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最初的重生，為秩序而掙扎

  插圖7：《泰倫提烏斯的作者肖像》（位於一面圓形銅盾上）

  出自：泰倫提烏斯，《喜劇》，科維，公元825年，梵蒂岡，梵蒂岡藏書館

  法蘭克王國的鳳凰：加洛林文藝復興

  

  羅馬，聖彼得，公元800年12月25日。這一天發生了一件事，儘管它流傳至今只剩下零碎的內容，部分說法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事件發生的場所是公元329年落成的由君士坦丁修建的方形大教堂。古希臘羅馬的柱子支撐著這座建築；教堂的十字形翼部給了它十字架的輪廓。在馬賽克鋪設的後殿前，一座穹頂保護著神壇，神壇存放著聖徒彼得的遺骨。除了教皇利奧三世之外還會有許多百姓、神職人員和豪紳聚集在此一起參加聖誕節彌撒。國王查理也出席了，他是一位高大的紳士，微胖，鬍鬚被修剪成法蘭克的風格。在這一莊嚴的場合，他穿了一件金絲編織的斗篷。他謙卑地跪在使徒神壇前，做完禱告，準備站起來。此刻，教皇把皇冠戴在他滿頭白髮上。「所有的羅馬人民高呼：偉大崇高的查理，帶來和平的羅馬人的皇帝，被上帝以生命和勝利加冕！」讚美詩在整個空間迴蕩。正如一則源自法蘭克的消息所描繪的那樣，利奧三世以「古老的加冕禮形式」跪拜新皇。

  查理能登上皇位是因為業已爭取到的地位，也有賴於有利的歷史時刻。正如利奧曾經向前任丕平尋求支持一樣，這位飽受貴族折磨的教皇如今又向法蘭克求助，並如願以償。新皇帝與其支持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很明確：在加冕前，查理曾是一場羅馬城爭端的仲裁者，甚至能強迫教皇宣誓以洗清其罪行。公元800年的冬至前後，在那個羅馬時刻，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因為反對拜占庭的巴塞勒斯，即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羅馬皇帝」的至高權力，一個西方帝國誕生了。查理躋身羅馬愷撒之列。他聲稱會對整個基督教界提供保護支持，認為自己被召喚來傳播上帝的教誨，並捍衛上帝的榮耀。他的傳記作者艾因哈德（Einhard）曾在一則評述中提到，皇帝在加冕典禮上感到不高興，許多研究者對此大做文章。不愉快可能是由於以下事實造成的：教皇給這位法蘭克人加冕，在他跪下之時就毫無防備地給他戴上皇冠，以至他還沒來得及聽人民對其稱頌。利奧的插手違背了「封帝」的習俗。隨著拉丁帝國的誕生，人們再次提出了以下問題：世俗的權力應被賦予多少，以及教會層面又該給予多少？

  羅馬帝國是所有時代最後一個王朝的預言，似乎在公元800年的聖誕節得到應驗。歐洲重新恢復了上帝所確保的秩序。在歷經穆斯林和保加利亞人的攻擊之後，拜占庭的領土縮至小亞細亞，即首都周邊的一些地區及義大利南部的屬地。羅馬不得不被永久放棄，西西里島落入穆斯林手中。查理一統威尼斯的嘗試也因此受挫。迫於情勢，拜占庭承認了他的帝國，即便那已是在逾十年之後。「羅馬之王」（rex Romanorum）作為統治者的頭銜得到認可。

  查理給人留下的是其作為一個強勢的統治者的記憶：一方面強大而兇殘，一方面狡猾又虔誠。作為「大帝」和「歐洲之父」——他的同時代人早已用這個稱號稱呼他——他之所以能肩負如此盛名，不僅是因為他堅定不移地在民眾中大力推行教育和推進學術及藝術發展，他本人也能閱讀並掌握了拉丁語。可惜他對寫作卻一無所知。儘管如此，他依然在努力尋求知識。在義大利，倫巴第最後一位國王狄西德里烏斯（Desiderius）的宮廷里居住著受過良好古典教育的神職人員，他必定也耳濡目染了那裡孕育的濃厚的書香文化和法律藝術氛圍。狄西德里烏斯被罷黜後，那裡的神職人員又易主出現在查理的周圍。查理還吸引了來自帝國其他地區的學者來到他的宮廷。例如，盎格魯-撒克遜人阿爾昆（Alkuin）在約克郡的一所由比德的學生創立的教會學校任教，被查理邀請到宮廷里擔任教師；還有愛爾蘭人鄧加爾（Dungal）、西哥特人奧爾良的狄奧多夫（Theodulf von Orléans）和美因河-法蘭克人艾因哈德。艾因哈德為查理所寫的傳記受到了蘇埃托尼烏斯所作的皇帝傳記的影響。

  當然，這個圈子最主要的事務都是圍繞上帝：關於《聖經》的解釋及正確的禮拜儀式。查理的神學家們致力於標準化，以及「淨化」《聖經》文本的工作。除此之外，他們對經典的傳承也頗有興趣，並且遠遠超出墨洛溫宮廷里對於古代歷史的閱讀。人們研究普林尼，閱讀《埃涅阿斯紀》，鑽研撒路斯提烏斯和愷撒的《高盧戰記》，附帶還研究一些計算問題。這樣的傳承展現了一個富有活力的圈子，其間還交替穿插著文雅或粗俗的玩笑。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圈子一樣，人們崇拜繆斯女神，又常以古代名人打趣。例如，廣受讚揚的修道院院長安吉爾伯特（Angilbert）被稱為「荷馬」，而阿爾昆則稱自己為「盎格魯-撒克遜人賀拉斯」。他用偉大詩人的綽號諸如「Flaccus 」「Schlappohr 」[33]為詩作署名。

  虔誠的教徒仍得警惕來自異教徒的威脅。其中一位便是主教埃爾旺根的埃爾曼里克（Ermenric von Ellwangen），他出於對異教經典的熱愛而飽受維吉爾精神的困擾。奧爾良的狄奧多夫將異教經文中所包含的真理與其「錯誤的外殼」進行了甄別。甚至一直對古代世界持開放態度的阿爾昆也曾因修士們讓一位游吟詩人在用餐時演唱了異教的歌曲而不滿，並表示：「英格爾德（Ingeld）——可能是北阿爾巴尼亞部落的首領——與基督有什麼關係？不過是這住所太狹小了：一山不容二虎。天上的國王不願與墮落的異教徒，也就是名義上的國王為伍，因為永生的國王在天堂統治，留下異教徒在地獄哀嘆。」對於那些偉大的羅馬詩人，阿爾昆則並不那麼嚴苛，儘管他曾經指責「維吉爾的言論不過是大肆胡扯」，並批評過一位熱愛維吉爾的學生，還因為另一位學生悄悄讀了維吉爾的作品而讓其當眾懺悔。但他一直都在主張，不要忽視世俗科學。

  而那些關涉時間本質或虛無之類的複雜哲學問題則都在討論範圍之列。七藝的古老體系得到維護，並且像異教的教育一樣，被納入基督教的教義。宮廷圈子知曉荷馬和西塞羅，鑽研語法和修辭學，追問宇宙的規律。《無序字典》——也許是查理大帝本人支持修訂的字典——以字母順序匯總了那個時代的所有知識。除此之外，他請的作者們還收錄了伊西多爾的《詞源學》。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加洛林王朝時期，人們重新發現了亞里士多德。

  幾乎所有我們了解的關於古代拉丁文學的知識都得以倖存，因為抄寫者的隊伍延續到了查理的時代。正如阿爾昆在圖爾的聖馬丁修道院裡敦促他的教友那樣，抄書要比喝酒有益得多。彼時，書寫越來越多地採用了一種新的文字：加洛林小寫體，它是由古希臘羅馬晚期「較新的羅馬斜體」進一步發展而來。一些人文主義者會認為它們是古希臘羅馬時期所用的字體，因而推崇它們。為了造福後世，抄寫員們越來越多地使用了羊皮紙。儘管羊皮紙的價格昂貴——單單一本羊皮紙所做的彌撒書就可能相當於一座南蒂羅爾的葡萄園的價值——並且這對於因此被屠殺的羊群來說也是不幸的，但羊皮紙比很快就腐壞的莎草紙明顯更持久耐用。近代早期的文藝復興就這樣奠定了穩定的基礎。有賴於此，羊皮紙的另一個優勢得到了傳承——大部分時候，人們都沒有丟棄已經寫過的羊皮紙，而是刮掉一些不再感興趣的文字內容，然後重新在這種昂貴的皮紙上書寫，如此便可重複利用三四次，甚至更多。在以這種方式而產生的「再利用羊皮紙」上面，那些被刮除的字母依然可以被解讀。許多古代文獻以這種方式逃脫了被遺忘的命運。

  加洛林王朝的圖書畫師們用袖珍畫裝飾了抄本，它們保留了古代繪畫技藝和繪畫風格，對於現代畫家都依然可供參考：以透視構圖描繪景觀，通過陰影描繪顯出人物身姿。即使是大幅畫作，古典的風格也凸顯在紙上。例如，奧爾良的狄奧多夫在他位於弗勒里（Fleury）附近的私人別墅中就以自由藝術的呈現來裝飾。此外，倖存下來的還有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制度，包括經濟生活的社會形式和實踐（例如奴隸制），以及市場體系或金融管理的某些特徵。人們沿用羅馬的土地測算方式，使用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政治語言來描述人際關係和秩序形式。人們也向拜占庭學習，不僅是希臘的術語，還有它的論戰。一群或許也是以奧爾良的狄奧多夫為中心的學者，就聖像問題起草了包含豐富神學知識的文件，《加洛林書》[34]將支持聖像的拜占庭人批判為偶像崇拜者。幸運的是，還沒有人能以此左右歐洲的藝術。

  君士坦丁的羅馬時期所顯示出的古羅馬風格有其獨特性。拉特蘭大教堂和聖彼得大教堂為法蘭克教堂提供了樣式。此外，亞琛大教堂的結構又讓人聯想起拉文納的聖維塔萊，以及它們所模仿的拜占庭風格。一些由「紫色」斑岩修築的石柱，是拜占庭統治者的標誌——它們有可能是來自狄奧多里克那位於拉文納的破舊不堪的宮殿——支撐著它們的拱廊。查理從羅馬帶來了戰利品，它們像帝國的遺物一樣，裝飾了他在亞琛的宮殿及其附屬的教堂。正是這些躺在無邊林深寂靜中的石頭的細語，將新帝王推舉成為世界的皇帝，如同巴塞勒斯和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愷撒。

  對於查理周圍的文化是否真的可以稱為「文藝復興」的問題，如果用「是」來作答，可以從建築物和文獻中找到論據。狄奧多夫為了慶祝查理的統治，努力繪製了一幅名為「新春天」的畫作。詩人莫多因（Modoin，約770—840/843）模仿維吉爾和卡爾普爾尼烏斯（Calpurnius）的田園詩集創作了《田園詩》（Egloga），其中，他讓一個年輕人高呼：「我們的時代再次回到了古老的習俗。金色的羅馬煥然一新，重生於世間。」當阿爾昆認為在法蘭克王國出現了新的雅典時，他會感同身受地將之歸功於基督，其智慧遠勝於所有的學院。這一切都被無限地誇大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查理和他的人民在文藝復興的起源中的確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古老的傳統並沒有受到任何批判性質的修正，況且它實在太新、太浩大了。收集、複製和掌握的時間也耗時太久。然而，多虧了拉丁文、羊皮紙和修士們的熱情，古代文學的力量在不斷壯大。希臘人和羅馬人精神帝國的廣闊領域仍在等待被征服：幾乎包含所有的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希臘物理學家、醫師和自然哲學家，以及西塞羅和奧維德的著作。但至少征服的戰役已經打響了。

  「歐洲」的實體世界正在日益擴大，它的視野抵達了巴爾幹，觸及了阿拉伯文化。人們還不知道該如何使用哈倫·拉希德送給法蘭克統治者的鍍金水鍾。但是，這樣的禮物就像哈里發贈予查理動物園的阿拔斯大象一樣，表明了新的文化關係——或許基於要一起對抗西班牙倭馬亞和拜占庭的共同利益吧。對穆斯林來說，兩位一路行至遙遠的亞琛的大使並算不得特別重要，關於他們的出身鮮有提及。

  歐洲國家藍圖

  查理於公元814年1月28日去世後，他的屍體被安放在從義大利搬運來的晚期羅馬石棺中。但古老的精神絕對沒有消逝。瓦拉弗里德·斯特拉波（Walahfrid Strabo，808/809—849）是博登湖轄區內的賴興瑙島修道院的一名修士，他作為奧羅修斯（Orosius）的《歷史》的熟知者而聞名，而奧羅修斯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愷撒、李維、塔西佗和蘇埃托尼烏斯等古代作家。他傳播了具有古典風格、歌頌友誼或自然美景的詩歌。他寫的《小花園》（G?rtchen）是一首有關植物學的論教育詩，旨在將園丁的經驗加入關於古代的閱讀中。它讓和風吹拂，神靈顯現：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農神薩圖努斯、太陽神阿波羅或「解憂者」酒神巴克斯。富爾達修道院在當地學院院長及之後的大修道院院長拉巴努斯·毛魯斯（Hrabanus Maurus，約780—856）的主持下，發展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學習中心。拉巴努斯的圖書館是收藏古代作家的倉庫，與其他加洛林王朝的修道院一樣，它也證實了對搜集人文主義手稿的人而言，這裡極具價值。拉巴努斯本人並不盡信書本知識，通過指導天體觀測，他還寫了一些科學史。

  此外，加洛林文藝復興時期還為經院哲學做好了鋪墊：它作為一種科學的形式，一方面朝向過去的偉大權威，但另一方面卻滲透了批判性的檢驗——例如通過爭辯——通過教學傳播了知識。愛爾蘭人約翰內斯·愛留根納（Johannes Eriugena），這位公元9世紀的日耳曼學者，成為它的先驅。約翰內斯評論了馬提亞努斯·卡佩拉，並復興了柏拉圖和新柏拉圖主義者賦予上帝形態的觀點：在上帝的創造中展現著懸而未決的「一體」（Eine），一種兼有運動中的靜態和靜止中的運動的存在。約翰內斯將哲學與啟示分開。他撲滅了被認為是永恆閃爍的火海的地獄之火，用內在的，即罪人的心理痛苦取而代之。他讓自己保有自由意志，並以此獲得尊嚴。他也因此與思想家奧爾拜斯的戈特沙爾克（Gottschalk von Orbais，約803—867/869）背道而馳，後者基於奧古斯丁晚期的思想，從人類的宿命到救贖或譴責，並從中得出了駭人聽聞的結論：如此一來，那麼基督就沒有拯救全人類。如果從一開始，人類的好壞就已被決定，那他還需要教堂嗎？這位激進的思想家不得不為自己的頑固思想付出代價，他在修道院裡被監禁了20年之久。

  費里耶爾修道院的院長塞爾瓦圖斯·盧普斯（Servatus Lupus，約805—861後）四處搜集手稿，他讓人想起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這位也許可以算作那個世紀最重要的語言學家，一直致力於找到完整的文本，比較所有變體版本。他向聖加侖修道院院長索要撒路斯提烏斯和西塞羅的作品，向一位改善了馬克羅比烏斯的文稿的抄寫員表達了感謝，對波愛修斯的作品進行評述，以及尋跡蘇埃托尼烏斯。他的觸角一直延伸到約克及其主教座堂圖書館。這些書籍的寶貴价值使他無法向歷史學家、大主教蘭斯的辛克馬爾（Hinkmar von Reims，800/810—882）寄送哪怕一本抄本。它太大了，大到無法藏在卡袍或袋子裡，要是託付於人，又有可能激起盜竊者的貪婪。

  實際上，那些時期的確是危險的。在查理的兒子「虔誠者」路易（Ludwig der Fromme，814—840年在位）的統治下，帝國的榮耀就已經消逝殆盡了。加洛林宮的權力鬥爭使路易的皇權搖搖欲墜。即使在他死後，查理的宮廷依然上演著手足相爭。《凡爾登條約》[35]所帶來的帝國分裂在公元843年留下了深深的印痕，這為很久之後帝國土地上的民族主義國家指示了方向。同年簽訂的《尅萊尼斯條約》更是為其地界原則畫出了輪廓。它也許是最早的主權條約，是西法蘭克國王與貴族和神職人員之間達成的協議，通過確定國王「忠誠地」參與政府權力而賦予其法律效力。繼承的博弈遊戲僅此一次使法蘭克王國在短時間內團結到一起。與此同時，帝國已淪為泡影。諾曼人以及後來的匈牙利人相繼進入歐洲大陸脆弱的中心地帶。此外，義大利和法國南部也遭受到撒克遜人的侵襲。通常這都與戰利品有關，再無其他原因。然而，歐洲的國家還是倖存下來了。

  最終，諾曼人被證實為能力卓越的國家建造大師。在不列顛島上，只有阿爾弗雷德大帝（Alfred der Gro?e，871—899年在位）領導威塞克斯王國，抵擋住了丹麥維京人的「龐大軍隊」。然而，通過消滅競爭對手，丹麥人在不經意間為南英格蘭王國的崛起奠定了基礎。阿爾弗雷德死後的幾十年內，他在威塞克斯的繼任者們成功奪回了被占領的土地。法蘭克北部長期處於諾曼人的統治下，公元911年，「糊塗」查理（Karl der Einf?ltige）又將魯昂附近區域給予他們。作為回報，他們跟隨領袖羅洛（Rollo）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侵襲有時會推進新朝代的崛起。畢竟邊境地區的豪紳巨富們是通過抵禦外敵而建立功名的。在東法蘭克王國，源自撒克遜的魯道夫（Liudolfinger）家族壯大起來並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奧托大帝（Otto Ⅰ. der Gro?e，936—973年在位），他於公元955年在奧格斯堡附近擊敗了馬扎爾人。公元962年，當奧托在羅馬稱帝並接受聖膏塗抹時，「奧古斯都」的頭銜和徽章又重新與真正的權力聯結在了一起。演講、儀式與騎士的權力——他及其繼任者們的統治時期內書寫的衰落也許已經暗示了——似乎再一次超越了官僚機構相互依賴的力量。

  在西部，羅貝爾家族勢力凸顯。加洛林王朝權力最後的陰影直到「強人」羅貝爾（Robert der Tapfere）的後裔雨果·卡佩（Hugo Capet）公爵於公元987年當選為國王才徹底消失。其家族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統治了這個帝國長達九個世紀，法國由此而來。卡佩王朝、瓦盧瓦王朝和波旁王朝都可以讚頌這位勇士抗擊了布列塔尼人和諾曼人，他因此成為這個偉大帝國的締造者。隨著東方帝國發展成為選舉君主制和世襲君主制的混合體，幾個世紀以來，西方統治者成功地擴大了以君主制統治為基礎的王權領地。在16世紀，「王家莊園」和「法國」成為相互可換用的概念。西方國王背棄了繼承原則：最後出生的兒子只能得到封地，旁系如無子嗣，其封地又重回王室名下。然而，當時君主制下的伯爵和公爵的影響力在這裡與奧托國王在東方帝國一樣有限。

  中世紀歐洲文化常被劃分為阿拉伯、拜占庭和拉丁三種文化。但是，這一划分不僅忽視了猶太人和斯拉夫人的比例，也忽視了文化滲透的多樣性早已不僅是邊境地區的特徵。在這片由路德維希的兒子和繼承人之一的洛泰爾（Lothar，840—855年在位）統治的中部法蘭克王國的土地上，逐漸形成了交流頻繁的地區，這裡的經濟和文化日新月異，當然也少不了血腥的戰爭。勃艮第公國擁有著閃耀於中世紀晚期的璀璨文化，像布爾日、米蘭、熱那亞、威尼斯和佛羅倫斯等這樣的商業大都市，以及瑞士聯邦。海上貿易、阿爾卑斯山上的貿易通道以及萊茵河和波河等河流都促進了這一地區的繁榮。它們自身的強勢和來自強大鄰國的嫉妒——它們彼此不允許相互掠奪戰利品——都賦予了它們高度的自主權。

  在義大利，加洛林王朝最後的血統隨著公元924年無能的皇帝弗留利的貝倫加爾（Berengar von Friaul）被謀殺而徹底終結。法蘭克在西班牙的勢力也消失了。從它的北部出發，阿斯圖里亞斯王國的基督教統治者踏上了收復這一半島的長征。他們與富有的萊昂一起贏得了統治權，並藉此為自己王權命名。以後，卡斯蒂利亞開始分裂出來，並越發強大，最終強大到足以戰勝利奧。於是卡斯蒂利亞-萊昂王國得以開篇。在東部的潘普洛納附近，一個小貴族（後來的納瓦拉國王）將自己從加洛林王朝手中解放出來，並向阿拉伯人宣戰。潘普洛納王國的一位統治者與毗鄰的阿拉貢王國（原為加洛林王朝邊地的邊戍侯國）聯姻，將其王國帶向了強盛。通過與卡斯蒂利亞的聯合，500年後產生了一個最初只統治著伊比利亞半島，繼而統治了大半個世界的國家。

  尋跡羅馬：一種理念的文藝復興

  查理大帝領導的羅馬帝國不過是一個搖搖欲墜的「四分五裂的國家」。根據分析，東非政權和印度朱羅王朝的發展模式也非常適用於這個在歐洲中心不斷擴張的帝國。在這些國家，其統治者只有在宮殿附近的區域內才具有實際的統治效力，對於那些遙遠的地區則因為一些或多或少各自為政的權力形式而成為「儀式上的主權」。無論是查理的帝國，還是後續的朝代都沒有跨越政治學家麥可·道爾（Michael Doyle）所說的「奧古斯丁門檻」，即從帝國擴張到守護功業的過渡時期。在此期間，周邊地區也得以共享與帝國中心的成就。

  將近一千年裡，帝國皇冠都一直只與東部法蘭克地區有關，「regnum teutonicum」（德意志帝國）的叫法也自然而然地與之相連。儘管被加冕的皇帝對他們歐洲的領土沒有絕對的控制權，但他們的編年史學家仍將他們列入了古代帝王和偉大的查理家族的輝煌譜系中。神學家和法學家為他們征服了一個形而上的世界帝國。這一空中樓閣提供了更高一級的理由，不僅要用精神，還可以藉助軍隊的力量來找尋義大利。他們的皇權中心位於羅馬，對某些人來說，羅馬仍然是「世界的統領和所有城邦的主人」。這個說法來自奧托大帝的孫子奧托三世（Otto Ⅲ，983—1002年在位）。也許沒有哪個中世紀的統治者會像這個年輕的皇帝那樣從承載帝國的羅馬理念中得出如此明確的結論，儘管他和前任皇帝一樣將皇權的影響力帶到了北方和東方。

  在羅馬，大片的廢墟讓人想起被摧毀的偉大帝國。關於古羅馬鬥獸場，有人認為它將一直屹立到世界盡頭。除此之外，這個曾經的超級城市並無什麼吸引力。一些農民、神職人員、商人和工匠住進了教堂和殘破的宮殿。只有朝聖者們還帶來了一些生氣和金錢。周圍地區也都不安寧。它們由瘧疾和為了土地與權力而紛爭不斷的貴族家族所統治。在羅馬，甚至那聖天使城堡的老城牆，曾經的哈德良皇帝陵墓，都被用作抵禦要塞。沒人能實現和平，尤其是教皇，甚至是那些出身於權力爭奪的氏族之一的教父也沒能做到。他們中許多人都以暴力的方式在歷史上謝幕，其中一個就是教皇福爾摩蘇斯（Formusus）：公元897年，儘管他已經死去，他的對手卻依舊對他已經腐臭的屍體進行審判。當然，消息的來源或許是有偏差的，但顯示出羅馬教皇的聲譽已低至谷底。教皇若望十一世（Johannes Ⅺ）似乎是另一個教皇塞爾吉烏三世（Sergius Ⅲ）的私生子。教皇若望十二世（Johannes Ⅻ，955—963年在位）甚至還沒有等到18歲就已當選，據說他是睡在一名有夫之婦的懷中時幸福地死去的。

  在奧托三世短暫的統治期間，據說他待在江河日下的羅馬的時間比任何其他中世紀皇帝都要多。他甚至在帕拉蒂尼山上建造了普法爾茨行宮。「我們的就是羅馬人的帝國！」他的國師歐里亞克的熱貝爾（Gerbert von Aurillac，約950—1003）大聲歡呼。公元999年，奧托將他擢升為教皇。熱貝爾稱自己為西爾維斯特二世，同他先前的教皇同名，後者曾為君士坦丁施洗禮。這是一套程序。皇帝似乎是在熱貝爾的勸諫下決定「重建羅馬帝國」：對教會進行了淨化和改革，包括羅馬教皇制度在內，但它仍然在計劃中被保留下來。奧托於1002年去世，享年不到22歲，就死於羅馬城以北。由於局勢的不確定，熱貝爾不得不迅速離開他的城市。他對於「金色的羅馬」（aurea Roma）的滿腔熱情與古代人文主義的浪漫並無任何關係。他的效仿對象是君士坦丁和查理大帝的基督教帝國，而不是愷撒帝國。

  德意志帝國前往羅馬的大軍還要繼續前進半個世紀。這些「世界統治者」中的許多人，甚至都沒有打到聖彼得大教堂，就不得不勉為其難，在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進行加冕，例如在拉特蘭大教堂。那些指責皇帝應把更多精力投入東方殖民地，而非在義大利四處遊蕩的人，都忽視了像中世紀加冕典禮這樣的儀式的神奇力量，忽視了前帝國首都在意識形態上的重大意義，並且也忘記了掠奪高級文明向來就要比掃平森林、收服野蠻人和建立國家更具吸引力。畢竟，義大利參與了蓬勃發展的地中海經濟，在加洛林王朝時代，它又與穆斯林世界的經濟聯繫起來。絲綢、象牙、薰香和香料將義大利港口城市作為中間站。在那些日子裡，大城市——即使在已經江河日下的羅馬城也有數以萬計的居民——賺得盆滿缽滿，其中包括轉銷貢品的生意。任何人要是期望在歐洲從政，都必須嘗試控制義大利，或者至少要阻止對手這樣做。然而，一個又一個世紀過去，德意志人都失敗了。他們的軍隊通常寡不敵眾，他們的敵人義大利城市貴族卻資源豐富。但是，如果沒有德意志對義大利的政策——其效果具有破壞性——那麼「偉大的文藝復興」最重要的前提條件之一就將不復存在。

  當奧托的子民為羅馬而戰時，阿拔斯王朝在拜占庭的權力開始衰落，拜占庭人由此得以反攻。尼基弗魯斯·福卡斯（Nikephoros Phokas，912—969年在位）收復了克里特島和賽普勒斯的占領區。不久，帝國的旗幟再次在小亞細亞和敘利亞升起。在幾次戰役中，保加利亞人被擊敗。直到1025年巴西爾二世（Basileios Ⅱ）逝世時，拜占庭的影響力已經從義大利南部的據點延伸到幼發拉底河和凡湖。西西里暫時仍在穆斯林手中。同時，拜占庭的信仰和文化超越了軍隊為其而戰的疆域，滲透到東方的城市、草原和森林之中。

  樹林裡的基督：東方和北方國家的建立與基督教化

  人們普遍推測，用斯拉夫語交流的民族起源於多瑙河以北的不同地區。在這裡和更遙遠的北方，國家的胚胎沿著古老的貿易路線漸漸生長起來。來自瑞典中部的「Saphirne 」毛皮溫暖了受凍的羅馬女性。中世紀早期，阿拉伯的銀幣甚至在斯拉夫人鄉村的午夜月光下閃閃發光。那裡的人民朝拜著可以噴射閃電的多頭神靈，他們懼怕巨魔和吸血鬼。成千上萬的城牆和城堡提供了庇護的場所，其中一些發展成為城市。越來越多的名字從陰霾中發出光亮：一張在公元9世紀出現的清單精細地列出了多瑙河沿岸部落及其領地，裡面包含從丹麥邊界上的奧博德里特人（Nortabtrezi），到位於黑海和裏海之間的可薩人的一百座大大小小的城堡——它們傾向於處於猶太教的統治者的統治之下。基督教世界的東部邊界，在各邦與草原之間，是伏爾加-保加利亞人的定居區域，那裡的文化受到來自中亞的伊斯蘭教和騰格里信仰的影響。他們一直存續到蒙古人統治時期，而可薩人和摩拉維亞人的王國卻沒有倖存到10世紀。

  拜占庭的歷史學家稱北方為「民族的懷抱」（Schoβ der V?lker）。在歐洲東部人們遇見了來自北方的「瓦蘭吉人」。他們的芬蘭鄰居稱呼他們為「羅斯人」（Rus ），這可能源自挪威語中的「ropsmen」（意為「划船的人」）。他們最初被視為強盜，之後被招募為僱傭兵：那些高大勇猛的男人，他們將自己構建為戰士和農民的守護神，崇拜一種不斷發展、鬥爭又陷落的宗教。他們還建立了穩固的定居點，會前往拜占庭和巴格達販賣皮毛、刀劍和奴隸。不久之後，人們就以羅斯人的名字去命名那些他們進行狩獵、交易和統治的地區。隨著斯拉夫人、芬努格人和其他族人混居於此，他們漸漸成了俄羅斯民族，比較有爭議的是在被稱為「俄羅斯城市之母」的基輔的建立過程中，他們所占的比例。

  基輔公國起初是一個個對立的小團體的聯合體，在留里克家族的統治下開始形成。留里克家族是源自斯堪地那維亞的一個王朝。國家的形成就意味著人們要按時規律地繳納貢品：毛皮、琥珀或奴隸。基督教信仰也一如往常起到了統一作用。洗禮標誌著公國開始進入歐洲權力體系：這是大公弗拉基米爾一世（Wladimir Ⅰ，980—1015年在位）帶來的除那數千名瓦蘭吉人之外的彩禮，從那時起，這些瓦蘭吉人就組成了拜占庭皇帝巴西爾二世的保鏢和精銳部隊。巴西爾二世將自己的妹妹安娜獻給弗拉米基爾做妻子。隨著弗拉基米爾的皈依，以及在第聶伯河舉辦的盛大的洗禮儀式之後，「拜占庭聯邦」（Byzantine Commonwealth）的基石便落地了。

  「智者」雅羅斯拉夫（Jaroslaw der Weise，1036—1054年在位）創立了一所神學學校，並將東斯拉夫的習俗規範總結成法律書籍《羅斯法典》，書中的某些術語和結構顯示其受到了拜占庭的影響，這表明與鄰近的高雅文化接觸是大有裨益的。雅羅斯拉夫的繼承者進一步擴充了這一法典。血腥復仇和世仇敵對的權利在古老的版本中仍然被接受，卻在擴充的版本中被明文禁止，這不可不謂之為一種文明的進步。統治是通過效忠來實現的，統治者及其子民都向對方負有一定義務。由貴族精英組成的波雅爾會議只是曇花一現地贏得了影響力，且還不是在俄羅斯各個公國都有。

  東歐的基督教化給因缺乏書面文字而產生的黯淡帶來了救贖。拜占庭傳教士發明的格拉哥里字母[36]首先是為禮拜儀式服務。俄羅斯人和其他斯拉夫民族後來使用了從保加利亞引進的西里爾字母，而自11世紀以來，古老教會的斯拉夫語發展成為一種神聖且具有文學性的語言。俄羅斯依然與古希臘-拉丁文化隔絕。即使幾個世紀後，莫斯科依然缺乏開展文藝復興的土壤，也包括創新的潛力。基督教化的副作用是奴隸的招募範圍縮小了，因為基督教規定禁止將基督徒賣給穆斯林。這也是憑此獲利的基督教商人和王公們並不總是全心全意地推進傳教的原因之一。此外，非洲的穆斯林統治者出於與之相反的前瞻而規定：伊斯蘭教也禁止奴役自己的宗教兄弟。但對他們而言，能夠得到奴隸戰利品比傳播先知的話語更為重要。

  在波西米亞人和保加利亞人那裡，統治的建立與基督教化也相互糾纏在一起。前者先是由普雷米利斯王朝領導，緊跟著是羅馬，再者則是拜占庭。野蠻的匈牙利人也找到了進入西方的途徑。在經歷了奧格斯堡的慘痛教訓和對抗拜占庭的失利之後，他們開始思考平靜的務農生活所帶來的優勢，並定居下來。他們的大公阿爾帕德·蓋薩（Arpade Géza）接受了洗禮。在公元1000年的聖誕節，史蒂芬一世（Stephan Ⅰ）（後來他像基輔的弗拉基米爾一樣被封聖）從教皇手中接過了王冠，加冕為王。

  在波蘭的土地上，羅馬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獲勝。「勇敢者」波列斯瓦夫·克羅伯里（Boles?aw Chrobry，992—1025年在位）先是與帝國站在一邊，之後在必要時又會反抗它，並藉助異教徒的後備軍，最終擴大了他的王朝，即皮雅斯特王朝的影響力。有一段時間他還統治過摩拉維亞人。他又攻打了波西米亞和基輔——據傳說，其加冕寶劍上的刻 痕證實了這一點，他應該就是用的這把劍砍向了基輔的金門——但都以失敗告終。克羅伯里，這位「博洛尼亞」最強大的統治者之一，也得到教皇的祝福，在去世前不久榮升為國王。

  公元990—1050年，在挪威（也可能在丹麥），城市和王權的出現與基督教化的進程也相吻合。初期一切還籠罩著一層童話般的面紗，在這一表象下面，表面看起來基督教化、實則好戰的社會輪廓顯現出來。在古老的北歐薩迦[37]中，被肢解、撕咬、折磨的屍體成堆，血流成河。法瑪·埃里克（Fama Erik）是當時的勇士之一，他的綽號是「血斧」，這可能表明了一種當時盛行的政治風格，即榮譽和勇敢被視作核心價值。一旦倒下了，勇士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女武神（Walküre）的陪同下被送入英靈殿（Walhall）。實際上，丹麥領土的統一者「藍牙王」哈拉爾（Harald Blauzahn，940—986年在位）最初是活躍於諾曼第的北歐海盜領袖，統治了大部分的挪威地區數年。在其位於日德蘭半島耶靈的王室宅邸中，有一塊符文石碑，他自己讓丹麥人皈依基督教。但與北部其他地區一樣，在這裡接受十字架需要徵得重大集會和民眾的認可。

  在獲得幾次大戰的勝利後，斯汶·加貝爾巴特（Sven Gabelbart，986—1014年在位）將英格蘭的王冠帶入了丹麥人中。掠奪之旅——自公元980年起，北方人又恢復了他們前往英格蘭的旅途——變為了出征。通過與波蘭國王波列斯瓦夫斯·克羅伯里的姐姐斯維托斯拉娃（?wi?tos?awa）結婚，他被歐洲的皇室貴族接納。丹麥帝國被斯汶的兒子克努特大帝（Knut der Gro?e）迅速收入囊中，其疆域包括不列顛群島、挪威和瑞典的部分地區，但這不過是一段插曲。英格蘭王冠的最終獲得者是「懺悔者」愛德華（Eduard der Bekenner），他的父親是威塞克斯人，母親是諾曼人。瑞典，更確切地說是位於其中部和南部地區的哥特蘭和斯韋蘭，被無路可走的森林所隔開，這裡是斯韋爾人和高特人的統治地區，終像挪威一樣，開闢了自己的道路。

  從公元930年開始，維京人所定居的冰島每年都要召開用來進行類似民主決策的「阿爾廷大會」：夏至時分，那些自由的擁有土地的農民會在冰島最大的湖泊辛格瓦德拉湖廣闊的熔岩田中集會，討論他們的事務。公元1000年的一次集會上，他們決定受洗。他們做此選擇是為了掃盲，也為了與拉丁歐洲及其文化建立聯繫。12—13世紀中葉，這裡第一次出現了卡托的引用文字，迪奧斯科里德斯的《藥物論》的殘篇和蓋倫的醫學著作。甚至在格陵蘭已經有了主教當職。庫藏的海象、獨角鯨頭骨和巨大的牛棚都讓人不禁想到他擁有的財富。

  結盟聯姻和隨之而來的禮物交換所編織的日益密集的關係網，使歐洲諸侯聯合起來，也有益於形成穩定增長的交流空間。例如，奧托大帝將他的妹妹哈德維格（Hadwig）嫁給了西法蘭克公爵大于格（Hugo der Gro?e），他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娶了英格蘭公主，第二次婚姻則娶了義大利國王的遺孀。他讓兒子娶了一位拜占庭公主。聯姻將韋塞克斯與諾曼第聯繫起來，並暫時地將斯堪地那維亞各州聯合起來，鞏固了他們與英格蘭的聯盟。瑞典國王奧拉夫·沙茨科尼格（Olaf Schatzk?nig）將他的女兒英格麗德（Ingered）嫁給了基輔大公雅羅斯拉夫。就像日後一樣，帝國通過聯姻形成，又最終在災難性的繼承爭奪戰中解體。

  幾乎在沒有受洗和加冕的情況下，許多統治者就著手建立教會等級制度。只有這樣，政治和教會的獨立才能保持統一。奧托三世就在訪問格涅茲諾期間，授予了波蘭的王公他所期望的大主教教區。匈牙利也一直感恩於奧托三世設立了格蘭大主教管區，這些措施會長久有益於國家鞏固和文化發展。神學的教義得以推廣，除此之外還帶來了——對於歐洲的未來最重要的一點——古代拉丁語的復甦。

  一門超級語言的復甦

  它已經變得僵硬，瀕臨死亡與被遺忘，在修道院的圖書館裡找到了自己的休養地，乾涸成羊皮紙上的墨跡，並未被討論的氣息攪動。大多時候是修辭學和語法學推動口語發展。人們用通俗的拉丁語交流，隨著時間的推移，形成了大量的變體。它們是浪漫語言的樹苗，逐漸茁壯生長，散發出自己的全部光芒，而與此同時，日耳曼語的習語在後來的德意志王國地區盛行：例如古老的撒克遜語、阿勒曼尼語或巴伐利亞語，這些聽起來很古老的語言，是德語的前身。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幾乎不了解傳統拉丁語，在英格蘭的土地上更是如此。威塞克斯的國王阿爾弗雷德發現拉丁語的知識近乎消亡，以至幾乎沒有人可以用它來開展神職事務，或將拉丁語的信件翻譯成英語。其中一個結果便是促進本地語言的寫作。然而，在1066年之後，拉丁語卻成為不列顛島上神職人員和宮廷的語言。

  歐洲的復調語言是由東方的希臘人和斯拉夫人，還有南方的阿拉伯人共同完成的，當然也不要忘記受過希伯來語教育的猶太抄寫員們的貢獻。諾夫哥羅德、巴格達和拜占庭之間的商人交流起來常常非常費勁。講話時需要手舞足蹈，必要時乾脆充耳不聞。伏爾加河上游的尤拉人只是簡單地將貨物堆積在一處後便先離開，直到買家將等值物放至此處並離開後，這些尤拉人才又返回來收取收益。非洲的黃金貿易通常也是如此操作的。

  拉丁語處境艱難，而其他語言的發展環境良好，這背後有好幾個原因。長期以來，政治道路顯得尤其重要。幾千年後，歐洲的語言景觀仍然能清晰呈現這一點。拉丁語追隨羅馬軍團成為歐洲的語言，也因羅馬軍團的撤退而失去了其統治性的地位。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上的最後一位羅馬皇帝查士丁尼的統治下，它一度成為希臘東部的官方語言，查士丁尼時代的法律典籍也用拉丁語撰寫。但後來，他的繼任者卻不得不用希臘語來評論這些法典，因為拜占庭丟失了西方，也遺忘了它的語言。只有來自強者的暴力才能強迫人們去學習一門新的語言。隨著時間的流逝，愛情、友誼以及強烈的貿易興趣和職業追求都確保了新的偉大語言的建立。西班牙人文主義者和語法學家安東尼奧·德·內布里哈（Antonio de Nebrija，1444—1522）——廣泛使用的拉丁文語法詞典和拉丁文-卡斯蒂利亞語詞典的作者——提出了語言與國家的關聯。他寫道，可以肯定的是，卡斯蒂利亞語一直是卡斯蒂利亞王國的伴侶，「它們一起誕生，共同成長並繁榮昌盛」。實際上，卡斯特拉諾語最初是通俗拉丁語的變種之一，在卡斯蒂利亞崛起之後晉升為世界性語言西班牙語。每一種被廣泛應用的偉大語言，一定曾是勝利者的語言。拉丁語就是其中之一。它在羅馬帝國的滅亡中倖存下來，並發展成為中世紀受教育的民眾中的一種超級媒介。這一事實是文藝復興和歐洲「崛起」的先決條件之一。

  拉丁語課程已經成為查理大帝教育計劃的一部分。然而，僅靠統治者的命令是無法使這門已經孱弱的愷撒時代的語言復甦的。除法律之外，宗教是它復興的最關鍵的助推力。帝國的語言成為教會的語言。主教座堂學校、修道院和學者們都教授拉丁語。聆聽上帝的話語、《聖經》以及教父的教導都需要拉丁語知識。沒有拉丁語知識，就不能正確運用禮拜儀式的規則及其產生的神奇力量，它們的運用都要求極其精確。詞典被用來幫助翻譯，其中最古老的，同時也是最早收錄古高地德語的詞典還被用作閱讀《聖經》，它就是公元765年前後完成的《阿布羅干詞典》（Abrogans），這個名字來自字典中的「Abrogans-dheomodi-humilis 」一詞，意為「謙卑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拉丁語同義詞的搜集，也許是在卡西奧多羅斯的生態園中修訂而來。在不知其名的巴伐利亞修士們的努力下，歐洲開始了其作為翻譯大陸的獨一無二的偉大事業。幾代人以來，拉丁語都充斥著埃利烏斯·多納圖斯（Aelius Donatus，約320—約380）的語法及由綽號「語法大師」的非洲人龐培（Pompeius）所撰寫的評述。加洛林王朝時期已經有了拉丁語字母的書寫藝術。賀拉斯、維吉爾或奧維德的作品，以及古代晚期的文法學家普里希安都為翻譯提供了豐富的素材。

  到了10世紀，對經典作品的研讀熱情日益高漲。因此，在弗留利的貝倫加逐漸衰弱的統治期內，掀起了受維吉爾、尤維納利斯和拉丁語版《伊利亞特》影響的讚美詩熱潮，甚至還涉及了哲學主題。博沃二世（Bovo Ⅱ）開啟了這一時期。公元900—916年，他擔任了科維修道院的院長，是波愛修斯著作的鑑賞家，甚至還能說流利的希臘語。聖加侖的修士——條頓人諾特克爾三世（Notker Ⅲ，約950—1022）將波愛修斯用拉丁語翻譯的兩篇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譯成了德語。在一個由農民、獵人和戰士組成的社會中，他圍繞表達、抽象、邏輯學，為獲取古代的文化遺產而不遺餘力，試圖將這種文化傳達給埋首於修道院的阿勒曼尼人。《魯奧德利布》是一部由匿名詩人用拉丁語寫成的騎士史詩，推測寫於11世紀中葉的巴伐利亞，其中透露出對普林尼和維吉爾具有一定的了解。班貝格本篤會的弗魯托爾夫（Frutolf）從奧古斯丁那裡得到了關於蘇格拉底、柏拉圖和畢達哥拉斯的知識。

  語言多樣性通常反映出政治上的分歧。如今，世界上7000多種語言中有許多都散布於赤道周圍的溫暖地區，而歐洲地區的語言只有不到100種。地理原因在這些差異中也起著重要作用。巴布亞紐幾內亞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它的居民數遠少於瑞士，卻分布有1000多種語言和方言。一種可能的解釋是，那裡的人們從古至今生活在層巒疊嶂、交通不便的紐幾內亞，還有部分人居於紐幾內亞的無數小島上。在這裡，與其他很多地方的情況一樣，地理條件使溝通更加困難，而溝通是語言統一的基本前提。這阻礙了本可能平息巴比倫地區混亂的大規模的國家組建。對於科學技術進步而言，書寫和言說的分裂也是一個巨大的障礙，其使得交流和討論幾乎不可能。語言多樣性過大的地區向來都不是創新的區域。克里奧爾語和混雜語言無法解決問題，因為它們無法用文字描繪解釋複雜的問題。

  如果說歐洲在語言分布上相對匱乏，那麼這也與帝國的建立有關，就如安東尼奧·德·內布里哈所思考的那樣。歐洲語言地圖也同樣反映了國家建立的過程，這些過程在歐洲或許要比在東南亞、哥倫布時期以前的美洲或非洲顯得更為關鍵或更為成功。為數不多的歐洲語言促進了大規模的交流；拉丁語的普及日益促進了跨越國界的精彩對話。這樣就創造了一個廣闊的空間，儘管它在政治上依然分裂（反過來這又被證明是形成一個創新大陸的決定性條件），卻擁有共同的超級語言。

  拉丁歐洲還有另一個非凡的區位優勢，但直到幾個世紀後才體現出來：它毗鄰穆斯林的高度文明地區，那裡管理著豐富的知識遺產，並且還在不斷增加中。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已著手解鎖古希臘的寶藏。他們還打通了通往東亞的橋樑。蓬勃發展的經濟是他們能解鎖這些成就的先決條件，其實力可能遠超拉丁歐洲許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