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民國二十年　六月八日

  凌晨　三時三十二分

  犬吠聲悽厲。冷小曼看看五斗櫥上的台鐘，才三點半。她再次陷入連日來不斷折磨她的自我拷問之中，無可解脫，無從排遣。

  碼頭上被擊斃的曹振武，確實是冷小曼的丈夫，可他也是她的仇人，她的前一個丈夫正是死在他手上。她不知道該怎樣算清這筆帳。

  那一次，她從桂林來上海。當時曹振武作為南京政府里一位大人物的私人代表，在桂系軍隊中活動，計劃是建立某種秘密的聯盟。要不是那次巧遇戈亞民，也許這會兒她人已在巴黎。她沒有看見他，可他卻看見她。她沿著霞飛路一直走到福開森路[1]，他也跟到福開森路。她住在桂系軍隊充當上海聯絡處的公館裡，門外有佩槍的巡捕站崗，門內有不帶槍的衛隊（租界當局不允許公開佩帶），所以他不敢進門。

  直到她再次出門，在白賽仲路[2]一家沿街的小書店裡，他站到她背後。從前，他們都是俄文補習班的同學。從前，在補習班的教室里，他們都聽那老布爾什維克講過課。因此她根本不用轉身，就知道背後站著一個人，充滿敵意。

  老布爾什維克並不老，說他老，是因為資歷。一肚子都是他自己的故事，都是他親身的閱歷。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在巴黎，他把警察和特務耍得團團轉。他上課用的是俄文，最簡單的那種（參加補習班時間最長的也只有半年），可場景卻栩栩如生。人的表情，樹葉飄落地面的聲音，藥水瓶的顏色。奇怪的是，最日常的事物從他嘴裡講出來，也無不帶上傳奇色彩。

  汪洋（她的前夫）也在俄文補習班當教員。他年輕，只比她大幾歲。他去過蘇聯，段祺瑞的軍法處警察闖進北京大學宿舍，幸虧他不在。他只得去蘇聯。他回到上海，在補習班裡給她和戈亞民上課，口若懸河，不時嵌入一兩個俄文或者德文單詞。他用一本油印教材，叫作《馬克思主義入門》，後來她才知道，那講義是直接從俄文翻譯過來的，是布哈林的《馬克思主義ABC》。

  戈亞民一直都是他的信徒。那不奇怪，在跟他結婚前，她不也一直是他的信徒嗎？他要戈亞民做什麼，戈亞民就做什麼。儘管戈亞民暗地裡瘋狂地愛上她，但當他一明白汪洋也在追求她，就把熱烈的眼神移開。

  可是現在，戈亞民也跟別人一樣離她而去。犧牲——也許自殺比被殺更適合「犧牲」這兩個字。說到底，只有義無反顧地抱有自我毀滅的勇氣，才當得起這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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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讓她去執行的。她爭取過。但別人懷疑她究竟有沒有這種勇氣。老顧說：「我們相信你有大義滅親的勇氣，天曉得，『大義滅親』這個詞放在這種情形下，有多不合時宜。可你讓別人說什麼好呢？無論如何曹振武是你現在的丈夫。」

  其實，她放在心底里沒說的話是：「不如就讓我跟他一起死吧。」此刻她坐在過街樓面對貝勒路的窗口，望著黑暗的城市，對自己尚且活著不可置信。

  之六：既須殘酷面對別人，也必殘酷面對自己。一應軟化意志之情感，親情、友情、愛情、感激之情，甚至榮譽之心，概必壓制，且必以冷酷專一之革命激情替代。

  她覺得老顧草擬的群力社綱領在這一條上還不夠完整。對她來說，迫在眉睫的是要壓制那股自卑情緒，它們時不時從內心深處冒出頭來，但願真如老顧說的，殘酷的暴力是一種淨化力量，它會幫助我們擺脫自憐，擺脫自我厭棄。

  戈亞民從頭到尾追問這一句：「他是在什麼時間向你求婚的？」

  「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我被關押在龍華警備司令部的軍法處大牢里。沒有手錶，沒有畫著嫩綠色旗袍女人的月份牌，甚至看不到太陽。有時候，一陣風吹過，牢房外的走廊里會聞到太陽的味道，青草的味道，油炸臭豆腐的味道……」

  別人都在沉默，那個頭髮始終不聽話的穿著白色帆布西裝的小男孩是沉默的（後來她才知道他叫林培文），他不斷用手捋他額頭上那一抹頭髮。老顧也在沉默，甚至有些殷勤，給她倒水，問：「要不要茶葉？如果你頭暈，我這裡有萬金油。」

  「我不知道。每天上午，木門打開，走廊里的微風把牢房整宿的臭味吹散的時候（她從不知道女人的身體也可以散發出那樣濃烈的臭味），就會有拉鐵門的聲音，哐啷哐啷哐啷，即便有陽光和青草的氣息，這聲音還是讓人心驚膽戰。活著，或者死去，如果是提審，那麼你還活著，如果不是提審，那就是提到監牢圍牆後的空地上槍斃。那些日子，幾乎天天有人被槍斃。而我根本什麼都不知道。看守對你很客氣，『你們不是壞人，你們——都是為國家——』她們對那些刑事犯就不這樣客氣，如果不聽話就拖出去打一頓，女人打女人，下手居然會那樣狠毒。但她們什麼都不會跟你說。男監在另外一排牢倉里，我怎麼會知道？」

  戈亞民突然憤怒起來，她感覺得到怒火在他的身體裡涌動，他站在她的面前，用牙齒啃著自己的拳頭，好像這是表達愛情的另外一種形式，好像如果不能愛她，就要傷害他自己，如果不能傷害他自己，就要傷害她——

  他揮出拳頭，短促（像是在嘗試），快速縮回，好像手臂上裝著一個彈簧，又重重打出一拳。第一拳打在她的額頭，第二拳打在她的顴骨上。林培文衝上來，從背後架住他的手臂，而他暴起眼睛，頭和上身努力向前掙脫，向她撲過來，好像是在表演一具撲向火堆的雕塑。

  她只感到屈辱。不是因為他打她，而是因為老顧的沉默。其實那時她並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代表組織來向你打聽一些事。」他代表組織。而組織在她被打，被傷害，被逮捕的時候都在保持沉默。這讓她感到屈辱，讓她感到自己並不重要，組織不會來營救她的，她要自己救自己。濟難會那個學法律的大學生模稜兩可地說：「不，我不是組織派來的，我是代表一個慈善機構，我是濟難會的。我可以向你提供法律援助。但你也可以把我的話當成組織（你的組織）告訴你的。如果他向你提出要求，你可以答應他，可以虛與委蛇（他把「虛與委yí」說成「虛與委shé」）。」

  於是，她答應他，虛與委蛇，覺得自己的確像一條蛇，一條苟且偷生的自卑的美女蛇。曹振武讓看守把她帶出去，他給她帶來點吃的。他並不是一開始就提出那個要求的，他裝得像個君子。而且他跟她是老相識，老家在同一個省城，他們在同一個師範學校的同一個班裡念書，是同學。他們幾乎同時離開那個令人窒息的內地城市。年輕人像撲火一樣撲向革命，只是一個去南方，一個來上海。去南方的加入國民革命軍，他，曹振武，現在是進占上海的一支軍隊的軍法處主任。而她是他的階下囚。

  只是到後來，他才向她暗示：「這裡隸屬龍華警備司令部的軍法處，不屬於我的管轄範圍。雖然我跟他們很熟，但楊虎和陳群是兩個瘋子，全中國都知道這是兩個瘋子。我去跟他們商量，一個誤入歧途的女人，政府難道不應該給一個機會？他們卻反問我，她是你的什麼人？

  「你明白不明白？她是你的什麼人？」

  他給她泡的咖啡還冒著熱氣。他是很細心的人，只放一塊糖，又在碟子裡另外放上兩塊。天知道這警備司令部的監牢里哪找出的這堆家什。這是軍法處看守所的所長辦公室，是這幢房子裡最好的一間。窗外陽光明媚，雖然是夏天，但上午這裡很涼快。他穿著夏布軍裝，短褲剛到膝蓋，馬鞭放在桌上，幾乎有些俊俏。他比她大兩三歲（她想：我去年才剛過三十歲麼，他還說，出錢讓我去巴黎念兩年書，就當是送我的生日禮物）。

  「我當然能明白他的意思。我沒有接口。直到濟難會再一次來人接濟。我諮詢他們的意見。我想——他們一定是組織上派來的。」

  老顧忽然從沉思中醒來，對她說：「濟難會不能代表組織，他們只是慈善機構，是在組織的引導下為獄中難友提供必要的幫助。他們只是組織的外圍機構。」

  「原來是這樣。可後來，我就答應他，答應他的求婚。他再一次向我提出——這次不再是暗示。他告訴我，南京又有新政策，要加大對反動分子的打擊力度，可能最近又要槍斃一批獄中的犯人。『你不能再猶豫，答應我，嫁給我。如果我能跟他們說，你是我的家屬——難道進行國民革命，連親情都不要嗎？』

  「我只提出一項要求。在放我出來的同時，汪洋也要出獄。但他說，『這辦不到，如果你是我的妻子，他又是誰呢？』那我不能答應。他遲疑很久，才告訴我，汪洋早一個月就已被槍斃，就在監獄的大院內。我一直在哭，很久很久。」

  她想，她到底哭過沒有？她以為她後來一定是哭過的。因為軟弱，因為從內心裡湧出的對自己的鄙視。她並不愛汪洋，如果說從前愛過他，那也是因為那時候，她太年輕。

  有一次，汪洋對她說，一個職業的革命家，是不需要愛情的。他不可以有愛情，生理上的性是必需的，那是衛生的需要。如果一個職業的革命家感到需要，他應該用最簡單的辦法去解決它，而不應該像小布爾喬亞那樣，扭扭捏捏地調情，從而把大量的時間虛耗在毫無意義的瑣細事情上。

  她懷疑過嗎？如果不是戈亞民這樣追問，她想過這個有關時間的問題嗎？究竟是汪洋被殺害在先，還是曹振武向她求婚在先？「這其實不重要，」老顧說，「曹振武是屠殺革命者的反動軍官。」但她不久就完全明白，這是至關重要的。至少對於她個人（也許對戈亞民也是至關重要的）。

  似乎戈亞民認為，這件事不僅關係到曹振武的品格，也許更與她冷小曼個人的忠誠有關。

  現在是老顧在說話：「你再回憶一次，他第一次向你提出這個暗示的時候，你有沒有給過他一個很明確的回答。你上午說你沒有接口，這意思是你沒有說話？時間很緊張，我們要送你回福開森路。好吧，那就是說你沒有說話。這是個很明確的信號嗎？表示你不答應他？」他說話的口氣，好像這不過是例行公事，只是要一個回答，以便使審問筆錄完美無缺。

  窗外的貝勒路上傳來木板哐當搖晃的聲音，寂寞的馬蹄聲音……

  [1] Route Fergusson，今武康路。

  [2] Route Gustare de Boissenzon，今復興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