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民國二十年　六月十一日

  下午　六時三十五分

  這些日子裡，少校一直在思念法蘭西。他並不把自己看成上海人。這兒有些歐洲人早已忘記自己的故鄉，他們早已歸化上海。無論這些人不久前在哪裡登上船，他們一下船，就加入一個新的族群——白種上海人。這也難怪，他們從前一無所有，在上海發大財，在上海置下產業，結婚生子，難道不該把這裡當成自己的老家？

  薩爾禮一度也想在亞洲安個家，可他的科西嘉妻子無法忍受亞洲的潮濕空氣，帶著孩子坐上從西貢回馬賽的郵輪。他沒有去找個中國情婦，他寧可一年一度坐船回國度假。與他不同，巴台士領事卻把整個家都安在上海，雖然領事的職務調動比警察部門更頻繁。

  傍晚，少校坐在領事官邸的書房裡。落地窗外是整排的大陽台，從陽台雕花的欄杆間可以望見房子背後的大片草地。驚叫聲在梧桐樹梢迴蕩。巴台士領事站起身來伸頭張望。在草坪和沿圍牆種植的樹叢之間，小男孩摔倒在腳踏車旁，趴著一動不動。尖叫聲是從站在草坪邊椅子上的女孩嘴裡發出的，她在那隻黑漆斑駁的鑄鐵椅上搖搖晃晃，一條腿跨過弧形的椅背。地上的小男孩扭動起來，雙腿艱難地想要從那堆橡膠和鐵管的迷宮中逃出來。

  「他們帶來所有的口供。」少校繼續說著。按照慣例，他正在把警務處政治部最近收集到的情報向巴台士領事簡略陳述。

  是那個穿中山裝的南京學者（他自稱是教授）帶來的報告。報告分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口供，然後是其他來源的相關情報匯總分析。在最後一頁文件的底部，署名看起來像是一個研究機構。看起來他們像是一群讀書人，像是那種從中國腹地成百上千湧向沿江沿海口岸城市的年輕人。野心勃勃，接受一位中年教授的領導。南京大量招募這種年輕人，各種研習班、社團、學社。是的，在他們遞給他的名片上，有個古怪的名稱。少校居然想不起那個名字，研究所？調研會？他再次看看桌上那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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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他總算開口說話。」

  穿著中山裝的教授告訴少校。他的眼睛在鏡片背後閃爍不定，像是個羞怯的大學教授。

  「中國的事情還是要靠中國人來解決，你們畢竟是客人，客人們總是心慈手軟。說到底，你們總是要回去的麼，總還是有租約的麼。」羞怯的大學教授忽然豪放起來，哈哈大笑，以證明他自己的確是三民主義的信徒。

  南京的研究小組最終得出結論，這位彼得洛夫·阿歷克賽·阿列克謝耶維奇（Petroff Alexis Alexeievitch）先生（法租界警務處檔案登記為勃蘭特先生，政治部指紋檔案編號2578），並不是——像他自稱的那樣，一個39歲的德國貿易商。他在薛華立路的審訊室里拒不回答任何問題。南京堅持要把他引渡到龍華警備監獄，隨後又轉送往南京軍人監獄。薩爾禮認為領事不想知道勃蘭特先生在那裡的遭遇，他自己也不想知道。聽說那裡有一種巨大的鐵製台鉗，他們讓你跪在那裡，把腦袋塞到鐵鉗中間，每轉動三次齒輪，鐵鉗就會向內擠壓一公分。

  口供一共做過四次。勃蘭特先生相當得體地應付這個局面。他的每一次口供都很完整，而且自成體系。每一次都是全部、完整地推翻上一次的供詞。審訊者很容易產生錯覺，每一份口供筆錄都會被當成真正的突破。薩爾禮相信最後一次口供仍未觸及勃蘭特知識結構的中心地帶。他甚至不敢保證阿歷克賽·阿列克謝耶維奇就是他的真名。但這無關緊要，哪個才是自己的真名，恐怕連他們也搞不清楚。

  不管怎樣說，情報本身的價值還是無與倫比。它決定性地證實，上海很快就會變成一個火藥桶。從勃蘭特的公寓裡搜出大量銀行文件和存摺，巡捕房的會計師後來向薩爾禮報告說：「總數相當於七十三萬零八千二百塊銀元。」

  銀行文件證明勃蘭特帳戶的銀錢往來極其頻繁，但奇怪的是，缺乏相應的貿易文件。對頑固的勃蘭特先生，這是個致命弱點。他既說不清這些錢是從哪裡來的，也說不清他們從勃蘭特帳戶出去之後，又進到誰的腰包。要知道，這些錢夠買下一整幢大廈。勃蘭特先是聲稱他代表一家註冊在漢堡的德國洋行，打算在香港或上海購買地產，作為該洋行開闢亞洲事業的第一個重大舉措。

  在南京，勃蘭特先生不斷改變供詞，起初是鴉片，然後又是軍火。第三次錄口供時——薩爾禮假定這是審訊者第十次轉動台鉗的齒輪——勃蘭特供認，他的那家德國洋行本身也是一家莫斯科貿易公司不為人知的子公司。自從列寧同志發現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中，新生的共產主義國家仍需通過國際貿易（這一帝國主義的掠奪方式）來採購到足夠的糧食，莫斯科一夜之間開辦了大量這樣的公司。

  南京的研究小組並不接受這個解釋。勃蘭特先生不知道，實際上法租界巡捕房從不貿然逮捕外國商人。他們從兩個渠道證實這位德國商人的複雜背景（後來勃蘭特承認他的父親出生於莫斯科，母親才是地地道道的柏林人）。設置在河內的法國保安局對當地的激進分子突然襲擊，意外獲得勃蘭特在上海的通信地址。租界巡捕房的政治部一開始還以為勃蘭特是泛太平洋工會聯盟的召集人。其後不久，國民黨在江西省某個縣城發動了一次不太成功的軍事行動。剛建立的蘇維埃政府還來不及銷毀文件就匆匆轉移。文件中提供的線索使國民黨軍事當局在江西省城展開一連串搜捕，有人在臨刑前終於崩潰，供出一兩個上海的銀行帳戶。

  根據南京送來的口供筆錄，在最後一次供述中，勃蘭特承認自己是共產國際在上海新成立的一個機構的負責人。這個機構將會領導整個亞洲地區的共產運動。人員、策略，以及——更重要的，金錢，都會從這個機構散發。薩爾禮少校並不十分信任這份供述。它在行文上過分講究，邏輯相當完美，它更像是一部精心構思之作，或者說，是一份偽裝成素材的精緻作品，它不斷展現出一種貌似草稿的風格，有時語氣遲疑，有時突然推翻之前的敘述，大段地塗抹，另起一行，再塗抹，然而關鍵之處卻言簡意賅。

  儘管勃蘭特案卷尚存諸多不確定因素，但在一點上，參與其事的各方都認為是確鑿無疑的。事實擺在眼前，那是一個共同的敵人，有計劃，有資金，而且組織嚴密。顯然，歐洲（尤其是德國）的運動陷入低潮以後，他們就已調整策略，如今共產國際認為資本主義鏈條最薄弱的一環在東方，而埋下炸藥，引爆，徹底摧毀這一鏈環的最佳位置正是在上海。因為它是全亞洲最複雜、最難以管理的城市。

  薩爾禮少校與巴台士領事私下討論時，一致認為也許最好的引爆地點就在法租界。對於租界裡一小部分白人——主要是地產投機商人——的想法，領事先生暫時保持中立。但他認為無論如何這是一個良好的契機。前不久有一封巴黎外交部的私人信件通過外交郵袋傳遞到他手裡。在信中，有人用清晰的方式告訴他，外交部希望上海租界當局能夠挖掘出一兩件引人注目的重大事實，以配合正在愈演愈烈的法蘇爭端。兩國之間的衝突正在從貿易領域擴展到各個方面。

  少校腦子裡有一根想像之線，正在把最近發生的幾起刺殺案件，與一個在亞洲各地販賣軍火的私人公司，以及一位租界裡的業餘攝影師串到一起。有情報表明，暗殺集團的首領顯然具有蘇聯背景。他覺得機遇之神在朝他聳肩擠眼睛。

  這機會的絕妙之處在於，這個薛維世——這個攝影師竟然是他的故人之子。大戰期間，薛的父親和薩爾禮少校在海外軍團的同一個連隊裡服役。那年夏天，他們在潮濕泥濘的戰壕里不斷抽著少校喜歡的菸斗。薛的父親喜歡拍照，少校至今還保存有一兩張他拍的照片。冬天時他朋友的散兵坑被一顆炮彈擊中。他幾乎完全忘記這個朋友，直到巡捕房保甲處送來一堆照片。馬龍班長事先對這些照片做過挑揀，馬龍告訴他這個小薛有一些下流的嗜好。

  馬龍班長不可能認得出照片上的人，拍照時少校還很年輕，而且衣衫襤褸。夏季軍服的袖子被他整個撕下來，那時候戰壕里所有人都這麼幹，因為長期浸泡在汗水裡，腋下的皮膚會腐爛發臭。

  他沒有把這些事告訴領事，部分是由於這中間包含一些純粹的私人事務，主要原因在於，此刻他的想法還處在尚未成形的模糊狀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