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理二程全集前言
2024-09-26 11:45:45
作者: (宋)程顥,程頤
張旭輝
一
在南宋初期的一部筆記《捫虱新話》里,講述了幾十年前王安石(荊公)與他的前任宰相張方平(文定)的一次對話,荊公表達了他的一個困惑,說孔孟以後,為何儒家再也沒有出現聖賢,張文定認為唐末五代時期的幾位禪宗大師都超越孔孟之上,並說:「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爾。」後來荊公把文定的話告訴了一位晚輩張商英(無盡),張無盡對文定這句話拍案叫絕,說是「達人之論」,並記在了桌子上。四百年後的明朝晚期,學者胡應麟提起這段對話,懷疑這個故事是後來由儒轉佛並在蔡京之後繼任宰相的張無盡虛構,「以愚弄儒家者」,而當年那位對話者張文定也難逃其責。
八九百年後我們回頭看這個故事,其真假姑且不論,但從好佛的張文定嘴裡說出的那句話「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倒的確說出了北宋建國差不多百年前後,被列為《宋史·道學傳》首要幾位大儒的「北宋五子」挺生於世間時,所面臨的局面。從唐高宗、武后時期的禪宗六祖大闡宗風以後,禪門大師層出不窮,已經興盛了三百年,這從南宋時期編集的《五燈會元》中便可看到,禪宗西天二十七祖和東土六祖,尤其是六祖慧能以後法嗣廣衍,天下歸宗的盛況。晚唐大詩人杜牧(樊川)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可謂這一局面極為生動的文學化寫照。
佛教如何在中國歷史進入魏晉南北朝長達三四百年的紛亂局勢下,從上到下在讀書人乃至民間取得絕對優勢的局面,是一個巨大的課題,暫且不論。但唐末五代禪宗全盛,天下讀書人與其「學而優則仕」去「選官」,還不如明心見性去「選佛」,這逐漸在一些儒家士子中引起了嚴重的危機感,被蘇軾(東坡)譽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昌黎),便感到了當時儒家世界的風雨飄搖,從政治上向佞佛的憲宗皇帝上《諫迎佛骨表》,在思想上又作文《原道》排斥佛老,表彰一向只被認為是先秦諸子之一的孟子,確立道統,且倡言孟子所尤為重視的師道,實在是北宋五子的先驅,功勞巨大。
二
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對於儒門來說,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壁立千仞、振拔四方的宗師,這是儒門從韓昌黎開始就意識到的問題。北宋前期政治局面穩定,經過宋初三先生胡瑗(安定)、孫復(明復)和石介(徂徠)包括范仲淹(文正)、歐陽修(文忠)等許多先輩的提倡和努力,在五件事「超越古今」的北宋建國百年之際,在華夏文明核心地帶河南出現了被後世尊稱為二程子的程顥(明道先生)、程頤(伊川先生)兄弟二人,天降大任,因緣際會,繼承並融合前賢的學問精神,超邁群倫,從義理層面和工夫層面,從天地精神到人間社會乃至個人修身,建立了一個融合無間的儒家學問世界,徹上徹下,將孟子以後斷絕了一千四百年的儒家精神發揚光大,沛然江河,充盈宇宙,淳厚且明正,成為宋明理學的基石,構建了新時代儒學的大廈。後來的陸象山、朱子及王陽明這些大儒,對應時代,在自身生命的進深中,不自覺將儒家學問做了不同程度的轉角,但都是在二程子開闢出來的道路上進行的。
後世儒家經常會討論孔子講的「生而知之」是否存在,但不管怎樣,二程兄弟展示給世人的,無疑是學而知之。學而知之和困而知之,是每一位有志於儒門學問的人,所應該採取的唯一的學習態度。在二程子的成長曆程中,父親為少年兄弟選擇的老師周敦頤(濂溪先生),讓他們思考「孔顏樂處」這一重要命題,對兩個處於生命啟蒙階段年輕人的修習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孔子自稱「樂而忘憂」,既然有憂愁,可為何還能樂而忘之,且如何才能樂而忘之呢?在世人看來,孔門最好的弟子顏回的人生遭際一直坎坷,他在「居陋巷,一瓢飲,一簞食」的狀態下,別人都「不堪其憂」,而顏回為何能「不改其樂」呢?既然說「不改其樂」,可見他原本就是「樂」,即便遇到了那樣的逆境,仍然不改原本的樂,可是,為何如此?濂溪先生布置給少年二程兄弟的思考任務,就是這樣的一個精神命題,其實更是整個生命的命題。世人常說「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如何面對這些十有八九的不如意?這便是「孔顏樂處」的基本內涵。凡夫俗子的快樂,往往來自外在的因素,所謂名,所謂利,所謂美食,所謂游佚,無論顯見,還是隱微,都能不同程度上滿足人們的各種欲望,由此欲望帶來不同程度的快樂。但這些外來因素一旦消失,快樂便很容易改易。而且對於一個人來說,生命中最大的失去,莫過於失去生命,因此佛門才會說「生死事大」,生死宛如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讓人日日不得安寧,學習修行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如此怎會不讓人感到人生充滿了無盡的苦痛?生存在這個世間,目的是為了從這個世間解脫,這如何能樂?
與佛道兩家不同,儒家聖賢的「樂」來自天地,所謂「樂天」,也就是後來伊川先生說的,儒家之道來自天,佛家之道來自心。樂天,正是樂天地自然之生生不息,這生生不息是天地賦予人的本性,是人的天命所在。正如果仁是水果的仁,是水果的生機所在,人是天地的仁,是天地的生機所在。孔子面對不同弟子的問仁,回答往往不同,因為那個源動力無法描述,你可以說樹木生機勃勃是仁的表現,但不能說樹木生機勃勃就是仁,讓樹木從生發到保持生機勃勃的那個動力,才是仁,然而仁看不見摸不著,無法描述,古來聖賢只好用各種譬喻,從外圍去解釋,告訴學者具體的學習方法,卻不能代替他人去追尋,引而不發,希望「能者從之」。天地之仁,賦予每一個人本來只有樂,沒有苦,世人為感官所困縛,掙扎不得出路,遇到艱難困苦,便呼天搶地,斷絕人與天地接通之機。孔顏樂處,正是讓學習者體悟到本性之光明,本性之快樂,對於真正的學習者而言,至少蘊含了兩個研習的內涵:一是天地之間的生生不息,落實在世間,便是盡力構建和諧的人間秩序,這需要順應天地精神,先讓自己生生不息,充滿了仁意,然後努力向外擴展,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順序井然,不容躐等。二是如何應對人生中十有八九的不如意,途徑便是逐漸體悟到本性和天命,掃去生命中積累下來的陰霾,恢復那個原本光明的本性,盡性致命,然後便是樂天知命。從明理的角度和次序來講,「樂以忘憂」「不改其樂」,並非否定憂患和艱難,天地間陰雲密布,乃至狂風暴雨,摧枯拉朽,然而驟雨不終朝,雨過必定天晴,天高雲淡是天地的一部分,疾風驟雨何嘗不是?懂得了天高雲淡,便能懂得疾風驟雨,不過是一物的兩面。如果一個人動輒傷風悲月,他便失去了和天地接通的能力,天地也對他關閉,天地否塞,沒有感通,也沒有呼應。
三
二程兄弟將儒家學問從兩漢以來的系統嚴密之知識型學問(凝聚於文本即唐前期編纂的《五經正義》),轉換成囊括一切的生命學問(身心性命之學),並非是為儒學增加了新內容,他們講的東西,原本就存在於孔孟學問之中,孔子之學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新儒學,只是如今時代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二程兄弟對接時代,將孔孟學問在不同的時代轉了一下視角,發揮出孔孟精神中不被之前學者們所發現的內涵,提煉並調整講述策略,逐漸形成了新的一套語言系統。然而這一轉換,今天用一句話固然能說完,但放到整個歷史長河中去看,可謂驚心動魄,具有撼動天地的能量。二程兄弟在實踐中體悟到,孔子強調仁,孟子強調義,仁為體,義為用,用孟子的話說,仁如廣闊的宅院,義如通行的大路,作為天地間的一個人,應當「居仁由義」,而居仁由義便是存天理。如果一個學習者覺得「存天理」過於抽象,無法在實踐中去把握,那便日日盡力保持誠敬之心和言行,就可以達到存天理的生命狀態。一個人的生命狀態是仁,他做的事自然是義,仁義豈能分開來講?因此也可以換過來說,一個人的生命狀態是義,他的行事自然是仁,因此也可以說仁是用,義是體,體悟得這個道理,詞語不過是工具而已。
孔子講:「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聖人寥寥數語,講明了一個儒者學習的階梯和路徑。通過研習,可以精通義理,這是第一步「知及之」,但如何守住這個「知」?孔子曾經稱讚過顏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對老師學問「不違如愚」的顏回,守護「仁」不過三月,其餘諸子日月至焉而已。因此孔子繼續指示的第二步就是以仁守之,什麼是以仁守之?曾子對同門講述他對老師一貫之道的理解,「忠恕而已矣」,二程兄弟非常精煉地解釋說,盡己為忠,推己為恕。曾子又專門講述三省吾身的內涵:「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傳習的目的是為了達到「知」,即「知及之」,為人謀而忠、與朋友交而信,便是以仁守之。一個人有了知,又能以仁守之,如果不能顯現於自己的生命狀態之中,做不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換句話說此人仍然改不掉之前的那些積習,那便不是「莊」,這是研習的第三步。第四步就是動之以禮,將全部身心用渾然天成的禮來展現,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才是沛然聖賢地步,因此便與天地相似。
在二程兄弟之前的儒學系統里,一個人想成為君子,重在涵泳,日日浸潤在孔孟的言語之中,親君子,遠小人,有智慧者還可以努力將自己的生命體驗去貼近「居仁由義」。這是「知及之」。那時的學者尚不能發揮並踐行孔子講的後面三步。只有到了二程兄弟這裡,才有具體的工夫,並通過這些具體的工夫去做到以仁守之。何為工夫?就是研習的把柄,每天可以用來自我修正的方法。二程子專門提煉出孔子常講的「敬」,子思在《中庸》里反覆強調的「誠」,合併為誠敬二字,反覆疏通講解,作為學習者的日常工夫,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日積月累,「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
二程子又提倡了另外一個日常工夫,即靜坐。傳誦千古的程門立雪即是在伊川「瞑目靜坐」時發生的。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靜坐的目的,差不多四五百年後的陽明先生在龍場悟道的第二年便講得明白:「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輩,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兩句話,易簡直捷,正如南嶽懷讓批評馬祖道一「坐禪豈得作佛」一樣,儒門的靜坐只是學習的一種方法,尚屬初階,其目的是將日日放逸出去的本心逐漸收回來而已。陽明先生既然在這句話里區分儒佛,那儒門的靜坐和禪門的坐禪,有何不同?百餘年後的劉宗周(蕺山)曾專門做過辨別,有心者不妨探究研習。
伊川先生在明道先生去世後,為他做的那篇《墓表》,乃千古雄文,字字珠鞏,儒門道統盛衰,數言而盡,值得每一位研習者細細涵泳。《墓表》行文和言理中正平和,無過,無不及,實為伊川先生中庸之境的體現。文中所言既是對明道先生的定論,也可謂是伊川先生的夫子自道。《墓表》中有一句話,其實可看作兄弟二人的研習路徑,能給有心的學者以啟發。伊川先生說:「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韓昌黎在《原道》中,給道統的歷程,下了一句斬釘截鐵的結論:「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伊川先生接著韓昌黎的話,說孟子歿後一千四百年間,道統斷絕,到了明道先生這裡,從「遺經」中得到此不傳之學。二程子在進學最為關鍵的少年時代,從周濂溪那裡窺得心性之學的門徑,後來出入佛老,在儒門沒有宗師振拔的情況下,程子以天縱之資,加以天地護佑,不絕斯文,通過對「遺經」的研習,最終優入大中境域。所謂遺經,就是儒門核心經典,即六經和後來定名的四書。世無宗師,學者如何進學?必須先知曉門徑所在,看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這是子貢讚美孔子學問門徑的話,恰如其分,可謂善學),然後轉益多師,守死善道,浸潤於儒門遺經,不斷集義,日漸廣大。
四
二程兄弟的學問有所不同,其實是開闢了兩條研習的路徑。明道先生名顥,字伯淳,顥者,形容白光之明也,淳者,純粹也,清明也。門人形容陪侍明道先生之成語「如坐春風」,又形容他「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即見其人其學之淳。伊川先生名頤字正叔,頤者,頭部前傾,臉頰像屋檐一樣垂拱也,亦是《周易》的一卦,其象辭云:「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彖辭云:「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先生字「正」,來自彖辭,這正如子夏形容儒門聖賢的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門人陪侍伊川先生之成語「程門立雪」,亦見其人其學之正。兄弟二人的名和字貼合其人其學,恰如其分,絲絲入扣。
明道先生開闢的是後來陸象山、王陽明一路的學問,伊川先生開闢的是後來朱子、張南軒、薛文清一路的學問。學者研讀象山先生和朱子的辯論書函,及陽明先生所面臨的各種問難,便知兩條路徑曾經產生過的激烈衝突。然而兄弟二人以骨肉至親,心同理同,不著痕跡地融合了兩條進學路徑,堪稱珠聯璧合。今天每每研讀二程子的論說,見其互為消息,一闔一闢,往來不窮,殊為驚嘆。明道先生歿後,有胞弟為其作《墓表》,表彰其學,而伊川先生既歿,「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尊德性、道問學,同為孔孟血脈,面對的學者資質各各不同,相互彌補,相互借鑑,怎能有所扞格?因而說,二程兄弟的學問融合無間,渾然一體,有合有分,實為儒門修習的根本基石,有志者必當以此為根基,結合自身資質,對應時代,進一步涵泳程子教言,並旁通朱、王,牛毛繭絲,細加辨晰,以求有所成。
大程子天資高邁,「動亦定,靜亦定」,《定性書》數百字,分量千鈞,明末大儒劉戢山說:「向微程伯子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門人朱光庭見明道先生於汝州,逾月而歸,他告訴別人說:「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大程子亦曾經說過一段話:「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真乃為明睿所照之知言。伊川先生的學問彰顯了師道之尊嚴,明道先生的學問彰顯了師道之明通。《二程全集》里有大量的例子,有志者不妨細讀。
程子說孟子有英氣,後來的象山先生和陽明先生氣質秉性都接近孟子,進學之初亦都取徑孟子。然而,二程子常常表彰顏回,以為學者當以顏子為學習進路的老師。二程子不斷提示門人的用意是,以顏回之學為進學路徑,沒有偏差,而以孟子為學習準的,若缺乏他的英氣,難免走偏,這也是後來陸王學問容易導入狂肆一路的原因所在。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老師跟顏回說了一天的話,顏回毫無違背的神態和言辭,世人看來如愚,但退下以後,顏子根據老師的話,不斷反省生命深處存在的問題,足以啟發自我,觸類旁通,不斷進步,但這根本不是愚,其實是上智,只是如愚,看上去愚而已。顏子歿後,孔子「哭之慟」,後來傳道統於曾子,曾子的秉性原本「魯」,資質較為遲鈍,卻以魯得到道統,其進學路徑和顏子有相通之處,都是用世人所不屑的笨功夫,以漸廣大,仍可謂上智。明道先生說:「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又說:「參也,竟以魯得之在不同的時間,他又進一步說明:「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和氣自然,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顯其才用,蓋亦時焉而已矣。學者以顏子為師,則於聖人之氣象類矣。」又不憚下結論以警醒後學:「顏、孟知之、所至則同,至於淵懿溫淳,則未若顏子者。」程子明確提出顏子展現給後學的是「不違如愚之學」,學者當明白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學習進路,這個學問路徑的特點是「和氣自然」「淵懿溫淳」,這個學問路徑的方法是「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學者研習,最重要的是需懂得學習的方法,先聖先賢指示了很多,貴在細細研讀,細細體悟。
五
在我十七歲那年,很偶然的機會,第一次和一位友人撞進故鄉伊川縣城西山下的程園。當時的程園幾乎無人進入,在園子入口的東南偏房,常駐著一家戲曲學校。我們進去時,戲曲老師正帶著十幾個少男少女練習武行基本功。我和友人沿著大約一米深的雜草,從園子最東邊明道先生兩位女兒嬌兒和澶娘的墓開始看起,逐漸往西走到二程子的墓前,兩座墓塋東西相鄰,中間往北是他們的父親瑜字伯溫的墓,三座墓碑均為雍正年間地方官員所立。荒園雜草,天色昏黃,不遠處正在踢腿或後空翻的少年們嬉笑聲若隱若現……至今回想,無可名狀。近年地方上和財團合力大興土木,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其規格逾越,妄肆乖張,不必留待後人評說。而拾階上至西山(荊山)腰上的二程子墓,掩映於蔥鬱的茂林中,寂天寞地,又驚天動地。日月行邁,歲月忽忽,這裡依舊於穆不已,依舊魚躍鴦飛。
當年就在這裡,程門四先生之一的謝良佐(上蔡)曾經陪侍伊川先生來看視明道先生墳墓,問起佛儒之辨,伊川先生指墳圍曰:「吾儒從裡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卻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二程子的學問,很大程度上是因佛家的挑戰應運而生,因此日常言談,必定涉及儒佛之辨。儒門學問體用一源,體即用,用即體,一個儒者的日常言行,便是他的生命蘊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儒家學問的全部在於構建和諧的人間秩序,灑掃應對在世間,高明精微亦在世間,即體即用,上下通透,其他學問根本不能及此。二先生的種種駁難,體用兼及,度越千古,至今仍為不刊。而兄弟二人均為大儒,相互輝映,將孔孟學問於千四百年之後發揮為範圍天地、無所不包的心性之學,與個人的生命乃至國家天下的命運息息相關;從遺經中反覆體悟出「天理」二字,把儒家學問接通天地和生民;將儒家全部學問拈提概括成「誠敬」二字,既是天理所在,亦是日常工夫,又在新的時空下發展出一套因應式的語言系統和學習系統。這三大勳績,度越前賢,奠定了宋明理學的基石,成就了新儒學的大廈,四通八達,正可謂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功勞不在孔孟之下。
距離首次走近二程子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有幸再次學習二程子現存的全部文字,實為生命中的極大因緣,不可用世俗言語描述。校理完文稿,想起很久以前的那幕場景,身處異鄉,窗外綠草如茵,花木生機盎然,湖光鷺影,不由感慨萬千。
此次校理《二程全集》,是在清同治年間塗朗軒宗瀛刻本基礎上整理而成,很大程度上參考了前輩學者的標點和校勘成果,以己意做了一些必要的訂正和調整,又略略搜羅了一點資料作為附錄,以存後人反觀二程子之大意。種種不足之處,敬請讀者指教為幸。
二〇一九年五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