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希臘：遐想與批判

  插圖3：拉斐爾，《雅典學院》，1510—1511年，梵蒂岡，署名室

  城邦初現

  「赫楞人」（Hellenen）[5]早已無跡可尋。從公元前2000年起，他們陸續從歐洲中部和東部遷移到今天的希臘並融入當地人中。其中有一部分人繼續遷移，有的搬到島上，有的則前往小亞細亞，與腓尼基人競爭，向他們討教。如同地中海地區的其他族群一樣，他們中很少有以民族為單位的群體。「地中海」這一概念直到中世紀才在世界地圖上真正贏得了一席之地。實際上，拉丁詞彙「mare mediterraneum」的意思就是「中間的海」，只是在古羅馬鼎盛時期，由於羅馬人的自我中心視角，這個詞變為「mare nostrum」，意為「我們的海」。猶太人稱其為「大海」（Yam Gadol）。東亞的貨物和觀念——當時的交流往來已延伸至爪哇和印度——藉助艦櫓、河運船隻和通商線路，跨過撒哈拉，經過羊腸小道和陽關大道，翻過庇里牛斯山脈、阿爾卑斯山脈和巴爾幹山脈，一路穿行至此。

  整個地中海就是一座畫廊。那裡是眾神之父宙斯誘拐腓尼基國王的女兒歐羅巴的地方。這位年邁卻依然性慾旺盛的騙子變成公牛來隱藏自己的身份，然後帶著歐羅巴，繞過地中海去往克里特島，他們的兒子米諾斯將在那裡建立王國。實際上，這座島嶼擁有歐洲最初的高級文明，亦即米諾斯文明。地中海的海浪消失於奧斯蒂亞和突尼西亞海濱沙灘上，隨即又在嚴冬風暴的鞭笞中現身，侵襲撒丁島陡峭的海岸，它將自己摔碎在聖托里尼的火山熔岩之上，在巴塞隆納和比雷埃夫斯的碼頭，滲向古名為「拉古薩」的杜布羅夫尼克的沙灘。在這宏大歷史的風景中，熱風驅趕著非洲的酷熱，經過托斯卡納的山丘，令安達盧西亞的橄欖樹上「日漸灰暗的樹葉」閃耀，讓薰衣草香鋪滿普羅旺斯。秋冬時節，如同埃爾·格列柯（El Grecos）所繪的托萊多風景畫那樣，厚重的鉛色雲朵壓于田野之上，並適時灑下渴切的雨，即使在義大利也有明顯的寒意。

  直至今日，這個國家的植被依然訴說著那跨越千年、蔚然壯闊的遷徙過程。今天的許多典型的地中海植物，實際都是外來物種：柏樹最初源自波斯，檸檬和香橙來自阿拉伯，龍舌蘭和無花果的源頭位於美洲，西紅柿來自秘魯，玉米——它是使人免於餓死的玉米餅的基本食材——來自墨西哥，以及那很晚才從地球另一邊的澳大利亞移植而來的桉樹。只有葡萄酒、橄欖和穀物才是地中海傳統的三大作物。

  島嶼常常是朝聖者和通商者競爭的據點，也是抗擊外族攻擊的堡壘：賽普勒斯島、羅得島、科孚島、蘊藏米諾斯文明遺蹟的克里特島，以及眾多點綴在蔚藍之海中被冠以神話人物名字的小島，諸如基西島、伊薩卡島、米克諾斯島……再往西便是馬爾他和大西西里島，以及科西嘉島、巴利阿里群島和擁有銀礦資源的撒丁島。如古人所言，在火山群中，在維蘇威火山、埃特納火山和斯通波利火山島，通往冥界的縫隙儼然被打開了。在那些火焰跳躍並穿行過的洞穴里，獨眼巨人將熾熱的鐵漿鑄成劍與犁。

  地中海並未阻隔，而是連接了南北兩岸——至少在夏季如此。當冬季的風暴侵襲，便不建議船隻出沒於如荷馬所描繪的「暗黑海洋」。在中國，為了使文明得以存續，統治者需要動用成千上萬的勞動力辛苦建造大運河，以便將長江河谷糧倉中的碩果運往北方。而在地中海，船隻藉助這裡的風得以順利通行，從富饒的埃及向羅馬和君士坦丁堡運輸供給物品的壓力由此得到了根本的緩解。地中海的波濤托載著絲綢與奴隸、大理石雕像和神話、神靈和思想，從一岸帶至另一岸，從一島帶至另一島。沒有地中海作為媒介，歐洲的覺醒幾乎不可能實現。

  貨幣經濟為古希臘文化的發展提供了經濟基礎。首批硬幣的鑄造就是在公元前600—前560年的埃伊納島和雅典完成的。藉由這種金屬的、被賦予了抽象價值的具體支付工具來實現經濟層面的征服，這其中所體現的理性，似乎也在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家的思想中得以體現。歐玻亞島土地肥沃，礦產資源豐富，如它名字所示，盛產牛群，是重要的貿易大國[6]。它的廣袤和權重，以及含金量進一步普及。在《伊利亞特》中就用「aphneios」（意為「富有」）作為科林斯的名字。它的花瓶遠銷地中海西部，甚至可達遙遠的伊維薩島。米利都是古希臘知識革命的其中一個發源地，它通過古希臘內陸的移民發展壯大起來，成為地中海東部最富裕的貿易城市。人們需要新的土地，或許也是為了逃避家鄉的戰亂，這些「希臘原住民」在愛琴海岸邊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自治聚居地，接著又發展出諸多城市。貿易的利潤、人口的增長和領導者對權力的追逐，都被推測為公元前8—前6世紀迅速發展的殖民運動的最重要誘因。這項運動在公元前8世紀波及了義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島，之後擴大至馬爾馬拉海和黑海沿岸。柏拉圖（前427—前347）諷刺地說，希臘人似青蛙搶奪池塘般蹲守在這些海岸。大城市播撒下種子，孕育出新的城市，其締造者或多或少都關聯緊密。以米利都為例，通過「移民」，它圍繞著黑海的海岸建立了約30座殖民區。許多當時出現的城邦在其名字中還承載著它們的古希臘起源：馬西利亞（Marseille，即今天的馬賽）源自希臘語「Massalia 」，尼斯（Nizza）在彼時被叫作「尼西亞」（Nikaia）。

  人們必須謹慎地想像初始時期的景象。公元前1500年前後，隨著青銅時代的宮廷文化陷落，「城邦」（Polis）的時代開始了。這個概念在「都市」（Metropole）和「政治」（Politik）這樣的詞語身上能依稀看見影子，它標誌著一個維護共同信仰、在共同利益之下進行商議的整體。城邦的主人除了各個城市的管理者，還包括整個城邦轄區內的所有居民。城邦的核心區域大約是集會的廣場、寺廟，以及擁有話語權、統領軍事甚至確立信仰的貴族們的宅邸。農民、手工業者和商販的住所聚攏在它們周圍，發展出之後重要的市民團體及其機構。它們在公元前600年前後才作為獨立的整體正式亮相。一些典型的城市機構設施也相繼出現，如市政廳、劇院和學校。學校起初只是一個運動場所，在赫楞人的時代也作為教育機構。

  對西方文明來說，希臘殖民者在地中海大片地區進行殖民的過程，幾乎比古代取得的任何其他進步都具有更為重大的意義。自青銅時代文化瓦解之後，古希臘人和遙遠西方的貿易為即將到來的文化復甦夯實了（儘管並非奠定了）經濟基礎。崛起的古羅馬也經由位於義大利南部的希臘城市，建立起與其思想和技術直接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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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6世紀末的城邦世界因為波斯大帝的崛起而面臨越來越大的威脅。公元前480年，一支希臘艦隊攻打被波斯軍隊控制的薩拉米斯海峽，是否真如一些歷史學家所言，這是「世界史的瓶頸」，還尚無定論。戰爭持續期間，波斯的統治也並非那麼有壓迫性。那些被攻占城市的民眾，依然能與他們熟悉的神心靈相通，相互之間繼續締結盟約。波斯的統帥馬鐸尼斯（Mardonios）甚至一度擔心，在他征服的愛奧尼亞海岸城市中會滋生民主的種子。

  「瓶頸說」最強有力的論據是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地中海以東劃分的地區直到今天依然由一條橫亘於東方和歐洲各國之間的分界線隔開。基於民主建立的國家和話語文化，幾乎只在分界線的西邊發展。在羅馬帝國時代它又繼續向東延展。隨著羅馬帝國的首都遷至君士坦丁堡，以及公元7世紀的伊斯蘭帝國的成形，它又重新回到西方。然而，猜測是多餘的。希臘的艦隊擊退了波斯的軍隊，勝利接踵而至。希臘的對話可以繼續充分施展。希臘人很好地利用了擁有廣闊邊界的波斯帝國所面臨的問題，即除了要解決希臘這隻青蛙對其池塘的攪亂之外，還要分心解決其他問題。

  公元前5世紀是「雅典的世紀」。在與波斯對戰、與斯巴達爭鬥和內政動盪的背景下，雅典最初的政治理論得以大展拳腳。我們在其中還看到了儒家學說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孔子（前551—前479）的影子。何謂國家？何謂憲法？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始於雅典，其影響之深遠，以至今天人們仍在提及希臘人的貢獻。可以想見，這場由涉及地中海廣大區域的遷移活動觸發的理論思辨，是如何觸發對於新建政治秩序的思考。通過討論和多數原則來尋求決策的實踐，實際上是對理性哲學和科學的突破，這一點本身就頗具意義。另外一份文檔的記錄表明，雅典的民主並非所有人的民主：它不屬於奴隸和外族，不屬於女人，多數情況也不屬於無產者。在民主的主陣地雅典，一個人是否具有作為公民參與決策的權利，通常取決於他是否擁有一個原籍雅典的父親或母親。對於希臘世界的外族人，即那些「野蠻人」（barbaroi），人們總是以雅典衛城高高在上的態度對他們施以睥睨。但直至現代，也少有開放如此多參與決策機會的社會存在。在馬其頓統治的時代之前，幾乎沒有人——無論是皇帝、城邦，還是外來征服者和祭司特權階級——成功統治赫楞人。權力仍然分散且相互競爭著。即使是雅典人在伯羅奔尼撒戰役中敗下陣來，其民主依然不滅。它斷斷續續地持續至公元前2世紀，直至羅馬從希臘手中接過發動戰爭的權力。

  不臣服於任何人的理念雖然與廣為適用的人權理念並無共通之處，但鑑於波斯的威脅和希臘自身各統治力量間的鬥爭，這一理念依然通過埃斯庫羅斯、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等人得以發聲。那令人迷戀的字眼「自由」（eleutheria），通過世界歷史得以登場。

  前蘇格拉底哲學的碎片：宇宙、神與人

  沒有任何一個古代的民族像希臘人一樣採摘認知樹上的果實，並冠之以名。類如「哲學」「智慧之愛」等詞語都源自希臘語。隨著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的發展，「提問」「研究」「探索」「歷史學」等概念也作為系統的事物初露鋒芒。另一個促進地中海不同地區之間的交流，形成特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的地緣因素是：與東方的關係。

  偉大的文化都不源於本土或民族根基，而是通過成果卓著的交流與鬥爭產生。希臘精神更多要歸功於東方，而非只是人文主義學校里的歷史圖景。雅典娜雖然並非某本書所說的「黑人」，但也不似大理石般的蒼白。希臘雕塑伴隨埃及文化的傳播而發端，後者可能也是希臘人的第一位數學老師。希臘的文學和宗教也深受尼羅河文化以及伊朗和中東地區的影響。即便是詩歌與哲學這些長期以來被視作赫楞人的發明，其中也有不少內容受到了東方智慧的啟發，比如在東方神話中關於世界起源的說法等。他們還從中東的軍閥和國王那裡學習統治。腓尼基人不僅教會了希臘人拼寫，他們還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教會了希臘人類似民主的處事方式，正如蘇美爾人向希臘人示範了如何建造城池和組織政治一樣。

  隨著時間的推移，希臘思想宇宙的各個中心逐漸顯現。首先，在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時期，誕生了富庶的貿易城市米利都和義大利南部城市埃利亞；然後是作為「赫楞人的老師」——這一美譽常被修昔底德在同伯里克利的談話中掛在嘴邊——的雅典；最後是亞歷山大港。但是前蘇格拉底主義者和後來者對此的記述絕大部分都已丟失。通過一些生活於幾個世紀以後的作者的描述，一些希臘思想才得以流傳。而正是留存的這些部分，改變了世界。

  首先驅使這些希臘思想者思考的是驚奇——對於自然、宇宙及人的驚奇。柏拉圖曾說，驚奇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哲學的源頭。這些尋覓者和漫遊者，如第歐根尼（Diogenes）自己宣稱的那樣，都是世界主義者；他們是宇宙的公民，不臣服於任何國家政體。他們的好奇心驅使他們去往遠方，去真正地實踐對世界的探索。米利都的赫卡塔埃烏斯（Hekataios von Milet，前550—前476）行至今天的俄羅斯南部附近，修訂了被視為歐洲第一張世界地圖的《阿那克西曼德世界地圖》。畢達哥拉斯（約前570—前480）和柏拉圖為了尋求古老智慧而研究了古埃及。德謨克利特（Demokrit）似乎到達了巴比倫，麥加斯梯尼（Megasthenes）和皮浪（Pyrrhon）曾經行至印度，前者被視作亞歷山大軍隊的狂熱支持者。公元前2世紀，精巧的造幣技藝途經號稱「東邊赫楞文化前哨」的巴克特里亞王朝，成功傳至印度。反過來，印度文化也向西方做出回應。《南傳彌蘭王問經》講述了巴克特里亞國王與佛教聖人那先比丘（Negasena）之間的對話。

  希臘人是世界歷史上偉大的提問者。他們是最早藉助理性無目的地追尋真理的人。雖然人們似乎也可以在地球上的其他古老文化中找到前蘇格拉底哲學家所提出的這樣或那樣的思想，但是希臘人探索的多樣性卻是獨一無二的。他們探索靈魂，研究神的本質、物質的結構，以及宇宙的構建原則；他們認為神貫穿於所有物質的自然哲學，也知曉德謨克利特的唯物主義——對他來說，靈魂也是由原子構成。喃喃低語的神秘主義和頑固的教條主義產生了前蘇格拉底哲學，也產生了冷酷、毫無神性的懷疑主義。它藉助出生於科斯島的醫者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 von Kos）的形象現身，為一種理性的醫學奠定了基礎，並開啟了對動植物的研究。因果律首先是用希臘語寫成，它是理性思考與推論的學說，即「邏輯術」（logike techne）。

  伴隨著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於公元前7世紀在米利都的誕生，「規律」開始與諸神和魔鬼並立，並接手它們的工作。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von Milet）將海嘯解讀為大海運動造成的地震——而非由海神波塞冬的憤怒引起。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 von Milet，約前625—前547）是第一座日晷的建造者，他不再如赫西俄德（Hesiod）那樣去講述創世神的故事，而是更多地找尋創造萬物的原初物質——他稱之為「無限」（apeiron）。通過劃分冷與熱、濕潤與乾燥的對立，「無限」生出萬物。宇宙成為巨大的有機體，存在、消逝、重生，而人類是由一種類似於魚類的生物發展而來。阿那克西曼德雖然稱不上達爾文的異域先驅，卻是第一個將宇宙想像為永恆而非創造的人。他的理論影響了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並為17世紀宇宙天文學的討論提供了素材。

  畢達哥拉斯及其學生的學說也是如此。自公元前530年以來，他便和他的學生們一起在義大利的克羅頓交流思想，並過著一種禁慾的生活。傳言畢達哥拉斯是一位極具魅力的神聖智者，是古老真理的救贖者、傳道者和先知。數是他的學說的中心：現身於正五邊形或黃金切割之中的數字和比例指示了建構世界的原則，通過觀察到音樂、和聲與幾何的對應關係，以及星體運動的規律性，畢達哥拉斯得出結論：世界建立於和諧的規則之上。他還講授說，不死的靈魂會在生物體之間遊蕩。人類應該——類比同樣有靈魂遊蕩之說的佛教教義——讓生命與和諧有序的宇宙達成一致。

  在畢達哥拉斯哲學信徒的世界模型中心，燃燒著一團熊熊火焰。它似乎是世界這座大樓的爐灶，除地球、月亮和太陽之外已知的五大星球，以互成比例的距離和速度繞著它轉動。由於包含恆星在內只存在九大天體，因此畢達哥拉斯的信徒們預設了一個「反地球」存在，這樣一來就湊成十個。他們認為通過天體的運動可達到超凡的星體和諧。來自薩摩斯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 von Samos，約前310—前230）卻認為，恆星和太陽都是靜止的，地球圍繞太陽而行。這位哥白尼的前輩據說曾因為無視神靈而被控訴。甚至宇宙中存在著「多個世界」的構想，早在布魯諾出現之前的兩千多年就被想到了。

  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是公元前5世紀群星閃耀的思想家團體中的一員，他是土、水、火及空氣的四元素學說的創立者之一，與畢達哥拉斯的信徒們思想很接近。他和德謨克利特都是原子物理的開創者。在他看來，物理世界的萬物都是由原初物質——一種不可分的微小顆粒——共同組成。即便是神，也被擬人化為一種抽象的存在：「神秘物質」（dunkle）。赫拉克利特（Heraklit）隱晦地將其理解為事物的整體，它像理性言說的邏各斯（Logos）一樣，將所有的對立統一起來。

  來自埃利亞的巴門尼德（Parmenides，約前520—前450）貌似是第一位認識到地球是球狀形態的人。他所關注的表象與存在之間的區分，標誌著一切本體論的開端。他提出了一種主張，認為思想本身僅僅是「存在」（Sein），而非「成為」（Werden）——一種還未達到存在的狀態。這個主張掀起了一場學術革命：遵循矛盾定理的邏輯區別「真」與「假」，與「狂想」和「神話學」對立。希臘精神的鋒芒同樣在埃利亞的芝諾（Zenon von Elea）對於悖論的闡述中可見一斑，亞里士多德稱其為辯證法的發明者。

  一些前蘇格拉底哲學的文字記述多有對神的批評，即使是今天，這些文字在某些國家依然見不得人。他們認為神是人創設出來的幻象，人們出於實際的理由用這一幻象服務自身。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揭露「並非神創造了人，而是人創造了神」之前的兩千多年，色諾芬尼（Xenophanes）就曾譏諷過荷馬和赫西俄德關於神的想像：牛或馬可以創造神的形象嗎？它們會創設出類似牛或者馬的神嗎？與他們不同，他將神想像為一種靜態的、貫穿作用於一切的精神，僅僅通過思想的力量來撼動宇宙，它「與凡人在形態或思想上都毫無相似可言」。這個說法否定了對於自然現象的神秘解釋。他對於人類可以擁有可信的知識的論斷亦持保留態度：真理只存在於神那裡，人類不過是擁有它的類似物或者它的表象。凱阿島的普羅迪科斯（Prodikos von Keos，約前470—前399）將神理解為比喻性的存在，代表著地球上的事物，無論元素或者麵包。普羅泰戈拉（Protagoras，約前490—前411）將之簡要概括為「人們無法知曉它是否存在」，並以此區分信仰與知識。邁錫尼的歐赫邁羅斯（Euhemeros von Messene）認為，神指涉的是先前的偉大國王、戰士或者學者，這些人給人留下了他們在死後可以幻化為神的印象。類似的「世界的祛魅者」直到18世紀依然存在，他們的思考表明，在那個以色列人正嚴格地去構建他們的天父——雅威（Jahwe）——並將彌賽亞的形象推上世界舞台的時代里，赫楞人就已經準備好要思考了。

  除了神、宇宙和自然，人也是希臘談論的中心。普羅泰戈拉將人視作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這並非一份人文主義宣言的標題，儘管這位作者在文藝復興中重新收穫尊崇。它更多地反映出一種洞見，即看到了感知的主體性，否定了一些自然哲學家堅持的唯一真理，此外，還要求人們將注意力轉向人的天性、可能與邊界、培養與教育。

  人類的鬥爭與痛苦是同時期誕生的悲劇中最重要的哲學主題。生活在公元前6世紀的厄琉息斯的埃斯庫羅斯被後人稱為「悲劇之父」。他所導演的戲劇中，人物總是罪惡而無望地糾纏於由神施加的悲慘命運。再加上雅典人索福克勒斯（Sophokles，約前497—前405）和歐里庇得斯（Euripides，前480—前406），三個人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勢。至今，人們仍在不斷對這三位巨匠的戲劇進行著現代式的解讀，因為他們劇目中探討的是人類存在的根本問題，是在希臘哲學當中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的主題：存在與表象、罪責與命運、欲望、激情與理智。

  最偉大的悲劇與舞台大師則是歷史。公元前5世紀，一種意義重大的歷史學初登舞台。哈利卡那索斯的希羅多德（約前484—前425）被西塞羅稱為「歷史之父」。他和米利都的赫卡塔埃烏斯都被視作民族學和人類學的創始者。希羅多德希望將重要事件留存下來以供後人教育、模仿與欣賞，他想要儘量真實和不帶意識形態地書寫，這也成為以後所有好的歷史書寫的主導要領。

  修昔底德（約前455—前395）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最高級的歷史書寫，也是一部文學傑作。用修昔底德自己的話說，他要寫就一部「永久的財富，而非只是流傳一時的佳作」。修昔底德發現了人類暴力的病理，他不僅僅是在歷史書寫中尋找古代，更要批判地審視來源、探尋原因、考察行為動機、分析政治情勢。他所撰寫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也許是第一部沒有神靈參與的歷史著作。本該出現神靈的段落，如在後來的馬基雅維利（Machiaveli）那裡一樣，被描繪偶然性與必然性的段落取而代之。著名的《米洛斯對話》[7]顯示了赤裸裸的權力有多麼厚顏無恥。對自由與統治的追求似乎是實現政治的先決條件與人類學中的常量。修昔底德成為歷史學的開疆拓土者，這門學問，按照塔西佗（Tacitus）的描述，是要「既不憤怒，也不偏私」（sine ira et studio）地推進自己的事業。修昔底德、希羅多德和色諾芬尼作為數萬變遷的見證者，不過是一些自那時起一直綿延不斷的話語最重要的創立者。

  歷史書寫與悲劇都反映出遵循自然與混亂歷史之間的斷裂經驗。這一經驗說明了希臘人對於人類事物秩序，以及自然與社會規範之間緊張關係的關切。這些規範即傳統、風俗或法律。它現身為反自然的人類暴君，也作為「萬物之王」來保護弱者。

  對話與批判

  古希臘世界一直是理念的交易所與政治的試驗田。人們之間或鬥爭，或聯合，試驗聯邦制模式。公元前429年，在伯里克利去世之後，希臘經歷了戰爭與內部危機，卻完全沒有對他們的文化生活產生任何不利影響。相反，繼續擴大的變革與混亂為哲學開闢了市場，因為哲學為人們指引方向的同時還提供教育，能幫助他們在複雜的社會裡收穫成功。一群求知若渴的人也已經準備好研習作為政治事務中重要工具的學術與雄辯來作為回應。一些詭辯家，即在公元前450—前380年為了錢財而演說和寫作的學者們，也以此謀取財富。倫蒂尼的高爾吉亞（Georgias von Leontinoi）是當時的「明星演說家」，也是雄辯術的創立者之一，他甚至認為話語可以強身健體。據說他在德爾菲神廟裡為自己建了鑲金的肖像。偉大的哲學家，如蘇格拉底、柏拉圖或者亞里士多德，他們能夠占據如此重要的社會地位，哲學的作用功不可沒。思想家廣受追捧的現象可以從無數逸事中得到佐證。一些哲學家，如畢達哥拉斯、恩培多克勒和後來的柏拉圖，地位之崇高几乎等同於神。詭辯家們將愛奧尼亞的自然研究分析方法應用到了社會領域，他們批判一切主題，從社會規則、風俗到宗教，甚至是人類認知的確定性。「詭辯術」的消極含義讓人聯想到鑽牛角尖與斷章取義，卻仍然是哲學的基本美德；提問與思辨雖然有其積極的一面，卻常常在歧途中迷失，無果而終。

  批判對話的原則經歷了漫長的發展史。對話最終成為哲學思辨的一種跨文化形式。因此，熟悉辯論（sastrarthas）的印度教徒與中國哲學家也如歐洲人一樣，討論神正論問題或宇宙是否無限。印度教的討論遵從於精準的宗教儀式，嚴格遵照宗教法規行事，最終通過神的審判來做出決定；中國的智者在論證形式上沒有利用邏輯證據，而是認可經典文本的權威，對其只允許進行小幅修改，它們都完全不同於希臘保持質疑與直言不諱的質詢程式。正是因為希臘人，人們才懂得通過批判使自己與思維的慣性保持距離，批判的藝術才成為西方思想史的一個標誌。證偽與日常經驗的對立構成了科學。自此以後，借用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話的變體，批判是矛盾對立的哲學家，是萬物之父。

  古希臘哲學對話的開端是蘇格拉底的道德準則。他的學生柏拉圖幫助他延續了「對話」。通過對自身道德刨根問底地追問，以及他的生與死，蘇格拉底成為實踐哲學和思辨技術的創立者，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在他的追隨者的傳承過程中，他以類似基督或佛祖的形式現身為智慧的師者。「神聖的蘇格拉底，請為我們祈禱」，鹿特丹的伊拉斯謨（Erasmus von Rotterdam）以此口號宣告了自己成為蘇格拉底思想盛宴的赴宴者。蘇格拉底的登場和詭辯家的思考，標誌著哲學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因為人們如今可以出於理性的依據來系統地談論一切事情做或不做的準則了。

  柏拉圖把這種通過對話來進行決策的方式——辯證法——視作神的賜予，是「某個普羅米修斯」與火種一起帶來的恩賜。蘇格拉底的對話是所有啟蒙中最強大的武器，它致力於追尋真理與智慧，兼備道德與尖銳。其中飛揚著顛覆的元素，跳躍著諷刺的火花，混雜著尖酸的諷刺。許多事情亟待討論解決。一位作者究竟認同哪位對話參與者，選擇怎樣的立場，常常難以決斷。充滿諷刺意味的暗示顯示出藏於對話中的革命性潛力。而缺乏幽默感，鮮少運用反諷，卻又依然具備深度，則標誌了古希臘羅馬時期後期時這一體裁的基督教變體的特徵，奧古斯丁（Augustinus）就是其中的代表。

  對所有習俗與傳統來說，蘇格拉底的對話是一項危險的技術。布魯諾的《論無限宇宙與世界》和伽利略的《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都表明，對話的本質在於當觀點與反駁狹路相逢，各自經過旁徵博引之後，最終無懈可擊者勝出。懷疑不屈不撓地貫穿始終，理性則是認知的原則與法官。時至今日，科學話語依然貫徹著這樣的原則。提問與追問可以最終使人們看清一個事實：總存在未知與難題，且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找到答案，這期間理所當然就存在著哲學與宗教神學、宗教與科學的分野。蘇格拉底常掛嘴邊的金句「我知道我一無所知」就是在提出要求去批判性地檢驗那些人們認為知曉的一切。他憑此站在了一種「西方特質」——批判文化——的源頭。

  「懷疑」（這個概念源自希臘語「skeptesthai」，意為「調查」「檢驗」）這個傳統的重新發現，是現代哲學的起點。皮浪（Pyrrhon，約前365—前275）開創了這一傳統，否定了價值判斷的可能性，認為它們僅僅出於人類的協商，而缺乏外界存在的證據。阿爾克西拉烏斯（Arkesilaos，約前315—前240）不得不認為，人們至少有可能判斷什麼事物是可信或可能的，道德標準依然是符合理性的。和皮浪一樣，他建議放棄判斷，只有這樣才能獲得「心靈的平靜」（ataraxia），即使懷疑論者依然會不屈不撓地不斷發問。

  從喜劇發明者希臘人那裡，人們不僅學會了用皺眉表示懷疑，還知道了諷刺、嘲笑與幽默，以及他們悲觀的兄弟——挖苦。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約前450—前444）的喜劇就曾讓人們從戰爭時期的暴行和日常生活的不幸中，分散了注意力。希臘人交談過程中出現的無數逸事，是幫助傳承與人相關之事的記憶的關鍵。這樣的體裁或許並非希臘人的發明。然而不少故事要麼具備一點真實性，要麼就純屬捏造，抑或完全錯誤，就像那些流傳下來的關於西塞羅、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rtios）等諸如此類人物的故事，它們表現為內容豐富又閃耀的對話。

  人們諷刺，人們大笑。當色諾芬尼斷言他從被鞭打的狗的哀嚎中聽到了一位朋友的聲音時，便戲謔地談及了那神秘而深刻的如畢達哥拉斯的靈魂轉移學說的事物。即使是莊嚴的《荷馬史詩》也難逃被戲說的下場。蘇格拉底是最偉大的諷刺家：他裝作無知，而將對話對象捧為智者，以此反將其置於一種完全愚昧無知的地位。諷刺在這裡是哲學的方法，但大多顯現為一種修辭策略，這在後來伽利略關於世界體系的對話中屢見不鮮。不僅如此，莊嚴的悲劇人物也成了譏諷的對象。甚至連蘇格拉底也在阿里斯托芬的《雲》中成為反諷的犧牲品。哲學家們之間也極盡譏諷之能事。蓬杜斯的赫拉克利德斯（Herakleides Pontikos），因其裝腔作勢和「浮誇」的著裝，而被人們稱作「蓬皮科斯」（ho Pompikos）。德謨克利特被伊壁鳩魯稱作「萊羅克里托斯」（Lerokritos），意為「泡沫法官」。不必詫異，希臘人亞里士多德在他的《論靈魂》這本有關心靈的書中，首先提出了「有能力發笑的人」理論。柏拉圖的《美涅克塞努篇》最後尖酸地嘲諷了「為祖國而死是甜的」這一類愛國主義口號。

  色諾芬尼、卡涅阿德斯（Karneades，約前214—前129）或者盧克萊修如果生活在錯誤的時代和地點，比如巴格達、日內瓦或者羅馬，都將淪為失敗者。對於被各種逸事圍繞的錫諾普的第歐根尼（Diogenes von Sinope，約前412—前324）來說，與其在基督教的西方過著一種不自在的生活，還不如選擇在陶桶里過著簡單而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是古希臘哲學中犬儒學派分支最有名的思想者，他那裝飾在位於科林斯的墓碑上的大理石狗（kyon），大有影射他曾經狂吠不止地攻擊他人、而今已安躺於此之意。他的著述已無跡可循，他也如蘇格拉底一樣，給出了一個範例，示範如何讓哲學「活」起來。他的追隨者也如同他們的大師一樣，用玩笑的方式去質詢社會規範，譴責奢靡生活，批評權力。從更為嚴肅的意義上來講，他們類似中世紀後期的托缽僧和傳道士，於自身所在的社會——正在淪落的城邦——高舉明鏡，創作諷刺畫，為的是將人們引向尋找幸福的正途。

  千年的思想者：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

  隨著時間的流逝，對話和批判在雅典的學校和研究機構中得到繼承，它們的示範作用逾越千年。犬儒學派的創始人是安提西尼（Antisthenes，約前455—前360），他在快犬體育館（Gymnasion Kynosarges）建造了一所學校來傳播他的思想學說。約公元前390年，伊索克拉底（Isokrates）創辦了一所修辭學校，主要向政客傳授如何在公共生活中發揮影響力。約公元前387—前385年，柏拉圖在希臘城郊的卡德摩斯英雄樹林裡建立了一個機構，它就是之後幾千年裡各種研究和教育機構的原型——學園。在《理想國》里，柏拉圖構想了一個理想的共同體，可以類比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構想的烏托邦，描繪了異於現實國家政體的對立形象。學園裡的氛圍必須是開放的、寬容的。柏拉圖接受各種不同尋常的意見，例如，他最著名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於戶外樹蔭之下或是報告大廳里九座繆斯像之下的批判性演說變得司空見慣。

  畢達哥拉斯學派將數學提升為地位最高的學科。雖然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學派的數學尚未以認知自然法則為宗旨，但它最終能成為文藝復興中引領性的學科並非沒有原因。數學以它毫無矛盾的真理似乎為人們提供了通向理想世界的可企及的通道。幾何學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被稱作「對於永恆存在的認知」。相對於那些光彩奪目的理念，物質世界的物體則是其黯淡的反照。在這則經常被引用的隱喻中，現實不過是洞穴里牆上的影子遊戲：一群人被捆綁著背對著洞穴入口，他們在朦朧中會認為，牆上的那些若隱若現的影子即為真實。

  直至文藝復興時期，對話集《蒂邁歐篇》依然是柏拉圖思想最重要的來源。基督教哲學從中汲取了關於神、靈魂，以及宇宙的想像。弗萊辛的主教奧托（Otto von Freising，約1112—1158）就盛讚柏拉圖宇宙學的光明與智慧，以至人們會相信這個希臘人深得基督教義的精髓。在柏拉圖那裡，世界是由一個既有的原初物質通過同樣永恆的神性造物主的作用而產生的。柏拉圖認為，宇宙是一個活物，被一個自主驅動、不知從何而來又不知消失於何處的靈魂所滲透。它調節精神與感官、存在與生成，並推動著星體乃至神靈進行周而復始的循環運動。它將宇宙塑造為一個依據幾何原理組成、可藉助幾何學理解的整體。柏拉圖賦予它十二個面的形態，即十二面體。這一猜想在前蘇格拉底哲學裡就已被論及，並成為克卜勒的一本早期著述的基礎。

  根據柏拉圖的觀點，人類個體的靈魂本質上等同於世界的靈魂，並且同樣擁有不死的特徵，它使得終將死去的軀體鮮活起來，賦予該生命體理智、意志和欲望等諸多個性。因此，除了感官與精神外，它還具有一個自己的「第三種」存在方式。當個體靈魂與世界靈魂融為一體時，前者將承載圍繞純粹的真理、完全的善與美理念的神秘知識，並在新的身體裡重生，這使它可以不斷返回其原初狀態，並得以在這些生命中保存自身和統一。這是一個非常詩意的理念，柏拉圖大概是從畢達哥拉斯那裡獲得的啟發。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的佛教和印度教都還保有這樣的觀念。彼得·阿貝拉爾（Petrus Abaelard，約1079—1142）認為可以在聖靈中重新找到靈魂。柏拉圖可能是第一個為它構想出一個獨立存在的思想家，他明白如何用理性去控制感情。

  柏拉圖關於靈魂輪迴的理念無法與基督教的觀念相契合。與之相反，柏拉圖的上帝是可想像的，現身為最高的理念和絕對的善，簡而言之，就是一種原則，即其不具備人類的面貌。一些作者將它——或至少是聖靈——與世界靈魂相等同，並以此將上帝塑造為一個強大的造物大師。異教徒的哲學家們則將上帝視作他們的神身邊的「跟班」。如此一來，這位偉大的造物者便不用對於自己所造之物存在的顯而易見的瑕疵而負責。柏拉圖學說最重要的繼承者普羅提諾（Plotin，205—約270），將上帝抽象為一個無形的「一」（einen）。那些偏愛「神學家」柏拉圖學說的著述仍飽受爭議。奧古斯丁以及幾個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思想家都選擇站到了普羅提諾的隊伍。對於民眾來說，這個被普羅提諾稱為「太一」（to hen）的上帝是不夠格的。上帝絕不等同於好色之徒宙斯及他那些頑劣的同僚之流。

  海浪仍然拍打著歐洲的未來，激發著柏拉圖的學生、出生於色雷斯的斯塔基拉（Stageira）的亞里士多德完善自己的思想，反對他老師的思想，並去創作偉大的作品。亞里士多德據說是在「來來回回」的走動（希臘語「peripatein 」）中發展出自己的哲學的。因此，人們將他的追隨者和繼承者都稱作「逍遙學派」（peripatetiker）。他們散步的地點是一座體育館中的迴廊。這座體育館是為了獻給呂克昂的阿波羅而建的，呂克昂學院亦是因此得名。亞里士多德留給後世的文本體量之大令人難以置信。他對於拉丁基督教歷史的貢獻碩豐，既提出了邏輯論證的模型和方法，又探討了世俗的主題。亞里士多德的學說通常更加「接地氣」，即使它並非完全與柏拉圖的哲學形成鮮明的對比，甚至有時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從屬於柏拉圖。古希臘兩大哲學巨匠的作品所展示的對於世界的視角符合基本的人類思維方式。儒學則像經院哲學那樣以格物致知的方式認識世界。在中世紀的歐洲，天主教總是努力將柏拉圖思想和亞里士多德的科學與馬太福音的信條強行關聯在一起。

  超驗主義者的學說在亞里士多德的眼裡是找不到依據的。「實證研究」和「經驗」是基於感知與觀察的方法論關鍵詞。他沒有在封閉的洞穴里，而是在現實之中看見了人，因此獲得了認知宇宙之美的能力。亞里士多德的巨著幾乎涵蓋萬物：邏輯、倫理、修辭學和詩學、形上學、自然、動物和礦物、生理學、面相學、心理學、感知與記憶，甚至是夢境。與柏拉圖不同，他不讓別人言說，而是他自己說。

  約1510年，拉斐爾在梵蒂岡的署名室創作了《雅典學院》（插圖3），描繪了這些遙遠過去中的思想家——我們剛好要讓他們登場——以及他們與正在開啟的現代思想之間的關聯。這幅壁畫主要取材於從古希臘羅馬時期直到文藝復興高潮時期的哲學。柏拉圖捧著《蒂邁歐篇》位列左側，亞里士多德占據中位，一隻手指向天空，即理念的王國，另一隻手則指點著任其感知和經驗的人間。他們旁邊是蘇格拉底，此外還有畢達哥拉斯及其信徒們。拉斐爾繪製這幅群像時所散發的精神光輝亦如兩千年前一樣熠熠閃光。

  伊壁鳩魯和斯多葛派的花園

  亞歷山大大帝推翻波斯帝國徹底改變了希臘世界。許多城邦被保留了下來，市民階層自治的形式也被保留了下來，它們還在顯示著自己的忠心。但這一點只有那些還保有市民權利的少數「人民」（demos）才可以感受到。同時，隨著城邦形式的轉變和權力政治意義的消亡，找尋適宜城邦發展的法律這個問題顯得無足輕重了。宇宙學、地理學、醫學及其他的自然科學得以維繫，其中首先得以討論的是倫理問題。新的機構應運而生。伊壁鳩魯的學說誕生於伊壁鳩魯花園（Kepos）中，這是一座立於雅典大門前的樸素的農家花園。伊壁鳩魯與其信徒相聚於此，時而嚴肅時而輕鬆活潑地談論「符號哲學」，信徒中還有女性甚至奴隸。

  在距雅典衛城不遠的地方，有一個裝飾著五彩繽紛的壁畫的彩色圓柱大廳——「斯多葛柱廊」（stoapoikile），另一個學派由此得名：斯多葛派。它的歷史悠久，從約公元前300年由芝諾建立，一直延續到羅馬皇帝馬可·奧勒留（Mark Aurel）統治時期，存在時間長達500多年，《沉思錄》就是它在前基督教時期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見證。斯多葛派這種「源自大廳」的學說有助於基督教在古希臘羅馬文化區域的傳播。反之，基督教的神職人員在斯多葛派哲學中也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連接點。

  芝諾認為凡人的肉身，相對於類似永恆之火、具備部分神性的精神來說，是無足輕重的。這樣的態度最終將引向自殺。斯多葛派的安提帕特（Antipatro）將自殺視為從苦難人生中解脫的出路。在如此極端的觀點上，它與天主教的類似之處消失了。斯多葛派的世界雖然是由一種具有預見性的神聖「旨意」（pronoia）所安排的，但就像亞里士多德所教導的：它不是被創造的，而是永恆的。克里安西斯（Kleanthes，前331—前232）的《宙斯頌》，聽起來就像人們用「上帝」取代「宙斯」之後寫成的讚美詩。它是這樣開篇的：

  向你致敬，不朽諸神中最榮耀者，名號眾多且永遠全能的

  宙斯！你是自然的本源，你根據法則指引萬物，

  所有凡人向你致敬：

  我們從你那裡取得仿造凡身事物之能力，

  以獨一無二神性的形象居住行走於大地之上。

  宙斯是世界的理性，是「邏各斯」及「造物的火焰」，萬物源於此，盡於此。歷史的終結將是一場清除一切的世界大火，是斯多葛派式的末日審判法庭。並非一切都會因此終結，正如其他宇宙學說（例如道家）中為人所熟知的觀點，歷史大多會重新開始一場想像。生死、聲名、欲望或痛苦、財富、窮困，這一切對於斯多葛派來說都無關緊要。至關重要的是洞察力、自制力、正義、責任感、順應宇宙的力量、命運和必然性。苦難不是罪孽，而是磨鍊道德的機會。對於伊壁鳩魯信徒來說，斯多葛派的生命哲學就是去維護世界，而非塑造和改變世界。在生命進程中履行義務，就是要與自己達成合一。冷靜與堅定是哲學家最為突出的品格，也是其生命目標所在：「無所畏懼，無欲無求。」（nihil timere, nihil cupere.）在馬可·奧勒留這位頭戴皇冠的斯多葛派信徒看來，這聽上去就像是17世紀依然尚存的天主教觀念——生活不再是短暫的夢境或者戲劇，人們須在其中傾力演繹神分配給自己的角色。克律西波斯（Chrysipp，約前279—前206）所宣揚的眾人平等的觀念，作為一種古已有之的符合常規的理性——它指導理性者明辨對錯——也融入基督教思想中諸如天賦人權的概念里。

  自然界和社會中的對立——雄（男）與雌（女）、老與幼、弱與強——根據斯多葛派的觀點，通過混合而臻於和諧。出現與消逝持平，萬物保持平衡。斯多葛派的其中一個中心概念是「邏各斯」，這裡指的不僅僅是演說與理性，也涵蓋了包括人類在內的自然界運作原則。邏各斯不只是神性的，它就是神本身。這種神性的理性貫穿整個自然界（物理世界）直至細枝末節，並將它構建為一個整體。由於人類有能力洞察事物背後的原因——克律西波斯如此認為——所以人可以建構自己的生活，使自己與之和諧相處。

  斯多葛派的巨大影響力跨越了千年——它對於伊斯蘭教的神學與哲學也產生影響——不僅僅在於它的學說給予了宇宙以秩序，並教導人們如何過好這一生。不同於藐視政治家的伊壁鳩魯，斯多葛派更多是給予國家公民以建議。依據斯多葛派的觀點，人們要踐行正義與善，在與他人相處中履行自己的義務，便能創造自由。這也是為何斯多葛派不僅僅存在於古希臘羅馬時期，文藝復興後期，以及之後的腓特烈大帝和康德都採納了它的觀點。

  生活應當順應自然的理性是斯多葛派倫理的基本原則，因而這樣的理性也可以給予法律以依據。該學說由古羅馬的法學家所構建，對現代法制思想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反過來，斯多葛派所追求的靈魂安定的態度，卻並沒有得到熱情教徒的掌聲，這在路德將斯多葛派稱為「木棍聖人」（stockheiligen）的貶低評述中就可見一斑：神沒有創造人類，它不過是石頭或木頭而已。

  亞歷山大港

  根據希羅多德傳下來的神話，身披金色和紅色羽毛的鳳凰只在它的父親死後才會現身。如今雅典在政治領導角色方面穩占鰲頭，它於是繼續向前飛去：首先飛向亞歷山大港，然後去往羅馬。在接下來幾個世紀的所有變革中，這場偉大的對話得以延續，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古希臘涉獵了廣泛的思想主題，且在方法上威力巨大。若沒有更為強大的精神力量去蓋過理性的古希臘哲學的力量，那它將所向披靡：伊斯蘭教和猶太教曾擁有這樣的力量，正統的基督教也是。拉丁歐洲則相反，雖然它也曾在世界歷史中具有重要意義，但長期以來都屈服於古希臘的精神。

  鳳凰首先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找到了新的居留之所。在亞歷山大大帝繼任者、有「救世主」之稱的托勒密一世（Ptolemaios Ⅰ，前305—約前283年在位）的領導下，這座因其燈塔聞名的城市，成為古代最為重要的科學地標。亞歷山大港的圖書館和塞拉比斯（Serapis）神廟保存了總量超過50萬的卷帙，這些書目的目錄由昔蘭尼的卡利馬科斯（Kallimachos von Kryene）在公元前3世紀編訂，其規模據說五倍於《伊利亞特》，甚至連當時的中國也沒有與之相匹敵的科學書籍藏量。

  根據西塞羅的定義，亞歷山大港的「繆斯庵」（Museion）是一座「所有藝術的作坊」，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中心。埃及的國王任命幕僚，支付他們俸祿，保證他們享有免稅的特權。幕僚們通常坐擁居室無數，除了餐廳、天文台和繆斯神廟，可能還會有一座擁有異域珍禽的動物園。統治者通常讓學者在那裡自由探討研究。詩歌與語文學經歷著偉大的璀璨時刻。由猶太學者編譯的《聖經·舊約》希臘文譯本——《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a）——就是出自亞歷山大港。

  這裡還充當著數學思想、機械學、物理學和地理學的代號——顯然這是重新回到了唯物主義的自然解釋，也與伊壁鳩魯在他的花園中所做的研究相吻合。若說雅典的人們已經思索關於「第一原理」的猜想並建立起各種系統，通過各種實證發現來支撐這些系統，那麼尼羅河畔的人們則是從個別現象出發，從中發展出數學模型。與他們的內心認同相比，與現實的一致性是次要的。「亞歷山大港」的博物館並不想解釋什麼，而是想要用數據和幾何來描繪和證明。

  繆斯庵是一個君主制體制下「民主的」學院的替代選項。它的組織建構反映出亞歷山大大帝死後和繼位爭奪戰所帶來的政治態勢轉變。競爭有利於革新的發展。人們使用簡單粗暴的方式：據說，托勒密（可能是繆斯庵的建立者）下令將那些到達亞歷山大港的書籍捲軸——比如作為來自雅典的借貸的書籍——統統沒收，印上「舶來品」，然後轉送至圖書館。它們的所有者也總是只能得到復刻版作為補償。托勒密二世頒布了一道禁令，禁止莎草紙製品出口至帕加馬，以此來限制那裡聲名遠揚的圖書館繼續發展，它甚至有可能蓋過亞歷山大港的光彩。阿塔羅斯王朝的名字得以流傳要感謝當地找到的用羊皮製成的繪製工具：羊皮紙。

  對於科學與文學來說，亞歷山大港意義非凡。迦克墩的醫生希羅菲盧斯（Herophilos，約前330—前255）與他的年輕同事埃拉西斯特拉圖斯（Erasistatros）是解剖學的開創者，最初他們正是由亞歷山大港的醫學院所培養。歐幾里得先是在雅典完成了培訓，然後前往亞歷山大港，在那裡躋身光學之父。由他所建立的幾何學一直主導這一領域直到約1830年。傳奇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和機械大師阿基米德也在亞歷山大港工作過一段時間。佩爾格的圓錐體大師阿波羅尼烏斯（Apollonios）和昔蘭尼的地理學家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一樣，都有亞歷山大港的文化背景。那些來自亞歷山大港的男性所做出的發明創造總能引起轟動。克特西比烏斯（Ktesibios）生活於公元前3世紀，他發明出了由水驅動的精確的時鐘和抽水泵。從他手工製作的這些自動化機器來看，他似乎距離蒸汽機只有咫尺之遙了。事實上在300年後，亞歷山大的海隆（Heron Von Alexandria）[8]才真的將熱能作為驅動力並將其投入使用。

  亞歷山大港的人們也開始對天體運動進行數學分析。他們的努力都受到了來自東方，確切說來自巴比倫的天文思維模式的啟發。這種思維模式表達了一種接受因果關聯的宇宙模型：天體的運動及其相互關係（根據該假設）引起了一切的轉變，影響了土、水、空氣和火這四種元素，再通過它們影響人類、動物，甚至植物的生成。赫楞的天文學家發展出一套極其成功的著名學說，即星體的位置會對每個個體的機能、靈敏度和個性都產生影響。他們的理論激發了天文學的研究，遠超哥白尼和伽利略時期的發展。

  亞歷山大港的晚期和一對偉大的名字緊密相連。帕加馬的醫生蓋倫（Galen，約129—216）的醫學著述在1490—1498年出現了至少660個版本，他在羅馬開展事業之前也在亞歷山大港待過。克勞狄烏斯·托勒密——拉斐爾的《雅典學院》介紹過他——撰寫了天體-天文學的經典作品《占星四書》和《天文學大成》。在他的宇宙觀中，地球被視為宇宙的固定中心，這一觀點直到近代都占據主導地位；直到16世紀，他和斯特拉波（Strabon，約前64—後23）的地理學仍是關於地球上民族與國家的所有知識的基礎。但亞歷山大港的博物館成為明日黃花，莎草紙的文稿藏量隨著時間也日益衰減——顯然在公元後第一個世紀裡，還缺少卓有成效的方法實現複本的長時間保存。至於是否火災或者掠奪也應對此負責，還不為我們所知。

  希臘人自己也開始嘗試去解釋自己所目睹的這些文化繁盛的源頭與緣由。和長期以來同樣成功的中國人一樣，希臘人創造神靈與英雄，是為了將其文化得以欣欣向榮的原因具象化。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贈予了人類技術，波塞冬送來馬匹，赫爾墨斯授以天文學，得墨忒耳饋贈糧食。最著名的文化英雄是代達羅斯和已經提及的帕拉墨得斯，他們兩位發明了雕刻、陶工旋盤和其他有用器具，甚至被視作飛行技藝的發明者。而普羅米修斯是其中最為偉大的一個。希臘人同時認識到進步也是基于思考與人類勞動。色諾芬尼曾寫道：「神並沒有從一開始就向人類敞開一切……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在尋覓中找到了更好的答案。」

  沒有普羅米修斯當然是不行的，人們無法「解釋」清楚柏拉圖或者修昔底德。然而，人們對古希臘的奇蹟並非完全沒有頭緒。從古希臘的情況看出——它並非世界史上的唯一案例——那些政治上分散的小地區和開放的社會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條件。激進的思想家自然大有機會在某處尋得避難所。古希臘文化高潮得以形成的另外一個前提條件是，在希臘世界的城邦中，手工業者、貿易者和知識分子組建了一個在政治上有足夠影響力的階層，是我們稱作「市民階層」的前身：他們是在文化、創新、經濟上都有保障的一群人。他們創作、建造、表達；演說激起反駁，於是越來越多的討論者在競技場上登場。古希臘時期，至少有1100位知名的作者，而悲劇與喜劇作品的數量至少也數以千計。

  從那時起，希臘社會就顯得非常「好鬥」，蔓延著富有競爭性的基調。人們奔走於各種打賭比賽，試圖通過更好的演說來贏得大多數的支持；喜劇作家為了獲獎而寫；即使是雕刻家和外科醫生也是為了競技才揮動錘子和救死扶傷；人們在各種比賽和奧林匹克運動會後計算著時間；人們積極看待改變與革新，將其視為人類的機會。米利都的希波丹姆斯（Hippodamus von Milet）希望出台法律，據此來獎勵發明。

  慶祝進步的傳統也源自古希臘，而這在佛教和其他的遠東文化中似乎都是沒有的。羅馬人在此期間也學會了這一點。塞涅卡（Seneca）曾大膽預言：「總有一天，今日所埋藏的自然奧秘會被解開，那時的人們會驚訝於我們的愚蠢，今天那些僅僅被有限的民族所了解的知識會普遍傳播。」他甚至還預言了在神秘莫測的大西洋的極北之地圖勒之外，會有新的大陸被發現。

  而另外，正如《亞歷山大傳奇》（Alexanderromans）中的某個章節所講述的那樣，泛濫的好奇心與發明精神可能被宣判為罪惡。在書中，亞歷山大為了能漫遊天際，手抓住兩個把手，將之拴在一輛馬車上，將一塊馬的肝臟固定到長杆上，並把它置於怪獸嘴前方，以此引誘它飛奔向前。在最高空，一隻長著人臉的鳥遇上了這位飛行者，它勸他說：「亞歷山大啊，你連地上的東西都不認識，你還要到天上來找東西研究嗎？」這席話促使了這位國王折返。在中世紀，這個故事有了更多基督教意義上的解讀內涵。是神自己指出了亞歷山大勇氣的邊界所在。代達羅斯和普羅米修斯這樣的理想捍衛者並不容易，這條從「神話通向邏各斯」的道路在希臘世界裡絕非大道通途，然而在前行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其他地方擁有可與之相比擬的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