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復興全史（上）中文版序

  本書的成書過程歷時頗久，在本世紀初初具雛形。那時我與C. H. 貝克出版社剛達成合作意向，準備撰寫一本關於17世紀歐洲歷史的書。那是一個極富戲劇性的時期：世界籠罩在小冰河時代的陰雲之下，饑荒和瘟疫導致人口銳減。受到歐洲最後一次宗教戰爭（三十年戰爭）的重創，德意志地區幾近荒蕪。與此同時，歐洲和美洲的許多地區處決了許多女巫和異教徒，英國則爆發了革命，仿佛世界各地都一同被捲入了起義的浪潮中。中國同樣遭受著這場全球性危機的困擾。1641年，明末清初著名的理學家陸世儀在《志學錄》中記載道：「江南素無此災。」而後不久，明朝滅亡。清代學者姚廷遴在《歷年記》中也曾回顧道：「至今見死人而不懼者，因經見多也。」

  這一時期的光明面則是，科學革命在西歐且僅僅在西歐不斷推進，新技術層出不窮，理性主義哲學在這裡發揚光大。焚燒女巫和異教徒的火刑架漸漸熄滅。事關信仰和權力的戰爭無法澄清孔子所謂的「天命」是什麼。啟蒙運動正是在這一混亂不堪的時代中應運而生，它宣揚寬容並要求獲得權利，即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所呼籲的「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人們應該用言語去發現真相，而不是藉助於武器。

  書寫17世紀的歷史無疑是吸引人的。但諸位將會注意到，我並沒有止步於此。在我看來，這個「鋼鐵世紀」正處於文藝復興的末期，其歷史以及由其引發的向現代世界的邁進將在本書最後幾章中進行討論。為了理解科學技術革命為什麼出現在西方而不是其他地區，我們有必要回溯歷史的更深處。於是，文藝復興順理成章地成為我關注的焦點，這是瑞士歷史學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在《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書中明確探討的一個時期。

  儘管布克哈特的書問世已有一百五十餘年，對我而言，它仍然是最重要的歷史書籍之一，而且一直激勵著我。這本書已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包括1979年出版的中文版。在沃爾夫岡·貝克（Wolfgang Beck）博士65歲生日之際，C. H. 貝克出版社邀請我與其他同人一道集文成冊以表祝賀[1]，我選擇的有決定意義的作品仍是雅各布·布克哈特的這部經典，上大學時這本書就讓我心潮澎湃。布克哈特為那個時代繪製了一幅富有啟發性的全景圖。他為修辭高雅的史學書寫樹立了典範。他喚醒了我對義大利的熱愛，我也曾有幸在那個國度工作多年。不過這是另一個故事了……無論如何，一些評論家將《文藝復興全史》這微薄的貢獻與布克哈特的經典相提並論，這讓我深感榮幸。

  我的研究興趣的轉移——更確切地說是拓展——不僅是因為我藉此重覓舊愛。況且，歐洲與其他地區的「大分流」的起因是一個令人著迷的、引發激烈爭論的問題。從13世紀到20世紀，所有真正重要的技術和科學突破都發生在這個小小舞台之上，從全球來看這片地區堪稱狹小：從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到義大利中部，向西延伸至不列顛群島，向東延伸至波蘭。歐洲的這部分地區是文藝復興的「可能性空間」。這個概念對我的論點至關重要。我想以此強調，某些發展顯然可以在這裡實現——否則也不會成功——但不是必須在這裡出現。

  這個堪稱「偉大創新之地」的地區與其他地方有何不同？實際上，我們可以辨認出許多因素，這些因素的集聚在其他地方是尋不到的：國家與城邦共和國之間的權力競爭，嘉許成就並提供擢升階層機會的相對開放的社會，螺旋壓力機和活字印刷機的廣泛使用，推崇理性的羅馬律法，以及其他種種。不同於非洲，歐洲出現了大型城鎮，且有許多會讀會寫之人；不同於伊斯蘭世界，歐洲的教堂和國家、宗教和政治是分離的；不同於中國，歐洲自10世紀以來再未遭遇外族侵襲。

  本書詳細探討了科學革命和工業化為什麼發生在歐洲而不是中國，儘管後者在中世紀曾遠勝於西方的國度。偉大的中國研究專家李約瑟（Joseph Needham）甚至認為，這個問題是文化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與歐洲的革新地區不同，亞洲、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大多數國家沒有繼承希臘人的知識遺產。古代思想的「重生」為「歐洲奇蹟」〔埃里克·瓊斯（Eric Jones）語〕奠定了基礎，這是本書的中心論點，也是本書以文藝復興為主題的依據。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出現的發明和發現為工業革命創造了條件，也為福禍相依的現代鋪平了道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達到了令人恐懼的程度。歐洲國家征服了半個地球，奴役那裡的民眾，搶奪他們的土地。隨工業化發展而來的技術使現代戰爭變成了屠戮數百萬人的怪物。

  另一方面，沒有人希望自己生活在現代之前的那種環境中。在那種情況下，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會經常饔飧不繼。我們將對世界一無所知；我們也將負擔不起長途旅行。在家徒四壁的小屋中，我們要忍受極寒和酷暑，被虱子和跳蚤淹沒；唯一的安慰可能是，我們不必忍受太久便能早早撒手人寰——有時候僅僅是普通的傳染病就足以致死，而它們在今天用幾顆藥丸就能治癒。

  我們偶爾會讀到，其他文化中也出現過「復興」。當然，人們常常只是用這一概念來表示一個文化繁榮的時期，歐洲的文藝復興無疑是符合的。歐洲的文藝復興與所有其他「復興」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並不僅僅意味著「對古代的尊崇」，而其他被稱為「復興」的時期卻僅此而已。具體地講，歐洲之外的復興理念涉及古代典籍的重新發現，對古代習俗、古代藝術和文學的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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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歐洲的復興並沒有停滯於對古代遺產的連連稱奇和對祖先創造之物的模仿。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用批判的眼光不斷檢視最著名的古代權威的學說——宇宙學、物理學、醫學。未通過試煉的觀點都被棄之不用，可以被駁斥的觀點都失去了擁躉。經驗、實驗和邏輯思維征服了古代巨人。人們認識到，只有當舊事物退讓，新事物才能出現，且新者往往優於舊者。

  那些如今被擊敗的權威鍛造了這把獲取勝利的武器：批評的藝術。蘇格拉底（前469—前399）之於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不啻於孔子之於中國文化的意義，他珍視懷疑的美德。他的批判方法塑造了希臘哲學，並進入科學領域。沒有批判，科學革命的巨大範式轉換將是不可想像的。如果沒有希臘人，我們可能仍然堅信地球是宇宙的固定中心。

  批評和懷疑的勝利導致西方不僅不會尊重權威，也完全不會重視年長。當然，西方國家的人們會向父母表露愛意和敬意（且這種情況在南歐比北歐更為明顯）。總而言之，「年長」在西方沒有什麼特殊價值，而「孝」也不是首要美德。

  例如，大學研討會上經常出現激烈的、有時候甚至是論戰式的爭論。儘管教授的年齡是學生的兩倍，但這並不妨礙學生們批評教授。在中國，如我自己所經歷的那樣，情況似乎有所不同。我曾受邀在中國的大學演講，東道主對我禮遇有加。在一次會議上，我主持了一個小組報告，歐洲的與會者們討論並表達了與我相左的觀點。在隨後的晚餐時間，有三位學生來到我的桌前並向我鞠躬，他們尊稱我為「老師」並表示他們想向我致歉，因為我「被攻擊」了。我大為詫異，因為同事之間這樣的討論在歐洲或美國是極其正常的。無論如何，我認為他們完全沒必要道歉，但我當然也感到非常榮幸並感謝這些年輕的同事。

  同樣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中國的另一次演講——那次的主題與本書一致。報告和討論是同傳進行，所以耗時頗久，但在結語之前沒有一個人離開報告廳。我詢問主辦方：聽眾們一直待在這裡是因為這個主題真的很有趣嗎？她說是。又或者——我繼續問道——只是因為在教授發言時提前退場可能不太禮貌？她再次微笑著表示贊同。我在歐洲或美國的大學演講時，幾乎找不到這樣耐心的聽眾！在義大利，如果講座時間太長，人們甚至會去附近的咖啡店來杯咖啡！

  我的驚訝是一個「大洋彼岸」的人的驚訝，我是在「希臘式」不恭不敬的傳統中成長起來的。也許西方可以從東方借鑑這一點，多一些文明和尊重，這在彼此交往中是有益的。反之，中國可以通過西方認識到，即便是針對「老師」，公正的批評也不是一件壞事：認真對待長者並與他們公開討論也是一種表達敬意的方式。尋找真理關乎的是事實，而不是權威。這一條定律也是歐洲文藝復興開展的「偉大對話」留給我們的遺產。

  我可以想見，深陷於「靈魂的精神分裂」（李約瑟語）而搖擺不定的歐洲人的故事必將在中國引發特別的興趣。鄭和下西洋六百年後的今天，中國再次啟程走向世界。據悉，中國國家航天局的第一個小行星探測任務可能以鄭和的名字命名，以此紀念這位偉大的海軍將領。歷史一息之間，數百年已成過往。

  自此又當如何？也許俄羅斯科學家列昂尼德·格里寧（Leonid Grinin）和安德烈·科羅塔耶夫（Andrey Korotayev）是對的，我們所謂的「全球化」是世界歷史大「融合」時代的開端。2019年，我在參觀中國與哈薩克斯坦交界處的陸港口岸霍爾果斯時有了深切體會——這裡是「一帶一路」框架內的一環。來自連雲港的貨物在這裡重新裝箱，三周之內就能到達歐洲的最西端。而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交通樞紐之一在十年前還只是一片茵茵草原……

  在過去的幾千年中，中國為人類文明和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對此深表欽佩；本書多次對這些歷史進行梳理。《文藝復興全史》的中文版即將問世，令我深感自豪和欣喜。非常感謝本書第1～22節的翻譯向璐女士和第23～49節的翻譯高原女士，感謝讀客文化對本書的信任。中國有句老話叫「開卷有益」，我希望《文藝復興全史》也能如此。但願這本書能為讀者開闢一個花園，諸位可徜徉其間採摘美麗的花朵和豐碩的果實。

  貝恩德·勒克

  2021年3月於蘇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