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基礎：從開端到千年之交

  歐亞和古希臘羅馬的遺產

  2. 地理上的幸運

  插圖2：提香，《掠奪歐羅巴》，約1560—1562年，波士頓，伊莎貝拉嘉納藝術博物館

  鳳凰始飛

  重生，意味著根本上的更新，是一種新鮮的、重獲光輝閃耀的、原初的純粹。這種純粹是當下的使命，要求它從死亡中復甦過來。這讓人想到了來自埃及的鳳凰神話，鳳凰從自己的灰燼中升起，重新煥發活力。鳳凰象徵著一種對更新的原始渴望，這種象徵在古羅馬時期就已經出現。賴因·塔格佩拉（Rein Taagepera）指出，「『復興』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模稜兩可的」，「科學技術如同一隻鳳凰，曾從中東飛向希臘，不久之後又飛向羅馬，然後死亡——為了於千年之後從義大利的灰燼中再次飛升」。實際上，埃里克·瓊斯還補充道：「在飛回拜占庭並途經整個阿拉伯世界後，它在印度和中國拾起了幾片羽毛，為的是重返義大利。」或許的確如此吧。如果我們要去追尋鳳凰的飛行軌跡，就必須進入遙遠的過去，甚至到東亞等地區——沒有這些過去，就沒有偉大的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之所以出現在這些地區，第一個前提就是優越的地理條件。我們可以聯繫進化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論點，即地理條件為亞歐大陸提供了遠遠優於其他大陸的、傳播文化成就的最佳條件——這一點至關重要。戴蒙德認為，亞歐大陸擁有最大的東西方向的廣度。通幽曲徑遍布庇里牛斯山脈、阿爾卑斯山脈和烏拉爾山脈，不僅沒有綿延壯闊的荒漠和難以翻越的山脈橫亘擋道，反倒有大河助力交通往來。因此，俄羅斯人能夠從波羅的海經水路橫渡直至裏海。大草原也從匈牙利一路綿延至蒙古，除了相隔千里，全程幾乎暢通無阻。通過這樣的途徑，西南亞歷經千年發展出的農業創新，得以越過大洲，遷徙進同緯度地區。然而，從南到北或是反向的交通往來，就不那麼容易了。人們想要種植檸檬，可以在西班牙、義大利或印度，卻不能在阿拉斯加或者撒哈拉。同緯度地區因彼此白天長度相同，溫度和四季相似，擁有新技術的地區即使所屬不同地域也可以移植植物或馴養動物，哪怕相隔再遠的空間都能實現共享。早在公元前9500年，亞歐大陸的西部核心區域就出現了移植、馴養的技術，比東方早了2000年。

  

  歐洲文化的開端蘊於亞歐大陸中部的「新月沃土」（又名「鐮刀沃土」），範圍從伊朗延伸至地中海地區，北接安納托利亞[3]，南至埃及。新月沃土地區最早出現居住痕跡的時間可追溯至公元前12500年。地中海冬季溫暖、夏季燥熱的氣候，以及海拔差異大且變化多樣的地形，有利於發展獨特的野生植物，也有利於農耕和牲畜養殖。許多重要的農作物和家畜正是在這一地區首次被發現。漸漸地，村落形成，手工技藝獲得了經濟上的成功。在「新石器時代」期間（約前10000—前5000年），該地區的生產有了富餘，手工藝人的生計不再繫於田間辛苦的勞作，他們開始鑄造武器和船隻。

  新月沃土地區迸發出的創新很快傳至埃及、希臘和西西里島，同時也湧向了另一個方向，一直傳到了很早就發展出高級文明的印度河谷。直到公元前第六個千年的中葉，「新月沃土的碩果」抵達了中歐；約公元前3500年，又到了英格蘭，並直抵伊比利亞半島；約公元前2500年到達斯堪地那維亞。和植物一起到達歐洲的還有車輪——直到公元前第四個千年的中葉，其在兩河流域依然有跡可循。伴隨牲畜一起出現的擠奶技術、啤酒和紅酒，也緊隨牛奶之後到來。最遲在公元前第四個千年，西南亞的人們開始剪羊毛，但是否印歐語言的傳播也走上了與手工技能和馴化動物一樣的傳播路徑，我們不得而知。原始印歐族可能起源於公元前第四個千年的裏海以北的某個地區，又或許是在公元前9000年的安納托利亞。如果說社會的區隔是不同語言產生的前提，那麼後一個推論則更為可能。

  這一論點還認為，隨著營養狀況的改善，人口增長，於是歐亞贏得了人口上的優勢，直至今天依然如此。歐洲只占據了五大洲面積的一小部分，卻在史前時代結晶出紛繁的文化。在新月沃土地區邊緣，產生了世界上第一批城市。由於庇身之所房屋的出現，公元前8000—前6000年出現了約800人規模的城市傑里科，公元前7000—前5500年出現了約500人規模的安納托利亞的恰塔霍裕克。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所澆灌出的肥沃的「黑土地」（Sawad）位於今天巴格達地區以南，這裡孕育了聚居形式的城市文明，誕生了烏爾和巴比倫文明。在城市歷史的開端，商人總是圍繞在神靈旁邊，聖地常常是他們發跡的源頭；對貪婪且覬覦著水源的鄰居的畏懼，促使它們聯合。烏魯克是當時的文化中心，越來越多的人們聚集於此，此後不久他們開始修建圍牆來保護自己。公元前3000年之時，那裡已經生活了近5萬人。

  劃時代的革新——犁、陶工轉盤、車輪和金屬貨幣——顯然與人口密度有關。公元前3300年前後出現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楔形文字和幾乎同時出現的象形文字。在位於今天的敘利亞的紅崖地區，人們發現了誕生於幾千年前刻畫在石頭上的圖像，包括蛇、鳥及其他牲畜和抽象圖形，它們作為「原始文字」具有重要意義。還有更多的證據表明，在這些地區的城市中出現了複雜的社會，若是沒有文字，這些城市的政治機構肯定也無法運作。

  對於所有的城市文明來說，水肯定都是最重要的要素。好似項鍊將珍珠連成串，聚居地依次在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黃河和印度河排開，比如烏爾就擁有兩個港口。埃及文化的發展則得益於風，使之可在尼羅河上逆流船運。其河谷的灌溉——使荒漠地區的農耕成為可能——需要勞動分工及其對應機構，因此形成了中央管制的「國家」（Staat），並在公元前3100年前後統一了上埃及和下埃及地區。在第四王朝時期（約前2585—前2511年），吉薩金字塔被建造出來，並在古代就已經獲得了世界奇蹟的讚譽。此後不久，在歐亞大陸的遠東地區，即印度的河谷，產生了摩亨佐-達羅（Mohenjo-Daro）和哈拉帕（Harappa）兩個類城市的聚居地，它們之間的往來線路延伸至美索不達米亞。

  公元前24世紀，薩爾貢一世（Sargon Ⅰ）建立了阿卡德帝國，這是世界史上史無前例的大事件。在他之後，這個王朝延續了好幾代的統治。這位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小亞細亞和埃蘭地區的征服者被稱為「四大世界疆域的統治者」。由此，各處城市湧現。伴隨卡尼什（Kanesh）這座城市的建立，安納托利亞也在青銅時代繁榮興起，公元前20世紀初，卡尼什成為一座大都市，其經濟生活遵循著高度區分化的規則，它們都被記錄在超過2300塊寫滿楔形文字的陶土塊上。在美索不達米亞，巴比倫的統治者漢謨拉比於公元前18世紀設立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律編訂部門。世界文學歷史上的第一部偉大史詩《吉爾伽美什史詩》因此誕生，和後來的《伊利亞特》《奧德賽》一樣，它在肥沃的新月沃土之上拾起了巴比倫文本中的母題。

  公元前1200年前後，在小亞細亞和地中海以東發生了神秘的文化崩塌現象：宮殿傾覆，文字被遺忘。相關研究指出始作俑者包括：火山爆發、瘟疫、乾旱、外族入侵、一次「海上民族的入侵」。但危機終被戰勝，新的統治形成，其中出現了建於耶路撒冷的大衛王朝和所羅門王朝。亞述帝國重新崛起，並在公元前700年前後成為可能是有史以來勢力最大的國家，直到它在一個世紀之後又被傾覆。不久之後，它被向外擴張的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取代。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鼎盛期，其疆域從今天的哈薩克斯坦、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區延伸到愛琴海岸，甚至覆蓋了埃及。

  歐洲學習拼寫

  將歷史納入生物學和地理學約束之中的理論，揭示出了強大的歷史深層維度。它們向我們展現了歐洲覺醒所必要的，但從更長遠的角度來說卻並不充分的先決條件。如果沒有這些生物學和自然空間基礎，一個由城邦組成的歐洲將很難發展出任意一種話語，無論是技術創新、科學還是藝術，皆是如此。更為重要的是，亞歐大陸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一個真正廣闊的交流空間。若沒有與北非和亞洲的古老文化的接觸，將難以想像會產生雅典的哲學、亞歷山大港的科學，以及承襲二者且依賴波斯和印度文明而存續的羅馬和阿拉伯的高等文明。文藝復興也從中獲益。澳大利亞、南亞、非洲及美洲的廣大地區，都早早被亞歐大陸甩在身後。

  真正重要的革新需要廣泛、可持續的交流及其所需的媒介，這條定律在人類歷史之初就赫然在目。還沒有哪個社會能夠僅憑一己之力，就發展出大量的匯聚於歐亞大陸的各類技術。成為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大洲之後，亞歐大陸的貿易網絡逐漸成形，遍布廣闊區域的文化交流也逐日增多。「創意中心」的數目不斷增加，知識的傳播得以穿梭於時空中。新事物的發現與傳播機會源源不斷。例如：公元前1250年，西臺人在高加索和奇里乞亞地區發明了冶金術；公元前11世紀，古希臘和克里特島開啟了鐵器時代；兩個世紀後，義大利也緊跟步伐。大量可供支配的金屬製品在普及農業和手工業的同時，也普及了戰爭。

  還有一種尤其重要的東西也伴隨商人和戰士一起在歐洲傳播開來，這便是字符文字。其他地區的文化也發展出了文字，如中美洲和中國。文字的發明，正如古登堡時代所顯現的那樣，具有真正重大的世界歷史意義。據推測，文字誕生於位於今天西奈半島和敘利亞之間的西閃米特地區——那裡同時也是肥沃的新月沃土的創新地區——是由音節組成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起源地。不知名的語言學者認識到使用一套由較少字符構成詞語的優勢。敘利亞的烏加里特是一座輝煌一時的港口城市，它早在公元前15世紀就曾經使用過一種只有30個字符的楔形文字，其名字與我們今天的字母相近。它們的發明者將某個位置的初始發音作為相應發音的符號。如在「alef」（牛）一詞中，發音符號就是「A」這個字母；而在「bet」（房子）一詞中，發音符號是「B」這個字母。字母順序就如此固定了下來。因為這些詞都是用以描述日常事物的，所以容易記憶。

  烏加里特在海上民族的暴亂中衰落，但它的文字卻倖存下來，並被腓尼基人或敘利亞人傳承下去。字符的數量也減少到了22個。身為貿易民族的腓尼基人之所以對於文字記載的歷史具有重要意義，其中一條線索就是他們用最重要城市之一的比布魯斯（Byblos）來命名莎草紙（Papyrusstaude）。莎草紙作為書寫材料，是紙的前身，也寫作「Papyrus」。希臘文中的單詞「書」（Biblos）就是源自這座腓尼基城市。

  又過了四個世紀，希臘人終於完成了字母工程。對於「alpha」「epsilon」「eta」「iota 」「omikron 」這幾個單詞，他們使用閃米特的字符，但並非用其原本意義，因為希臘人並不知曉它們的發音。在不同地區的語言系統競賽，最終獲勝的是有24個字符的愛奧尼亞字母。它最早被使用的時間是公元前8世紀下半葉，是一種使用閃米特字符的阿拉米語變體。它最初可能起源於埃維亞島或愛奧尼亞地區，後來卻在東方不斷獲得發展，不僅啟發了蒙古人，還一路高歌猛進傳播至印度。希伯來和阿拉伯文字也視其為祖先，但中國卻因其成千上萬的字符而將它拒之門外。

  字符文字要比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及漢字簡單得多。這種文字的革新開始在世界範圍內流傳，不久便征服了商務信件和文學，同時也刺激了各類文字變體的產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拉丁文字。這是繼文字發明之後的第二次媒介革命，歐洲的根基再添一塊意義重大的基石，多虧了字符文字，閱讀和書籍不再是專業人士的特權。簡單易學的字母表有利於培養廣泛的受教育階層，並推動了最初見於古希臘城邦市集廣場上的公眾的出現。字母表的發明，對於歐洲的偉大對話具有直接的重要意義。這場對話的歷史始於兩河流域，並憑藉古希臘哲學達到了令其他地區望塵莫及的高度，並一直延續至今。倘若沒有字符系統，這場與前蘇格拉底哲學家進行的關於神和世界高度分化的對話還能否進行將變得不可知。試想一下，用象形文字或者楔形文字來傳播柏拉圖的《斐多篇》或者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著作的情況！

  這項發明的直接繼承者早就對於它的意義瞭然於心。從古希臘視野看待自己的那些文化英雄中，所有技術起源於帕拉墨得斯（Palamedes）[4]，他不僅僅被視作天文學、航海和棋盤遊戲的發明者，同時也作為文字、數字和法律文書記載的發明者而被世人稱頌。隨字母表一起出現於地中海的，還有書籍誕生的前提條件——印刷術原理。3700多年前的「費斯托斯圓盤」（Scheibe von Phaistos）記述過，在克里特島的米諾斯文明時期，一位發明家曾經產生過用陶土燒鑄的印章來印刷單詞或者音節符號的想法。就連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也通曉此項工序。

  整個地中海地區歷經千年的發展，成為一個巨大的話語空間，而這得益於其貿易通商、海岸間的航海往來、奴隸追捕、海盜搶奪、朝聖旅行及那些規律行駛的來往路線。這裡誕生了一種獨特的知識財富：古希臘哲學。公元前800—前200年，它用了足足半個千年的時間達到頂峰，卡爾·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稱該時期為世界歷史的「軸心時代」。這一時期經歷了佛教的影響、《奧義書》的編撰及猶太先知的登場。古希臘人留給歐洲的不僅僅是神話、神廟、立柱和人類對於美的理想畫幅，它還開啟了一場至今我們仍在進行的科學冒險。它成為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話語建構者，向世界呼喊出那些我們今天還在沿用的詞語，從「民主」到「宇宙」，從「原子」到「圖書館」。

  對於文藝復興產生的最深層先決條件的追問，以及對歐洲在科學技術領域取得成功的秘訣的進一步探尋，都可以在這裡，在黑海、愛琴海和亞德里亞海的海岸找到最初的答案。沒有古希臘的話語，文藝復興和歐洲的現代化都是不可想像的。這話語首先是「涅槃」和「創新」。書寫古希臘意味著去重建現代的起源。歐洲的發展是由古希臘的基因所決定的。正如恩斯特·特勒爾奇（Ernst Troeltsch）所說，我們的世界不是建立在對於古代的接受及其消亡之上，而是普遍且有意識地與之共生相連。我們是那個好壞共存時代的遺產，是它造就了我們。

  到底是什麼構成了被很多人詬病的這「古代的」遺產？又是在什麼條件下，才堆砌出如此卷帙浩繁的思想篇章？這裡懇請我們博學的讀者予以耐心，容許本書在接下來的簡短敘述中，重複一些眾所周知的事實。若要理解「西方的覺醒」，必不可少的步驟便是釐清整個古希臘，以及此後羅馬人積累下來並留給後人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