持自己的人類起源論的懷疑論者，仍然處於邊緣地位。然而，在公元9世紀，一種被反對者們稱為「穆爾太齊賴派」（mutazila）的理性主義潮流發展起來。與基督教學者相似，穆爾太齊賴派主義者——這些「與世隔絕的人」——強調理性的獨立，而沒有質疑信仰的真實性。然而，在反對者看來，那些似乎限制了安拉的無所不能的觀點都是異端，例如：安拉是完完全全的正義，不能將任何正義之士送入地獄；《古蘭經》是真主創造的，因此並非永恆。哈里發馬蒙和他的兩個繼任者曾試圖用暴力將穆爾太齊賴主義神學提升成為一種國家主義。一些不遵從者被處以極刑，例如堅持《古蘭經》傳統教義的伊本·罕百勒遭受了酷刑。儘管如此，馬蒙時代的伊斯蘭國家依然是希臘學術火炬的真正傳承者。哈里發身邊的人都認為，在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人的庇護下，對三位神的信仰非常荒謬。他們甚至創造出神話般的阿拉伯人祖先卡赫坦（Qahtan），即愛奧尼亞人的祖先鬱南（Yunan）的兄弟，從而直接將希臘人變成了阿拉伯人。這樣一來，希臘人那璀璨的科學就獲得了阿拉伯血統。

  底格里斯河上的翻譯之火在千年之交漸漸燃盡，可此時的巴格達依舊是一個書之城。伊本·西那講述了他與法拉比的《形上學要義》的首次相遇，讓我們得以一窺那裡的閱讀世界。一天下午，他漫步在底格里斯河東岸的書商區，一個叫賣者以自己急需錢為由而對此書進行特價處理；叫賣者一直騷擾著這位學者直到他答應買下……這樣的景象在千年之交的任何一座歐洲城市都不曾出現過。在穆斯林的世界中，從安達盧西亞到中亞腹地的每個主要城市都有圖書館，許多當地的統治者也都大力推進科學發展。據說有一位書迷拒絕擔任薩曼王朝的大臣，其理由僅僅是因為他需要400頭駱駝才能把他的所有藏書運至布哈拉。該王朝的宮廷也提供了贊助：盲人詩人魯達基（Rudaki，858/859—940/941）曾做過一段時間的宮廷詩人。憑藉其詩歌以及對《卡里來和笛木乃》的翻譯，他成為「波斯詩歌之父」。

  法蒂瑪王朝統治下的開羅從巴格達手中接過了科學和文學中心的角色。在中世紀的歐洲，沒有任何地方在宗教事務上能如此開放。需注意的是，如此的包容度有其明顯的經濟原因：鐵和木材是所有能源都不可或缺的原材料，只能從北方的貿易商（例如義大利商人）那兒採購。公元979—991年，猶太裔的大維齊爾[44]亞古布·伊本·基利斯（Yaqub ibn Killis），以文藝復興時期資助者的姿態主持著法蒂瑪王朝的國務。他改信伊斯蘭教中的伊斯瑪儀派之後，在開羅的愛資哈爾清真寺（al-Azhar-Moschee）建立了一個「伊斯蘭學校」（medrese），這是一所開設神學、法學和醫學的大學。當開羅的基督徒慶祝主顯節或復活節時，穆斯林也會加入其中，欣賞雜耍和皮影戲的表演。法蒂瑪王朝的哈里發哈基姆（al-Hakim，996—1021年在位）在他的宮殿中建造了一座名為「科學宮」的圖書館，與巴格達的「智慧宮」相呼應。據說，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藏書量已達成千上萬冊。其中用以計算確定行星位置的《哈基姆星表》，就旨在懷念這位偉大的科學資助者。

  但在哈基姆的統治下，開羅的輕鬆日子結束了。哈里發給他的人民下達了法令，禁止飲酒，譴責烹飪美食，例如廣受歡迎的扇貝。女人的臉必須藏在面紗後面。最終，基督徒和猶太人被迫佩戴帶有侮辱性的標誌——木製十字架和小鈴鐺。1009年，哈基姆下令拆除了基督教最重要的聖地之一——耶路撒冷的聖墓教堂。1021年，當他在某天夜裡外出未歸時——據推測他被謀殺了——伊斯蘭教再次被「驅逐」。從他的追隨者中發展出的信仰團體德魯茲派（Drusen），至今仍然在黎巴嫩繁榮活躍。

  初次接觸

  西方修道院圖書館裡通常只有幾冊手抄本，而東方的書籍帝國憑藉其有時可達數十萬冊的藏書遠超西方。僅中國的皇宮就擁有近乎如此大規模的知識儲備。巴格達在公元9世紀時據說有100多家圖書製造商。同時代的伊本·阿拉比（Ibn al-Arabi）以老師和諮詢官的身份讚譽書籍：「如果你說它們是死的，那你不必為撒謊而負罪；如果你說它們是活的，那也沒說錯。」在阿拔斯王朝，一切都比歐洲更龐大、更宏偉、更強大，甚至連思想也變得更加敏銳，肆意翱翔。通過與希臘和印度的對話，穆斯林學者發展出高級的數學知識。經過數百年的發展，它已經超越了亞歷山大港的學院的演算能力。在偉大的數學家中，阿布·穆薩·花拉子密（Abu Musa al-Chwarizmi）無疑是最偉大的。他的名字就是「算術」的代名詞，他的其中一本書的書名就是來自「代數」一詞。在他共計約820本著作中，《印度數字算術》是討論印度人數字系統最古老的文本，後來阿拉伯人對它進行了半個多世紀的研究。多虧了他，十個數字光榮地成為「阿拉伯」數字。十進位以最初只有九個數字的規模，在黑暗的時代開啟了其世界性的偉業。許多文化——中國、埃及和希臘——都知道如何實現十進位。畢竟，十根手指是人類常用的數數道具。但是還需要精巧的換算人來幫助這個系統發揮其全部潛力。在東方，這個角色就由印度天文學家和數學家婆羅摩笈多（Brahmagupta，598—665）肩負起來，他是數字「0」的發明者。這一發明取得了空前的學術成就：既是代表虛無的符號，同時又隱含著無限！

  當阿拉伯的科學行至頂峰之時，拉丁歐洲的古代又身在何處？在這裡，傳統的潮流變得涓細，雖未完全枯竭。經典作品更多是作為教科書，而不是作為學術論證的激勵素材。當女牧師赫羅斯維塔（Hrotsvith）在她的甘德斯海姆修道院內用泰倫提烏斯的喜劇風格創作閱讀書齋劇（Lesedramen）[45]時，卻並不是出於對這位詩人的文學藝術的熱愛——對這位詩人來說，人身上沒有什麼好奇怪的——而是出於對其劇作里鬆懈的道德所感到的切實沮喪。在詩人維克多·馮·舍費爾（Victor von Scheffel，1826—1886）那裡，人們至少描繪出一個修道院的故事場景，好比聖加侖僧侶埃克哈德（Ekkehard）與美麗的施瓦本公爵夫人海德薇（Hadwig）一起在霍亨特維爾研讀維吉爾的作品，而此刻的黑高（Hegau）則和博登湖一起陷於霧霾中的晚霞。

  維羅納的柳特普蘭德（Liutprand von Verona）與眾不同，他會說希臘語，通曉拉丁語經典作品，作為奧托二世（Otto Ⅱ，973—983年在位）的大使，他住在拜占庭，其關於拜占庭的報告卻滿是諷刺的描述，已經偏離了文檔記載的範疇。然而，拜占庭與拉丁歐洲之間的關係仍然密切。帝國城市的文化閃耀了數百年，覆蓋到大陸邊緣。紫色的絲綢、象牙雕刻、書籍插圖、風俗禮儀、雕像以及教堂建築都在提醒它的存在。教皇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職責由一個常駐教皇使節（apocrisiar）。

  在奧托王朝的統治下，人們所知道的關於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知識少之又少，幾乎不足以支撐稱之為「奧托尼亞文藝復興」。但一個叫作岡佐（Gunzo）的義大利執事的努力被記錄了下來。從撒路斯提烏斯、維吉爾、賀拉斯到尤維納利斯，再到柏拉圖的《蒂邁歐篇》以及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他似乎為奧托一世建立了一個完整的經典書目圖書館。即使是聲名遠播的奧托尼亞式書籍插圖，也只對古希臘羅馬時期淺嘗輒止。然而在奧托尼亞帝國的北部卻可以看到對古希臘羅馬時期形式的反映。主教希爾德斯海姆的伯恩沃德（Bernward von Hildesheim，約960—1022）非常了解羅馬，他下令建造一個青銅柱，這不禁令人懷想起古代的勝利柱——雖僅限於形式上的相似。它上面的雕塑描繪了耶穌生平的場景。甚至我們之前已經提到的皇帝奧托三世的老師和顧問歐里亞克的熱貝爾，都不足以被視作奧托尼亞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見證。他所了解的古代不過是加洛林王朝的宮廷文化。他學習和教授的東西仍然僅限於自由七藝的課程。儘管如此，他依然作為知識的傳承者而頗具意義。

  在十字軍東征那個躁動的時代，格伯特（Gerbert）被看作浮士德博士那樣的人——一個據說擁有金屬腦袋，只懂得用「是」和「否」來回答問題的巫師。還有人說，他曾在異鄉居留，去過科爾多瓦、塞維亞，甚至一路行至摩洛哥，以掌握巫術。據說聖彼得寶座就是他在女妖的幫助下完成的，而根據另一種傳說，是通過與魔鬼玩骰子遊戲獲勝贏來的。實際上，他對占星術很感興趣。因此，他給自己買了一份《占星術》（Deastrologia）的手抄本，這是以馬庫斯·馬尼留斯（Marcus Manilius）的名義所寫的一首古老的教育詩。格伯特到異鄉旅行的傳言背後，據說是巴塞隆納公爵伯瑞爾二世（Borrell Ⅱ）的推動，使他得以在深受阿拉伯和拜占庭文化影響的加泰隆尼亞學習。很可能就是在那裡，他了解到自古代以來就幾乎被人遺忘的「算盤」技藝。他也提及了阿拉伯數字，儘管只有九個。在蘭斯的主教座堂學校里，他展示了一個木製的宇宙模型，是一個大約按照阿拉伯樣式建造的渾天儀。

  安達盧西亞在當時是歐洲的文化心臟，而安達盧西亞的心臟是科爾多瓦。即使到了今天，這座曾經擁有數十萬居民的大城市還保留著東方神韻的風貌。粉刷得雪白的房屋，許多都帶有爬滿天竺葵的陰涼露台，可抵禦夏季高溫。在縱橫交錯的小巷之中，在瓜達爾基維爾河的上方，聳立著被棕櫚樹和橘子樹覆蓋的梅斯基塔大教堂建築群。它的建造跨越了千年。在其下方和內部是羅馬神廟和西哥特教堂的遺蹟，這兩個重要文化層的遺蹟構成了安達盧西亞更為深遠的根基。在格伯特所處的時代，這個用馬賽克、刻字和浮雕裝飾成的，以及一個光線和色彩交相呼應的廣場組成的建築奇蹟即將竣工。在內部的微光下人們會穿過一片石柱森林——應該有856根——再穿過馬蹄形的拱門，直到一座明亮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堂毫無預料地在眼前敞開，它是後來卡斯蒂利亞戰勝穆斯林的象徵。

  當伯瑞爾公爵談判代表團這樣的外來遊客參觀科爾多瓦郊外的宮殿城麥地那扎赫拉時，這個「光芒萬丈之地」一定會令他們目不暇接。在三個露台的上方延伸出去的是行政大樓、池塘、浴場和灌滿水銀的水槽。哈里發宮殿以玉柱支撐，柱頭還鍍著金。黑色和白色的烏木和象牙裝飾內部。該住所是倭馬亞政權的豐碑，也是遠方的巴格達抵抗阿拔斯競爭的文化堡壘。巨大的圖書館保存著智慧、學識和教育。歷史學家馬卡里（al-Maqqari）曾寫道：「科爾多瓦有四樣東西超越了世界之都。」「它們是河流之上的橋樑和清真寺。這是前兩個；第三個是麥地那扎赫拉；但最偉大的那個是第四種東西——知識。」

  歐里亞克的熱貝爾是第一位熟悉阿拉伯科學的重要的歐洲學者。我們無從知道他是否曾到過科爾多瓦，甚至是否曾在阿拉伯人那裡駐留。但他很有可能是通過來自安達盧西亞的文字記載，才涉獵了那些在「西方人」看來是邪惡事物的作品的知識。而關於印度阿拉伯的數字書籍卻早已被塞維亞的伊西多爾提到過。據一消息來源稱，《天文學之書》是格伯特從巴塞隆納的一個叫盧比托斯（Lupitus）的人那裡求得的，可能是《天文學大成》的拉丁文版，由數學家和鍊金術士馬斯拉瑪·馬傑里提（Maslama al-Majriti）在科爾多瓦撰寫完成。

  無論阿拉伯科學通往拉丁歐洲的道路如何，它都需要一些先決條件才能使這種對歐洲的未來至關重要的聯繫變為可能。必須有公正無偏見的中間人，如皮革工人和翻譯人員，還要有修建圖書館和學校的贊助人，此外還需要溝通的渠道。格伯特的贊助人柏瑞爾在面對軍事上無法對付的穆斯林鄰居時，採取了一項招安政策。以這種方式發展而來的和平關係顯然使文化交流成為可能。最後，就是時代的召喚了。

  這表現出使歐洲覺醒的一根強有力的支柱：「持續時間長」。例如，渾天儀在公元前3世紀的亞歷山大港就已經有了。它的發明者是昔蘭尼的埃拉托斯特尼，他同時是第一個實現較為精確計算地球周長的人。幾乎是同一時間，它也在中國被發明出來。400多年後的托勒密在他的第五本書，也就是那本《天文學大成》中，繪製了天體模型，據推測格伯特特別想擁有它。藉由巴格達的翻譯人員，這個工具又在500多年後傳到了科爾多瓦，大概就是從這裡成功傳到了蘭斯。在該裝置成為研究和美術館的裝飾之前，這個國家已經歷數百年的變遷。至關重要的是，書籍印刷使這一想法得以廣泛應用。剩下的則都成了手工藝品。

  阿拉伯的淵博學識逐漸以醫療著作和天文學的形式滲透到了拉丁歐洲。這有可能是經歷了很長時間才產生了對於它們的接受有利的條件。因此，對於拉丁歐洲的發展至關重要的是，對於這場偉大對話的所需條件沒有像在其他文化中那樣被打破。那些丟失或正在沒落的記憶可能會在這新的機遇中找到更有利的條件。整個十進位和算盤並沒有因為格伯特的著述而盛行起來，而直到貿易不斷擴大、相應貨幣經濟不斷普及的12世紀之後才得以流行。實際上，格伯特不是普羅米修斯，能僅憑一己之力就為拉丁歐洲帶來數學之光。但他的努力仍然表明，在這裡發展出一種數學思維也是一個碩果纍纍的過程。

  例如在已經提到的關於迪奧斯科里德斯《藥物論》的故事中所看到的那樣，知識的道路蜿蜒曲折。卡西多羅斯就曾推薦說，在19世紀人們還會需要它。大約公元1世紀在小亞細亞出現了一本《草藥書》，它包含了上千種可以從植物、動物或石頭中獲取的藥方。早在公元6世紀初就在君士坦丁堡出現了一個副本，它是一份依照公元3世紀或4世紀的莎草紙卷為原版的手抄本（附圖2）。這份手稿措辭華麗地闡明了其目的是作為給一位希臘公主的禮物。僧侶、法國十字軍騎士、奧斯曼帝國蘇丹和猶太醫生都曾是它的持有者，直到1560年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官為維也納圖書館買下了它。這本名為《維也納的迪奧斯科里德斯》〔又名《安妮西亞抄本》（Anicia Codex）〕的抄本還是世界上現存最古老的典籍之一。

  《草藥書》流傳的線路移至巴格達和布哈拉，一條線移至義大利，另一條則移向科爾多瓦，這裡自公元8世紀以來，一直是歐洲的第一個植物園。作為拜占庭皇帝羅曼諾斯二世（Romanos Ⅱ，959—963年在位）的禮物，一份插圖來自《安妮西亞抄本》的手稿來到了哈里發手中。因為在瓜達爾基維爾河地區沒有人懂希臘語，需要由一名從拜占庭法院送來的僧侶幫助翻譯。一個完整的團隊埋首於這部作品的翻譯：西班牙的醫生們，還有一名來自西西里島的懂希臘語的阿拉伯人。在巴格達完成的這部作品的阿拉伯語譯本的確大有用處。直到10世紀末，都還有當地醫生伊本·舒爾茨（Ibn Dschuldschul）撰寫了一份評述。此後，這份科爾多貝斯河的手稿沉沒了幾個世紀。迪奧斯科里德斯在修道院的圖書館和拜占庭等地繼續生活，也包括薩萊諾（Salerno）。在這裡，一家由蒙特卡西諾修道院建立的醫院，大約在1080年之後就發展成了一所醫學院，它從義大利南部的阿拉伯傳統中吸取養分。一個半世紀後，出生於馬拉加省的阿布·穆罕默德·伊本·拜塔爾（Abu Muhammad ibn al-Baitar）邁出了下一步：這位「阿拉伯的迪奧斯科里德斯」——他曾任職開羅的哈里發，死於大馬士革——進一步擴充了《草藥書》，又補充了400多份新增藥方。

  人們可以估量，那些附在古人的羊皮紙和書寫紙上的理念，在這樣的長途跋涉中曾面臨怎樣的危險。要是沒有阿拉伯人去拉丁地區，沒有保存這種傳統，那麼所有西方僧侶的抄寫努力都將無濟於事。他們為歐洲的覺醒所贏得的價值是難以估量的。幾個世紀以來，穆斯林一直是捐助者，他們很少獲得。十字軍東征的一位真知灼見的編年史學家對法蘭克人的謙遜文化及其原始的法律制度，表達了嘲諷和毫不掩飾的恐懼。實際上，一位世紀之交的世界觀察者就曾毫不懷疑地相信，歐洲未來不會落入法蘭克戰士之手，而是屬於穆斯林普世主義或東亞，說不定是中國、日本甚至印度和拜占庭。

  馬其頓的文藝復興？

  當時的拉丁歐洲沒有任何地方能與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大都市媲美。這個亞洲和歐洲經濟體之間的中介，比西方任何一個擁有琳琅滿目手工藝品和繁忙貿易的城市都還要富有。聖髑吸引了哥得蘭島的朝聖者。穆斯林保有他們的清真寺。與古時一樣，由高架渠供水的浴池繼續供應著機智的奢華。奇珍異獸在動物園中遊蕩，寧靜的花園為避暑提供了場所。查士丁尼的騎馬雕像使人想起了聖索菲亞大教堂，這座當時最大的基督教教堂曾是皇帝的庇護所和殿堂，這些皇帝都曾是祭祀國王，並都想成為世界的統治者。那些接近宮殿裡的巴塞勒斯的信使，必須行「朝拜禮」，即在寶座前俯臥三下，直到額頭觸地。兩隻機械制動的、時不時會張口咆哮的青銅獅子立於寶座兩側，「第十三使徒」默默地坐於其上，在這一刻他們高高凌駕於眾人之上。

  在以經濟繁榮和短期內政治權力高漲為特徵的馬其頓王朝（867—1056年）的統治期間，帝國沉浸於燦爛的科學和藝術之中。一開始就是羅馬法制傳統的復興。巴西爾一世（Basileios Ⅰ）提出了「淨化舊法律」政策。以《巴西爾法》為名，開展了一次由希臘人主導的對查士丁尼文獻資料的修訂和重整，皇帝「智者」利奧（Kaiser Leo der Weise）命人重新收集整理了中世紀最為卷帙浩繁的法律合集。出生於紫袍帝王家的君士坦丁七世本人就是關於拜占庭的人口和地理的著作的作者，他在馬格納拉宮建立了一所學院，專門致力於研究人文學科。哈吉奧里特的尤蒂梅奧斯（Euthymios Hagioreites）的充滿宗教色彩的小說《貝爾拉姆與約瑟伐特》[46]，將來自遠方的文化潮流結合在一起，主要是講述一位印度王子的皈依。他可能是基於在喬治亞流傳的佛祖傳說的阿拉伯語版本而來。

  所謂「馬其頓文藝復興」的觀點是建立在神話、文學和古代史學者的努力基礎之上。《伊利亞特》和《奧德賽》，還有阿基米德和歐幾里得的作品，以及科洛封的尼坎德（Nikander von Kolophon）關於有毒動物叮咬的書都在此間有副本出現。主教佛提烏（Photios）[47]的《群書摘要》是基督教和異教書籍的指南。由於他的收藏，我們得以知曉許多作品。米海爾·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os，1017—1078），是古希臘羅馬時期就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他對主教所尊崇的神秘主義提出了理性的經驗。他的矛盾可能源自一位泰倫提烏斯：「我是一個由血肉組成的塵世生物，所以我的病在我看來就是疾病，挨打就是挨打，而喜悅就是喜悅。」這位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家，通過其致力於綜合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是古代諾斯底派後代和馬爾西利奧·菲奇諾（Marsilio Ficino）的先驅。他的主要作品是《計時錶》——這是一部講述公元976—1077年皇帝逸事的書。此書——極其不尋常地——將歷史視為人類的傑作，而不受上帝的旨意操控。與普塞洛斯同時代的猶太人西梅翁·塞斯（Symeon Seth）在亞里士多德的基礎上研究天文學、占星術和自然科學，描述了食物，還包括毒品和諸如大麻、麝香等香料。他還把一部推測是從印度傳來的貴族行為規範從阿拉伯語翻譯成了希臘語。拜占庭對於古代具有濃厚的興趣，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蘇達辭典》，裡面囊括了3.1萬多篇按字母順序排列的文章，是古代知識的貨真價實的「堡壘」。皇帝的女兒安娜·科姆妮娜（Anna Komnena，1083—約1154）的歷史著作並未被收錄其中，僅僅因為它是由一位婦女撰寫的。以經典的希臘歷史書寫為導向，裡面還有對她父親阿萊克修斯一世（Alexios Ⅰ）政府的尊崇。同時還出現了一部同樣別具一格的匿名諷刺作品《蒂瑪里翁》（Timarion），該作品效仿琉善將英雄們送上了冥界之旅。他還在途中遇到了此前不久時期的統治者和哲學家，其中就包括「詭辯家」普塞洛斯。

  但是，在馬其頓時期及其之後所寫和形成的事物，實際與「文藝復興」沒有多少關係。「古希臘羅馬時期」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從一開始就幾乎是希臘的古代。它不可能復活，因為它並未真正死去。真正的新事物並沒有出現。憑著幾幅書籍插圖和在象牙雕刻中對異教的幾個回憶場景還談不上什麼文藝復興。還有一個例子是「維羅利禮盒」，最初是一種結婚禮物，用來慶祝狄俄尼索斯和阿佛洛狄忒、柏勒洛豐、海精和半人馬的復活。其封面展示了赫拉克勒斯和歐洲掠奪的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