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理二程全集前言

  張旭輝

  一

  在南宋初期的一部筆記《捫虱新話》里，講述了幾十年前王安石（荊公）與他的前任宰相張方平（文定）的一次對話，荊公表達了他的一個困惑，說孔孟以後，為何儒家再也沒有出現聖賢，張文定認為唐末五代時期的幾位禪宗大師都超越孔孟之上，並說:「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爾。」後來荊公把文定的話告訴了一位晚輩張商英（無盡），張無盡對文定這句話拍案叫絕，說是「達人之論」，並記在了桌子上。四百年後的明朝晚期，學者胡應麟提起這段對話，懷疑這個故事是後來由儒轉佛並在蔡京之後繼任宰相的張無盡虛構，「以愚弄儒家者」，而當年那位對話者張文定也難逃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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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百年後我們回頭看這個故事，其真假姑且不論，但從好佛的張文定嘴裡說出的那句話「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倒的確說出了北宋建國差不多百年前後，被列為《宋史·道學傳》首要幾位大儒的「北宋五子」挺生於世間時，所面臨的局面。從唐高宗、武后時期的禪宗六祖大闡宗風以後，禪門大師層出不窮，已經興盛了三百年，這從南宋時期編集的《五燈會元》中便可看到，禪宗西天二十七祖和東土六祖，尤其是六祖慧能以後法嗣廣衍，天下歸宗的盛況。晚唐大詩人杜牧（樊川）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可謂這一局面極為生動的文學化寫照。

  佛教如何在中國歷史進入魏晉南北朝長達三四百年的紛亂局勢下，從上到下在讀書人乃至民間取得絕對優勢的局面，是一個巨大的課題，暫且不論。但唐末五代禪宗全盛，天下讀書人與其「學而優則仕」去「選官」，還不如明心見性去「選佛」，這逐漸在一些儒家士子中引起了嚴重的危機感，被蘇軾（東坡）譽為「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的韓愈（昌黎），便感到了當時儒家世界的風雨飄搖，從政治上向佞佛的憲宗皇帝上《諫迎佛骨表》，在思想上又作文《原道》排斥佛老，表彰一向只被認為是先秦諸子之一的孟子，確立道統，且倡言孟子所尤為重視的師道，實在是北宋五子的先驅，功勞巨大。

  二

  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對於儒門來說，最大的問題在於缺乏壁立千仞、振拔四方的宗師，這是儒門從韓昌黎開始就意識到的問題。北宋前期政治局面穩定，經過宋初三先生胡瑗（安定）、孫復（明復）和石介（徂徠）包括范仲淹（文正）、歐陽修（文忠）等許多先輩的提倡和努力，在五件事「超越古今」的北宋建國百年之際，在華夏文明核心地帶河南出現了被後世尊稱為二程子的程顥（明道先生）、程頤（伊川先生）兄弟二人，天降大任，因緣際會，繼承並融合前賢的學問精神，超邁群倫，從義理層面和工夫層面，從天地精神到人間社會乃至個人修身，建立了一個融合無間的儒家學問世界，徹上徹下，將孟子以後斷絕了一千四百年的儒家精神發揚光大，沛然江河，充盈宇宙，淳厚且明正，成為宋明理學的基石，構建了新時代儒學的大廈。後來的陸象山、朱子及王陽明這些大儒，對應時代，在自身生命的進深中，不自覺將儒家學問做了不同程度的轉角，但都是在二程子開闢出來的道路上進行的。

  後世儒家經常會討論孔子講的「生而知之」是否存在，但不管怎樣，二程兄弟展示給世人的，無疑是學而知之。學而知之和困而知之，是每一位有志於儒門學問的人，所應該採取的唯一的學習態度。在二程子的成長曆程中，父親為少年兄弟選擇的老師周敦頤（濂溪先生），讓他們思考「孔顏樂處」這一重要命題，對兩個處於生命啟蒙階段年輕人的修習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孔子自稱「樂而忘憂」，既然有憂愁，可為何還能樂而忘之，且如何才能樂而忘之呢？在世人看來，孔門最好的弟子顏回的人生遭際一直坎坷，他在「居陋巷，一瓢飲，一簞食」的狀態下，別人都「不堪其憂」，而顏回為何能「不改其樂」呢？既然說「不改其樂」，可見他原本就是「樂」，即便遇到了那樣的逆境，仍然不改原本的樂，可是，為何如此？濂溪先生布置給少年二程兄弟的思考任務，就是這樣的一個精神命題，其實更是整個生命的命題。世人常說「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如何面對這些十有八九的不如意？這便是「孔顏樂處」的基本內涵。凡夫俗子的快樂，往往來自外在的因素，所謂名，所謂利，所謂美食，所謂游佚，無論顯見，還是隱微，都能不同程度上滿足人們的各種欲望，由此欲望帶來不同程度的快樂。但這些外來因素一旦消失，快樂便很容易改易。而且對於一個人來說，生命中最大的失去，莫過於失去生命，因此佛門才會說「生死事大」，生死宛如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讓人日日不得安寧，學習修行的目的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如此怎會不讓人感到人生充滿了無盡的苦痛？生存在這個世間，目的是為了從這個世間解脫，這如何能樂？

  與佛道兩家不同，儒家聖賢的「樂」來自天地，所謂「樂天」，也就是後來伊川先生說的，儒家之道來自天，佛家之道來自心。樂天，正是樂天地自然之生生不息，這生生不息是天地賦予人的本性，是人的天命所在。正如果仁是水果的仁，是水果的生機所在，人是天地的仁，是天地的生機所在。孔子面對不同弟子的問仁，回答往往不同，因為那個源動力無法描述，你可以說樹木生機勃勃是仁的表現，但不能說樹木生機勃勃就是仁，讓樹木從生發到保持生機勃勃的那個動力，才是仁，然而仁看不見摸不著，無法描述，古來聖賢只好用各種譬喻，從外圍去解釋，告訴學者具體的學習方法，卻不能代替他人去追尋，引而不發，希望「能者從之」。天地之仁，賦予每一個人本來只有樂，沒有苦，世人為感官所困縛，掙扎不得出路，遇到艱難困苦，便呼天搶地，斷絕人與天地接通之機。孔顏樂處，正是讓學習者體悟到本性之光明，本性之快樂，對於真正的學習者而言，至少蘊含了兩個研習的內涵：一是天地之間的生生不息，落實在世間，便是盡力構建和諧的人間秩序，這需要順應天地精神，先讓自己生生不息，充滿了仁意，然後努力向外擴展，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順序井然，不容躐等。二是如何應對人生中十有八九的不如意，途徑便是逐漸體悟到本性和天命，掃去生命中積累下來的陰霾，恢復那個原本光明的本性，盡性致命，然後便是樂天知命。從明理的角度和次序來講，「樂以忘憂」「不改其樂」，並非否定憂患和艱難，天地間陰雲密布，乃至狂風暴雨，摧枯拉朽，然而驟雨不終朝，雨過必定天晴，天高雲淡是天地的一部分，疾風驟雨何嘗不是？懂得了天高雲淡，便能懂得疾風驟雨，不過是一物的兩面。如果一個人動輒傷風悲月，他便失去了和天地接通的能力，天地也對他關閉，天地否塞，沒有感通，也沒有呼應。

  三

  二程兄弟將儒家學問從兩漢以來的系統嚴密之知識型學問（凝聚於文本即唐前期編纂的《五經正義》），轉換成囊括一切的生命學問（身心性命之學），並非是為儒學增加了新內容，他們講的東西，原本就存在於孔孟學問之中，孔子之學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所謂新儒學，只是如今時代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二程兄弟對接時代，將孔孟學問在不同的時代轉了一下視角，發揮出孔孟精神中不被之前學者們所發現的內涵，提煉並調整講述策略，逐漸形成了新的一套語言系統。然而這一轉換，今天用一句話固然能說完，但放到整個歷史長河中去看，可謂驚心動魄，具有撼動天地的能量。二程兄弟在實踐中體悟到，孔子強調仁，孟子強調義，仁為體，義為用，用孟子的話說，仁如廣闊的宅院，義如通行的大路，作為天地間的一個人，應當「居仁由義」，而居仁由義便是存天理。如果一個學習者覺得「存天理」過於抽象，無法在實踐中去把握，那便日日盡力保持誠敬之心和言行，就可以達到存天理的生命狀態。一個人的生命狀態是仁，他做的事自然是義，仁義豈能分開來講？因此也可以換過來說，一個人的生命狀態是義，他的行事自然是仁，因此也可以說仁是用，義是體，體悟得這個道理，詞語不過是工具而已。

  孔子講：「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聖人寥寥數語，講明了一個儒者學習的階梯和路徑。通過研習，可以精通義理，這是第一步「知及之」，但如何守住這個「知」？孔子曾經稱讚過顏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對老師學問「不違如愚」的顏回，守護「仁」不過三月，其餘諸子日月至焉而已。因此孔子繼續指示的第二步就是以仁守之，什麼是以仁守之？曾子對同門講述他對老師一貫之道的理解，「忠恕而已矣」，二程兄弟非常精煉地解釋說，盡己為忠，推己為恕。曾子又專門講述三省吾身的內涵：「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傳習的目的是為了達到「知」，即「知及之」，為人謀而忠、與朋友交而信，便是以仁守之。一個人有了知，又能以仁守之，如果不能顯現於自己的生命狀態之中，做不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換句話說此人仍然改不掉之前的那些積習，那便不是「莊」，這是研習的第三步。第四步就是動之以禮，將全部身心用渾然天成的禮來展現，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才是沛然聖賢地步，因此便與天地相似。

  在二程兄弟之前的儒學系統里，一個人想成為君子，重在涵泳，日日浸潤在孔孟的言語之中，親君子，遠小人，有智慧者還可以努力將自己的生命體驗去貼近「居仁由義」。這是「知及之」。那時的學者尚不能發揮並踐行孔子講的後面三步。只有到了二程兄弟這裡，才有具體的工夫，並通過這些具體的工夫去做到以仁守之。何為工夫？就是研習的把柄，每天可以用來自我修正的方法。二程子專門提煉出孔子常講的「敬」，子思在《中庸》里反覆強調的「誠」，合併為誠敬二字，反覆疏通講解，作為學習者的日常工夫，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日積月累，「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

  二程子又提倡了另外一個日常工夫，即靜坐。傳誦千古的程門立雪即是在伊川「瞑目靜坐」時發生的。

  「謝顯道習舉業，已知名，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

  靜坐的目的，差不多四五百年後的陽明先生在龍場悟道的第二年便講得明白：「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輩，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兩句話，易簡直捷，正如南嶽懷讓批評馬祖道一「坐禪豈得作佛」一樣，儒門的靜坐只是學習的一種方法，尚屬初階，其目的是將日日放逸出去的本心逐漸收回來而已。陽明先生既然在這句話里區分儒佛，那儒門的靜坐和禪門的坐禪，有何不同？百餘年後的劉宗周（蕺山）曾專門做過辨別，有心者不妨探究研習。

  伊川先生在明道先生去世後，為他做的那篇《墓表》，乃千古雄文，字字珠鞏，儒門道統盛衰，數言而盡，值得每一位研習者細細涵泳。《墓表》行文和言理中正平和，無過，無不及，實為伊川先生中庸之境的體現。文中所言既是對明道先生的定論，也可謂是伊川先生的夫子自道。《墓表》中有一句話，其實可看作兄弟二人的研習路徑，能給有心的學者以啟發。伊川先生說：「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韓昌黎在《原道》中，給道統的歷程，下了一句斬釘截鐵的結論：「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伊川先生接著韓昌黎的話，說孟子歿後一千四百年間，道統斷絕，到了明道先生這裡，從「遺經」中得到此不傳之學。二程子在進學最為關鍵的少年時代，從周濂溪那裡窺得心性之學的門徑，後來出入佛老，在儒門沒有宗師振拔的情況下，程子以天縱之資，加以天地護佑，不絕斯文，通過對「遺經」的研習，最終優入大中境域。所謂遺經，就是儒門核心經典，即六經和後來定名的四書。世無宗師，學者如何進學？必須先知曉門徑所在，看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這是子貢讚美孔子學問門徑的話，恰如其分，可謂善學），然後轉益多師，守死善道，浸潤於儒門遺經，不斷集義，日漸廣大。

  四

  二程兄弟的學問有所不同，其實是開闢了兩條研習的路徑。明道先生名顥，字伯淳，顥者，形容白光之明也，淳者，純粹也，清明也。門人形容陪侍明道先生之成語「如坐春風」，又形容他「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即見其人其學之淳。伊川先生名頤字正叔，頤者，頭部前傾，臉頰像屋檐一樣垂拱也，亦是《周易》的一卦，其象辭云：「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彖辭云：「頤，貞吉，養正則吉也。」先生字「正」，來自彖辭，這正如子夏形容儒門聖賢的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門人陪侍伊川先生之成語「程門立雪」，亦見其人其學之正。兄弟二人的名和字貼合其人其學，恰如其分，絲絲入扣。

  明道先生開闢的是後來陸象山、王陽明一路的學問，伊川先生開闢的是後來朱子、張南軒、薛文清一路的學問。學者研讀象山先生和朱子的辯論書函，及陽明先生所面臨的各種問難，便知兩條路徑曾經產生過的激烈衝突。然而兄弟二人以骨肉至親，心同理同，不著痕跡地融合了兩條進學路徑，堪稱珠聯璧合。今天每每研讀二程子的論說，見其互為消息，一闔一闢，往來不窮，殊為驚嘆。明道先生歿後，有胞弟為其作《墓表》，表彰其學，而伊川先生既歿，「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尊德性、道問學，同為孔孟血脈，面對的學者資質各各不同，相互彌補，相互借鑑，怎能有所扞格？因而說，二程兄弟的學問融合無間，渾然一體，有合有分，實為儒門修習的根本基石，有志者必當以此為根基，結合自身資質，對應時代，進一步涵泳程子教言，並旁通朱、王，牛毛繭絲，細加辨晰，以求有所成。

  大程子天資高邁，「動亦定，靜亦定」，《定性書》數百字，分量千鈞，明末大儒劉戢山說：「向微程伯子發明至此，幾令千古長夜矣。」門人朱光庭見明道先生於汝州，逾月而歸，他告訴別人說：「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大程子亦曾經說過一段話：「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真乃為明睿所照之知言。伊川先生的學問彰顯了師道之尊嚴，明道先生的學問彰顯了師道之明通。《二程全集》里有大量的例子，有志者不妨細讀。

  程子說孟子有英氣，後來的象山先生和陽明先生氣質秉性都接近孟子，進學之初亦都取徑孟子。然而，二程子常常表彰顏回，以為學者當以顏子為學習進路的老師。二程子不斷提示門人的用意是，以顏回之學為進學路徑，沒有偏差，而以孟子為學習準的，若缺乏他的英氣，難免走偏，這也是後來陸王學問容易導入狂肆一路的原因所在。

  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老師跟顏回說了一天的話，顏回毫無違背的神態和言辭，世人看來如愚，但退下以後，顏子根據老師的話，不斷反省生命深處存在的問題，足以啟發自我，觸類旁通，不斷進步，但這根本不是愚，其實是上智，只是如愚，看上去愚而已。顏子歿後，孔子「哭之慟」，後來傳道統於曾子，曾子的秉性原本「魯」，資質較為遲鈍，卻以魯得到道統，其進學路徑和顏子有相通之處，都是用世人所不屑的笨功夫，以漸廣大，仍可謂上智。明道先生說：「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又說：「參也，竟以魯得之在不同的時間，他又進一步說明：「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和氣自然，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顯其才用，蓋亦時焉而已矣。學者以顏子為師，則於聖人之氣象類矣。」又不憚下結論以警醒後學：「顏、孟知之、所至則同，至於淵懿溫淳，則未若顏子者。」程子明確提出顏子展現給後學的是「不違如愚之學」，學者當明白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學習進路，這個學問路徑的特點是「和氣自然」「淵懿溫淳」，這個學問路徑的方法是「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學者研習，最重要的是需懂得學習的方法，先聖先賢指示了很多，貴在細細研讀，細細體悟。

  五

  在我十七歲那年，很偶然的機會，第一次和一位友人撞進故鄉伊川縣城西山下的程園。當時的程園幾乎無人進入，在園子入口的東南偏房，常駐著一家戲曲學校。我們進去時，戲曲老師正帶著十幾個少男少女練習武行基本功。我和友人沿著大約一米深的雜草，從園子最東邊明道先生兩位女兒嬌兒和澶娘的墓開始看起，逐漸往西走到二程子的墓前，兩座墓塋東西相鄰，中間往北是他們的父親瑜字伯溫的墓，三座墓碑均為雍正年間地方官員所立。荒園雜草，天色昏黃，不遠處正在踢腿或後空翻的少年們嬉笑聲若隱若現……至今回想，無可名狀。近年地方上和財團合力大興土木，廊腰縵回，檐牙高啄，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其規格逾越，妄肆乖張，不必留待後人評說。而拾階上至西山（荊山）腰上的二程子墓，掩映於蔥鬱的茂林中，寂天寞地，又驚天動地。日月行邁，歲月忽忽，這裡依舊於穆不已，依舊魚躍鴦飛。

  當年就在這裡，程門四先生之一的謝良佐（上蔡）曾經陪侍伊川先生來看視明道先生墳墓，問起佛儒之辨，伊川先生指墳圍曰：「吾儒從裡面做，豈有不見？佛氏只從牆外見了，卻不肯入來做，不可謂佛氏無見處。」

  二程子的學問，很大程度上是因佛家的挑戰應運而生，因此日常言談，必定涉及儒佛之辨。儒門學問體用一源，體即用，用即體，一個儒者的日常言行，便是他的生命蘊涵。「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儒家學問的全部在於構建和諧的人間秩序，灑掃應對在世間，高明精微亦在世間，即體即用，上下通透，其他學問根本不能及此。二先生的種種駁難，體用兼及，度越千古，至今仍為不刊。而兄弟二人均為大儒，相互輝映，將孔孟學問於千四百年之後發揮為範圍天地、無所不包的心性之學，與個人的生命乃至國家天下的命運息息相關；從遺經中反覆體悟出「天理」二字，把儒家學問接通天地和生民；將儒家全部學問拈提概括成「誠敬」二字，既是天理所在，亦是日常工夫，又在新的時空下發展出一套因應式的語言系統和學習系統。這三大勳績，度越前賢，奠定了宋明理學的基石，成就了新儒學的大廈，四通八達，正可謂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功勞不在孔孟之下。

  距離首次走近二程子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有幸再次學習二程子現存的全部文字，實為生命中的極大因緣，不可用世俗言語描述。校理完文稿，想起很久以前的那幕場景，身處異鄉，窗外綠草如茵，花木生機盎然，湖光鷺影，不由感慨萬千。

  此次校理《二程全集》，是在清同治年間塗朗軒宗瀛刻本基礎上整理而成，很大程度上參考了前輩學者的標點和校勘成果，以己意做了一些必要的訂正和調整，又略略搜羅了一點資料作為附錄，以存後人反觀二程子之大意。種種不足之處，敬請讀者指教為幸。

  二〇一九年五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