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歐洲的偉大對話

  插圖1：斯蒂法諾·德拉·貝拉（Stefano della Bella），《亞里士多德、托勒密和哥白尼》

  出自：伽利略，《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1632年，封面圖，佛羅倫斯，國家中央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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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的油畫

  威尼斯，1630年夏。漫長的一天接近尾聲，環礁湖吹來的晚風拂過餘熱未消的屋瓦。微風讓三個在海報前據理力爭、各持己見的男人漸漸冷靜下來，他們就一個宏大的主題已經探討了整整一天。他們討論的正是兩大世界體系：一個是由克勞狄烏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us，約100—約170）提出的自古希臘以來就為人所接受的地心說，一個是由尼古拉·哥白尼（Nikolaus Kopernikus）提出的還不到100年歷史的學說——它將地球降級為繞太陽轉動的星球。作為此輪討論的發起者，薩格雷多（Sagredo）以一場光榮的演講，回溯了過去幾個時期人類在思想、科學和藝術領域出現的激烈思辨，為此次討論進行了總結。他讚頌著人類的技藝：既能從一塊大理石中削除餘部，挖刻出藏匿其中的美好形象，又能調和色彩，於方寸畫布之上合理分配，使一切可見之物都躍然呈現，恰如一個米開朗琪羅、一個拉斐爾加上一個提香所做的。薩格雷多發現需要讚頌的發明多到不可勝數：音樂創作、文學創作、建築藝術、航海技藝。但有一樣發明從這些值得盛讚的發明中脫穎而出：印刷術。「那些發明者到底具有怎樣深邃宏大的精神，才能發明出這樣一種讓深刻的思想可以直達任何人的方法？即使時空劃出巨大的距離將人們分隔——無論他身在印度，還是尚未出生，甚至千萬年之後才出生。這是一種怎樣的敏銳——僅僅通過將20多個字母以不同的秩序排列於一紙之上……」

  在這一番虛構的威尼斯的場景背後，隱藏著一位偉大的作者，即伽利略。這一場景出現於1632年在佛羅倫斯出版的《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在書中，出現了學者薩爾維亞蒂（Salviati），他代表伽利略登場，同時也是哥白尼世界觀的捍衛者；畫中的主人薩格雷多，他扮演著主持人的角色，和薩爾維亞蒂一樣是哥白尼的追隨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伽利略；還有古老的托勒密體系和亞里士多德學派的支持者辛普利西奧（Simplicio，約490—560）——他被伽利略諷刺成是一個「呆瓜」（einfaltspinsel）。伽利略設置的情節閃耀著幽默的光芒，滲透出辛辣的嘲諷。由於作者想要說服有識之眾，因此書中呈現的是講演之道，並非數理知識。他借「發言人」薩爾維亞蒂表達的論點雖然並非時新，也不總是言之鑿鑿（比如他認為，潮汐漲落可以用以佐證地球運動），但論據的精巧遠勝於實證的檢驗。

  但這亦不是我們所要關心的。伽利略的《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代表著一種學術討論的風格，這種風格深深烙印著好奇發問、允許質疑且無懼爭辯和聲勢浩大論戰的美德。伽利略首先採用了這種形式，並用他的知識儲備來維護。然而這場偉大的對話卻長時間處於歐洲範圍之外，直到得益於印刷媒介，大半個歐洲才能參與進來。伽利略的文章反映了這一世界歷史上獨一無二的進程。它的作者不僅發現了新事物，還用了新方式進行論證。雖然這種「西塞羅風格的對話」擁有更深遠的歷史淵源，其精髓卻根植於由蘇格拉底（前469—前399）在公元前5世紀就示範過的討論實踐中。以這種形式找尋智慧已經成為一種獲得科學認知的方法。蘇格拉底和西塞羅也因此作為靜默的客人，出席了這場由伽利略講述、發生在威尼斯夏日傍晚的研討會。

  許多他所稱頌的發展，都可以納入「革命」這一強有力的關鍵詞。隨著13世紀邁出機械化的第一步，一種根本性的變革也隨之而來。古登堡（Gutenberg）的發明觸發了媒介革命；而在此之前，演講與書寫主題的多樣化進程剛剛開啟，它由緩至快，發展得越來越快，其中的主題也越來越世俗化，尤其和古希臘羅馬時期的討論有關。基於此，我們稱之為「話語革命」。改革之後緊跟著是一場宗教革命。哥白尼、克卜勒和伽利略最終使宇宙學和物理學出現了革命。概而言之，這場革命可謂徹底改變了這個世界。他們的所作所為締造了「現代」，確切地說，是一種世界範圍內的西方特有的版本。

  如果沒有與古希臘羅馬時期進行對話——對話的內容正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即我們將要呈現的主題——之後的一系列變革將難以想像。如果沒有針鋒相對地對話，沒有思辨地討論和公開地責難，無論是民主，還是我們這個時代所特有的豐富的技術革新和科學認知，無論好壞，都不會出現。正如德國哲學家約翰·哥特弗雷德·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所評論的那樣：「口中呼出的氣息會化為他人精神世界裡的油畫，以及我們思維與情感的類型。」「人在世界上所有想到的、想要的、做過的和將要做的一切，都與這一絲流動的氣息相互依存。」我們這本書關注的正是這些偉大的對話、知識的流通，以及構成文藝復興的理念和實踐。很大程度上，它是一場以男性為主導的精英事業。那些富有創造力的人所創想出的一切，改變了這個世界。本書想要重新建構出文藝復興實現的過程，並試圖衡量它帶來了哪些結果。沒有它的思想和創造，也許我們的現代不一定是一個糟糕的現代，但一定是一個不一樣的現代。

  如果想知道我們是誰，以及何以成為今天的我們，那麼就必須完成一段漫長的旅程。對比其他地區的情況，應該可以讓我們更接近上述問題的原因。正是這些原因，讓不足世界土地面積2％的歐洲拉丁區發展出了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文化。它三面環海，向東通往俄羅斯和希臘的東正教文化區，與今天的波羅的海國家、波蘭、匈牙利以及更南邊的巴爾幹地區接壤。

  一種可能性的歷史

  文藝復興最有意義的成就之一，是延續了對話藝術，並產生了「爭論原則」。爭論暴露了論證的薄弱之處，以及存在於科學大教堂基石中的裂縫；批判性的對話始終伴隨著技術進步。論辯藝術也伴隨著知識的變革孕育而生：一種名為「經院哲學」的方法論範式出現轉變，改變了原來的知識表達風格，它沿襲了從古代習得的修辭學以及伽利略的思想論述。所謂「文藝復興」，指的是承襲古羅馬時期的繁盛，繼續思考，發現新知，並最終超越舊識。幾乎一切知識的領域都經歷過類似科學經歷過的徹底變革。中世紀當然不會只討論神聖的事物，但正是文藝復興促成了眾多世俗領域的戰利品的出現。藉由各種媒介——書籍、圖畫、傳教和討論——這場偉大的對話席捲了一切人能夠想像到的事物。在大學的教室、貴族的別墅、侯爵的官邸，甚至修道院和天主教勢力的心臟（例如梵蒂岡），一場對話正從獨一無二的維度——無論是關涉的主題，還是參與的人數——展開。值得注意的是，對話藝術本身就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主題。

  由于思考、演講和書寫的「林中空地」的日益增加，對話藝術得以在一個原本平靜乃至乏善可陳的世界裡實現自身。在這個世界裡，生存鬥爭讓人忘卻了各種不同的文化，圍繞宗教的紛爭將一切其他牢騷埋藏於身下。為什麼會出現「歐洲奇蹟」，以及導致「西方」——站在價值中立的立場，這裡主要指的是歐洲和美洲的部分地區——從世界的其他部分中分離出去的「大分流」〔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語〕，成為一個最具爭議性的歷史學問題。歐洲的「成功」難道首先得益於資本主義的結果——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以及藉此剝削他人從而羞恥地獲利嗎？它的驅動力源自被奴役民族的鮮血嗎？自17世紀以來亞洲經濟的衰退中，歐洲人始終在被動地牟取暴利嗎？他們自己就沒有在200年以來的霸主地位中有任何功績嗎？

  從這些已有的預設出發，這本書將以完全不同的視角看待這些問題。本書將中世紀後期的科學技術變革視作工業革命的必要條件。歐洲歷史的進程絕非一場慶祝勝利的大遊行。西方基督教的後代在世界範圍內奴役、謀殺其他民族，摧毀各種文化。與其他「歐洲的世紀」不同，19世紀在收支平衡表中顯示出借貸方的盈餘：比如在民主制度、解決飢餓問題、戰勝疾病和發展實用技術等方面。其中有許多都輸出至其他地區，帶去的不僅僅是壞的結果。這一切是否都在證實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不。非但不是，這個問題甚至沒有被歐洲——這片仍留在我們今天時代起點的血染土地——提出來過。我們不想誘導，只想如實講述。我們的意圖只在於儘可能地描繪一幅多層次、多維度的歐洲圖景。

  在仍有爭議的現代性的歷史裡追問文藝復興的意義，不是這本書提出的唯一問題，但卻是最重要的那個。接下來提出的問題，即其他地區是出於何種原因並未發展出與之相比擬的事物，並不意味著要妄下斷論：一個絕無僅有的西方現代，切斷了世界其他地區本應經歷類似發展的道路。明白這一點便可以追問：為何工業革命沒有解放非洲、紐幾內亞，也沒有解放南美，而是在澳大利亞發展出繁榮的經濟？為什麼困境——例如土地稀少、降水過剩和洪水頻發——令荷蘭人創意泉涌，對亞馬遜三角洲的印第安人和長江流域的農民卻另當別論？如果人們只著眼於現代性的歷史，這些問題的答案將不得而知。科學和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是經歷了漫長時間才成為可能的。總的看來，它們顯然是專門針對歐洲的。

  在結尾，我們將列舉出各種情況下的所有可能，它們將描繪能夠在時間和地理上定義的可能性空間，即允許特定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的各種既有條件。歷史上可見的結果，比如一種發明、一場革命或者一件藝術品，表現為可能性的實現：用數學的語言來說，便是將可能性轉化為了事件。各種前提和先決條件築起了可能性空間不可逾越的高牆。通常，它涵蓋了一切可想像的事物，以及可能發生但並非必然發生之事。偶然事件作為一種複雜且難以看穿的一系列因果鏈條的結果，與那些次要的、非必然發生的和無意識的事物一起，被囊括在可能性空間裡。只有奇蹟才能推倒這座高牆。我們無法計算出其中哪些事件一定會發生，因為事件與可能性空間中與其他一起流動的「潮流」〔約翰·W. 金頓（John W. Kingdon）語〕也密切相關——畢竟發生的事，也可能以不同的方式發生（或根本沒有發生過）——從而作為各種因由中的一種而獲得重要意義。

  可能性空間不斷變化的結構是數百年來經常出現的潮流和個體行為的結果。事件發生在一個有時限的「機會窗口」之中。各種潮流相互轉變可以孕育出創造性的成就，而新事物又反過來擴展了可能性空間，直至它幾乎與先前的完全不同。人們可以用「出現」「浮現」「顯現」這樣的詞語來理解。在這個複雜系統中，不同因素共同遊戲，仿佛有一雙看不見的手在發揮作用，它從這個複雜系統里的各個因素的總和中得出結果，這些結果既不能完全解釋得通，也不可預見得到。

  這本書首先要探究可能性空間的形成過程，在這其中，文藝復興以及隨之而來的那些顛覆世界的革新得以出現。我們跨越廣泛的文化、政治、社會和經濟領域，這些領域充滿鬥爭與衝突，卻也潛藏機遇。這些機遇有時也會被抓住；然而必然性就如同事件背後只有一個原因一樣罕見，例如，儘管資本主義對於西方現代性的出現可能很重要，但它只是處於複雜相互交換關係中的諸多因素之一。人們喜歡用「關鍵性維度」（Killer-Kriterien）來解釋歐洲的崛起，「競爭」、「司法保障」、「科學革命」、「醫療進步」或者「自由」都被算作其中。但依然沒談及的是，為何這樣那樣的因素整合起來就偏偏在西方發揮作用。是什麼情況使之成為可能？這本書將反覆講述那些彎路、緩衝和對抗運動：在冰冷的理性與熾熱的信仰、自由與傲慢統治之間所爆發的鬥爭。當書中偶爾提及「落後」時，涉及的都是客觀的事物，比如經濟或技術。其他地方的人們並不比拉丁歐洲（Lateineuropa）[2]的聚居者愚笨，好幾種文化——諸如中國或者伊斯蘭地區——曾經歷過充滿希望的覺醒。但它們之後卻停滯了下來，而西方則開啟了科學革命和工業化進程。

  西方覺醒的深度歷史：現代的七個前提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歐洲崛起之路最基本的前提：地理和氣候條件。它們是一切後續歷史的先決條件。拉丁歐洲崛起大業的第二個必要前提是：它在中世紀便已經是一個邦國林立、政治和文化競爭激烈的大洲。此外，在承載文藝復興偉大對話的七大支柱中，還有另外三個在中世紀就已立起來。

  在機構的合理性、經濟實力、技術和軍事力量方面，歐洲國家遠遠遜於亞洲多國。11世紀托萊多的穆斯林學者曾經評價歐洲是「來自北方的蠻夷」，認為它「缺乏敏銳的理智和清晰的思想；他們充滿無知、莫名其妙和愚蠢」。但在這之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在中世紀和現代之間的「山口」，歐洲起初只是緩慢爬升，接著便越發迅疾地攀升。經濟條件在變好，歐洲的人口數量在增大，歐洲城市初具規模，發展出在當時全世界範圍內比較來看仍然是獨一無二的社會關係。城市中產階級和橫向結構在各個領域內的影響，成為文藝復興的第三根支柱。權力的橫向結構被視作其縱向結構的典型對比。兩者幾乎都不是以純粹的形式出現，即使在獨裁和君主專制國家中，也總是可以發現對個人集權式統治的反抗。反過來，在市民社會中也依然可以發現許多縱向結構的痕跡，例如經濟不平等或行政官天然的影響力造成的結果。儘管如此，橫向結構還是普遍適用於歐洲社會。在這裡，它們出現得更早，且比其他任何地方使用頻率都高。

  拋開其他因素，市民能自由地書寫和討論要歸功於對宗教的牽制和由此而來的第四個前提。而這一點早在法國啟蒙運動時期就被視為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標誌。基督教不是科學和進步的敵人，在中世紀，宗教機構對知識的保護和豐富甚至做出了突出貢獻。歐洲的偉大對話所極力達成的，正是避免聖職權力的濫用並將其制約於有限範圍內。這場與古希臘羅馬以及阿拉伯的哲學和科學進行的批判性對話，成為正在到來的現代變革的第五個前提。只有歐洲能從那兩種世界文化，即古希臘羅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中汲取經驗，二者兼有自己的和其他文化圈子的知識——美索不達米亞、埃及、波斯、印度，甚至部分中國。與一些聰慧的古代異教徒和穆斯林對話的可能性得以完全打開，也有賴於前文提到的歐洲「大業」的前三個前提。沒有關於古希臘修辭學和寫作實踐的「重生」，那麼在中世紀便已現身，並在拉丁歐洲蔓延開來的話語文化是不可想像的。思潮與傳承從未停滯，那場與古人的偉大對話從未完全停止，並且還在12世紀以後急劇蔓延開來。若是用曲線圖來演示，它將會自這一點起陡然上升。

  歐洲現代的第六根支柱是由古登堡觸發的媒介革命。它的成功反映出中世紀在演講術與書寫上的變革。新的技術使拉丁歐洲擁有了此前在其他文化中還未有（或未使用）的交流技術。藉助這項技術，文藝復興時期的對話獲得了顛覆世界的意義。歐洲也成為世界範圍內前所未有的最大的思想共同體。

  第七點，也是最後一點：真正的範式轉換需要跨越非常長的時間。所以不要將本書理解為反對非洲歷史學家理察·瑞德（Richard Reid）提出的「唯今主義」（Pr?sentismus）：當人們研究幾十年前的過去時，不難理解當下的想像，卻忘記了歷史的深層結構。因此，我們的這種行為可以被稱作「考古學」或是「深度歷史書寫」；清晨的曙光是歷史學家最愛的「狩獵」時間。通過研究「沉澱的清除」（de-sedimentationen，雅克·德希達語）不難發現，文藝復興實際是一種文化，其精髓在於重拾古典理念和形式。而米歇爾·福柯這位狡猾的詞語征服者所理解的「考古學」這個概念恰是它的反義詞。我們反過來理解這個概念，並把它作為適合歷史學傳統領域的語言形象：歷史的考古學是到深處去做回聲探測，然後再一層一層地挖掘上來。它將詞語和人造器具感知為那些過去的理念、家園的尋覓、權力、勞動和戰爭，以及生活中早已布滿塵埃的殘餘。它對文化的環境充滿興趣，探究如何在戰爭、國家建立、帝國的崛起和陷落的混沌中發展出精彩的事物，比如一場理性和自由的對話。

  雖然考古學很清楚所有事物的起源都消失在看似無盡的因果鏈條與群星閃耀的神話中，或者於形上學的氣霧氤氳中，但它仍舊追問前提和起源。任何單一因果的解釋——譬如基督教是「西方崛起」的決定性因素——無助於洞見重大歷史現象出現的先決條件。即便有的觀點聽上去既具煽動性又優雅——譬如文藝復興的開端是提圖斯·盧克萊修·卡魯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獨一無二的著作《物性論》——但對於一個有學識的歷史學家來說，這幾乎完全不能被接受。這些現代之初的變革——古登堡的革命、哥白尼的科學、工業革命等——從不同的出發點相互重疊，然後發展至頂峰：各種因果關係相互關聯糾纏，又相互影響。

  身處現代的我們卻正在挖掘現代性的根源，這是自相矛盾的行為。站在全球化的視野中看，現代性存在於通信社會和監管機構、國家資本主義以及多邊主義，或是理性和世俗化、原教旨主義和區隔化之中。我們的講述試圖去把握它的幾個前提，可以用一幅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的畫來審視這「破繭成蝶」的過程。處於中心的始終是歐洲與古希臘羅馬和伊斯蘭高級文明之間的那場偉大對話的歷史，對話在文藝復興時期達到了頂點。如果古希臘羅馬時期的遺產沒有找到通往中世紀拉丁歐洲的道路，世界歷史則將走上另一條道路，因此我們需要循跡前往這些道路，並賦予那些思想史的背景和文化傳播以舉足輕重的分量。

  我們以一次深度造訪「偉大文藝復興」前史為開端，將視野投向歐洲那多樣、五彩繽紛的圖像世界，紀念它的場所與史詩一起從黑暗的遠古中露出端倪，在羅馬神話中找到了一種與歷史書寫同等效力的敘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的探尋將以地理條件為出發點，它是一切事件幾乎無可動搖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