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民國二十年　六月十一日

  上午　十時十五分

  多年以後，薩爾禮故地重遊（此時他早已與小薛情如父子），眼望著昔日的租界飽受戰爭摧殘。而薛因為在戰時與各方都保持著密切聯繫（這多半也與他的天性有關），南京的一些機構竟然對他產生疑慮，對他展開一系列的審查，甚至一度把他秘密關押起來。薛的許多朋友——包括薩爾禮本人，勇敢地站出來，提供各種證據，薩爾禮少校甚至引用法國外交部的一些舊檔案，終於使薛維世先生安然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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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薩爾禮為小薛設宴壓驚，他盛情邀請薛去法國——不僅作為他私人的來客，同樣也作為法國政府的客人（因為他多年來對法國海外殖民地事務做出的貢獻）在巴黎定居。「當然，你也可以來南方。」薩爾禮本人在上海服役期間，累積下來宦囊甚豐，在法國南方買下一塊地。

  同時，在酒酣耳熱之後，他們也開始回憶起往昔歲月。據薩爾禮說，剛開始他並未注意到這個年輕人，起初，只是一個白俄女人進入他的視線——他出於偶然的興趣——如今他甚至可以不無自嘲地說，出於某種多多少少算是對美貌婦女的私下興趣，他讓人對這個女人展開調查。

  隨後，神奇地——他猜想那與冥冥中某種推動事物的力量有關——從這個白俄女人出發，調查線索突然令人興奮地與金利源碼頭的暗殺事件會合到一起。

  今天早上在晨禱室門口，少校左手半隻羊角麵包，右手一杯咖啡，正用膝蓋去頂那扇門。馬龍班長伸手幫他推開，興沖沖地告訴他：「我們的小獵犬總算找到洞口啦。」

  特務班全體在等著他們。而馬龍班長沒在會上宣布那消息。他把一張紙條遞給少校。少校掃視一眼，把它壓在文件夾底下。離開會議室時，他要馬龍把有關這個小薛的所有文件——包括提審他的筆錄、他自己兩天一次交來的那些情況匯報，以及從巡捕房保甲處找來的有關其個人歷史的所有記錄——統統拿到他辦公室去。

  紙條上寫的是一份情報，使用法語，拼寫和語法幾乎找不到瑕疵，據說是那個姓薛的業餘攝影師的作品。情報揭露一條驚人的消息：攝影師跟蹤白俄女軍火商的一個朋友（馬龍用鉛筆在邊上註明此人就是那個陳姓買辦商人），發現他進入貝勒路的一幢房子。第二天，當他再次前往那幢房子附近仔細觀察時，發現這幢房子裡有個意想不到的客人，攝影師在報紙上看到過她，正是金利源碼頭被暗殺的曹振武的太太，這位太太在刺殺案發生後旋即失蹤。

  在這次暗殺事件中，最讓少校覺得有意思的地方是刺客對新聞報導的重視，他們——深入調查後發現那是個組織嚴密的暗殺團伙——事先就把消息透露給記者，隨後又向記者提供一些文件，一份虛張聲勢的聲明，加上一份故事大綱（以使報紙的說法和他們自己的版本保持一致）。這個暗殺組織不僅精心策劃一起暗殺行動，更試圖操縱新聞機構對消息的傳播。這一點，我們甚至可以說少校本人也大受啟發。

  後來在一次晨會上，他就對特務班裡幾個親信下屬說，也許從來就沒有什麼真相。也許真相就是這一大堆文件，就是這堆剪報、審訊筆錄，真相就是大街小巷的竊竊私語，就是由便衣包打聽們每天上交的調查報告。簡而言之，真相就是這些檔案。

  多年後少校仍記得，那些日子裡，上海風雨飄搖。這可不只是比喻的說法。那年早春雨水特別多，周圍省份頻發水災。直到四月初才放晴。當時，法租界警務處政治部——薩爾禮少校負責的部門——好像一夜之間，突然變成眾人矚目的要害部門。在薩爾禮少校的記憶里，他從來就沒這麼熱門過。甚至連英國人也向他推心置腹。他的同行，公共租界的馬丁少校邀請他到鄉村俱樂部共進午餐。烤得半熟的牛排和羊腰堆在一個盆子裡。他記得當時還有一名年輕的英國外交官員在座。那人很少說話，大部分時間都在沉默。當馬丁說到一些重要問題時——比方說雙方共同建立某種情報交換的日常機制——他就變得愈發沉默，凝視他的酒杯和雪茄。很久以後，少校還記得一些租界傳聞（在上海還有誰比他消息更靈通？），說這位年輕人後來捲入到一起桃色事件中，在輿論壓力下不得不黯然離開上海。

  馬丁那天說，他希望薩爾禮少校把這理解為「達成某種私下方式的共識」。因為——如薩爾禮所知——如今的倫敦被一幫鼠目寸光之輩占據，以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為首。首相從前是外交界的圈內人，馬丁轉頭看看那個年輕人，像是略帶歉意。倫敦傳說工黨內閣里有蘇聯間諜，真是讓人大開眼界。英國政府恢復與蘇聯的外交關係，並且正在從海外撤軍。這從上海租界也能看出點跡象來，英國人似乎有意讓日本陸戰隊代替自己執勤。所以，馬丁說，莫洛托夫說得一點都不錯，如今法國才是社會主義蘇聯的頭號敵人。

  他記得那塊牛排足足有二英寸厚，用銅絲網夾在煤氣爐上烤到三分熟，澆上鮮奶油汁，再澆上一些英國Lea & Perrings公司出產的Worcestershire Sauce（中國人把它叫作辣醬油）。如今回想起來，那段日子他胃口真好，那樣美好的歲月，他再也找不回來。奇怪的是，一旦離開那個地方，他的消化能力就大大退化。當年在上海，似乎人人都那麼好胃口。

  「因此，少校，一些老練的倫敦人士希望我們同法租界警務處建立一種更為緊密的聯繫。」

  是的，這是所有事情的起點。可這一切薛又怎麼能知道呢？當時，他還是黃浦江邊這塊租界裡的小混混，懵懵懂懂捲入一項對軍火交易集團的調查中，像是誤撞上蛛網的蠅蟲，拼命撲扇翅膀想要脫身。

  今年初，外交部通過私下渠道向少校發出一個信息，巴黎的說法是：至少要「策劃一兩次能夠引人注目的行動」，以配合巴黎近來針對莫斯科的貿易禁運政策。和馬丁他們的做法不同，法租界政治警察部門向來的政策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殖民當局警察的任務是保證商人們的貿易安全，商人得益，警察也得到自己那份利潤，大家得利。能夠同那些激進組織相安無事是最好的。少校有時候甚至認為，正是那些組織的存在，才讓法蘭西的海外殖民地變得不那麼沉悶，不那麼無趣。法租界從不理會英國人的那一套，公共租界想要抑制幫會勢力的蔓延，清除賭場和妓院，法國人張開懷抱歡迎它們。公共租界和南京政府合作，逮捕共產黨人，法租界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故意動作遲緩，走漏風聲，讓他們撤退機關，轉移帳戶。只要這些人不過分搗亂，不添麻煩，法租界警察部門就容忍他們。在租界事務上和英國人唱唱對台戲，刻意表現法國式的開明，這是由來已久的傳統。

  一夜之間風向轉變。對外宣稱的理由是法國情報部門獲得可靠證據，證明印度支那激進運動組織的叛亂活動得到共產國際和莫斯科的支持。而對這些叛亂活動提供財務和其他必要支持的領導機構，其隱藏地點正是在上海。海防的郵輪帶來各種文件，從裝訂成厚本的研究報告到搜查現場取得的小紙片。也許他只是想交差，也許他是想要真正做出點成績，在自己的殖民當局警察部門工作履歷上好好加上一筆，無論如何少校都必須採取行動，他開始調閱在辦案卷。少校向來都喜歡對手下說：「你放一放手，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你睜大眼睛盯著，蛛絲馬跡足以挖出大案子。」這種事情需要想像力，是的，想像力，而薩爾禮少校並不缺乏想像力。

  必要的想像力，再加上對於這座城市的充分理解。少校認為自己是理解這座城市的。法租界大大小小的住宅區，在那些像迷宮一樣的弄堂里，有多少花樣能逃得過少校的眼睛？「我們也有我們的一套，雖然人家說我們法國人天性自由散漫，但我們也同英國人一樣擅長管理城市，甚至比他們更擅長，而我們還會讓這地方變得更有趣。」

  政治部的所有在編警員都有自己的「包打聽」小隊，每個「包打聽」手底下又另有幾十條眼線，他們就像毛細血管一樣滲透到這個城市的肌體深處。他們每天都要提交報告，不管寫在什麼紙上，哪怕寫在香菸盒錫箔的背後。如果不會寫字，也可以口述，由他的上級記錄在案。那些字跡歪歪扭扭的紙條最後全都落到文書科手裡，由他們整理翻譯，其中最新奇有趣的記錄文件，則必須直接放到少校本人的桌面上。

  小薛手寫的所有那些亂七八糟的大小紙條（有一兩張是禮查飯店為住店客人專門印製的信箋），就是通過這樣的渠道最終堆在少校的辦公桌上的。一小時後，馬龍班長把與小薛有關的整個案卷全部交到少校桌上。少校不僅注意到這個小薛——這個業餘攝影師能夠用法文寫出一份完整的報告，後來，在仔細閱讀從設在霞飛巡捕房的保甲處取來的戶口檔案記錄時，他竟然還發現一個熟悉的姓氏——Weiss——Pierre Weiss，多年前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位商人。大戰期間他回法國參戰，從此再也沒有回上海。他與他的中國情婦生下一個兒子，而這個兒子，正是薛維世，警務處政治部特務班手下的一名證人，他此刻正在從事一項重要的調查活動。

  馬龍班長告訴少校，根據他的指令，巡捕房保甲處正準備派出巡捕仔細搜查小薛在福履理路的居所。少校連忙抬起頭，要求馬龍立即阻止這次搜查行動，但馬龍班長說，大概打浦橋華捕隊早已出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