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民國二十年　六月十四日

  下午　一時零五分

  「大生有」蠟燭店在八里橋路[1]。過寧興街[2]第二爿，占據整個轉角的第一家是安樂浴室。浴室和蠟燭店中間有條叫友益里的弄堂，巷口堆滿浴室燒大爐的煤塊，最怕下雨天。就算今天這樣好的太陽，林培文一個不注意，還是給店裡的青磚地踩回來半隻黑腳印。

  「你肯定他們不知道這地方？」

  「我從沒對他們說過這裡。」

  顧福廣好一會兒不說話。閣樓上堆滿紙箱，散發著乾燥灰塵和火藥味。永和祥白鐵鋪的榔頭敲得有一搭沒一搭。後弄堂深處偶爾飄來一兩聲胡琴，有人咿咿呀呀吊嗓子，想必是碧艷芳戲班的女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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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帶著槍？他們沒腦子，你也沒有？」老顧的聲音壓得很低。在這午後的安寧里，在偶爾傳來的小花旦尖利的嗓音里，老顧發作的怒氣就像是一場幻覺，像是假裝的。

  顧福廣在等朴季醒打來電話。意外遲早會發生，這些人幾乎都算是小孩。平常人家這樣的年齡還在學堂念書，給師娘提水壺，或者從大街小巷呼嘯而過，打架鬥狠。他仔細想想，有利有弊，壞處不用說，擺在眼前，就是這種意想不到的事情；好處是單純，有熱情，做事有衝勁，不猶豫，干起危險的活兒來，都好像是在玩什麼遊戲，輕輕鬆鬆就辦成。有時候——他再次這樣想道——受過嚴格訓練的專業人員都不如他們。

  他把電話從庫房拉到閣樓上，讓秦俟全管著鋪子。蠟燭店不光賣香燭錫箔，也賣洋火鞭炮煙花。坐在箱子中間，就像坐在炸藥堆上。可他一點都沒感到不自在，照樣用火柴點燃香菸。沒有比他更熟悉炸藥的，他在伯力學習過製造各種爆炸物。

  從六格高的木窗望出去，是友益里10號——這幢緊貼蠟燭店後牆的弄堂住宅。南廂房頂上凸出的曬台圍牆上有一隻破爛的鋁質洗臉盆，盆里種著一大叢小蔥。

  顧福廣設計過各種逃脫方案，無論置身何處，他總會把周圍環境所能提供的所有出口都觀察清楚，這習慣一半是天生，一半來自嚴格的訓練。別爾津教官說，優秀的地下工作者要像幽閉恐懼症患者那樣謹慎小心，只是態度要更積極，更主動。

  樓下庫房的南面牆上有個窗戶。租下鋪子以後，顧福廣把釘死的木條拿掉（那原本是防賊的），推開窗子就是友益里的弄堂。在安樂浴室那堆煤塊覆蓋的牆角下，有一塊活磚，抽掉磚塊，裡面藏著一隻油紙包，紙包里有一支德國造的魯格手槍，彈倉已裝滿。庫房另有道後門，門外是石庫門房子的天井，穿過天井可以從友益里10號的門出去。朝左拐，是通往寧興街的弄堂，再轉到敏體尼蔭路[3]，只要走到大世界遊樂場，就可以消失在人群中。在最難辦的情形下，你也可以打開閣樓的西窗，爬到後樓的曬台，再上房頂，居高臨下伺機脫身。

  危險總是會有的。你學習過如何與危險相處，你學過徒手格鬥，學過射擊和化裝易容。你半輩子都在干冒險的事情，所以你現在要調整呼吸，別發怒，別緊張。退一萬步，即便那傢伙被巡捕抓住，他也不知道八里橋路的聯絡點。再退一萬步，即便他熬不過審訊，把貝勒路的地址交代出來，引領巡捕抓獲冷小曼，那對組織當然算是重大破壞，但也還不算致命的破壞。冷小曼只知道一個電話號碼，通過電話公司查詢號碼地址又需要一天時間，而法租界的巡捕向來以動作遲鈍出名。

  快到兩點，電話鈴聲終於響起。朴是從公共電話亭打來的。電話里朴壓著嗓子，線路不好，聲音有些模糊，聽起來像是風颳過來一陣尖叫的回聲，又像是尖叫聲震碎裹挾著電話銅線上的雜質，在顧福廣的耳朵里沙沙作響。

  八里橋路、法大馬路周邊環境圖

  放下聽筒，顧福廣再次點燃香菸。

  林培文期待地看著他，不安地扭動身體，望著火柴棍在他手裡燃盡，變成一根彎曲的白須，隨著窗外吹來的風飄散，終於忍不住發問：

  「怎樣？」

  「朴確認——周立民同志已犧牲，」顧福廣眯著眼睛，眼瞼顫動，像是被煙燻到，「他怕傳言不實，到河邊親自看過一眼。還在打撈——周同志被巡捕一路追趕到肇嘉浜，跳進河裡，想游到對岸，巡捕亂槍射擊——」

  沉默……

  培文沒有說話，顧福廣觀察著他。他是在驚恐嗎？一場歡快的遊戲，忽然出現意外的死亡事故——或是在憤怒？憤怒是有益的，但要加以控制。行動在即，最需要的是鬥志。

  「周同志很英勇，他用犧牲自己來保護其他同志。可以悲傷，但更要努力，要為他報仇。」他懷疑自己的說法夠不夠有力，他把煙含在嗓子裡，讓它隨著聲音一點點在嘴邊散開，聲音有些沙啞，像是被煙燻得更加乾燥。

  「現在的問題是，冷小曼突然失蹤。她不在貝勒路的家中。按照約定，她應該在家裡等候你。我擔心她被槍聲嚇壞，逃離那房子。她光天化日獨自在外面，很危險。」

  林培文像是突然從夢中醒過來，陡然站起身說：「那我去找她。」話音未落就蹲身去抓那架掛梯。

  「你想想，她會去哪裡？」顧福廣在沉吟，隨即又開始說話，「她會打電話來的。五點以前，如果她不來電話，我們要先從這撤離。」

  林培文不願意坐下來，他想做點什麼，不想讓悲傷控制自己。他沒有問自己，聽到有人犧牲心裡可曾感到害怕。他還年輕，剛趕上大革命時代的尾巴。那時候，他還是個學生，全憑一股熱情。他還沒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做什麼，先就做起來，他暈暈乎乎，沒空去思考。鬥爭的殘酷性突然擺到他面前，就像烈日晴空里突然烏雲密布，下來一場暴雨。他的同伴中，有人在遊行示威的隊伍里被反動軍隊當場開槍打死。忽然之間，他就與組織失去聯繫。他有時暗自想，如果不是失去聯繫，也許他早已犧牲。革命大潮席捲而來，革命的組織根本來不及好好組織，反動派突然反撲，一夜之間，他這樣與組織失去聯繫的人成千上萬。在絕望中發起反擊的同志大批犧牲，當時他並不害怕。他憤懣，他也想參加反擊，他甚至想發動一場個人的自殺式襲擊，幸虧他遇見老顧。老顧是深思熟慮的革命者，有計劃，有進攻和撤退的方案，他有能力領導大家行動，有能力取得勝利，同志們早已完全信任他。

  他無限信賴地望著顧福廣，渾身肌肉繃緊，像是等候命令的獵犬，像是個被悲傷壓扁到極限的彈簧，只等老顧鬆開按著他的手指，就會猛烈地跳起來。

  顧福廣眯著眼抽菸，他感受到眼前這個年輕人的亢奮。他為這樣的無窮精力感到詫異。連死亡也不能熄滅這種躍躍欲試的衝動，讓人困惑不解。

  他想，是時候宣布下一次行動啦。這樣的精力要是不把它消耗在行動中，就會鬧出亂子。讓這些年輕人閒著，早晚還會出這樣的事情，與其想辦法約束他們，不如讓他們行動起來。

  他在構想一次更加醒目的行動，一次讓人震驚的行動，一次標誌性的、讓他的組織贏得尊重的行動。它不能像前幾次那樣，轉瞬就被其他更新奇的事件淹沒，它要長久迴旋——在人們心中，它不是只值兩角錢一份報紙的頭版新聞，它將會是一個傳奇。

  他通過各種渠道散發消息，讓各種版本互相交織，若隱若現。不光是給記者（他嘗試過記者）。租界裡有各色各樣的勢力，也有為各種勢力服務的業餘情報員，通過這些傢伙，他向大家發出一個信號：他在這裡。

  他的信號說簡單也很簡單，讓人家知道上海有他這樣一號人物。不管是幹革命也好，干別的事也罷，首先要讓別人知道你的存在。他不覺得自己是在欺騙這些年輕人，目標是一回事，具體的做法又是另外一回事。

  很久以來，他就想動動幫會的腦筋。再沒有比這更恰當的理由：他們屠殺過革命者。如今他在這裡，而他們卻藐視他的存在。他曾通過老七向他們發出過信號，他是不得已才通過一個女人發出這樣的信號，他本不信她會認識什麼幫會大人物，可他們確實小看他，小看他的群力社。

  讓他舉棋不定的是到底要選哪一個目標。是福煦路[4]181號，還是戈登路[5]65號？兩幢外形幾乎差不多的洋房：草坪、圍牆、車庫、前後門、警衛，結構複雜難以控制的通道走廊。在不到百米的距離內，各有一家巡捕房。不同點在於，福煦路附近是法租界巡捕房，戈登路附近是公共租界巡捕房。

  「福煦路。」林培文說。

  這純粹出於仇恨，顧福廣心裡這樣想道。就好像仇恨是一種液態的東西，可以放在不同的量杯里比較。但這也不錯，至少它顯得更加名正言順，福煦路181號的老闆是革命的更加明確的目標，他直接參與過大屠殺。但他還要再好好想想，擺在眼前的問題是，福煦路有裝備更加精良的警衛。

  那將是一場小型戰役，對他的隊伍是一場嚴峻的考驗。他們知道怎樣開槍，在浦東的海邊荒灘，一邊吐著蘆黍渣，一邊朝稻草人射擊。或者租船出海，瞄準吳淞口灰暗天際里幾隻倒霉的海鷗。但真正的戰鬥是恐懼與恐懼的角逐，他的人能不能占上風？與它相比，暗殺行動不過像是一場淘氣的表演，像是在捉弄某個受害者：加快腳步走上前去，拔出手槍扣緊扳機，看著他緩緩倒地。就像他當年剛參加工人運動，從廁所斜刺里穿過院子，把一蒲包糞便砸在那傢伙頭上，前一秒鐘那個幫會工頭還得意洋洋，轉轉手裡的核桃就把遊行罷工的隊伍攔在廠門口，後一秒鐘就屎尿灌頂，顏面盡失，再也抬不起頭來，再也沒人對他害怕，整個有關他心狠手辣的傳奇，一包糞便就輕輕打消。

  從本質上來看，暗殺也好，他正在策劃的更大規模的行動也罷，作用大抵相當於那包屎尿。它讓陳舊的權威和恐懼感煙消雲散，同時建立一個新的傳奇，新的權勢。在亞塞拜然的勞改營里他整天想著過去的事。想來想去，他覺得這件小事的意義不同尋常。它不折不扣向他證明：摧毀一種權勢和建立一種權勢都是簡單的事，只要你給出足以讓人害怕的證據。等他逃出那個地方，穿越阿拉山口再次回到中國，他就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

  [1] Rue Palikao，今雲南南路。

  [2] Rue de Weikwe，今寧海東路。

  [3] Boulevard de Montigny，今西藏南路。

  [4] Avenue Foch，今延安中路。

  [5] Gordon Road，今江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