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承，傳播

  6. 新生力量，書寫的僧侶

  插圖6：希爾德伯特（Hildebert）從桌子上驅趕老鼠，在他前面的是埃文努斯（Everwinus）

  

  出自：奧古斯丁，《上帝之城》（局部），約1140年，布拉格，修道院神學圖書館

  一片萬花筒大陸的開端

  1557年，人文主義者沃爾夫岡·拉茲（Wolfgang Laz）將導致西羅馬帝國滅亡並不斷讓東羅馬帝國陷入困境的進程，歸結為「民族遷徙」（migratio gentium）。「民族遷徙」這一概念直到今天依然是常被提及的時代主題。更為合適的說法或許是「民族組合」或「民族聚合」。因為那些在兩個帝國的邊界上成群結隊、熙熙攘攘的人，並不是因為流著相同血液而聯合在一起，而主要是因為處在一個「想像的共同體」中，在國家形成之初，他們可能遍布這個世界。民族的起源隱匿於黑暗之中。其中一些民族可以在古代的歷史學家那裡找到隻言片語，或是在慶祝皇帝勝利的碑文中被提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只剩下一堆富有異國情調的名字：Budinen、Ruzzi、MarharⅡ、Vuislane……考古學家的鐵鍬可能會挖掘出關於墓葬的習俗、房屋的痕跡、一兩件小飾品等線索。諸如「高盧人」「凱爾特人」「日耳曼人」之類的部落名稱，實際上指的是出身起源各異的各民族混合體，它們通常摻雜了在遠古時便建有定居點的羅馬人。孕育出歐洲國家的生殖細胞並不是民族，而是各統治團體和不同起源的征戰隊伍聯成的網絡。他們通過眾神、聖徒和英雄找到了自我的身份。後世的傳說照亮了民族起源的曙光。例如，法蘭克歷史學家將他們的人民說成離散的特洛伊人後代。可見，讓人民成為民族的不是血液，反而是編年史學家的墨水。譜系取代了基因。

  在這個民族聚合的過程中，人們藏身於歷史綿延悠長的古老羅馬城牆之後。他們在犧牲者的墳墓附近搜索神奇的光芒，它可能比腐朽的柵欄更能抵禦危險。一些人盤踞於山丘高地之上，一些人遁入深林之中——或是潛入水裡，如同此後的一首關於拜占庭歷史的敘事詩所描述的那樣。民族聚合始於義大利北部倫巴第人的入侵部隊，他們是遷徙的大部隊裡遲到的分支。即便是勢力強大的莊園主及其家族，為了保障自身安全，也不得不逃到位於亞得里亞環礁湖中那泥濘不堪且被帶有瘧疾病毒的蚊子包圍的群島上。後來威尼斯這座大都市的核心，就是一個被稱為「利瓦奧拓」（Rivo alto）的島嶼。根據一封羅馬貴族卡西奧多羅斯（Cassiodor，490—583）的信件所說，那裡的人們通過打魚來獲取財富。他們捕魚的船隻像「家庭寵物」一樣捆綁在房屋的牆上，「如水鳥一般，時而翔於水面，時而棲於陸地」。威尼斯人被稱讚是技術嫻熟的水手，他們勤勤懇懇，忙於採集海鹽。在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的野蠻時期，出現了許多諸如此類的開端。

  與威尼斯的情況一樣，所有國家在形成之初，人們都會共同協作，共同與自然抗爭，尤其是對抗土地和獵物的競爭者。事實上，正是戰爭與備戰讓政體意義上的國家（Staat）得以形成。首先是其組織通過暴力壟斷其地區的統治，從而不斷征服其他組織使其屈服於自己，繼而是機構、法制系統及社會網絡的發展。作為回報，忠誠者可以從首領那裡換取黃金、土地和庇護。幾個世紀以來，通過共有的經驗、偏見，以及對真實或假想敵人的恐懼，民族意義上的國家（Nation）從這些組織架構中發展而來。它們的名字可能是從那些曾幾何時非常有影響力的家人及其追隨者那裡流傳下來。一個例子是「法蘭克人」這個概念，它可能僅僅表示「貪婪，暴力」，但晚期羅馬人使用它來指代其中的安普西瓦爾人、布魯克特勒人或者撒利安人。最終在東方，它被用以指代所有來自歐洲的西方戰士、商人和朝聖者。

  「遷移」的原因已無從考證。或許歐洲的命運所引發的連鎖反應與遠東也相關。由於氣候波動，大草原的草地和牧場縮減，可能引發了中亞的權力轉移。弱者不得不被放棄。因此，匈人得以奴役和驅使那些湧入搖搖欲墜的帝國的哥特人。公元6世紀中葉，突厥人將阿瓦爾人驅逐至西部，於是他們在拜占庭帝國的北部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找尋著富裕的城市和肥沃的土地。比起和其他「野蠻人」爭搶森林、沼澤和草原，這要容易也更有價值。

  在羅馬帝國鼎盛時期，外族人絕不僅僅在戰場上與之對峙，他們也很快就投入羅馬文化的懷抱。「野蠻人沒有察覺到他們是如何變為不一樣的人。」卡西烏斯·狄奧（Cassius Dio）曾如此說道。直至此時，只是製造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農業社會就已經發展和分化出不同的社區，精英們用搶劫、交換得來的或者是作為納貢湧入的金錢來購買昂貴的地位象徵物——像是以羅馬或拜占庭風格設計的珠寶，或者至少也要是紅精陶壺（Terra sigillata）[17]。帝國也成了「他們的」帝國。比起起義，他們的戰士通常對軍隊內部或行政上的晉升更感興趣。羅馬和拜占庭教會了他們金錢的作用，以及如何著書、發動戰爭和管理國家。這使得他們能夠成為主人的主人。

  當西方陷入戰爭與混亂之時，皇帝狄奧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408—450年在位）用一座塔式加固牆改建了君士坦丁堡。從那時起，博斯普魯斯海峽邊的這座城市便一直是歐洲最大的堡壘。它作為東部帝國的中心標誌，並不把自身看作羅馬帝國的繼承國，而是在從未間斷的歷史傳統中與之並駕齊驅的「羅馬帝國」[18]。從蓬勃發展的城市收益中得來的高額國家收入也為其開闢了更多政治轄區。一些叛軍因收受奉上的貢品而重歸平靜，或者被收買或者被權力和榮譽前景所吸引。以這樣的方式，土地資源匱乏的人民群眾被引導向西發展。拜占庭的優勢最終變為它衰落的原因之一。

  就這樣，拜占庭的千年歷史在東部開啟，新的國家也在西部出現。義大利最初被東哥特人統治。他們的國王狄奧多里克（Theoderich，493—526年在位）在東羅馬皇帝芝諾（Zenon）的授權下移居義大利，他曾與奧多亞克的部隊作戰，並親手殺死了這位篡位者。此外，作為哥特人和義大利人的君王，他還延續了古羅馬的文明形式。在東哥特王國的錢幣肖像上，他身著皇帝的長袍，留著日耳曼式的髮型。他曾戲謔地說，富裕的哥特人熱衷於扮演「羅馬人」。他那位於拉文納附近的墓碑被柏樹包圍著，展示了羅馬和日耳曼元素的奇妙結合。

  接下來的強大勢力是散布在高盧地區的法蘭克人，以及定居在伊比利亞半島、最晚在公元500年前後出現的西哥特人。在人們慣常的印象里，這些蓬頭散發的野人或肌肉橫飛的戰士走出山野，蹂躪越發沉悶的舊文明。這已經是一種陳詞濫調。許多法蘭克人長期以來一直是為羅馬服兵役的農民，或是以其他法定名義定居在羅馬。他們的一些領導者可能精通拉丁語，維持著與高盧地區的羅馬精英之間的交往。這一點對於墨洛溫家族的後裔國王希爾德里克一世（Childerich Ⅰ）來說應該是完全適用的。他和他的兒子克洛維（Chlodwig，481/482—511年在位）成功構建了一個幾乎覆蓋了整個高盧地區的權力組織。東羅馬使新貴統治合法化。西哥特人則在法蘭克人政權擴張之前就撤退到高盧南部的塞普蒂馬尼亞和伊比利亞半島上。他們也是羅馬人的好學生，完成過《維息哥羅馬法》（lex Romana Visigothorum）[19]這樣一部意義重大的法典。該法典源自公元5世紀的一部法律合集《狄奧多西法典》，其效力一直延伸至中世紀。文化上法蘭克王國依然處於分裂狀態：南方深受羅馬影響；在羅馬影響日漸式微的羅亞爾北部，則顯示出明顯的日耳曼文化的傾向。

  墨洛溫王權的進一步發展揭示了大帝國典型的衝突模式。在克洛維一世去世後，王國的遺產被分給他四個兒子。法蘭克王國也再次經歷了令人矚目的擴張：現在它已經包圍了勃艮第地區，並在東部到達了潘諾尼亞。然而，自公元6世紀中葉以來，它的歷史卻演進成為一部兄弟相殘並與鄰國征戰不斷的戲劇。團結聯合的狀態只是偶爾的插曲。

  最後的羅馬人

  公元526年的春天，義大利北部，也許是帕維亞。一位高貴的羅馬人在他的遺囑中寫道（如果我們可以相信他的話，畢竟他身陷囹圄，死期將至）：「命運女神徹底擊倒了波愛修斯。」他是迄今為止狄奧多里克在拉文納的宮廷中最重要的大臣，但他似乎已經妥協於與拜占庭的陰謀勾結。他寫於生命最後一刻的這部作品，最終以《哲學的慰藉》之名而聞名於世。波愛修斯將哲學呈現為一位寓言人物（插圖5）。她展現了自己古老而又威嚴的面容，眼神如炬且充滿青春的力量。有時她有人形大小，接著她伸展自己，隨即變高大，頭頂觸及天空，儼然高高在上。她穿一件自製的、由堅不可摧的上好面料製成的長袍，右手拿著書，左邊握著女王的權杖。她對囚犯說：世俗的命運、命運女神的饋贈和懲罰已經黯然褪色。如她所論述的那樣，在面對全能上帝所賦予的最高利益面前，這些微不足道。在不可預見的巧合和命運交織的背後，的確是同一種神的理性在宰制整個宇宙。

  為了證明他的思路，波愛修斯利用了一個藏書豐富的古代哲學圖書館。柏拉圖和各種新柏拉圖主義者、亞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學派，以及被他廣泛引用的諸如巴門尼德這樣的前蘇格拉底主義者的著述，在這裡都可以找到。甚至西庇阿關於點-地球（Punkt-Erde）的觀點都給了他慰藉，他也一定沒有錯過馬克羅比烏斯的評述。令人驚訝的是，雖然波愛修斯的早期作品證實他是一位基督徒，但此時他隻字未援引福音內容，究竟為何如此，不得而知。難道他在地牢里失去了對基督的信仰？關於他被執行死刑的進一步情況，也陷入不可知的黑暗之中。然而，這些慰藉的文字繼續傳揚著它的作者作為殉道者的榮耀。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稱波愛修斯是「最後的羅馬人」，卡托和西塞羅依舊把他當作同胞。

  重建帝國的嘗試還是失敗了，儘管聲勢浩大。最後一場戰爭由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領導。他的將軍們擊退了非洲的汪達爾人，打敗了義大利的東哥特人，他們甚至試圖在遙遠的西班牙征服西哥特人，但最終由於經濟和軍事資源的短缺而失敗。後來，瘟疫竄行，又偏逢波斯人的威脅，他們只得用大量的黃金來馴服敵人。公元554年，查士丁尼依據法律解散了西羅馬帝國政府，其法庭和傳統久遠的執政部門被廢除。「西方政府」（hesperium imperium）最終成為過去。

  在內部，查士丁尼推動了基督教化的進程。他認為自己肩負著消滅異教徒的神聖職責。他頒布了一項法律，規定宗教會議的決定應與福音書相適用。他舉辦大規模的洗禮，焚燒書籍，搗毀異教徒的寺廟。對於科學來說，這樣的時代無疑是糟糕的。歷史學家普羅科普（Prokop）曾寫到，告密者阻礙了所有歷史的自由書寫，甚至不惜以死亡相威脅。公元529年，查士丁尼還關閉了柏拉圖創建的學園，其最後一位院長是米利都的伊西多爾（Isidor von Milet），亦是阿基米德著作的編者，以及當時最大的基督教教堂聖索菲亞大教堂的建築師之一。許多學者因此逃至波斯的薩珊王朝的領土。拜占庭徹底丟失了由波斯人贏得、阿拉伯人本應繼承的精神。

  查士丁尼開啟了拜占庭的歷史。儘管仍然存在權謀和皇位鬥爭，但其更具防禦性的邊界，使其比西羅馬帝國更具地利。城市精英對中央（查士丁尼）的忠誠，以及國家與教會之間的「交響樂」都對它大有裨益。「巴塞勒斯」（Basileus）[20]是創造這種和諧的無可爭議的統治者，被尊崇為地上之神。在錢幣上他的形象是基督的代表，是真正信仰的使徒。查士丁尼最重要的遺產是羅馬法，它在系統性和內在一致性方面是其他法律無法匹敵的。

  查士丁尼下令對法律進行編撰，收集、整理和闡釋了律法，並嘗試將其邏輯與晚期拜占庭的法律相協調一致。順便提一下，一部中篇小說就證實了羅馬在西方的統治地位，而拜占庭的牧首[21]則居於皇帝之下，位居其後。查士丁尼的《民法大全》包含50部《摘要》或《總論》——私法和刑法，此外還有法典——囊括了自哈德良皇帝以來的法律，以及查士丁尼時期新出現的法律，即《新法》，其有效性優於那些更早的法律。此外，還出現了一本法律教材《法理概要》，它規範了法學研究。查士丁尼的這些法典在中世紀晚期才隆重登場，它先是以手抄本形式，然後通過印刷版本的形式在大學、議會會議廳和學者中傳播並產生影響。通過拿破崙一世的《民法典》和德國的民法修訂，19世紀以來，羅馬法在全球範圍內流行起來，遠至泰國、日本和中國。

  破碎的傳統

  希臘羅馬的傳統不僅受到來自森林和草原的「野蠻人」的威脅，也因其維護世俗科學而受到批評。批評首先來自神職人員。特土良（Tertullian）已經「襲擊」過哲學家了。自耶穌基督時期以來，對知識的渴求已經沒有必要，也不再有研究的需求：「雅典與耶路撒冷何干？」希羅尼莫司（Hieronymus，347—420）[22]是《聖經》的拉丁文譯本《〈聖經〉武加大譯本》（Vulgata）的作者，他言之鑿鑿地譴責了一切異教文學。即使是格里高利一世（Gregor Ⅰ，590—604年在位）這位「大帝」，一位居於皇位之上的修士，也是第一位被稱作「上主的眾仆之仆」的教皇，也大力倡導背離世俗哲學。在其周圍記錄下的「對話」中，賦予了聖本篤[23]——這位或許是被想像出來的角色——以理想的形象，描繪了他從薩比科的洞穴出來一直登上卡西諾山，並在那裡建造了他的修道院。除了大巴西勒（Basilius der Gro?e）[24]，他的條例統治著正教的修道院。約翰·卡西斯（Johannes Cassian）——或虛構出他的那個人——在聖本篤之前一直是歐洲修道院最為重要的立法者。

  格里高利接受過優秀的個人教育，認為哲學只有出於虔誠目的才是有用的——畢竟淨化世界是最重要的。像他之前和之後的許多人一樣，他從《聖經·舊約·但以理書》中摘取了「時代的終結」。「對話」還是關於靈魂、死亡和地獄之火之間的權衡思考的集合。對此，它們提供了神奇故事的大雜燴，幾乎所有的聖僧和主教都在其中扮演英雄，引用皆出自《聖經》。神跡取代了所有的技術和科學，正如其中一個傳說所示，要移動一塊沉重的石頭，人們不需要阿基米德的物理學，只要通過祈禱消滅坐在石頭上發出怨念的魔鬼。倘若真是格里高利的觀點占據上風，那麼歐洲的科學將糟糕到不堪設想。

  事實上，許多虔誠的信徒在從事異教的工作時都遭到了良知的譴責。奧古斯丁的權威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神學並沒有對哲學的思考製造任何根本的障礙。他甚至對于波菲利（Porphyrios）這位對基督教發起正面攻擊的作者也大加讚賞，稱讚其為「極其有學問的人」。奧古斯丁想要讓古代的教育系統重獲新生，並給予其基督教的核心內容，以保證《聖經》作為理所當然的最高權威。然而，在對《聖經》的解釋中，他卻運用了異教語言發展出來的方法，例如古代晚期解釋荷馬和維吉爾時所使用的方法。他明確警告不要從字面上理解《聖經》，特別是在涉及宇宙學的問題時。伽利略本人也因為哥白尼的世界觀是否有違《聖經》，而向教會的神父求助。儘管他在這一點上也頗為矛盾地拒絕了好奇，但奧古斯丁並不是時代之間展開對話的破壞者，而更多是一個積極活躍甚至過猶不及的參與者。與他自己所信奉的基督教，以及猶太教和後來伊斯蘭教的狂熱者不同，奧古斯丁認為哲學是在《聖經》的真理之前為自己辯護，可引導人們認識上帝。沒有其他的一神論宗教——尤其要感謝希坡主教——能與世俗科學建立與之類似的密切關係。

  波愛修斯也支持神學和哲學之間的聯盟。在更好的日子裡，除了神學著作之外，他還寫了一篇對於西塞羅的《論演說家》的評論，說它是演說者的指南，例如其中提到，如何在法庭爭論中找到最好的論點。因為他，中世紀的人們也接觸到了畢達哥拉斯的音樂學，並對音樂與數學之間神秘的和諧關係有了形上學的推測。他還翻譯並評論了亞里士多德關於邏輯的著述，以及新柏拉圖主義者波菲利的《亞里士多德〈範疇篇〉導論》——這是一本對亞里士多德著述的導讀。在中世紀非常流行波愛修斯的作品，亞里士多德因此進入了基督教的思想世界。他教育當時的人們如何追蹤因果關係，揭示矛盾和找到正確的結論，以及如何有序思考。

  正如這種情況一樣，古人的著述經常以不同的方式轉手到中世紀讀者的手中。柏拉圖的《蒂邁歐篇》幾乎完全通過拉丁語翻譯以及古羅馬後期的學者卡爾西迪烏斯（Calcidius）對它的評論而得名。馬克羅比烏斯版的《西庇阿之夢》和他的《農神節》將托勒密的世界觀傳遞到了中世紀早期。公元5世紀上半葉，北非修辭學家馬蒂亞努斯·卡佩拉（Martianus Capella）向拉丁歐洲人傳遞了畢達哥拉斯和阿利斯塔克——此前提到的哥白尼之前的哥白尼主義者——的宇宙論。

  誕生於公元2世紀亞歷山大港的作品《博物學家》（Physiologus）獲得了持久的生命力，直到巴洛克時期仍然在被人研讀。它基於希羅多德和普林尼的作品，在某個章節提到了源自《奧德賽》的海妖，以及在奧維德的《變形記》中成群結隊出現的半人馬。讀者可以在其中找到關於「如何捉住一隻獨角獸」的線索——人們要將它的頭放到處女的膝蓋上——以及最好通過燃燒大象的毛髮和骨頭來驅散邪靈和惡龍。這部作品和希羅多德或普林尼的作品一樣，都在激勵人們勇敢走向遠方，見證那些被描述的事物，去找尋黃金和珠寶。

  然而，那場始於黑海，並在學園、斯多葛派和繆斯庵中得以發揚延續的關於上帝和世界的偉大對話，卻首次幾近完全失聲。它最重要的前提已不復存在：蓬勃發展的城市、機構，以及最為重要的是庇護。一兩個小國王根本無法取代羅馬的大財主們，包括那位居住在克羅埃西亞、寶箱塞滿了塞斯特提[25]的皇帝。鳳凰在大教堂學校、羅馬宮殿以及高盧別墅中找到了稀有的築巢點；主人為它雇用奴隸，抄寫和誦讀古老的文本。它也在主教的宅邸中獲得庇護，儘管公元480年前後的一份主教生活指南顯示，主教依然被禁止閱讀「異教書籍」。這隻神奇的鳥兒在基督教虔誠信仰的中心——修道院中定居下來。

  卡西奧多羅斯，這位波愛修斯的繼任者，正是前文提及的在信件中講述了威尼斯環礁湖生活的作者。由他創辦的維瓦留姆（Vivarium）修道院位於義大利南部的斯奎拉切，這是基督徒的圖斯庫魯姆城：既是修道院，又是學院。這位創始人對此地頗為讚賞，這裡地處佩倫內（Pellene）近郊，從而得以灌溉花園，為磨坊提供動力，為魚類養殖提供水源。修道院因此得名「維瓦留姆」，意為「供應新鮮漁獲的生態園」。即使是夜間，這裡也有人值守，以油燈照明。人們在白天用日晷顯示時間，晚上和陰天則用滴水鍾（klepsydra，也叫「滴漏」，通過水滴數計算小時）。因此，祈禱時間從未被錯過。治癒疲憊身體的浴室，好比滋養精神的圖書館。創始人大力鼓勵人們交換手稿和複製手稿，因為這種工作最不吝讚賞。這裡收藏的大部分作品的作者都是基督徒作家，奧古斯丁也在這些作家中享有崇高地位。荷馬，以及偉大的希臘哲學家、物理學家和宇宙學家，包括醫生蓋倫都是其中的代表。許多希臘文本都是由這位修道院的創始人翻譯成拉丁文，他自己就掌握了這門所有在羅馬受過教育的人都會的語言。拉丁文學經典的範圍涵蓋了從恩紐斯、泰倫提烏斯、普利尼、西塞羅、塞涅卡和昆體良到馬克羅比烏斯。人們甚至可以在其中找到賀拉斯和維吉爾、瓦羅、科魯邁拉（Columella）、撒路斯提烏斯，甚至是異教徒盧克萊修。

  卡西奧多羅斯的機構，即「人文和世俗科學的課堂」，是世俗科學融入現代學校的先驅。其課程規劃細分了神學和世俗科學的科目。前者還包含地理，因為它有助於確定經文中提到的地理方位；後者按照「七藝」[26]進行劃分，分為「三藝」和「四藝」。「三藝」指的是文法、修辭和辯證法；「四藝」指的是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學。這些經典科目主要是通過馬提亞努斯·卡佩拉的《哲學與墨丘利的婚禮》獲得最終確認，其中還順帶講授了中世紀關於比喻的文學技巧。就這樣，這些「藝術」（artes）以七個伴娘的身份登場。

  藉助生態園的模式，修道院「另外的可能性」也得以實現：它想要招收能工作、閱讀和寫作的修士，而不是骨瘦如柴的苦行僧或沉湎於自我的隱士。但這種可能性依然是個例外。幾個世紀以來，神學和宗教仍然是所有學識嚴格意義上的權威。修道院的圍牆為此給它們建造了庇護之所。對於古代史學的興趣讓位給基督徒救贖歷史的取向，因為它已經對自始至終的一切全然知曉。希臘人對新事物的熱情與刨根問底的探索欲，幾乎沒有顯現：他們探尋奇蹟，努力破譯自然現象的隱含意義。

  整體來看，西羅馬帝國破碎的土地上繼續複寫、翻譯和評論文本的傳統代理人圈子依然可以一眼望盡。其中一位是塞維亞的主教伊西多爾（Isidor von Sevilla，約560—636）。他在中世紀被廣泛閱讀的作品——其中最為重要的一本是《詞源學》，對詞義進行了深刻的挖掘和獨到的解釋——是對他所處時代依然可以了解到的所有古代知識的總結。這本書幾乎涉及了一切事物：醫藥、動物學、手工藝、異教學說、怪物學、戲劇、服飾和礦物質、宇宙學、創造秩序、家居用品和自然法則、時間計量、神學、建築學和歷史學、文學史和聖經詮釋學。

  為後人學習而書寫

  歐洲的基督教化主要是「從頭腦中」建立起來的。一位酋長或統領受洗後，他的臣民也會照做。例如，克洛維一世宣布自己成為基督徒（羅馬教派，而非阿里烏教派）後，據說他的追隨者中就有3000人緊隨其後。社會的長治久安離不開宗教，因為它制定了社會秩序模式，並為其提供了依據。宗教的聖水使權力變得神聖，賦予其合法性。受洗的統治者能夠通過與基督教歐洲其他成員間的聯姻和贊助關係將自己與其他家族聯合起來。他們的國家向有所裨益的傳教士開放：宣揚救贖和著述，傳播文化和管理藝術。

  伴隨基督信仰的發展，修道院也得到進一步擴建。公元6—15世紀，它們的數量成倍增長，從大約1000座增加到超過2萬座之多，成為學問和知識的繼承地，對文藝復興的興起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當瘟疫在城牆之中肆虐、國家被遺棄之時——許多外來的歐洲征服者雖驍勇善戰，卻對耕作和播種一竅不通——僧侶們依舊守信。在禱告間隙，僧侶們從不懈怠，一直待在書寫室（scriptorium）內記錄和書寫，直到他們兩眼昏花、背駝腰彎、手指僵硬。經驗豐富的抄寫員可以每天寫7頁，每頁25行。「書寫吧，書寫者們！後代要學習！」（Scribite, scriptores! ut discant posteriores!）這個銘文據說激發了里拉聖母院書寫室的僧侶。他們也的確是這樣做的。他們傳承了教父們思想的故事，記敘了聖徒的生活和關於神跡的故事；他們寫下了編年史，將他們的小小修道院世界置於萬物初始和人類墮落之間的歷史劇之中。這些抄寫員得到了畫家的幫助，後者大多也為僧侶。書籍裝訂師用閃亮的金子、珠寶和琺瑯片裝訂《聖經》、讚美詩和禱告書籍，它們耀眼的光彩昭示著內容的珍貴。一些人以其工匠的身份自豪地在微型畫上籤下他們的名字，另一些人則難忘他們寫作的痛苦。「羊皮紙都寫完了。」一個人呻吟道。另一個人則說：「謝天謝地，天終於快黑了！」第三個人說：「我終於寫完了，看在上帝的分兒上，快給我口水喝。」這抄書的日常也讓人想起畫家希爾德伯特的咒罵。他和他的助手畫下了這個場景，同時用海綿扔向一隻在他旁邊桌子上啃食麵包的老鼠：「可憐的老鼠，你總是引起我的憤怒，上帝將摧毀你！」（插圖6）

  偶爾這些抄寫者也會用鵝毛筆記錄下異教的文本。他們由此保持了古人的精神，並將古代作家帶到了上帝的神聖領域——雖然往往是無意間偶然的行為。他們將收藏家、百科全書和翻譯家的作品抄寫下來，使本來已被拋棄的古人的思想得以倖存。當他們抄寫波愛修斯的作品時，他們同時也保留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他們研究尊者比德（Beda，672/673—735）的作品，也會研讀老普林尼的《自然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義大利的修道院圖書館，作為周圍正在興起的諸多學派的知識儲存地，這裡藏有許多古老的文本。從早就基督教化了的英格蘭和愛爾蘭傳來的修建修道院的浪潮，自公元6世紀以來再次席捲歐洲。

  地理學家斯特拉波推測在一些區域仍然存在艱難地求生於寒冷的野外的野蠻人，他們會吃掉自己的父母，與所有可能的異性性交，甚至包括與自己的母親和女兒。因此，歐洲究竟是如何從野蠻的邊緣獲得文明的助推就成了令人驚奇的問題。這首先要歸功於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的傳教團，在末世恐懼盛行之時，他認定這是拯救靈魂的最佳時機。傳教團最初的中心位於肯特的坎特伯雷，其主教後來成為英國教會的最高統領。聖高隆班（Kolumban der Jüngerer，約543—615）是北愛爾蘭班戈修道院的一名修道士，在孚日山脈的森林中建立了盧克希爾修道院。而位於皮亞琴察附近、以藏書量豐富的圖書館著稱的博比奧修道院，也是在聖高隆班的倡議支持下建立起來的。聖加侖最初只是博登湖南邊的聚居區，由聖高隆班的信徒聖加盧（Der heilige Gallus）建立。根據基里安（Kilian）和卜尼法斯（Bonifazius）的說法，一些傳教士對於殉難表現出神聖的熱情——一個是在今天的維爾茨堡地區，一個是在弗里斯蘭地區。聖高隆班時期典型的修道院分布於歐洲大陸上，它們不受當地主教的管轄，直接從屬於教皇。商品的共享性以及對生活必需品的限制催生出了理性克制的生活方式，它使修道院有能力在哲學、藝術和經濟領域都做出重大貢獻。

  有些教友成為古代傳統的變革者。懷著一種高度獨創的精神，「愛爾蘭奧古斯丁主義者」（irische Augustiner）試圖解釋《聖經》的奇蹟，例如藉助亞里士多德的論證去解釋羅得的妻子是如何變成鹽柱的。據此，上帝——根據體內與生俱來的鹽的自然性質，眼淚將使味道變好——允許它不斷增多，直到占據整個身體。根據生命的內在法則，這種物質現在以一種特定的形式力求完善其自然本質。於是，上帝的一點小小的干預導致了可憐的羅得夫人被凝結。

  愛爾蘭作為古希臘羅馬傳統（和凱爾特史詩）的保護者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後者因此在公元9—11世紀不列顛大陸上爆發大規模入侵之時能夠很大程度上倖免於難。許多僧侶——披著長發，畫著眼線——前往義大利旅行，返程時在行李箱裡裝著帶回的書籍。本尼迪克特·比斯科普（Benedict Biscop）是位於森布里亞的芒克威爾修道院和賈羅修道院的創始人，他曾出訪羅馬不下五次，據推測，主要也是為了收集書籍。經由他或他的繼承人賽奧弗里德（Ceolfried），一本豪華精緻的《聖經》從卡西奧多羅斯的圖書館一路傳至北方。賽奧弗里德在公元7世紀後期完成了三本手抄本，其中一本《阿米提奴抄本》被保留下來。他的微縮畫反映了古希臘羅馬時代的後期。這為與該地區早期中世紀文化有關的「諾森布里亞的文藝復興」提供了一個論據。它將羅馬和愛爾蘭聯結在一起，象徵符號是「魯斯維爾的十字碑」，上面有拉丁文和如尼文（Runen）。

  這種中世紀早期古希臘羅馬精神的復甦最重要的代表是大博學者、「尊者」比德。他的文學視野一直從《埃涅阿斯紀》、教父們的作品，到伊西多爾的《詞源學》，還包括小普林尼（Plinius des Jüngeren）的信件和與其同名的叔叔（老普林尼）的《自然史》等。他的作品《論時間的計算法》介紹了確定復活節日期的方法，這一方法對於精確計算太陽和月亮的運行軌道是必不可少的。這部作品促成了在基督降臨後的時代的一個突破——「計算學」。它是中世紀最為重要的科學分支的基石，確定了應在何時舉行儀式，以便獲得上帝的善意。神職人員必須得像魔法師一樣精準，以保證魔法的效果。

  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作品還存留在英國其他的圖書館內。馬姆斯伯里的阿爾德赫爾姆（Aldhelm von Malmesbury，約639—709/710），這位在坎特伯雷研習的學者，熟悉諸如賀拉斯、尤維納利斯（Juvenal）、奧維德、盧坎（Lukan），當然也少不了維吉爾。這位詩人還在暴風雨圍困的愛奧約學習過，那裡的人們用市井的普勞圖斯和皇帝的傳記作家蘇埃托尼烏斯（Suetonius）的花邊故事打發時間。不過只要一場大火，就足以毀滅掉幾個世紀的傳統。公元477年那場發生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國圖書館（據說藏書量達12萬多冊）的大火，毀掉了怎樣一個奇蹟啊！無數的藏書，包括卡西奧多斯和下西諾山的書籍，都隨著時間的流逝，消散於風中。

  如果希爾紹（Hirsau）修道院的一個教會兄弟想借一本異教的書，又無法明說，那麼他有兩種表達方式可供選擇：一種是他必須像狗一樣撓自己的耳後，這是一種異教徒的象徵；另一種則是把兩根手指插進嘴裡，像是噎住了那樣。可不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並不是到處皆有好名聲。雖然那一小群寫作的僧侶最終交出去的成果還不少，但與米利都、雅典、羅馬和亞歷山大港的莎草紙上的書寫相比，它還是略顯單薄。然而，這單薄微小的記述不久之後就通過湧入西方的新的知識流得以補充壯大：從拜占庭、波斯和印度，隨後又從巴格達和其他阿拉伯文化中心那裡得到灌溉滋養。這應該足以改變世界了。

  伊斯蘭的世界大國

  大約自公元6世紀中葉之後，斯拉夫人和阿瓦爾人開始對拜占庭帝國進行掠奪式襲擊。拜占庭只是暫時性地遏制了他們的猛攻。薩珊王朝的攻勢使得拜占庭的部隊在南部和東部受到牽制，這也為外族的入侵提供了便利。敘利亞和埃及淪陷了，甚至耶路撒冷也落入波斯人的手中。在極度的困境之中，公元622年起，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對他們發起了幾次反攻，稍稍緩解了燃眉之急。即使四年後敵軍聯盟對君士坦丁堡發動了圍攻（雖然並未成功），也沒有嚇退他的大膽戰略，即攻打敵人的家鄉。僅僅一場失敗的戰鬥就可能決定拜占庭的命運。然而到了公元630年，希拉克略成功地重新贏回失去的一切；他將自己發動的戰爭比作對抗異教瑣羅亞斯德教徒的「十字軍之徵」。現代歷史學家則認為他在這場賭博遊戲中很幸運，並且受益於突厥可汗提供的側翼保護，以及同時代那些相信上帝的人民的參與。當拜占庭的希拉克略將從波斯拜火教手中解放出來的基督十字架聖物，一路莊嚴地帶回到耶路撒冷時，希拉克略已經達到了榮耀的頂峰。在人口稀少的巴爾幹半島，形勢似乎也轉而偏向拜占庭人。當阿瓦爾帝國內部因混戰而解體之時，斯拉夫人卻在此安定了下來。暴徒轉變成農民，敵人變為盟友，異教徒轉信基督。拜占庭首次取代了阿瓦爾人，成為巴爾幹半島的統治者。但一個新的對手又崛起了。在波斯的攻擊平息了幾年之後，阿拉伯部隊入侵了拜占庭的領土。

  在阿拉伯人崛起初期，主要的人物是公元570年出生於麥加的穆罕默德。他是一個從麥加來的商人。那些他聲稱由加百列天使親自傳達的信息，集結成了「神聖的《古蘭經》」。毫無疑問，信徒認定他是上帝的使者，用阿拉伯語說，即「安拉」。穆斯林的書籍中並不乏希臘、波斯的薩珊王朝的文化，尤其是《聖經》的傳統。耶穌在《古蘭經》中只是一位智慧的先知，不存在任何神性。現在他處於兩個宗教世界中：一個把他當作上帝，另一個把他還原成了他自己。

  公元622年，伊斯蘭的時代開啟了。在這一年，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隨者從麥加前往耶斯里卜，後來那裡被叫作「麥地那」（madinat annabi），即「先知之城」。這裡居住著許多猶太人，顯然比麥加更適合接受一神論的思想，麥加的克爾白天房[27]前居住著各種古老神靈，一系列的《古蘭經》蘇拉有力地推動了擴張。《古蘭經》第二章中的一節就被解釋為保衛自己的呼喚：「而在真主安拉的道路上抗爭，誰若反抗你們……你們在哪裡遇上他們，就可在那裡將他們就地正法。」與之相比較，顯然第九章第五節是更加明確和更「政治化」的，先知是當時的團體領袖，他說：「人們要在神聖的齋月之後，再將異教徒就地正法。」《古蘭經》的確算不上一本單純的和平之書……

  無論是被言辭吸引，還是被武力脅迫，越來越多的部族開始接受穆罕默德的教誨。麥加也接受了他的統治。猶太人則懷著對先知的極度失望，依然堅守他們的傳統信仰。此時正試圖征服大半個世界的戰士之前都是商人、工匠和遊牧民族。然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有軍事經驗。在拜占庭人和波斯人之間的戰鬥中，他們應該有足夠的機會練習用劍。公元6世紀，遊牧民族在捍衛拜占庭帝國的戰鬥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們受僱於阿拉伯首領。他們擁有的金幣也不遜色於以前領導他們的軍閥。這些戰士缺乏對戰術的理解，就用堅定的信仰、道德和機動性來彌補。他們或被獎賞，或被戰利品所吸引。對於那些在聖戰中死去的人來說，吸引他們的或許是天堂。

  直到今天，還有研究在繼續討論伊斯蘭早期擴張為什麼能夠展現出如此巨大的活力。除了宗教的助推之外，體制性的壓迫也在推動鬥爭。只有通過征服，戰士才能獲得土地，從而保障其忠誠。這與查理曼帝國的情況相吻合，也能解釋維京人憤怒的征服、希臘人的擴張，以及玻里尼西亞酋長在太平洋島嶼上進行的快速殖民活動。在短短几十年內，阿拉伯人就占領了敘利亞、巴勒斯坦，以及被羅馬帝國當作糧倉的富裕的埃及。傲慢的薩珊政權被掃除了。在西邊，北非（包括馬格里布）都歸於先知的旗幟之下。在公元8世紀的前幾十年，阿拉伯和柏柏爾軍隊就征服了伊比利亞半島。受困於王位鬥爭的西哥特人政權——為對抗一個篡位者，他們自己招來了阿拉伯人——也沒落了。托萊多則是還沒有抵抗就陷落了。「直布羅陀」（Gibraltar）這個名字就是為紀念這些進程。它指的是「Gabal Tariq」，即「塔里克山」（Berg des Tarik），代指入侵軍隊的領導人塔里克·伊本·齊亞德（Tariq ibn Ziyad）。渴望土地的定居者一路跟隨士兵。在東部，他們贏得了印度河、布哈拉和撒馬爾罕地區。耶路撒冷的圓頂清真寺就是穆斯林戰勝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勝利紀念碑。「上帝太偉大了，甚至無法容許擁有一個兒子。」這個頗具挑釁的聲明被馬賽克工匠一筆一畫地拼貼到了牆上。

  這一迅速取得的成功，也受益於拜占庭和波斯帝國在數十年的鬥爭中彼此消耗。而且，這次擴張可能並不像中世紀的阿拉伯史學所描述的那樣暴力。宗教信仰再次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凸顯了其重要意義，它在當地酋長國和皇權之間建立共同基礎，給予其有約束力的指導，並樹立了伊斯蘭教的「五大支柱」：只信服一個神，承認穆罕默德是其先知；在規定的時間內每天禱告五次；至少要為窮人繳納稅款來展現慈悲；在齋月期間要禁食；要前往麥加朝聖。伊斯蘭教法（沙里亞法）對於穆斯林信徒來講也是共同的，雖然不同的學校對此有不同的解釋。它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標準的體系，而不僅僅是一種法律秩序。

  伊斯蘭教的分裂狀態備受詬病，至今依然沒有解決，其原因之一是《古蘭經》里沒有透露如何確定領袖哈里發——穆罕默德的「接班人」。穆罕默德去世之後，公元632年爆發了一場鬥爭，最終導致了公開的戰爭和分裂。部族紐帶和對權力的貪婪比所有呼籲信徒保持和平的訴求都要強烈。與穆罕默德有血親關係、聯姻或者兩者兼有，出身於他的氏族或者他的第一伴侶的氏族，都可以作為其成為哈里發的合法性依據。此外，哈里發提供有保護和執行其信仰的資格。

  被視為《古蘭經》編撰者的哈里發奧斯曼（Uthman，644—656年在位）被謀殺後，出現了兩位互相對峙的哈里發頭銜的爭奪者：一位是敘利亞的總督穆阿維葉（Muawiya，661—680年在位），另一位是奧斯曼的遠親阿里·本·阿里·塔利卜（Ali b. Ali Talib，656—661年在位），他是先知的堂弟，也是其女兒法蒂瑪（Fatima）的丈夫。在幼發拉底河畔的綏芬（Siffin）之戰中，阿里在作戰期間與穆阿維葉求和，他的一些追隨者並不願接受這一點。他們的分裂導致了哈瓦利吉（Kharijiten，意為「出走者」）派的出現，他們為純粹的伊斯蘭教而戰，對抗倭馬亞的哈里發。隨著公元661年哈瓦利吉派暗殺了阿里，並殺死了他的兒子海珊（Husain），這場權力鬥爭最終以有利於穆阿維葉的方式結束。隨之而來的是倭馬亞王朝，這個家族在麥加一直屬於先知在麥加的反對者之一。與阿里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倭馬亞王朝的追隨者們認為穆罕默德的三位最初的接班人是「名正言順」的，因此倭馬亞的哈里發也是合法的。與此同時，他們援引了「伊斯蘭教教規」，即先知的規範性言行。在阿里的追隨者中出現了「什葉·阿里」（shiat Ali），即什葉派[28]的前身。對他們來說，只有先知的血才在過去和現在都被認定為合法性的證明。在一個容許一夫多妻制和納妾的社會中，它為未來的衝突埋下了種子。穆斯林之間的許多內戰似乎更像是手足自相殘殺的戰爭。直到今天，它們時不時還會濺起戰鬥的火花。畢竟，教派間的矛盾隨時都會一觸即發。與之前的戰鬥不同的是，現今武器的影響力上漲了千倍。

  當遜尼派[29]要保全作為一種信仰團體的統一性時，什葉派卻一次又一次地分裂。關於他們的伊瑪目（Imam，意為「領拜人」）的繼承總是存在爭論。伊瑪目是世俗和宗教的最高權威——一個對《古蘭經》教義的真知有隱秘知識的聖人。對於什葉派來說，很明顯，一個有價值的候選人必須讓阿里在其族譜中成為一個光輝的形象。然而，考慮到他繁多的後代，這並沒有多大意義。此外，一群什葉派教徒，即十二伊瑪目派，提出一種說法，認為真正的伊瑪目並沒有死，只是被帶到了他那兒。在時代終結時，他——馬赫迪（Mahdi）或阿爾卡伊姆（al-Qa'im）這位「名正言順者」——將會回歸，並帶來一個正義的王國。自從公元874年第十一任伊瑪目去世以來，直到今天，什葉派信徒中的大部分人都在等待那隱遁的第十二位伊瑪目繼承人的歸來。對於其他什葉派分支，如五伊瑪目宗或扎伊德派，「他們的」最後一位伊瑪目，已經成功地完成了繼承。但後人多認為他們被誤導或受騙了。

  遜尼派、不同派別的什葉派，以及不斷分裂的哈瓦利吉派，只是被提及的主流伊斯蘭教派。在整個伊斯蘭的歷史中，馬赫迪都被看作導師、被驅逐者和隱藏者。從他們的信徒中發展出各種派系，例如卡爾馬特教派或伊斯瑪儀派。另有許多穆斯林屬於神秘主義者和禁欲主義者，即蘇菲派兄弟會。蘇菲派[30]以其顯示清貧的樸素袍子命名，名字中的「suf 」的意思是「羊毛」。禁慾苦行者、狂喜者[31]和神秘主義者都可以在先知的追隨者、文人和不少異端分子中找到。許多人鼓吹柏拉圖的哲學，它允諾了靈魂與上帝合一。然而，《古蘭經》所具有的詩意力量似乎只有通過天使的旨意才能證明其起源，它已經為所有穆斯林塑造了法律、秩序、文學、科學和教育體系。

  穆斯林向北進軍以失敗告終。公元732年或733年，在圖爾附近和普瓦捷的戰役中，他們連穿越這片土地一分鐘都幾乎沒有。或許勝利者法蘭克人查理·馬特（Karl Martell）——他的別名「錘子」是在公元9世紀時被賦予的——並未阻止什麼大規模入侵，而不過是阻止了穆斯林部隊的一次突襲。對先知的戰士來說，征服那荒涼且相對貧窮的高盧人，似乎並不值得稱頌。阿拉伯編年史雖然認為這場戰役無足輕重，但同時期一位居住在科爾多瓦的基督徒記錄道，「歐洲人」給予了安拉的兒子們還擊。這或許是歐洲人第一次被賦予一個身份認同，已經顯示出與作為「他者」的非基督教徒的穆斯林們的對峙。

  經過血腥的衝突後不久，公元750年，因繼任者爭奪而衰落的倭馬亞王朝被推翻。哈里發的皇冠被勝利的阿拔斯家族收入囊中。先知的血流淌在其成員的血管中，使其具有合法性。有了哈希姆·伊本·阿卜杜勒·馬納夫（Hashim ibn Abd Manaf），阿拔斯王朝就可以宣稱一位穆罕默德的曾祖父是自己的祖先。倭馬亞的一個分支在伊比利亞半島上——長久以來未受中央影響的遙遠的西部——仍處於阿拔斯的哈里發的統治之下。這裡目前只有「綠色西班牙」，即位於西北地區未來的阿斯圖里亞斯王國，對先知的戰士進行了抵抗。

  唐代的中國與哈里發帝國這兩個中世紀的超級大國之間唯一的對抗發生在位於今天的吉爾吉斯斯坦的怛羅斯，那是在倭馬亞統治倒台之後的第二年。阿拔斯的蘇丹在這裡襲擊了由中國軍隊領導的中亞軍隊聯盟。勝利打開了亞洲的中心，突厥人定居在那裡，信奉伊斯蘭教。順便說一句，與中國高度發展的文明的接觸為穆斯林帶來了一種媒介的知識，這種媒介以後將幫助希臘的學術研究和歐洲科學向全球傳播。據說是關押在怛羅斯的中國俘虜出賣了造紙技術。也有可能此前的索格德商人就已經將造紙知識傳播到了西方。在中國，這種材料可能自漢代以來就一直在使用。它對世界的改變遠勝於千百次戰役。紙張易於生產且價格便宜，特別是不久後人們想出了用桑樹皮作為原料的方法之後。

  阿拔斯王朝的規模阻止了它長期的集權化。伊斯蘭內部的分裂是與宗教分歧和政治權力矛盾相結合的結果。分裂之所以能產生這樣的政治權力局面，是因為它削弱了整個伊斯蘭的普世主義。早期的穆斯林帝國從未獲得過與中華帝國或羅馬帝國相同的內在凝聚力，它只是在規模上一時超過了這些帝國。阿拔斯王朝維持了哈里發帝國五個世紀之久，但它留下的影響卻急劇減小。它的統治通常只是鬆散的宗主權，是通過聯合當地掌權者和部落首領的執政而實現的。哈里發能夠收穫權力與輝煌的基礎是國家土地，隨著征服的增加，其領土範圍也在擴大，雖然可以確保國家權力的壟斷，其資源卻不足。

  在怛羅斯會議召開之前，帝國內部的權重已經向東轉移。來自以印度和中國為中心的遠東貿易區的吸引力與日俱增。在最後的倭馬亞時代，政府收入的絕大部分都來自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地區。在公元762年，第二位阿拔斯王朝哈里發阿布·加法爾·阿爾·曼蘇爾（Abu Dschafar al-Mansur）將其住所從敘利亞（當時倭馬亞政權的前中心），搬到了一個新建立的城市。他稱之為「和平之城」，即後來的巴格達。

  這名字卻名不副實。哈里發哈倫·拉希德（Harun ar-Rashid，786—809年在位）在《一千零一夜》中出現過，他的兒子們就爆發了爭奪哈里發寶座的鬥爭。在紛爭不斷的巴格達，一位同時期的人寫道：「看看巴格達吧！悲慘的麻雀在那裡築巢/它們沒有巢穴……/看看它被圍困了，過來看看吧/滿腹屈辱，它驕傲的男人們被圍困了。」王座上的勝利者馬蒙（al-Mamun，813—833年在位）只能費力地保住哈里發之位。他的繼任者穆阿台綏姆（al-Mutasim）寧願將其宮廷遷至巴格達以北100千米的薩馬拉。這裡建起了豪華的住宅和城市，50多年來，統治者一直駐留於此地，直到巴格達恢復昔日的輝煌。

  公元946年，哈里發處於白益政權的統治之下。白益是一個好戰的氏族，他們征服了裏海和波斯灣之間的統治集團。他們招安了先前的統治者，僅是為了賦予篡權合法性。在這些新的統治者的統治下，白益政權綻放光彩，被譽為「白益文藝復興」。神學家、律師和作家以每周兩次的頻率聚在巴格達的宮殿和花園中，後來在人文主義的佛羅倫斯則是共同討論哲學和文學。受歡迎的討論場所還包括庭院或紙張和書籍市場。除了穆斯林之外，還有基督徒（僅在巴格達就有11座修道院）、猶太教徒、瑣羅亞斯德教徒和薩比教徒，甚至是無神論者：在一個通常不夠友好的世界裡卻形成了和平對話的島嶼。一個虔誠的安達盧西亞人在10世紀末訪問了巴格達，便震驚於這裡有如此多的理性探索。

  在此期間，行政官、軍官或大富商卻在遠離首都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獨立王朝。他們通常以酋長、伊瑪目、蘇丹甚至馬赫迪自居來施行統治，哈里發的頭銜反而不再神聖。在東方，波斯文化得到了發展。它保留了前伊斯蘭傳統，融合了新進的阿拉伯文學，並賦予了清真寺和宗教學校獨立的建築樣式。在公元9世紀下半葉，西西里島落入西部的阿格拉布王朝——這是一個從阿拔斯王朝分離出來的王朝——手中，然後他們統治了馬格里布的東部。叛逃者稱其在凱魯萬附近聚居的城市為「阿巴西亞」（al-Abbasiya）。與拉丁歐洲毗鄰的地區，西班牙倭馬亞王朝和北非法蒂瑪王朝的統治政權同時崛起。後者的名字源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兒法蒂瑪，在其家族的譜系中也有所記錄。他們是轉向伊斯瑪儀派的什葉派教徒之一——此教派認為第六伊瑪目的兒子伊斯瑪儀才是真正的伊瑪目。他們的帝國從馬格里布延伸到埃及，再到敘利亞和葉門。他們於公元969年建立了被稱為「勝利之都」的開羅，將其作為一個新的聚居城市。他們從阿格拉布王朝手中贏得了西西里島，在該島上幾乎一直統治到1053年。當他們自己的酋長從卡爾比滕氏族脫離出來獨立之時，他們又一次失去了西西里島。

  拜占庭的沒落，法蘭克的崛起

  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倫納（Henri Pirenne，1862—1935）認為古代與中世紀斷裂的標誌並不是「民族遷徙」，而應該是阿拉伯人征服時代的到來，但這個觀點如今遭到了駁斥。伊斯蘭擴張帶來的經濟上的後果對拉丁歐洲的西部而言，絕不像皮倫納認為的那樣嚴重。並沒有任何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如皮倫納所認為的那樣，是伊斯蘭的擴張造成了公元7世紀地中海貿易的衰落。皮倫納的論點是「沒有穆罕默德就沒有查理大帝」，他指出地中海經濟和文化統一遭到破壞是歐洲政治中心向北轉移的原因。然而，新的對手的確進一步削弱了已經因頻繁的皇位紛爭和權力鬥爭而分崩離析的拜占庭帝國。無論如何，它不能阻止西方自治國家的形成。

  義大利一直處於拜占庭勢力的邊緣。自公元568年以來，倫巴第人就一直定居在波河河谷和貝內文托之間。帕維亞被視為皇城，貝內文托和斯波萊托（Spoleto）的領地都由一位公爵統治。羅馬也受到了威脅。在綿延的奧雷利亞城牆之內，畜牧養殖，以及糧食和葡萄種植開展了起來。那些有辦法的人，尤其是有錢人和受過教育的人，要麼成功逃到君士坦丁堡，要麼當牧師謀生。普通市民文化正在消失。此時的情況要求人們自救，就連教皇格里高利都從主教國庫中拿出錢來支付駐羅馬的拜占庭軍隊的薪水。他的繼任者開始試圖建立自己的武裝部隊。那些部隊的首領也必須以土地來封賞。這就產生了當地貴族，他們很快陷入相互混戰，教皇死後，他們就爭奪繼承權。許多教皇都像一個黑手党家族的首領，擊敗了他的當地小販。羅馬教會擁有的龐大財富也還總能給忠誠的追隨者們提供好處。如此才出現了較長久的政治模式。教皇裙帶關係的根源是根深蒂固的。另外，在拉特蘭（作為教皇的羅馬主教的官邸）周圍，基於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原則建立起合理的管理制度。因為格里高利的大力支持，流傳下來的檔案數量明顯增加。從公元6世紀開始，記錄教皇生活和事跡的《教宗名錄》中的內容條目也變得越來越翔實。

  當穆斯林們在星期五祈禱並向他們的哈里發祝福時，羅馬人則在每一次教皇的彌撒上為巴塞勒斯祈禱。即使新當選的教皇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得到巴塞勒斯的確認，但他的影響力卻逐漸消失了，只剩下壯闊的拜占庭文化還在散發光芒，存繼於希臘修士居住的一些修道院中。希臘商人主導了貿易，希臘的聖徒成為教堂的贊助人。但是有跡象表明，東羅馬的文化影響力已經日漸式微。甚至自公元6世紀的後三分之一時期以來，東羅馬的錢幣模型都顯白。像執政官這樣的古羅馬頭銜取代了拜占庭的頭銜，拉特蘭宮被擴建為富麗堂皇的住所。附近可容納1萬名信徒的方形大教堂應該是基督教世界所有教會的「統領和母親」。拉丁語也打敗了希臘語而成為廣泛使用的禮拜語言。此外，還出現了與拜占庭風俗背道而馳的儀式。

  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之間日漸疏遠也體現在教條紛爭中，它們一如既往地圍繞著基督的本質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個問題展開爭論：相較於《聖經》禁令，聖像在基督教崇拜中又被賦予了什麼樣的意義呢？皇帝利奧三世（Leo Ⅲ）似乎在公元726年就已禁止使用聖像。但是，該禁令在羅馬並未得到執行。教皇格里高利曾提出支持聖像的觀點。聖像之所以有用，是因為它們使不太會閱讀的人也能夠了解救贖的故事並記住它。此外，聖像可以促進人們在上帝面前的謙卑恭敬。這種觀點在基督教界廣為流行。在博斯普魯斯海峽，聖像之爭由於社會矛盾激化而升級為權力鬥爭，並在公元9世紀中葉以支持聖像的修士和族長的勝利而告終。這也是東羅馬帝國在與宗教神職人員的對抗中所遭受的為數不多的失敗之一。東方因此仍然是可以使用聖像的國家。

  羅馬教皇通過與法蘭克帝國的結盟獲得了更大的獨立性。幾乎在阿拔斯王朝崛起的同時，加洛林王朝也成功地逐步擴大了其統治範圍。其根基在於宮廷大臣部門的出現。其執掌者最初掌管王室事務，後來成為有影響力的顧問，並最終成為國王的競爭對手。查理·馬特的兒子丕平三世乾脆罷黜了最後一位墨洛溫國王。羅馬教皇在公元751年為朝代的更替獻上了自己的祝福。同年，倫巴第人占領了拜占庭的飛地[32]拉文納。三年後，教皇史蒂芬二世（Stephan Ⅱ）拜訪了法蘭克王國的丕平以尋求援助來抗擊倫巴第的侵略者，並為他塗油祝聖，從而為他的王權加上了神聖的光環。丕平答應了教皇的要求，在戰役勝利後，他將自己廣泛的領土都交給了教皇，包括轄區拉文納和先前倫巴第的公國斯波萊托。

  這一慷慨的舉動似乎是「君士坦丁的捐贈禮」的序幕，它是足足一個世紀之後才出現的一紙證書，聲稱君士坦丁大帝在麻風病得到了奇蹟般的治癒後，出於感謝，將皇室徽章授予教皇西爾維斯特（Silvester）和他的繼任者們。他還贈予拉特蘭宮對羅馬城和其他「義大利和西部的所有行省和城市」完全不亞於整個西部的統治權。這最厚顏無恥的偽造，也是中世紀最臭名昭著的偽造，竟與真實法律行為一起為教皇國提供了法律基礎。

  其他的一些戰役，其中包括併吞阿基坦公國，則加強了加洛林王朝的地位。在丕平的戰役之後，倫巴第殘餘的政權被丕平的兒子，即繼任者查理（Karl，768—814年在位）摧毀，只有貝內文托倖存下來。查理粉碎了阿瓦人的統治；一支拜占庭的入侵軍在卡拉布里亞被殲滅。經過30年的戰爭後，異教徒撒克遜人被戰勝了。當法蘭克人推倒撒克遜人神聖的「支撐一切」的伊爾明柱（Irminsul），以此拉開戰爭序幕之時，他們的神卻袖手旁觀。成千上萬的人被查理大帝處決或重新安置。他的戰士後面還跟著傳教士。在西方，加洛林人的影響僅僅止於大西洋沿岸。在對抗科爾多瓦酋長的戰爭中，查理通過西班牙邊戍侯國，即一系列縣城鞏固了他的帝國。其中的巴塞隆納和阿拉貢〔當時稱為「賈卡」（Jaca）〕隱藏著未來耀眼的鋒芒。

  從阿瓦爾帝國的殘垣斷壁中，發展出摩拉維亞和保加利亞。保加利亞的可汗克魯姆（Krum）甚至曾試圖奪取東羅馬。在贏得一場戰役後，他用掉落的拜占庭巴塞勒斯的頭顱喝酒。隨著克魯姆在公元814年去世，皇帝利奧五世（Leo Ⅴ，813—820年在位）為拜占庭贏得了勝利，重新拯救了東羅馬。同時，隨著保加利亞國家政權的誕生，他的面前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大國。在該世紀的下半葉，「保加利亞」成為基督教國家。西蒙大帝（Symeon der Gro?e）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半個希臘人」，他在公元893—927年一直統治著這個國家，他命人將神學著作翻譯成斯拉夫尼克語。其中還混入了一些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關於人類解剖學奇蹟的些許評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