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遺產

  插圖5：《地牢中的波愛修斯和哲學寓言》

  出自：彼得·科莫斯（Peter Comestor），《講道……》，13世紀初，慕尼黑，巴伐利亞州立圖書館

  帝國與共和

  「沒有盡頭的帝國」真的覆滅了。當奧多亞克將羅慕路斯·奧古斯都的華服送往君士坦丁堡時，附了一句評價說，西方人不需要皇帝了。但時人和後人都沒有將此話當真。從這個龐大的世界帝國的灰燼中所生長出來的神話傳說，啟發了後世兩千年。對於現代的歐洲來說，再沒有其他更重要的講述了。難道羅馬還沒有說明帝國的消亡是一種現實的可能嗎？一個希望人類在和平中生活的夢想，一個「世界大國」的幻夢，似乎曾在某個時刻真的存在過。普林尼曾經稱義大利為「地球上所有民族的故鄉」。羅馬，這個龐然大物，代表著無可估量的權力。在羅馬帝國覆滅一千年後，一位葡萄牙歷史學家望著位於柬埔寨吳哥窟的宏大廟宇時感慨道：「如此的世界奇蹟，也只有古羅馬人或者亞歷山大大帝才能建立吧……」

  基督教神學很難想像一個不同於羅馬帝國的世界秩序。羅馬覆滅，即世界覆滅——對此深信不疑的不僅僅是提出這一說法的拉克坦提烏斯（Laktanz）。另外一種思想擲地有聲地認為，地球總是需要一個帝國作為統領。這一觀點最有力的支撐是一段在《聖經·舊約·但以理書》中經常被引用的段落。該段文字以龐大帝國的次序來展開教義。第四個帝國在其末期必然被第五個取代。每一個時期是哪一個帝國都有相對應的闡釋。在基督教時期，許多《聖經》的批評家都認為「第四帝國」指的就是羅馬帝國。即便有時帝國的數量會無端縮水到三個，也沒有削弱這一模型的說服力。像羅馬帝國那樣壯麗的歷史油畫還一直矗立在歐洲統治者們的眼前。它傳達了一種帝國的意識形態，鞭策著人們去贏回失去的東西，或者至少不要重蹈覆轍。義大利陷落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們也還在對著鬼魂起誓。

  羅馬的神話還有另一面。除了帝國的幻影，關於共和國的講述也還在繼續流傳。那幅羅馬共和國時期的畫卷向農民展示了如何耕作農田——傳奇的辛辛納圖斯（Cincinnatus）出身於耕作中的農民，之後才成為獨裁者——辛勤勞作的農民、純真守節的婦女和受人尊敬的教士，還有穿盔戴甲的士兵：恪守道德的人民珍視祖先的習俗。這個偉大的時期湧現了大量道德高尚、熱愛自由、忠心愛國、無懼犧牲的典範。文藝復興的藝術常常使用這些畫面作為教育範例：比如莫丘斯·斯卡沃拉（Mucius Scaevola）在伊特魯里亞國王波森納（Porsenna）的監視下將拳頭放進焚燒犧牲者的火苗中，以此來昭示自己不畏嚴刑拷打與死亡；或是馬庫斯·庫提烏斯（Marcus Curtius）展示他如何與馬一起跨越集會廣場上裂開的深坑。這深坑只有當羅馬獻祭了它所擁有的最有價值的祭品——羅馬人的英勇與勇氣——之後才會重新合上。天神們也如傳說所言，接受了這獻祭。

  共和國的歷史給予了歷史學家同時也是布匿戰爭同時代的見證者波利比烏斯以素材，來解釋羅馬的崛起。他推測這其中的原因不僅出於對於神的恐懼、命運女神堤喀（Tyche）[13]的把戲，更是羅馬的英明決策。如果說「共和國」的概念與「國家」「共同體」「國力」毫無二致，可以說，它在現代就是「民主」的口號。由此能看出這一神話的力量與這個被理想化了的典範所散發的魅力。羅馬共和國制定的憲法憑藉其在行政官員、元老院和人民大會之間的相互監督與制衡，為後世的政治架構提供了榜樣。雅典的民主和在古希臘羅馬時期關於理想共同體形式的理論反思也為此做出了貢獻。通過波利比烏斯之口，政體的循環學說在其制定與表達中產生了巨大影響：根據此學說，君主制必然走向暴政，貴族階層將變為寡頭政治，並且民主將淪為眾愚政治，淪為烏合之眾的統治。波利比烏斯認為像羅馬這樣的混合憲法才能經得起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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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希臘羅馬就以這樣的方式將民主的理論與現實帶進了世界史。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驅趕它，至少作為一種可能性，它持續到今天。在前民主與文明社會的歷史中，充盈著從希臘和羅馬那裡發展並得以深入反思的極其豐富的演說文化。西塞羅——他被不恰當地賦予了「修辭學的赫倫尼烏斯（Herennius）」的稱號——以及昆體良（Quintilian），都是古希臘羅馬時期除了亞里士多德之外的最偉大的演講藝術大師。

  城邦、雕像、法律

  羅馬的物質遺產非常豐富。中世紀和近代仍然可以看到聳立著的雕像和紀念性建築，神與英雄們廣泛紮根於人們的大腦與心裡，並在現代變身為藝術的「玩具」。羅馬留下了字體和墨水、建築和釀酒、各式家用器具和貨幣。源自哥特語的單詞「kaupon」（經商），正是德語單詞「kaufen 」（買）的由來。這讓人不禁想到，那些「野蠻人」或許第一次接觸這種經濟技術是在小酒館裡：它的詞源是「caupo 」，意為「酒保」。熟悉建築領域事物的德國人都知道，相關詞彙的基本概念都具有拉丁詞源——「水泥」源自「caementum」；「牆」源自「murus」；「石灰」源自「calx」；「磚頭」源自「tegula」。關於羅馬城鎮規劃和工程模式的重要性已經無須贅言了。甚至地理學也被羅馬壟斷了：通過國家郵政、通信系統和那些筆直的街道——其中一些還使得中世紀的旅行變得便利。古羅馬國家的月份名稱取自羅馬，周名及其順序則根據行星確定。直到16世紀末，歐洲每年都還會遵循愷撒制定的曆法。「愷撒」也是「皇帝」和「沙皇」兩個單詞的源頭。

  如果說在古希臘羅馬時期的西歐就出現了像中國的城市一樣的擁堵現象，根據腓尼基人和希臘人的說法，這主要歸咎於羅馬人。超過2000個城邦擠在帝國的邊界線內。在羅馬統治者的統治之下，民眾從未聽說過美索不達米亞過去的成就。埃利烏斯·阿里斯蒂德斯評價說，恰恰因為他們，羅馬帝國不同于波斯帝國。部分高盧地區和伊比利亞半島，不列顛和德日耳曼尼亞，從古羅馬引進了他們的城邦，皆可視之來源於羅馬軍團。許多城市是從被征服者的軍營或根據地直接發展起來的。他們首先便是從征服者那裡學到了什麼是所謂的「城市文化」，範圍從木結構的定居點到一些較大的公共建築，一直到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等世界大城市。美術、科學和哲學、喜劇和悲劇，以及文學，都把城邦作為舞台。甚至一些行省還擁有圖書館。在奢華的溫泉浴場裡，有供俱樂部集會的講堂。體育館通常會配備洗浴設施，是集教育、體育鍛鍊和談話為一體的場所。這在東部如此普遍，以至皇帝圖拉真曾開玩笑地說：「我們的希臘的年輕人喜愛體育館。」

  如同之前的希臘，大城市之間的競爭如火如荼，一如既往。人們攀比哪裡擁有更多的居民，哪裡擁有最美麗的建築，哪裡擁有最強大、最偉大的神明。若是哪裡擁有一座供奉君主的寺廟，那麼它所在的城市就足以被稱作「大都市」或「最偉大」「第一」的城市。在這些基礎供應設施中，多虧了溫泉浴場、水管和下水道，直至今天，羅馬城市所達到的衛生標準都是許多亞洲或非洲的社區所夢寐以求的。歐洲學會了如何將權力和信仰轉化為石頭：大教堂和宮殿，勝利柱和凱旋門為政治建築提供了詞彙表，這些詞彙如同在過往的所有時期一樣，直到20世紀都依然被廣泛使用。羅馬的法律作為一座具有突出意義的「精神供電站」將被銘記，正如它的語言——拉丁語是迄今為止帝國最重要的遺產。正是擁有希臘人、羅馬人和拜占庭人的文化、法律和制度的遺產，歐洲才會在經歷了與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類似的深刻過程之後，卻出現截然不同的國家形態。

  沒有一個古老的文明像羅馬人那樣被理性地組織起來。皇帝一時間擁有了取之不盡的資源。帝國掌握了雅典和亞歷山大港的知識，並且能夠調用一台高效運轉的軍事機器。帝國的建造者們做了一些前所未聞的事情：發明了地暖；建造了巨大的渡槽、污水處理系統和橋樑，其中一些今天仍然存在；工程師建造了鋸木廠和帆船；學者們手裡握著書籍的前身——古抄本。然而，真正重要的理論革新並沒有出現。羅馬的農業理論在古代是無與倫比的，但直到新的土地耕種模式——三年輪種技術直到中世紀才繁榮起來。羅馬知道古希臘的自動裝置和阿基米德的「希臘火」[14]，但始終沒有提出過使用蒸汽動力的想法，例如用來射擊發射炮彈；雖然了解鏡頭的放大倍數，卻從未構建過任何望遠鏡。無論出於何種原因，帝國的條件不利於發明：是不是發明的時機始終未到，所以歐洲最終等待了1500年才開始利用蒸汽動力？或者說得更簡單一點：是不是因為羅馬再也沒有出現過第二個希臘，第二個阿基米德？

  蜜糖與毒藥：基督的遺產

  一項羅馬帝國後期的饋贈，前所未有地影響了世界，那就是基督教。古希臘羅馬後期出現了越來越多在教條上趨於頑固的基督教變體，隨著古希臘羅馬後期的到來，它抵達羅馬東部和北非地區，直至跨出帝國邊界，經過薩珊波斯——在那裡，基督教臣服於瑣羅亞斯德教[15]——一直到達中亞、印度南部和中國。要銘記基督教遺產對於歐洲的意義，首先要看到一個人，他就是基督教在保羅之後最為重要的遺產管理者：出生於公元354年的奧古斯丁。自公元395年後，他擔任北非希坡地區的主教。他的思想深刻影響了中世界基督教和宗教改革的神學。他精通希臘哲學，並藉此開始了他作為演說家的生涯；對於他來說，最重要的異教思想家是柏拉圖。只要稍加改變一些詞句——奧古斯丁曾寫道——柏拉圖主義者就可以轉變為基督教徒。他的許多著述都提及對肉體的貶低——這在大多數宗教中頗為常見——可能是一種柏拉圖式的對靈魂的謳歌，也可能是反映了摩尼教中對於所有物質的妖魔化。後來的教會神職一直支持他，此後卻又與他進行了激烈的鬥爭。他皈依的過程在《懺悔錄》中有所描述，裡面充滿了對於信仰和罪孽的懺悔，是所有自傳的開山之作。

  奧古斯丁的主要作品《上帝之城》（Decivitatedei）受到阿拉里克征服羅馬的影響。在這一點上，他為基督徒辯護，反對那種認為對舊神的背叛引起了這一場災難的觀點。相反，羅馬人應該為自己的陷落負責。他從《聖經》的經文中推論出他們的眾神實際上是在創世初期墮落的天使，現在化作了遊絲的氣息，極盡所能地欺騙和誘惑人們，甚至是誘騙他們與之發生性關係。他從《聖經》和柏拉圖式教義中拼湊而成的粗糙理論，為千年後的獵巫運動奠定基礎，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另外，奧古斯丁通過將它們置於天使的層級，來拯救其親切的神性，從而助力於它們在文藝復興時期的重生。《上帝之城》不僅僅是一份文稿檔案，還記錄了奧古斯丁脫離其曾經的領路人——已經被燒死的摩尼教創始人摩尼——的過程。在摩尼的世界圖景里，邪惡，即黑暗王國被賦予了對抗光明的自身力量。奧古斯丁提出了反對觀點：他信仰的上帝指引萬事萬物，即使是自然法則也可以隨意干預。奧古斯丁認為，上帝的國家命運是將基督和信徒聯合在一起，塵世的國家、魔鬼的國度被密不可分地混合在一起。只有在審判日那天，才能將兩者分離，即使是像尼祿這樣殘忍的暴君，在奧古斯丁的歷史觀看來，也有其意義及其終極目標。

  奧古斯丁的恩典論否定了佩拉吉烏斯（Pelagius，350/360—431）的觀點。這位不列顛的僧侶從當時受到哥特人威脅的羅馬一路逃到迦太基。他認為人類有自由意志，拒絕原罪的觀念。此外，奧古斯丁晚期接受了這麼一個觀點：據主宰的神的意志，人要麼生來就獲得永生，要麼出生後便落入地獄。他無法靠自己獲得救贖。摩尼教中自主邪惡原則被這壓抑的主張所推翻，即每個人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已預先註定。苦難或幸福源自上帝的智慧中自有因果，而非取決於他們自己的錯誤或善行，一切都取決於主給予他的造物們的恩典。只有主才能將他從原罪——通過性行為在人世間傳播——中解脫出來。希坡地區的主教把地獄描繪成一個充滿無盡折磨的地牢，他仿佛看到，即使是未受洗禮的孩子也在那裡被焚燒。

  奧古斯丁對人類的觀點是矛盾的。人類智慧的三位一體——記憶、洞察力和意志——使得人如同傀儡般有著可憐的宿命，同時又具有三位一體的創造者形象。在奧古斯丁的觀點中，生活在這個光和泥土的世界中，就像一次短暫的朝聖，在這之中形成的政治秩序其實毫無意義。較之於永恆的光明王國的期許，甚至是羅馬的陷落也無關緊要。當他於公元430年8月28日去世之時，這樣的想法可能一直籠罩在他身邊。他的城市希坡彼時正陷於一支汪達爾軍隊的包圍之中。

  奧古斯丁的神學表明基督教既是希望和愛，同時也是恐懼和仇恨的宗教：對於上帝慍怒的恐懼，對於審判的恐懼，對於惡魔和妖魔的恐懼，對於異教徒、猶太人、持異論者和女巫的憎恨與恐懼——對所有要為這世上的邪惡負責的人，因為他們招致了上帝對國家的懲罰。古代的進步觀念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相較於「積極生活」（vita activa）[16]，斯多葛派的平靜與沉思的生活似乎才是理想化的。越來越多的僧侶效仿他們生活。中世紀的基督教並沒有屈服於崇拜文化英雄或為發明者建造紀念碑的想法。上帝和天堂取代了城邦或帝國，成為道德體系的基石，因此備受重視。西塞羅在《論國家》的結尾處講述的「西庇阿之夢」，由於帝國的危機而煥發新的活力。奧古斯丁的同時代人馬克羅比烏斯（Macrobius）對此發表了評論，提出了「道德的宇宙學」的說法。西庇阿在此論述中置身於銀河系，從這裡看向宇宙。地球現在看起來比周圍的星體都小，羅馬帝國也縮小到了一個微小的點。地球作為一個點，在宇宙中什麼也不是——這是一個令人震驚但同時又頗感安慰的想法，如果說地球尚且不值一提，我們在此期間經歷的苦難就更加渺小。

  基督教的上帝終於將命運女神帶去了卡達雷，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的理性或斯多葛派的淡定態度分別與其相遇。她的曾用名有許多，如Anankan、Fatum、Fortuna、Moira、Tyche、Heimarmene——但沒人知道哪個是最早的名字——如今都建立在基督教統治者深不可測的法令之上。它迫使這位喜怒無常的女士進入永久的循環。中世紀的畫家和雕塑家接受了這個想法，描繪了命運女神是如何幫助君王奪取權力，戰無不勝，卻只為最後將其傾覆。只有文藝復興才能重新解放命運女神：她可以平穩地站在一個球上，盡情肆意地朝著四面八方起舞。

  這個有著500年歷史、既是蜜糖又是毒藥的基督教宗教，以此作結。它用其藝術和記憶摧毀了異教徒的文化。它的一神論創造了普世的主張，卻又導致了壓迫和戰爭。為此，它向人民傳達了福音信息，傳揚了古代哲學和科學。通過傳播古老的拉丁語，它向歐洲傳授了一門共同語言。它產生「文明化」效應，聆聽良心的聲音，鼓勵自律克己，從而規訓言行。並且，福音給世界帶來了偉大的思想，雖然少有人能完全據此生活，但它的偉大不因此而減少分毫。它號召施行慈善，宣揚眾生平等，提供了反對奴隸制和壓迫的論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