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羅馬：世界帝國與神話

  插圖4：米開朗琪羅，《基督復活》，1521年，羅馬，密涅瓦聖母堂

  

  鳳凰西飛

  其餘的一切，源頭都在羅馬。藉助這個從城市中發跡的帝國，東方-希臘文化得以繼續傳揚，並最終與基督教分庭抗禮。西羅馬帝國沒落之後，拜占庭帝國和伊斯蘭王朝率先肩負起傳承古希臘偉大對話的角色。作為薩拉米斯戰役的獲勝方，古希臘的文化不再局限於地區性活動，其影響力之廣泛，直至今天也沒有哪個高級文明能望其項背。古希臘之後，鳳凰跟隨太陽向西方飛去。

  地理的優勢為羅馬的輝煌事業創造了便利。若沒有位於義大利的地理優勢，羅馬還能成為地中海的統治力量嗎？眾所周知，其靴子狀綿延的海岸線分別朝向東方和西方。義大利是地中海的中心：在夏日的里米尼，早起的人們迎著銀色的晨曦暢遊；在傍晚的波西利波山丘上，流浪漢望向那不勒斯海灣，看著太陽下沉到由紅金色逐漸變為紫色的海里，而伊斯基亞島和卡普里島——兩座巨大的如獨眼巨人般的島嶼——也一起蜷縮其中。

  羅馬的歷史大約開始於公元前7世紀末，其最初的區域毗鄰一塊穿過台伯河的淺灘，農民與牧民居於此地。伊特魯里亞貴族——他們的主要聚居地位於今天的托斯卡納——征服了此區域。這個地方最初的名稱是「魯馬」（Ruma），其歷史可追溯到約公元前330年，它極可能指向某個伊特魯里亞的家族。全國性的饑荒或許導致了戰爭，在這個過程中，羅馬漸漸成為該地區的統治中心。據提圖斯·李維（Titus Livius，約前59—17）的說法，公元前4世紀，隨著薩莫奈戰役的打響，羅馬人被迫捲入與越來越危險的敵人之間的對抗中。隨著公元前3世紀末對迦太基的征服，當時的羅馬人最終不自覺地步入駛向帝國的道路。如此看來，歷史學家約翰·羅伯特·西利（John Robert Seeley）在審視大英帝國時的發現——這是精神意識缺席下的突發情況——也適用於羅馬帝國的情況。實際上，李維所建構的「帝國邏輯」在此後很久才會出現。

  馬基雅維利將古希臘羅馬時期視為充滿教育意義且可以利用的寶盒，將羅馬的政治視為與被征服和招安的敵人相處的最佳範本。要麼就如他在《君主論》第五章所建議的那樣，將敵人趕盡殺絕，以絕後患；要麼就施與恩惠，與之和解，從而在後世獲得相互友好而非敵對的狀態。兩種方式羅馬均有選取：它對維傑或者菲德奈城市民的大屠殺，對迦太基、科林斯和耶路撒冷的摧毀，都是第一種選項的代表；通過保障戰敗方的自由來實現其和平解放，則是第二種選擇。融合的系統總是不斷證實羅馬人的韌性——如同對凱爾特和迦太基的戰役中顯示出來的那樣。「若沒有將戰敗者視作外族而疏遠排斥，擁有精良武器的斯巴達人和雅典人還會依然慘遭滅亡嗎？」皇帝克勞狄烏斯曾如此質詢道，「與他們不同，我們國家的建立者羅慕路斯（Romulus）是如此遠見卓識，僅在一天之內，他就將那麼多來自敵對方的民族收編為同胞。」羅馬帝國的歷史教導我們：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可以取代刀劍與盔甲。維吉爾（Vergil，前70—前19）將這樣的政治模式歸納為羅馬人所建立的一種方式：統領各族，對抗權貴，保護底層人民。

  在詩人和政客們所完成的光輝記述中，羅馬共和國藏著可不止這一點真理。和雅典一樣，羅馬共和國也是通過對話做出決定，而不是聽憑一位近似神的統治者發號施令。聯盟類似「自由的城邦」，即使是在帝國時期也保有自治權。公元2世紀，在足跡廣闊的埃利烏斯·阿里斯蒂德斯（Aelius Aristides）看來，羅馬帝國依然是一個城邦的共同體，各城市在自己的土地上擁有極大的自治權。一些義大利之外的省城雖然處於執政官員的監管之下（他們可以發號軍事命令），卻仍然開闢出了不少類似希臘城邦的自由空間。

  最終事實證明共和國有一個美麗的錯誤：它無法平衡社會的矛盾，也無法阻止君主制被顛覆——蓋烏斯·屋大維·奧古斯都創立的元首制顛覆了它。在屋大維及其繼任者的統治下，大理石砌成的羅馬有了雛形。帝國的各個角落湧現了各種方法來建造一個仿照赫楞樣式的王城。人們從四面八方湧入這個民族與文化的大熔爐。羅馬成為一個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是兩千多年來歐洲獨一無二的創舉。「帝國的高潮」所呈現出的恢宏景象肯定動人心魄。直到今天，古羅馬的廢墟依然述說著曾經壓倒一切的至高權力，述說著一種與宇宙相聯繫的世俗秩序。

  羅馬的希臘情結

  隨著希臘人的國家在公元前2世紀被劃入羅馬，希臘之東和後來發展成為拉丁歐洲的區域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與被征服地區以及相鄰文化針對知識與信仰進行的緊密交流，從一開始就源源不斷地為帝國提供資產。一個較早的例子是元老院下令將布匿人馬戈（Mago）的28本農業書籍翻譯為拉丁文。在羅馬人的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與希臘文化的關係。「被俘虜的希臘俘虜了粗野的勝利者，並把藝術介紹給了這個野蠻的拉丁民族。」——詩人賀拉斯（Horaz，約前65—前8）用這樣的方式描繪了希臘對於其征服者的吸引力。公元前196年，執政官提圖斯·昆克提烏斯·弗拉米尼努斯（Titus Quinctius Flamininus）宣布希臘人獲得自由，從此以後，希臘人的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備受羅馬精英階層的追捧。一時間，談論希臘的大師，或是臉上蓄起「哲學家的大鬍子」，都是一件相當時髦和具有「希臘風範」（à la grecque）的事。在哈德良時代，甚至連君王自己也跟風效仿。尼祿重申了弗拉米尼努斯所給予希臘的自由；哈德良和馬可·奧勒留——他的《沉思錄》就是用希臘語撰寫的——都推崇斯多葛派；安東尼·庇護（Antoninus Pius，138—161年在位）賦予所有哲學家免稅的權利。

  羅馬與希臘文化的關聯最初主要體現在大希臘地區（義大利南部城市），尤其是那不勒斯和塔蘭托。正是在這裡，羅馬人認識到了萬能之物「金錢」——這個詞在當時用的是拉丁詞彙「pecunia」，這讓人不禁想到最初的交換經濟或者羅馬最重要的交易商品牲口（percus）。這個希臘單詞可能在途經伊特魯里亞到達羅馬時變成了拉丁文：羅馬人用字母「c」取代了希臘字母「Γ」（該字母在希臘文字母表中的順序更靠後）。《十二銅表法》是約公元前5世紀出現的一部法規合集，其中就給出在西方使用字母表的早期例子。在它被頒布之前，三位羅馬公民被送至希臘學習梭倫（Solon）的立法規則及希臘城邦的法律。羅馬的立法會（羅馬人民大會）建造了一座畢達哥拉斯的雕像。作為熟讀希臘哲學之人，公務員、軍事家及大學者馬庫斯·特倫提烏斯·瓦羅（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116—前27），受愷撒的委託去整理一份涵蓋希臘書籍在內的文學合集。

  創設傳統的一個經典案例是《埃涅阿斯紀》。維吉爾藉此構建出羅馬民族史詩。他對前人涅維烏斯（Naevius）及恩紐斯（Ennius）的作品進行了改寫，將競技場的特洛伊逃犯塑造為羅馬的建立者。這首詩以古代神話的形式，展示了羅馬的過去。羅馬及其歷史舞台上的演員現身為主神朱庇特操縱的命運的提線木偶。在基督教誕生之初，羅馬人很喜歡修辭學家和歷史家哈利卡那索斯的狄奧尼西奧斯（Dionysios von Halikarnassos）的說法，稱羅馬是由希臘城邦建立，他們自己本身就是希臘人。羅馬人還愛用希臘人的祖先來裝飾自己。據說，羅馬第一位伊特魯里亞君王塔奎尼烏斯（Tarquinius）的祖先是科林斯的達馬拉托斯（Damaratos von Korinth），是他帶來了希臘的手工業者。實際上，來自希臘的陶瓷工人、貿易者、雕刻家和建築師可能早就來到新興的羅馬建功立業。這裡的城市景觀與其說是受伊特魯里亞的影響，還不如說是受希臘的影響更多。希臘的神靈，從阿波羅、阿芙洛狄忒、阿瑞斯，一直到宙斯，自公元前3世紀以來就被羅馬接納，並因此獲得拉丁名字：阿波羅、維納斯、馬爾斯、朱庇特。外來民族和本民族信仰同樣的神靈——即便是換了名字——無論在希臘還是羅馬，都是司空見慣的現象。

  那些反對希臘文化占據主導地位的聲音只是徒勞。歷史學家老卡托（Cato der ?ltere，約前234—前149）是一個貪求利益的奴隸主，同時他還以古羅馬道德的化身自居，呈現了一個羅馬保守派試圖逃離希臘魅力的例子。他迂腐守舊又冷靜克制，抵制古希臘文化的光彩和它的宇宙觀。然而，與希臘的文化交流始終不斷進行，不顧此類抗辯而從未中斷。其他與此相關的更為詳細的描述涉及希臘的國家理論、數學、醫學、自然知識、地理、音樂、天文學和宇宙學所產生的影響。不得不提的就有古羅馬作家奧盧斯·格利烏斯（Aulus Gellius）在靠近雅典的希羅德·阿提庫斯（Herodes Atticus）劇場創作的《阿提卡之夜》（Attische N?chte），還有對於羅馬人意義非凡的、自公元前240年以來就在台伯河邊流傳的古希臘悲劇。歐里庇得斯及其同行，包括索福克勒斯、埃斯庫羅斯等其他人，他們進行對話、創作等活動，激動地擁抱自己在首都里擁有的自主自由——儘管也有少數的例外。

  羅馬的馬賽克藝術就是以古希臘為榜樣而發展起來的。在義大利發現的伊特魯里亞墓地畫和阿提卡花瓶裝飾畫的數量多達數千，但這些不過體現了受古希臘啟發的繪畫世界的冰山一角；在老普林尼或斐羅斯特拉圖（Philostratus）的《想像》（Elkones）里，這是一次想像中的穿越那不勒斯河畔的旅行，反映了它們如何得以崛起。對於保存時間更為持久的雕刻藝術來說，則是另一番景象。羅馬的雕刻作品幾乎是在大批量地模仿希臘的作品——如果不是引進原作（或至少被視作原作）來裝潢首都的宮殿或鄉間的奢侈別墅的話。古希臘神話的場景通過恢宏的大理石雕像展示於羅馬人眼前：位於斯佩隆加（Sperlonga）洞穴中的提比略時期的波呂斐摩斯（Polyphem）雕像，或是來自羅得島的雕刻師們所創作的拉奧孔群像雕塑。它們於1506年在尼祿的宮殿所在地被重新發現。雕塑藝術一路突飛猛進，成為文藝復興高潮時期藝術的關鍵體裁，並成為長久以來關於美的討論對象。

  啟發羅馬詩人的不僅僅是特洛伊神話。如果不了解錫拉庫薩詩人忒奧克里托斯（Theokrit）的牧民詩歌，難以想像維吉爾的《牧歌》會是什麼樣。在希臘度過自己年青時代的賀拉斯，也是通過與阿納克里翁（Anakreon）、品達（Pindar）、卡利馬科斯及愛奧尼亞的女詩人莎孚（Sappho）的討論後進行創作的。卡利馬科斯的《起源》（後來由卡圖盧斯翻譯成拉丁文）也啟發了普羅佩提烏斯（Propertius）和奧維德（Ovid）。就連「笑」這件事，希臘人也都是羅馬人的老師。「長袍劇」（指那些穿著希臘長袍，在以希臘為模板的氛圍場景中演繹的喜劇）很快占領了羅馬的戲劇界。普勞圖斯（Plautus，約前250—前184）和泰倫提烏斯（Terentius，約前195—前159）向米南德（Menander）這位希臘新喜劇大師學習；塞涅卡的《聖克勞狄烏斯變瓜記》（Apocolocyntosis）對神化羅馬皇帝克勞狄烏斯的現象進行了諷刺，頗具梅尼普斯（Menippos）的滑稽化風格。普勞圖斯在他的劇目中創造一個由寄生物、淫媒、牛皮大王、墜入愛河的耄耋老人、奸詐狡猾的奴隸與妓女組成的人物陳列館。在他的《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中，主神朱庇特裹著希臘的戲服扮演一位浪蕩公子哥。為了延長與愛人在一起的夜晚時間，他甚至不惜留住天上的星星。誰要在拜占庭或者伊斯蘭教文化中尋找普勞圖斯這樣的嘲諷者，他只會無功而返。想想以雅威、基督或穆罕默德為主角的滑稽劇吧！

  古希臘思想最重要的傳播者是演說家和哲學家馬庫斯·圖利烏斯·西塞羅（Mark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他既是政客，也是正在沒落的共和國激情昂揚的捍衛者。在梅塔龐托（Metapontum），他造訪了畢達哥拉斯去世時的房子；在錫拉庫扎，他弔唁了早已被人遺忘的阿基米德墓。他將對話的形式提上新的高度——如我們在前文所見，伽利略繼承了他的對話風格。借西塞羅之口，他的談話對象得以有機會陳述他們的立場；他們的討論遠不如他們的演說頻繁。他們的談話場所常是美麗的莊園，如西塞羅自己在圖斯庫倫（Tusculum）的別墅——一個時至今日似乎依然覆蓋「圖斯庫倫討論」和「圖斯庫倫談話」的作者靈韻的地方。古老劇場的石階現在成了周日郊遊者的野餐場地。在清朗的天光中，越過橄欖樹和冬青櫟，人們可以從此處一路望向羅馬。遠處的海泛起銀光閃閃的條紋。

  一座噴泉，一塊可以坐下的草地，還有灑下斑駁樹影的法國梧桐——它們搭起了哲學對話不可或缺的舞台。西塞羅給予這些理想畫面以溫柔的人性，它們吸引著文藝復興時期的讀者。他懂得輕鬆地攀談，在講述中穿插逸事。讀者們仿佛是頗為講究的座上賓。他還喜歡時不時返回圖書館去，遠離城市中的喧鬧與熙攘，遠離繁重的國家事務，全身心投入哲學的談話中。西塞羅不僅僅是古希臘羅馬時期最為重要的演說家，同時也是最具才華的拉丁語文體學家。在他的著述中，討論的技術層面，以及演說與寫作的形式獲得了突出的地位與意義。這與文藝復興時期慣常的學者辯論緊密相關。

  年輕時的西塞羅在雅典柏拉圖派哲學家亞實基倫的安條克（Antiochos von Askalon）那裡求學，並接觸到了學園的教義。公元前86年，在羅馬入侵希臘的戰爭中，阿卡德摩斯的小樹林被蘇拉（Sulla）的士兵夷為平地，他隨後住進了雅典衛城附近的競技場裡。西塞羅講述了自己在幾年後如何出於對於前人的懷念，散步到阿卡德摩斯的小樹林。曾經偉大思想者的住處已經空無一人，靜默無聲。西塞羅和他的陪同者一起回憶深埋廢墟之下的往昔，他們緬懷斯珀西波斯（Speusipps）、色諾克拉底（Xenokrates），還有柏拉圖——這位學園的首任院長如今葬於此。講述的人依然能辨認出當時卡涅阿德斯——他是懷疑論的主要代表——在此任教的大廳。卡涅阿德斯在公元前155年造訪羅馬，作為希臘公使館的成員，他先是做了一個關於公平正義的演說，引起了轟動。第二天，他又發表了反對此言論的演講。該造訪首度如此大範圍地在羅馬社會喚起了人們對於古希臘哲學的興趣。

  對於人民的哲學，西塞羅理解並感同身受。他那時的民眾很早就是羅馬的基督教徒。在他的作品中，儘管有其虛榮的表現，但他最為在意和維護的是個人的克制。他知道通常要麼存在兩種真理，而更常見的是一種也沒有。面對那些反對他的所有「教義」的哲學家，那些代表著呆板教育理念而沒有一絲懷疑精神的人，他駁斥他們在面對他人的真理時表現出的傲慢與蔑視。因此，他總是努力撥正哲學潮流，從中提取閃耀理性的觀點，以此擺正自己的哲學。除了亞里士多德學派、伊壁鳩魯派和斯多葛派，柏拉圖也給予他啟發。即使是古希臘羅馬時期的基督教捍衛者米努修斯·費利克斯（Minucius Felix），西塞羅也受到了他潛移默化的影響：討論事物，但尊重持不同意見者。西塞羅這個持中間立場的絕頂聰明的人，即使是今天一樣可以引來讚頌無數。

  羅馬的歷史學家同樣從他們的古希臘同行身上獲益良多。台伯河畔的第一位歷史學家昆圖斯·費邊·皮克托（Quintus Fabius Pictor）就已經用希臘語寫作。撒路斯提烏斯（Sallust）是在修昔底德那裡獲得了他的文體的標準。最著名的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以及琉善（Lukian，約120—180，又譯為「盧奇安」）也都要感謝這些人。歐洲歷史上第一次「文藝復興」可能發生在約公元60—230年，起源於小亞細亞的「第二代詭辯術」，它將修辭學視作公開作秀，同「詭辯術」一樣趨向懷疑，其代表者大肆發表具有兩面性的大膽言論。亦如慣例，它回顧遙遠的曾經，也總能擁有一些浪漫的註腳。如所有的文藝復興一樣，它回顧過去又展望未來。其中一個重要的代表就是琉善。這位才華橫溢的反對宗教和空洞詭辯術的鬥士有超過80本作品留存下來，其中最為著名的是《愚人船》（Narrenschiff）。他的《死者的對話》呈現了富有想像力的神靈、哲學家、地主及英雄間的對話，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裡一直很有影響力。《一個真實的故事》描繪了一次大膽、冒險的宇宙旅行，其中甚至包含星球大戰——這或許是對基於迷信神話的歷史書寫的諷刺，又或許是一本科幻小說。

  不可忽略的一點是，羅馬同希臘一樣對話語有限制。違反美德傳統將面臨嚴厲懲罰。比如瓦羅的著述就在內戰（前133—前30）期間被銷毀。提圖斯·拉比埃努斯（Titus Labienus）的作品也被燒毀。在羅馬帝國時期，這種管制更加嚴厲。諷刺詩詩人馬提亞爾（Martial，約40—103）將他攻擊的對象換用筆名遮掩。塔西佗讚頌圖拉真（98—117年在位）的時代——它算是少有的幸運時代——為「可以隨心所欲思考，暢所欲言的時代」，他盛讚其優於自己所處的時代。

  沒有盡頭的帝國

  羅馬帝國最令人驚嘆的是其存續時間之久。共和國內戰危機之後，君主制秩序的設立為它得以跨越幾個世紀奠定了基礎。一直到馬可·奧勒留執政期間（161—180年），只有安息帝國算是可與之抗衡的對手。從這一點來看，它是一個真正的「世界帝國」了。其在黑海與北非之間的傀儡統治者及代理君王幫助羅馬帝國在邊界前築起了緩衝地帶。君主們要麼是尼祿那樣的「怪物」，要麼是圖拉真那樣的模範統治者，他們的更替鞏固了這個運轉良好的統治機器。

  在圖拉真和安東尼·庇護的統治下，羅馬帝國的疆域已經從大不列顛延伸至非洲，從伊比利亞半島一直到波斯灣，而其貿易關係則擴展至東南亞。維吉爾用壯闊的詩行歌詠預言帝國將成為沒有盡頭的「超級帝國」，彼時看來似乎正在應驗。但圖拉真的繼任者哈德良——或許他是第二位耀眼的世界歷史主宰者——必須放棄在東方贏得的疆域，以保障已取得的功業的穩固。

  公元2世紀的後三分之一時期，羅馬帝國不遺餘力地加強防禦。那些在羅馬族裔口中被稱為「日耳曼」的外族被趕到了萊茵河與多瑙河之外。而在羅馬另一邊的邊界，即地圖上的幼發拉底河畔、敘利亞和北非，防禦也很森嚴。這樣的情況有利於軍隊對權力的控制。在馬克西米努斯·色雷克斯（Maximinus Thrax，235—238年在位）這位「士兵皇帝」的統治時期，許多士兵來自巴爾幹諸行省的農村，他們決定著帝國的命運。「愷撒們」待在羅馬的時間越來越少了。他們不得不匆匆穿越帝國疆域來鎮壓各地叛軍，剿滅各類反對頭目，驅逐入侵者。內部的動亂和皇位鬥爭同樣無止無休。諸如佩蒂納克斯（Pertinax）被謀殺後出現的拍賣帝國統治者頭銜的場景，就像凌駕於皇冠之上的被歪曲醜化成嗜血怪物肖像的諷刺漫畫，深埋在記憶里。但事實上，即使在混亂的公元3世紀，羅馬帝國也依然執掌於明君之手，堵住了預言帝國將沒落的悠悠之口。帝國依然不斷贏得勝利，君王因此獲得了更多的榮譽頭銜：日耳曼人、哥特人、卡皮人（Karpen）「最偉大的勝利者」，東方甚至是全世界的「重塑者」……這些勝利仍按傳統被大肆慶祝，隨後又同戰敗者屍體被焚燒時產生的濃煙一起消散，並以「不朽之神」的名字冠以皇帝的姓名。在皇帝奧勒良和普羅布斯（Produs）執政期間，高大的城牆建立起來，體現了君主對首都安危的擔憂。此時，帝國權力擴張的花銷已遠超造福社會的支出，即使擁有天生神力的赫拉克勒斯砍掉了生猛的海德拉[9]一個又一個的蛇頭，但新的蛇頭又不斷從血淋淋的軀幹中長出來。

  羅馬帝國的君王抗擊外族敵人用了很長時間，卻始終沒能掃清內部不斷湧現的篡位者——主要是帝國的執政官或周邊地區的軍事首領。有時甚至會同時出現五位爭奪權力與榮譽的競爭者。羅馬軍團非但沒能抗擊哥特人、馬科曼尼人（Markomannen）[10]或是薩珊王朝的軍隊，反而內部不斷出現混戰。元老院雖然一直位於羅馬，但它實際的執政地點卻總是隨著皇帝的行宮而定，一會兒是塞爾迪卡（後來的索菲亞），一會兒又變成了西米烏姆或者位於比提尼亞的尼科米底亞。戴克里先（Diokletian，284—305年在位）試圖通過改革來推動形勢與事物的轉變，他採取的方法是將帝國國防力量及其權力變為四支，即「四帝共治」。這一措施在他的繼任者君士坦丁一世（Konstantin Ⅰ，約306—337年在位）統治時期延續了下來。後世回顧這段歷史，發現該措施實際上開啟了帝國的分裂之路。

  造成分裂的下一步則是都城的遷移。君士坦丁一世在贏得皇位之後，在希臘小城拜占庭修建了一個新的行宮，名為「君士坦丁堡」。這個地方坐擁整個黑海的出海口，以致于波利比烏斯（Polybios）寫到拜占庭時曾說，沒有哪個商人可以不經過它的許可而進入或者外出。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堡落成之後，「新羅馬」成為其建造者的豐碑。君士坦丁一世因此成了這個瀕臨滅亡的帝國的東部邊緣的主人。他將邊境的守護交給了兒子們，並建立了由「軍隊統帥」（magistri militum）統領的邊防軍，前所未有地改善了邊境的防衛。

  君士坦丁一世的政策是拜占庭帝國興起和騰飛的基礎。然而，用特奧多爾·蒙森（Theodor Mommsen）的話說，這個古老的都城曾被「打入冷宮」，還在「悶悶不樂，絮絮叨叨，低聲謾罵」。它的機會被埋葬在兩處墓穴里，據傳說它們是基督聖徒彼得和保羅殘餘骸骨的安葬之處。一位代表了核心權力，即教皇權力的授予和解除，另一位則是基督教最重要的布道者，繼承了教會的權威。值得注意的是，這座已經被遺忘的城市竟憑藉幾副來路不明的骸骨，就重新崛起成為基督教的大都市，並開啟了新篇章！西羅馬帝國在當時已沒入歷史風雲陰影，歐洲「覺醒」卻由此開啟。

  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許多西部的統治者不再管轄台伯河地區，而是管轄特里爾、米蘭和阿爾勒。公元5世紀時，拉文納成為重要城市。羅馬的主教——教皇——與東羅馬皇帝相隔兩片海域。距離成為宗教與世界、教堂與國家分離的前提，正如拉丁歐洲——也僅僅在這裡——所發生的那樣。所以當皇帝遷都至博斯普魯斯海峽，一個具有重大世界史意義的決定也隨之產生。在爭端頻發的西方，教皇的教堂贏得了讓自己成為一個擁有無上權力的機構的空間——這個過程招致了無數反抗，並最終在歷經千年的鬥爭之後，導致其政權訴求被加以急劇遏制。

  希臘的基督

  基督教義很早便得到了散落各地的深受古希臘文化影響的猶太教教徒的回應，這促進了它的傳播。它不僅從猶太人或者講阿拉姆語（耶穌的母語）的教內人士中找到接受者，還通過希臘語傳播，羅馬世界因此成了其傳播的舞台。這場為那些還未受過割禮的人所開展的運動，掙脫了其猶太「母親」的束縛。基督教成為一種宗教，而不再是某個分裂出來的教派，如「拿撒勒人的異端」——這是它的敵對者最初對基督教團體的評價。新的宗教一旦在古希臘文化空間內形成，便迅速和古希臘的哲學理念及思考方式關聯在一起。古希臘元素——它包含著希臘人對一切事物的難以抑制的興趣，批判和質疑的傳統，以及方法論的思維方式——是中世紀基督教與古希臘羅馬的對話得以發揚壯大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價值。

  古羅馬的國家對於宗教事務向來寬容，克制是維繫帝國的一種紐帶。臣民們可自由選擇將與他們相關的事情寄託給何種神靈。可供選擇的對象眾多。約公元4世紀中葉時期，演說家特米斯提奧斯（Themistios）甚至都可算作該時期約300種宗教崇拜的對象之一。若神要想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去供奉和尊崇自己，那它會評論到口乾舌燥。耶穌的信徒在羅馬享有一方不被打擾的淨土，直到危機四伏的公元3世紀才稍感壓力。但迫害沒有讓基督教福音失聲。傳教者敢於成為殉道者，以此來樹立榜樣，從而加強日益增多的教區之間的凝聚力。

  在神靈與神話的競爭中，新的宗教理所當然地占據了上風。基督教的教義不斷為那些偏信一神論的社會所接受，原因或許是君主制的羅馬帝國恰恰成了榜樣？根據其教義中對博愛的要求，基督教面向所有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君主還是奴隸、稅吏還是娼妓，都被視作神的造物，擁有相同的尊嚴。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帝國範圍內星羅棋布的教會的成員，這些教會將通過它們的「義工」幹事們為處在困境的人提供幫助，這一優勢極具吸引力。基督教還藉助彌撒營造了一種集體狂熱。這有別於只允許「醒悟者」（Wissende）加入的東方神秘主義。因此，基督教成了一個面向所有人的宗教。但為了管理聖禮，又需要與世俗生活相分離的神職人員。這為世界範圍內獨一無二的機構——教皇教堂——的出現埋下了伏筆。這一新的宗教之所以能夠存續，還歸功於它在羅馬帝國沒落之時為人們失去的身份認同提供了替代品。它創造了一個普世的宗教帝國，營造了一種基於對神學的崇拜而保持團結統一的感受。

  然而，這個新的宗教所提供的東西有一定的迷惑性。按照德國歷史學家阿道夫·馮·哈納克（Adolf von Harnack）的說法，它是各種信仰的雜糅。它關於博愛的教義，提出了一種易於理解的倫理，傳達了一種論述「充滿苦難的生活有何意義」的觀念。它宣揚救贖與重生，並為此準備了簡易的宗教儀式，可使其始終保持新鮮的純潔感。基督教的神，不僅僅作為抽象的「一體」、乾巴巴的「邏各斯」或者稍縱即逝的「光」出現在信仰者面前。它近在咫尺，又遠在天邊。由於能夠進行直接的對話，它能立即知曉其信徒的懷疑、痛苦與死亡。在基督教創設之初就出現的矛盾與統一之中，存在一種雙重身份——神與人的同一性。後者是全新的、前所未聞的。充滿異教氣息的歐洲古老眾神是否能在幾百年後抵抗伊斯蘭教猶未可知，畢竟萬能的真主安拉擁有著上千的稱謂，其中包括先知。

  這個新的宗教具有很強的適應力。從異教的歐洲到基督教的歐洲，過渡階段非常平穩。基督教創始人及其母親的畫像顯然取代了在君主崇拜時代使用的那些肖像，並肩負起保衛國家的使命。正如耶穌神似太陽神和諸神之父宙斯，許多基督教聖徒與異教的神靈也有眾多相似之處。基督教迅速擴充的隊伍彌補了奧林匹斯神廟的損失，它的許多儀式也接受了異教的習俗。神秘的三位一體聖像可以理解為對多神教的妥協，但無論如何它都使人們想起古羅馬的三大神：朱庇特、朱諾和密涅瓦。

  但通過「異教徒」來使基督教的接受變得容易也會造成問題，因為神的身份會變得模糊不清。因此，純粹基督教義的捍衛者在「多線戰爭」中是如此看待自己的：反對舊神；反對猶太「母教」；反對摩尼教徒及他們對於光明與黑暗的區分；或反對諾斯底主義[11]傾向——在這些捍衛者看來，該思想融合了摩尼教的教義，以及猶太教、新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的理念。而那些被諾斯底主義反對者視為「虛假的所謂認知」的東西，經常是一些非常嚴肅認真的嘗試，試圖在豐富的哲學和神學內容中，藉助理性來獲得關於神的知識，從而獲得救贖。

  除了拒絕獻祭外，沒有理由就基督教徒的行為將他們歸為現有秩序的反叛者。保羅在寫給羅馬人的信中，以跨越千年依然擲地有聲的文字向這個國家發出望其歸順的要求：「神之外，再無掌權者。」那以後出現的一個相應狀況是，通過聖職和禁慾義務，神職人員與民眾相區隔，西方教堂因此崛起為「國家中的國家」，與民眾間的距離逐漸擴大。主教、執事和長老，這些從一開始就由上帝選定的聯繫現世與神界的中介人員，大多都出身於羅馬的上層和中上階層。

  對於新信仰的延續來說，至關重要的是要與國家政權合作。若不與國家結盟，任何宗教都會分裂，然後繼續痛苦而微不足道地存在。摩尼教失敗的原因大抵在此。羅馬皇帝伽列里烏斯（Galerius）在公元311年將基督教認定為「許可的宗教」（religio licita）。基督教的最後一個契機，大概是君士坦丁一世在羅馬附近的米爾維安橋邊戰勝他的對手馬克森提烏斯（Maxentius）的時候。這個當時已經有300年歷史、教眾甚多的宗教，顯然已經到了必須與國家融合的地步。

  幾乎還沒來得及脫離非法地位，這個正在成形的宗教內部就爆發了矛盾——這發生在神學研究中心的亞歷山大港幾乎不是偶然。長老阿利烏（Arius）不承認基督的永恆性，認為它也是被創造或建構的，因此將它降級為半神。同許多日耳曼人分支一樣，民眾們相信，人是神的後裔或者是可以變為神的，這樣的神學觀點非常吸引人。但在爭辯的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它不僅僅引用了《聖經》進行論證，更多地還要藉助哲學。柏拉圖的神學觀點與阿利烏相左，他認為神是「一體」的，是不可分割、完美無缺的。

  即便是一場神學爭論——我們稱之為事件——人們也使用了從希臘人那裡學來的辯證工具。公元325年，君士坦丁一世在其位於尼西亞的宮殿召開宗教會議，並將阿利烏的觀點批判為異端邪說。迫於這位對於神學的細枝末節毫無興致的君主的壓力，主教們的神學觀點簡化為一個簡單表述：基督是三位一體的神，是「同一實體」（homoousios）[12]。尼西亞的聲明源自教會史上第一次大公會議（?kumenischen Konzil），為基督教信仰穩固了根基。君士坦丁一世死後同許多其他異教的前任者一樣被神化。在他看來，基督教的上帝如同阿波羅或者索爾的化身，他也經常試著把自己與這些神等同視之。但實際上，他受洗時歸屬的是阿利烏教派。

  從君士坦丁一世開始的皇位鬥爭，在繼任的瓦倫提里安一世統治期間繼續，這使得法蘭克人、阿勒曼尼人，以及哥特人得以入侵帝國。波斯人也從東部逼近。在公元4世紀後期，羅馬帝國邊境的壓力驟增。匈人一路從東亞行至西方。一些地區向其稱臣，一些地區憑一己之力與之對抗，還有一些地區則向處於動盪中的羅馬帝國尋求庇護。但最終並非由於匈人，而是一股強有力的衝擊，使得這個幻象變成了現實：這股威脅來自大草原，那就是荒地與農田之間永恆的矛盾。人們臆造了一些哥特女巫和邪惡魔鬼的後代，它們湧向這個世界，帶來了死亡與衰敗。中國也以類似的視角恐懼地看著西方，正如西方的民族看待東方一樣。中亞變成了陰森可怕之地。

  入侵者以越來越強大的部隊越過羅馬帝國的邊境，融合已不可能，土地銳減。那些試圖通過武力擊潰敵軍的嘗試失敗了：公元378年，一支羅馬軍隊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el，曾為奧斯曼帝國首都，現為土耳其城市埃迪爾內）那裡經歷了一場毀滅性的慘敗。迫於無奈，中央政權與入侵者簽署了聯盟條約，認可其為同盟，並使得這些君主在帝國的土地上擁有如國王般的統治權。那些現在還能頻繁看見的十字架，早已不是作為勝利保證的標誌。然而基督教的勝利是不可逆轉的。一神論和君主制結為穩固的聯盟。狄奧多西（379—395年在位），整個帝國的最後一位統治者，在君士坦丁堡舉行的一次宗教會議上修訂了一份文稿，其中所表述的基督教信仰到今天依然有效。它為尼西亞大公會議的宣示賦予了聖靈神性的宣示。

  公元4世紀後期出現了一封有利於羅馬主教的偽造信，在信中，羅馬的克雷芒（Clemens）——曾經的羅馬教會領導者——宣稱彼得將自己確定為其後繼者。這是一封喜聞樂見的羅馬優先權的書面確認，待到這份特權成為板上釘釘的事實，自然是還有幾百年時間要走。與此並行發生的還有皇帝地位的轉變。從神一般的愷撒及未來的神，變為了宇宙萬物統治者，即基督教「宇宙主宰者」的臣民，他在教堂後殿的畫像神情嚴肅又高高在上地俯視著信徒們。

  基督教此時已成為國教。對舊神進行祭奠被視作叛國罪。數學家和哲學家希帕提婭（Hypatia，約370—415）是第一位在亞歷山大港公開講授柏拉圖學說的女性，結果成為異教的殉道者。烏合之眾將她拖進一座名為「西賽隆」（Caesarion）的教堂然後殺害，據說是受到主教西里爾（Kyrillo）的教唆煽動。當時的雅典依然風平浪靜，新柏拉圖主義者和柏拉圖學園院長普羅克洛斯（Proklos，約410—485）仍然能在公元5世紀發表他對於歐幾里得的第一本著作《元素》的書評，書寫希臘幾何學的歷史，以及綜述喜帕恰斯（Hipparchus）和托勒密的天文學系統。

  異教徒的復辟雖然偶爾死灰復燃，卻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只有在對古代勝利女神的崇拜被鎮壓時，時任羅馬市政官兼元老院長老的異教徒敘馬庫斯（Symmachus）對瓦倫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 Ⅱ）所說的話稍微起了點作用：「將所有人尊崇的對象視為同一個是非常可笑的，我們仰望同樣的星光，分享同一片天空，同一個宇宙將我們聯繫在一起。為何每個人用哪種教義去找尋真理會顯得那麼重要呢？人們不能只用一種方法去找到至高無上的秘密。」這與文藝復興的偉大主題已經有幾分相似了，即深信在宗教的多樣性中藏著一個獨一無二的偉大真理。

  敘馬庫斯遭到了米蘭主教、教父聖安波羅修（St. Ambrosius）的反對，後者同時是反對阿利烏教派的純粹基督教義的捍衛者。當狄奧多西一世主導的一場對塞薩洛尼基市民進行的大屠殺發生後，聖安波羅修毫無畏懼地要求皇帝在公眾前懺悔，開創了對於一個世界統治者來說非常危險的先例。

  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宗教的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異教徒」一直在抵抗。和墓地一樣被封鎖關閉的還有羅馬的圖書館，因為已沒有訪客，或許是出於怕人們誤入了異教的寺廟。猶太人雖然被允許舉行宗教活動，但會遭到過去擁有同樣信仰的同伴的騷擾，他們體會到被排斥的感覺。官方對他們大門緊閉；改信雅威，或者基督教女信徒與猶太教男信徒結婚都被明令禁止；割包皮同割禮一樣，都會被處以死刑。對於猶太教徒來說最為危險的是，傳統的反猶主義此時藉由一個神學體系找到了正當的理由。這片滋生猶太敵對團體並最終發展為反猶主義的土壤，早在基督教誕生之初就已存在了。

  新的分裂也因為複雜的三位一體問題而愈演愈烈。例如，主教君士坦丁堡的聶斯托利（Nestorios，386—約451）認為，瑪利亞生的不是一個神，而是一個普通人。基督擁有神-人兩種屬性。而基督一性論者認為：他們堅持基督「單一」的作為神的屬性。公元451年，在迦克墩舉行的大公會議將兩種觀點折中為一種表述：基督既是真神，同時也是真正的人。這標誌著拜占庭正教與「古老東方」——亞美尼亞、科普特、衣索比亞或敘利亞——教會之間的決裂。

  帝國的覆滅

  當神學家們正在為將三位即為一體而日夜操勞時，帝國卻在此時分崩離析了。帝國的覆滅為血淋淋的歷史提供了素材。它見證的是一場真正的文化斷裂，而非僅僅是一次轉型。帝國的稅收能力與靠它滋養的帝國軍隊一起消亡。帝國權力隨之被削弱。格拉提安（Gratian）和瓦倫提尼安二世早在公元4世紀下半葉就已經將自己的兒子提拔為皇帝，然而這不過是幾十公斤重的血肉組成的一種繼承合法性而已，是無力回天的軍事抵押品。那時，誰都知道真正掌權者實際是主教。權力最終握在執政官或者軍隊指揮官手中。公元410年，當拉文納還在進行權力爭鬥之時，哥特人將羅馬洗劫一空。八個世紀以來，還沒有其他征服者踏上過這片土地。

  公元5世紀的上半段，高盧和不列顛地區從帝國中脫離出來，北非的汪達爾和阿蘭人自立門戶。不久後，許多打著羅馬名號的新統治者在帝國橫屍遍野的土地上崛起，他們追逐的目標不僅僅是破壞。比如哥特人首領阿拉里克（Alarich）就將一支高盧軍隊首領的頭銜與國王的尊崇相提並論，但他所有的美好願景最終都隨他埋進了位於布森托河地區的神秘墓穴之中。汪達爾的國王蓋薩里克（Geiserich，428—477年在位）就幸運很多，他建立了一個以迦太基為中心的強大帝國，憑藉強大艦隊，挺進了西西里島、撒丁島和巴利阿里群島。

  各行省對於發生在拉文納或者羅馬的事知之甚少，對於君士坦丁堡的情況更是隻字不提。來自巴爾幹地區的弗拉維斯·埃提烏斯（Flavius A?tius）領導了一支羅馬帝國後期最強的軍隊，他們奮起對抗野蠻的匈人，試圖摧毀其對於勃艮第人在今天的沃姆斯地區的統治。他的大部隊從公元436年起在薩伏依和博登湖之間的一個區域定居下來，並由此建立了自己的「王國」（regnum）。這些故事在中世紀著名的敘事詩《尼伯龍根之歌》（Nibelungenlied）中也留下了線索。公元451年，埃提烏斯向更為強勁的匈人發起了沙隆戰役，但結果並不是「西方國家」戰勝「野蠻的亞洲人」，因為埃提烏斯的出征軍隊中有各種各樣的人：羅馬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這不是一個民族團體，而是在西方進行抵抗的追隨者——他們並肩作戰對抗匈人。隨著匈人國王阿提拉（Attila）的去世，匈人也在兩年之後從歐洲歷史的舞台謝幕，但是侵略的時代還在繼續。

  瓦倫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Ⅲ）在公元454年親手將埃提烏斯殺死，但這是一個錯誤。作為狄奧多西的後人，他自己也於一年後離世了。隨他消散的還有帝國的最後一道風影。新的政權很快建立，蓋薩里克抓住這一機遇，進軍羅馬，並於公元455年再次將它掠奪一空。汪達爾人不落下風，並在世間留下了「摧毀者」的名聲。前線的界限早就模糊難辨。早沒有帝國的勢力在此對抗蠻夷的入侵。相反，哥特人和汪達爾人主要是站在「羅馬帝國」軍團的一方繼續戰鬥。一個接一個的皇帝宣布登基，卻沒有哪個能夠每天都安枕無憂。拯救西羅馬帝國的最後一根稻草也在公元468年被壓垮——一支規模浩大的艦隊在抗擊蓋薩里克時敗下陣來。

  西羅馬帝國的最後一位統治者羅慕路斯·奧古斯都（Romulus Augustulus）是軍隊最高統領、潘諾尼亞人歐瑞斯特（Orestes）的兒子，卻在一次由日耳曼近衛軍統領奧多亞克（Odoaker）發起的部隊起義中淪為犧牲品。隨著公元476年的權力移交，這個「小皇帝」的政府應聲倒台。雖然他仍可以在那不勒斯附近享受著大地主的奢華生活，但自此之後卻再沒有出現任何繼任者，由此宣告了西羅馬帝國的歷史終結——有人將四年以後被君士坦丁堡認可的朱利烏斯·尼波斯（Julius Nepos）的去世作為分界線。同時代的人們異常冷靜地接受了這個曾經為整個西半球所仰望的強大國家的覆滅。基督徒作家薩爾維亞努斯（Salvianus）在公元5世紀初曾寫道：「我們帶著被囚禁的恐懼繼續嬉戲，在死亡恐懼的中心放聲大笑……人們會覺得，整個羅馬民族都是被餵飽了諷刺的藥草，它因此大笑著死去。」

  羅馬帝國因其遼闊的疆域而覆滅，事實證明它過分擴張。有兩個數據可以表明這一點：帝國的邊界線曾綿延至足足1.6萬千米長，為了守護它，當時的戴克里先統領著一支大約有50萬人的軍隊。這遠遠超出任何一個可與之對抗的對手，甚至遠超中世紀和近現代帝王們所擁有的資源。但是要想戰勝所有的敵人，這又遠遠不夠。其衰亡的機制運行得無比殘酷：面對日益增多的對手，它必須不斷做出新的讓步，每一次讓步又意味著一部分權力的喪失，而且是一去不復返。

  無可否認，羅馬實際上能征善戰。它的軍事優勢建立於其擴張初期所設置的眾多城市據點，那裡的軍事要塞擁有完備的基礎設施；同時也建立在那些忠誠的民兵之上，然而後者卻早早就消失了。皇帝發現他們被迫頻繁地招收僱傭兵或者強拉盟友。補助金支出與「持有金」在公元3世紀時就已經與軍隊的花銷相持平。供養軍隊的花銷超出了經濟實力，稅收讓民眾不堪重負。官僚主義滋生，腐敗問題無法控制。信奉基督教的古羅馬帝國早就將傳統的約束力拋到九霄雲外。帝國各地區間的疏離也不斷加劇。

  或許崩潰是無法避免的：出現某個更好的繼任者並「及時」處決完全無能的君王，比如像霍諾留（Honorius）那樣的，或許可以延緩這個過程。同時代撰寫了最後一部關於古希臘羅馬時期歷史著作的作者阿米阿努斯·馬爾塞林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深信，在坎尼戰役後倖存下來的「永恆的羅馬帝國」（Roma aeterna）將存續下去，永不覆滅。即使親歷了那個時代的災難——大概是想到了阿德里安堡的崩潰——他也依然在著述中給出了這樣的結論。但他終究是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