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治史與文史札記

  陳寶良[16]

  大凡江南人，沈萬三的大名婦孺皆知，無人不曉。記得兒時在老家紹興，每個家庭的父母，喜歡告誡自己的子弟，要勤做「生活」，學會精打細算地過日子；不要遊手好閒，大手大腳地花錢。若是子弟撒漫使錢，浪費錢財，無不罵道：「敗家子，我家又不是沈萬三家！」從那時起，我就知道沈萬三的大名及其家族的名頭，知曉他家藏有聚寶盆，可以錢生錢，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外，凡是一個人眼高手低，高低不就，不成器，故鄉是紹興的老人就稱他們為：「郎不郎，秀不秀。」這句諺語的背後，其實也與沈萬三存有一定的關係。眾所周知，自元末以來，按照江南民間的習俗，若是富家、大家生子，則稱其子為「秀」；反之，若是清貧或平民家庭生子則稱其子為「郎」。沈萬三的大名，就是「沈秀」；相對應的例子，則有《水滸傳》小說中的「武大郎」「武二郎」之例。

  自負笈京師、進入大學學習之後，接觸了更多的關於沈萬三傳聞乃至記載，其中最有名的一句諺語，則出自小說《金瓶梅》第72回，云：「南京瀋萬三，北京枯柳樹，人的名兒，樹的影兒。」相同的諺語，也見諸小說第33回，只是語字稍有不同：「南京瀋萬三，北京枯樹彎，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這兩句諺語，若是放到今天來看，則是典型的歇後語。這句諺語，我很早就加以關注，在撰寫《飄搖的傳統：明代城市生活長卷》一書時（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在全書的「楔子」中就刻意加以引用。

  一個人及其家族成為富翁乃至富家的表徵，除了沈萬三及其家族之外，確乎不能再舉出第二個例子。然名人成為地域文化的代言人，或者說成為當地人話語的口實即話柄，則淵源有自。猶憶在閱讀明代史料時發現，在晚明的松江府，無論男女老少，針對頑囂或紈絝破落子弟，全怒斥其為「活邢敖」！這個邢敖曾因犯強盜之罪而被砍頭，應該說是一個反面典型，卻亦成為當地婦孺罵人的口實。至於民間流傳下來的諸多關於唐伯虎與徐文長的故事，顯然已經成為蘇州、紹興地域文化的表徵。

  沈萬三如此聞名，但流傳下來的關於他的諸多記載，則無不以訛傳訛。尤其是沈萬三生活的真實年代以及他家族的基本事跡，大多已成闕文，或者僅以傳聞流播一時。這我深有體會。儘管我關注沈萬三有年，且在前面提到的一書中引用關於沈萬三的諺語，但在後面的解讀中，卻不加考訂，上了諸多野史筆記的當，還是認為沈萬三死於明初，並為朱元璋所殺。這無疑是一大誤會。有心且治學嚴謹的史家，從史實出發，關注民間久已流傳的人物，且對傳訛加以訂正，其必要性毋庸置疑。其實，關於沈萬三的諸多傳聞乃至諺語，多有出典，只是在後來流傳的過程中，開始慢慢失真。以《金瓶梅》中引用的有關沈萬三的諺語為例，根據清初史家談遷在《北游錄》中的記載，所謂的「枯柳樹」，其實也是有出典的，是生長在北直隸交河縣的一棵大柳樹，甚至當時就有「南京瀋萬三，北京大柳樹」的謠諺。

  至於先師顧誠教授為何關注沈萬三的故事，並盡力做出考訂，現在的讀者不難從《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跡考》一文略知一二。重溫此文，讓我想起了與先師相處及縱論劇談明清史事的諸多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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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師治史，長於史料考訂。我在《師門問學記》一文中（《博覽群書》2011年第9期，在刊發時，編輯將題目改為《顧誠門下問學記》，非我本意），曾稱先師治學的路數，遠溯乾嘉，近承援庵。概括地說，這一斷言並沒有錯。若是再細加追溯，先師史學考訂的功夫，顯然從明代史家王世貞那兒獲益匪淺。過去一直認為，從學術源頭上說，清代乾嘉考據學，僅僅是繼承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學問而來。這顯然是一個誤會性的偏見。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在求學期間，在廣泛閱讀錢謙益的作品時，就發現這一說法存在一些問題。其實，清代乾嘉考據學，是繼承晚明考據學而來。以經學考據來說，明代有楊慎、焦竑、陳第等諸大家；以史學考據來說，王世貞、錢謙益等人，顯然也已開了史學考據的先河。好在後來學界逐漸關注這一學術脈絡，出版或刊發了以台灣學者林慶彰為代表的諸多研究成果，已經足以糾正過去的偏見。這一點用不著我再過多置喙。這裡需要強調的一點，就是在很早的時候，先師對王世貞的史學已經做了較為系統的考察，並撰寫了《王世貞的史學》一文。此文儘管發表很晚，但成文很早，屬於先師較早的作品。記得他在開設「明史」與「明末農民戰爭史」兩門選修課時，對王世貞的史學，尤其是《弇州史料》與《弇山堂別集》中的「史乘考誤」，更是三致意焉。在隨後的研究中，儘管先師在行文之中對王世貞不無批評之語，但鳳洲考史之作，對他多有影響，應無疑義。

  先師的文史札記，大抵體現了他治學的兩大特點：一是實事求是，通過考證之法，求得史事真相；二是文、史相合，疑問萌生於文學作品，卻以平直的史學考訂結束，即使是史學考訂之作，亦是文采斐然。

  無論是過去眾多的史學論文，還是收入這本文集中的文章，無不顯示先師的史學考訂，其內容主要集中於以下三個方面，分別為：元末明初史事，明末起義軍大順軍、大西軍史事與明末清初史事。先師考史，實事求是，求得史事真相，固然是其目的，然若深究之，則其目的遠不止此。這就是說，很多史事的考訂，並非局限於為考據而考據，而是抱有以下兩大目的：就其大者而言，則是通過史事考證，探幽析微，藉此說明隱藏在史實背後的重大事件及其關係。《靖難之役與耿炳文、沐晟家族》一文，可謂典型一例。在此文中，先師通過對耿炳文史事的考訂，以及耿炳文與沐晟家族關係的梳理，說明婚姻關係在傳統政治運作中的意義。就其小者而言，則是為了在真實史事的基礎上，對歷史人物重新加以論定。這在論定于謙、張獻忠、嚴嵩諸篇文章中，同樣也可以得到證實。

  明季野史，多達千家。記載歧出，舛訛甚多。若是一概抱著拿來主義的態度，不加考訂，必然會以訛傳訛，貽患後世。基於多年沉潛史海之功，先師考史，固多名篇佳作，然亦並非一概自負，而是勇於承認並及時糾正考史過程中的錯訛。如本書所收《明末史事雜考》一文，對過去在《李岩質疑》一文中所下的斷言，即「李雙喜和李過都是李錦的別名」，及時加以更正，指出李雙喜並非李過；進而認為，說李過是李錦的別名，亦有語病。為此，先師列出了正確的說法：「李過後來改名為李錦，聯明抗清後，隆武帝『賜名』李赤心。」這是認真或實事求是治學態度的典範。《李岩質疑》是先師的成名之作，在我們師生之間的交談中，先師亦時常透露出如下信息，即他自己還是相當看重這篇成名作的。即便如此，在後來治學的過程中，一旦發現其中稍有錯訛，先師不是刻意掩飾，而是勇於糾正。

  考史之學，重在證據，全是靠證據說話的學問。換言之，考史之作，雖不敢說一字一句皆有出處，但所有觀點，則無不建立在牢固的史實基礎之上，否則即成鑿空之學。當《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跡考》一文刊發後，在與我的交談中，先師第一時間透露出小小的遺憾。導致這一遺憾者，倒不是他對自己的考證尚存懷疑，而是對雜誌編輯不問理由，擅自刪節作者文字的行為感到無奈。事情的經過如下：在這篇文章中的最後，論及「南京瀋萬三，北京枯柳樹」這句諺語中的大柳樹時，說並非是在北京城內或城郊，而是在北直隸管轄的交河縣境內。這一論斷之後，隨之引用《交河縣誌》所收王化昭撰寫的《巨柳說》一文，藉此證明這棵大柳樹，直至清道光二年才被砍去。這樣一來，使得認定大柳樹在交河縣內的說法，顯得較為牽強，立論亦無依據。其實，這段文字之間，尚有下面一段文字：「清初談遷途經交河縣尹家圈，舟人曰：『地名大柳樹，有南京瀋萬三，北京大柳樹之謠。』」下有一注，注云：「見談遷《北游錄·後紀程》。」當時以為先師只是說說而已，不料這次閱讀該文文末的一則附識，發現他已經將其中緣故說得一清二楚，而且是剛剛收到雜誌後的不久，即1999年3月8日。先師治學，小心、認真，可見一斑。

  在本書中，尚收錄了先師撰寫的幾篇清代人物傳記，包括張怡、白文選、劉文秀、高一功、李過、李來亨、劉體純、郝搖旗、朱常淓、王興。這幾篇傳記，記述平直，看似平淡，卻付出了相當艱辛的史料梳理與考訂功夫。先師曾與我談及，在所出幾本《清初人物傳稿》中，他負責撰寫的幾位人物，均因缺乏完整的史料記載而難度不小。傳記撰寫，若是傳主見於正史記載，或有碑傳志狀留存於世，寫起來應該不難。若是正史不載，私家記載亦雪泥鴻爪，那麼撰寫這樣的傳記，需要網羅散佚，其中付出的艱辛，完全不難想像。這就是說，一篇文字簡約甚至只有兩三千字的傳記，與洋洋灑灑的論文相較，毫不遜色。就此而論，若是有人繼續研究上述幾位清初人物，先師所寫傳記，當為必備的參考文獻。房兆楹（C.Y.Fang）等人所編《明人傳記辭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能夠成為明代人物研究的主要參考書，其原因也是如此。

  在《師門問學記》中，我曾談及先師生前有一願望，就是退休之後，專寫文史札記。可見，儘管先師學有專攻，但又興趣廣泛，治史之餘，尤為關註明清通俗小說。這顯然來源於他從小養成的文學興趣。在此，我不妨當一回文抄公，抄錄一下自己當時對先師的描述：

  （先師）年值七齡，識字不多，即抱「武松會打虎，我會繞過攔路虎」的信念，開始閱讀家中所藏殘本《水滸傳》。自後，又分別從同學處借閱了《三國演義》《封神榜》《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說唐》《乾隆游江南》《施公案》《彭公案》《江湖奇俠傳》等。有此經歷，實已為日後治史厚植文字根柢。每閱史籍，除了摘錄供治史的史料之外，諸如奇聞異談之類，他亦多加注意，生前曾在《光明日報》發表《談我國史籍中有關熊貓的記載》一文，即為其證。

  其實，上面所論，多有不足，尚須補充以下兩點：一是先師對文學作品的喜愛，並非僅僅限於為治史厚植文字根柢，而是成為他很多考史札記的起始；二是雖說專寫文史札記之想，終究成了先師的遺願，但從這次收錄於這本書中的文章來看，他生前撰寫的文史札記作品，已經不少。

  在本書所收《從李自成的詩談起》這篇文章中，先師曾經明明白白地說下這樣一段話：「我是個對文學頗有愛好的人，同時又有點考據癖，遇事喜歡盤根究底。」看先師的文史札記作品，唯有讀懂了這段話，才能真正看出底蘊。這就牽涉到文史關係。古人早已經說過，文史不分家。這樣的說法，或許只有對那些文史大家才適用。他們無論治文學，還是治史學，到了極致，自然就會融會貫通。至於對於初學者而言，所謂的文史不分家，則是一種奢望，更是一種要求。對於先師來說，顯然已將文學愛好與史學考據熔於一爐。他的很多史學考據文章，其疑點很多發現於文學作品的閱讀。即以《李岩質疑》一文為例，懶道人所撰的《剿闖小史》這部小說，其中所杜撰的李岩這一人物，就給先師的考證提供了足夠的興趣。而在《從李自成的詩談起》一文中，先師更是通過考據，證明所謂李自成撰寫的《商洛雜憶》詩，實在是子虛烏有的事情，它的出典，還是在小說《李自成》中，是作者姚雪垠鑿空撰寫的，反而被後世誤認為李自成的作品。還有李自成的夫人高氏，其中的「桂英」之名，也不是高氏的真名，而是姚雪垠代為所取。說這些，就是為了證明，文學的虛構與史學的真實，兩者差別甚大。在為《李自成演義》一書所寫的序文中，先師儘管肯定作者所寫小說，參閱了諸多的史料，但同時又指出，此書畢竟是一部小說，不免多有「虛構」，不能誤認為「信史」。

  就此而論，儘管先師有將古今串於一線的願望，並秉此精神而撰寫一些文史札記，但觀其所留文字，終究還是難逃考據的癖好，文字偏於史學札記的一面相，與趙翼《廿二史札記》頗多相近之處。謂予不信，讀者諸君不妨自己體會，用不著我在此饒舌了。

  2012年8月31日

  識於縉雲山下嘉陵江畔之螺殼室

  （原載於顧誠：《明朝沒有沈萬三：顧誠文史札記》，光明日報出版社2012年版，第273—2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