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覆·實證·務實

  ——論顧誠先生的治史成就及其風格

  彭勇[17]

  顧誠先生（1934.11—2003.6），江西南昌人，著名的明清史學家。生前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副理事長，中國明史學會理事。先生的史學研究以史料紮實、論證嚴密、發覆求真、學風嚴謹的顯著特點，引起海內外明清史學界乃至整個學術界的普遍關注。筆者不才，有幸忝列師門之末。先生去世後，協助師母整理先生遺稿及論著，時時為先生以「學術為生命」的治學精神所感動。在此筆者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就先生的學術傳承與治史之路、治學特點略加整理，以期弘揚先生的治學精神。粗陋之處，敬祈方家賜教。

  一、治學之路與學術傳承

  1934年11月28日，顧誠先生出生在江西省南昌市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乳名「小六」。其父顧祖蔭（1891—1969），在河南大學畢業後回江西工作，先後在南昌一中、二中任教，曾擔任南昌二中的教務長。1940年至1946年間，任省立吉安中學（今白鷺洲中學）校長；稍後，任國立中正大學和南昌大學副教授。其母高克正（1899—1972），多年擔任班主任之職，在抗日戰爭期間經濟最困難的日子裡，在自家吃不飽飯的情況下，幫助一批家境貧寒的學生。如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的王梓坤院士即是其中一位，他多次在文章里感謝這位「恩師」，說：「如果沒有她的幫助，我的最高學歷可能只是初中一年級。」[18]他們夫婦二人學識兼及語文、地理、英語、歷史、人文和經濟等。生活在這一個充滿愛心、家學淵博的家庭里，顧先生的兄弟姊妹都受到較好的影響。在國務院公布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中，顧家有包括顧誠先生在內的三人榜上有名，這在全國也是極其少見的。

  

  回顧先生的治學之路，出身書香門第給他提供了良好的治學環境，其一生的學術發展與北京師範大學厚重紮實的學風和學術傳承有更為密切的關係。

  1957年，顧誠先生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上學期間，他參與了故宮博物院檔案部（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整理和周一良先生主持的通用教材《世界現代史》的編寫工作，培養了較強的獨立科研能力。[19]

  顧先生畢業後留校工作，在白壽彝先生的建議和指導下，開始了明史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後期，他一直在干「私活」——上班點卯後，偷偷找書看。為防止「意外」，他選擇了自己感興趣的明末農民戰爭史作為研究的對象。據他講，「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摘錄的明清史資料已經不少，有那麼一堆。在處理抄摘的史料時我留了個心眼，把有關農民起義的史料保存起來，即便有人看到，這也是歷史上的『紅線』材料，而從朱元璋起義的、與帝王將相有關的史料都進了造紙廠。這也就是後來重理業務以探討明末農民起義做起點的一個重要原因……許多學術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幫』垮台，甚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重理舊業，我多爭取了五年左右的時間（儘管不是全部時間），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20]。

  正是由於這一時期的勤奮積累，1977年，顧先生回到歷史系工作不久就發表了著名的《李岩質疑》，這篇用力頗深的論文，也奠定了他在明清史學界的地位。此後20餘年，先生的研究主要圍繞明末農民戰爭史、南明史和明代的衛所制度等來展開，取得了彪炳史冊的成就。

  如果說先生早年對農民戰爭史的研究還帶有時代烙印的話，對南明史、明代衛所制度和管理系統等問題的研究則與之一脈相承。明末農民戰爭史與南明史的密切關聯無須贅言，而衛所制度的研究也是緣於對明末農民戰爭史的研究，他說，「最初感到衛所制度值得研究還同李岩問題有關」，原因在於所謂李岩之父李精白的衛籍身份問題。顧先生從明代的衛籍入手，發現衛所制度背後竟然隱藏著非常重大的歷史問題，於是他暫時中斷了對南明史的研究，集中五年時間研究衛所制度及其相關問題。[21]

  顧先生的治史方法，深受北師大的兩位史學大師的影響，第一位是老校長陳垣先生，第二位則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白壽彝先生。

  在考證之法方面，他說：「以前陳垣先生曾經談過研究歷史應當在收集材料上做到『竭澤而漁』。明清史料浩如煙海，往往力不從心，但作為一種治學的律己精神，作為一種努力的方向，總是應該的。」[22]北師大另一位史學家趙光賢先生在總結從陳垣先生那裡的收益時特別提到了培養「考證功底」的重要性，他說，既然相信史學的「求真」職責，求真則有賴於「史料」，由於史料本身具有局限性，就需要詳加考辨，考辨既要充分占有史料，有必要的科學方法，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的真實。[23]

  顧先生非常感謝白先生在早年對他的指導與賞識，認為是白先生指導他走向治明史之路。顧先生曾告訴筆者，白先生主編的《中國通史》是嘔心瀝血之作，是真正的「主編」，與現在許多掛名「主編」大不相同，對白先生充滿了敬意。顧先生秉承前輩學者的學風，踐履之，傳承之。白先生強調對史料的充分占有，「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經過考核分析才是可靠的」，顧先生則明確表示：學術討論，「不要在低水平的有材料層次上停止不前」；又如白先生說：「要注意：決不要想找材料支持我的觀點。這不是個正確的態度。」[24]白先生多次強調史學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義，顧先生亦以此為研究的重點。以下我們結合顧先生的治史成就對其治史風格詳加論述。

  二、發覆之作，探尋歷史的真實

  顧誠先生一生心無旁系、潛心治學，平均每天讀書時間在10小時以上。從1978年以後，他有《明末農民戰爭史》和《南明史》兩部專著，參加撰寫著作5部。學術論文計39篇，約50萬字，可見其下筆之慎重。在他的筆下，一個個明清史研究領域長期錯訛的觀點被糾正、長期迷惑人們的問題得到了最為合理的解釋，每發一覆，便接近歷史的真實一步。雖然他的許多結論具有顛覆性，由於他的論證嚴密、立論紮實，又幾乎不給別人留下反駁的機會。

  《李岩質疑》是顧先生的奠基之作。李岩問題因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等作品而變得家喻戶曉。顧先生在研讀史料時發現，這位地位僅次於李自成的農民起義將領的史料竟然沒有一條能站得住腳，相反大量可靠史料證明他的生平事跡均不可靠。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史料的辨偽上，逐一否定了與李岩有關的記載，並解釋清楚了李岩傳說的來龍去脈。[25]文章發表後，美國的明清史學者戴福士（R.V.Des Forges）寄贈了他數年研究的、與其相似的觀點，即李岩確係烏有先生。他對顧先生的研究給予高度的評價，並變換了研究的思路與角度，進一步豐富了先生的觀點。[26]

  在明清之際重大的歷史事件和理論問題的研究上，顧先生多有發覆，澄清了許多誤解。如大順政權的性質問題，他認為大順政權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大順政權沒有隨著階級關係的變動相應地調整自己的政策」，即沒有及時從農民性質的政權轉變為封建政權，滿、漢地主階級的聯盟，裡應外合，通力鎮壓，是大順農民革命政權失敗的根本原因。[27]與之相一致的，他認為，李自成起義軍「確實曾經長期採取流動作戰的鬥爭方式；但是，要說李自成奉行一種什麼『流寇主義』卻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在四處征戰過程中，大順政權也在各地部署武裝力量、建立自己的政權，並為鞏固這些政權做出了種種努力。[28]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一書附錄的《大順政權地方官員表》和《大西政權地方官員表》中，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李自成和張獻忠農民政權的性質和建立地方政權的情況，也是對「流寇主義」觀點絕好的回擊。[29]對南明時期大順、大西農民軍餘部抗清鬥爭的評價問題，顧先生也提出了全新的觀點。

  顧先生的晚年密切關註明代的衛所制度和明帝國疆土管理問題。他在《中國社會科學》和《歷史研究》等雜誌發表的《明前期耕地數新探》《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談明代的衛籍》和《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等四篇文章，在明清史學界再次引起關注。他創造性地提出明帝國兩大管理系統的論斷，其基本觀點是：明帝國的整個疆土是分別隸屬於行政系統即六部—布政使司（直隸府、州）—府（直隸布政司的州）—縣（府屬州）和軍事系統即五軍都督府—都指揮使司（行都指揮使司、直隸都督府的衛）—衛（直隸都司的守御千戶所）—千戶所兩大系統的……明代軍事系統的都司（行都司）、衛、所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是一種地理單位，負責管轄不屬於行政系統的大片明帝國疆土。明代體制的這一重要特點，為歷來治明史者所忽視。他的這一研究引發了明清史學界在諸多領域的思考，如有學者認為，他的這一理論對長期爭論不休的明清兩代的人口與耕地問題的解決大有裨益，也進一步論證了清前期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是相當滯後的觀點。[30]

  顧先生的創新不是刻意去標新立異或譁眾取寵，而是對相關問題在科學研究基礎上去探尋歷史的真實，去澄清大量史籍錯誤或前人的誤解。對於他一反傳統的觀點，許多人從情感上難以接受，但看了他的論證，又感覺難以反駁。顧先生每發一覆，必以翔實的史料為基礎，以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的真實為目標，雖然不乏顛覆之作，驚人之舉，但細讀其文，唯有佩服其功力。

  三、無信不征的考辨，嚴謹持重的學風

  顧誠先生的考實功力為學界所公認。他的史料運用幾近「竭澤而漁」，並摸索出科學的考據方法，可謂當代考實之學的傑出代表，他謹嚴的治學態度和無信不征的考實學風，是留給後人的一筆最為寶貴的財富。史學理論家劉澤華先生把顧先生的《李岩質疑》和陳寅恪先生的「曹沖稱象之事」的考證方法作為當代歷史學考實的典範。[31]

  顧先生在龐雜的明清史料里披沙瀝金。如在明末農民戰爭的研究中，他對「古元真龍皇帝」的解釋[32]、對子虛烏有的滎陽大會和「分兵定向」策略的論證、否定了清初關於張鼐或李雙喜統率孩兒軍的說法、澄清了車廂峽之困和抗擊張獻忠的女將軍沈雲英的相關事實等；對李自成起義軍何時從何地入豫以及何時稱帝進行了詳細的考訂[33]，擺事實，講道理，令人折服。

  在《南明史》中，全書考訂出的史實及史籍錯訛之處俯拾即是。顧先生紮實的考辨功力源於他「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刻苦鑽研精神，源於「竭澤而漁」式的史料搜索，以及敏銳的洞察力。像《南明史》直接徵引的地方志史料有200餘種，而他把明末及南明義軍所到地區的省、府、州縣誌書全部翻檢一遍，達上千部之多，僅雲南一省的方志就查閱了100餘種。一些珍貴的史料，如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南明史》的封面配圖出自柳同春的《天念錄》中的插圖，該書生動地描述了清軍圍困南昌城的情形，是顧先生在圖書館裡首次發現並利用。他多次強調，史實考辨不僅必要而且必須。他說：「歷史研究做到言必有據比較容易，困難的是要鑑別哪些記載可靠，哪些不大可靠，哪些根本不可靠。」[34]

  顧先生無信不征的治史風格，源於他嚴謹持重的學風。先生讀書很廣博，知識面相當寬廣，但他的學術研究一直專注於自己的領域，恪守「言不輕出」的原則。顧先生始終把培養年輕學人良好的學風當作重要的問題來抓緊落實，他說「學風的好壞，關係到學術發展的前途」，治學切忌浮躁，樹立嚴謹的學風是學術界的當務之急。[35]他認為，學風問題，其實是做人問題，一個人首先應當誠實守信，尊重別人的勞動、不欺瞞、不偷懶；要勇於承認自己的差距與不足，「做學問先學會做人，真理比面子更重要」。[36]在《南明史》「凡例」中他說，本著對讀者負責的態度，書中引用史料「雖在摘錄時經過核對，力求準確，也不敢說絕對沒有筆誤」，他鄭重地提醒讀者：「如果有人未見原書而從本書中轉引史料，請註明引自本書。這不僅是著作權問題，更重要的是對讀者負責和學術上良心的體現。」顧先生以一位學者的良知以及對後學負責的態度，發出了擲地有聲的忠告。

  四、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為指導，密切關注重大社會問題

  顧先生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始終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理論指導自己的研究，認為：只有尊重歷史、尊重歷史史實、實事求是地去詮釋歷史，才是歷史學的治學之道。

  以他所倡導的紮實嚴謹的學風為例，他說，史實的考辨是理論研究的基礎，只有對史料深入挖掘，才能找到所謂的「理論」和「規律」，他說，「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相信歷史的本來面目是可以認識的」，恢復歷史真面目憑藉的是「第一手材料」[37]。在治學方法上，他認為，歷史研究應當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指導下，充分吸收國外科研方法和學術成果，要反對兩種錯誤的傾向，「看不到海外學者運用新的科學方法研究歷史可以借鑑，學術上取得了的成果可以引進，無疑是錯誤的；對海外學者的史學理論、研究方法、發表的作品不加分析地奉為楷模，大加鼓吹，則至少是一種幼稚的表現」[38]。

  顧先生是在肯定歷史學是一門科學的前提下進行研究的，他說，「歷史不是可以隨意打扮的小姑娘」，不要認為歷史研究過於容易，歷史學是一門最硬的學問，尊重客觀史實的重要性非常重要，「實事求是地對待學問，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知識相當有限，許多問題僅具一般常識，甚至毫無所知……至於在理論和觀點問題上，則遵行『百家爭鳴』的方針，不必強求一律，既不想把個人看法強加於他人，也不想違心地迎合某種思潮或論點」[39]。正是承認歷史的客觀存在，所以他才不會停滯在「有史料」的低水平層面上，而是要窮盡史料，廣徵博引、考辨史料，務求信史，使自己的研究最大限度地接近歷史的真實。

  顧先生始終堅持史學的階級屬性，認為史學研究為現實社會服務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它當時的政治條件下產生，又反過來為作者所選擇的政治服務的」，他說，像郭沫若同志的《甲申三百年祭》，其史學價值就不能簡單地從純史學的角度去衡量，「《甲申三百年祭》是時代的產物，又為推動歷史前進做出了貢獻。這正是它的優點。史學的科學性，首先在於揭示隱藏在歷史現象背後帶有規律性的東西，用以指導現實鬥爭」[40]。

  顧先生的考實細緻入微，他的視野始終放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和整個世界範圍內，去洞察研究的對象。他說，「應當說微觀研究是宏觀研究的基礎；離開了微觀研究成果的綜合，所謂宏觀研究就將失去科學的依據，變成研究者主觀的遐想」。先生認為，在史學研究過程中，一個明清史學者，一定要注意到「明代在我國歷史上的地位和明帝國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改變就事論事，力圖從更加廣闊的眼界開展明史研究……中國在世界上由先進轉為落後大致發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這400年間，研究中國和西方社會發展的速度並找出其原因是明清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務」[41]。

  顧先生也非常樂意對一些與自己學術研究密切相關的重大社會現實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如近年來，李自成殉難的地點成為地方政府和明史學界關注的焦點。顧先生從崇禎十七年大順軍南撤路線研究入手，利用檔案材料，考察李自成犧牲的經過和大致時間，以及犧牲後大順軍的行程路線後得出結論：李自成死於湖北通山縣「無可懷疑」[42]。他說，對這些社會熱點的爭論，應當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以第一手材料為基礎分析論證，以達到揭示歷史事實、服務社會的目的。這充分體現了顧先生作為史家的社會責任感和史學服務社會的自覺。

  顧先生推動了新時期歷史學研究的理論與實踐的發展。以《南明史》的研究為例，何齡修先生認為，該書「代表南明史研究迄今為止所達到的最高水平……只有顧誠教授《南明史》對南明史全過程和具體問題做了精深的分析、研究。也就是說，只有顧誠教授一人真正前後貫通地、比較透徹地掌握南明史」，他「所提出的一些帶理論色彩的學術觀點，受到了清史學界的高度重視」[43]。他對農民戰爭史研究的意義、明清易代、人物評價標準以及清前期的社會發展等重大問題提出了凝重的思考，給治明、清史者提出了許多指導性和啟迪性意見。[44]秦暉先生認為，顧先生在史學與史識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創造了新的史學研究範式，「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南明史》的史識史論都有鮮明特色……像這樣對傳統史學、改革前史學與當前流行史學範式都實現了超越的著作，應當說是非常罕見的。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南明史》本身便可能預示著一種新的史學研究範式的出現，這種意義顯然已經超出南明史研究的範圍」[45]。

  顧先生的實證、求實的治學態度與方法，以及淡泊名利的身體力行，不僅成為創造學術精品的典範，也體現了一位歷史學家應有的崇高品格和科學精神。郭小凌先生對《南明史》的評價，也是對顧先生學問人生的評價，他說：「顧誠用自己的《南明史》證明，社會科學中的真理（真實），哪怕是很小的真理，也同自然科學中的真理一樣，絕不是一塊鑄好的硬幣，拿過來就能用，同樣需要尋找者付出巨大的代價，需要時間、精力和才智的慷慨投入，需要長時間與這個浮躁喧囂的時代抗衡的勇氣。那些靠一知半解、東拼西湊、媚俗媚上、投機取巧等小聰明、小伎倆拼湊學問的人，是永遠同真理無緣的。」[46]

  （原載於《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11期，有刪節）

  [1]　陳梧桐（1935—　），福建省安溪縣人，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代表作有《洪武皇帝大傳》《朱元璋研究》等。

  [2]　顧誠：《我與明史》，轉引自《顧誠先生紀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404頁。

  [3]　張越：《顧誠教授訪問記》，載《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　顧誠：《沈萬三及其家族事跡考》，載《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

  [5]　顧誠：《南明史》，北京日報出版社2022年版。

  [6]　顧誠：《李岩質疑》，載《歷史研究》1978年第5期。

  [7]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載《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頁。

  [8]　顧誠：《順治十一年——明清相爭關鍵的一年》，載《清史論叢》第10輯，遼寧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9]　肖黎、李桂海：《中國古代史導讀》，文匯出版社1991年版。

  [10]　顧誠：《論清初社會矛盾》，見《清史論叢》第2輯，中華書局1980年版。

  [11]　顧誠：《如何正確評價〈甲申三百年祭〉》，載《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2]　顧誠：《如何正確評價〈甲申三百年祭〉》，載《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3]　顧誠：《明前期耕地數新探》，載《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4期。

  [14]　顧誠：《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載《歷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5]　張海瀛：《張居正改革與山西萬曆清丈研究》，附錄《山西丈地簡明文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995頁。

  [16]　作者系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師從顧誠先生。

  [17]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師從顧誠先生。

  [18]　王梓坤：《悠悠師生萬古情》，載《江西教育》1985年9月。

  [19]　陳寶良：《學窮本原，行追先哲——顧誠教授學行記》，載[日]《明代史研究》2004年4月。

  [20]　顧誠：《我與明史》，載《社會科學評論》2003年第1期。

  [21]　顧誠：《我與明史》，載《社會科學評論》2003年第1期。

  [22]　張越：《顧誠教授訪問記》，載《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2期。

  [23]　趙光賢：《我在史學研究中是如何貫徹實是精神的》，趙艷國：《史學家自述——我的史學觀》，武漢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頁。

  [24]　白壽彝：《史學工作在教育上的重大意義》，《中國史學史論集》，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348—368頁。

  [25]　顧誠：《李岩質疑》，載《歷史研究》1978年第5期。

  [26]　郝玉生、秦新林譯：《李岩故事的起源及其研究意義》，載《殷都學刊》1998年第1期，原文刊於《美國東方學會雜誌》第104卷第3期；另見戴福士《李岩故事：它的發展和它從清初到當前的作用》，刊於《哈佛亞洲研究雜誌》第42卷。

  [27]　顧誠：《論大順政權失敗的主要原因》，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5期。

  [28]　顧誠：《關於李自成「流寇主義」的商榷》，載《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集刊》（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9]　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北京日報出版社2022年版。

  [30]　趙明：《明代兵制研究六十年之回顧》，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8年第8期。

  [31]　劉澤華：《歷史研究中的考實性認識》，載《文史哲》1989年第1期。

  [32]　顧誠：《古元真龍皇帝試釋》，載《歷史研究》1979年第1期。

  [33]　顧誠：《明末史事雜考》，《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四），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4]　張越：《顧誠教授訪問記》，載《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5]　張越：《顧誠教授訪問記》，載《史學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6]　彭勇：《顧戀寂寞修己志，道德文章彰其誠——懷念我的導師顧誠先生》，載《北京師範大學校報》2003年9月30日。

  [37]　顧誠：《再談李岩問題》，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2期。

  [38]　顧誠撰，肖黎主編：《中國古代史導讀》，文匯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455頁。

  [39]　顧誠：《我與明史》，載《社會科學評論》2003年第1期。

  [40]　顧誠：《如何正確評價〈甲申三百年祭〉——與姚雪垠同志商榷》，載《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4期。

  [41]　顧誠撰，肖黎主編：《中國古代史導讀》，上海文匯出版社1991年版。

  [42]　顧誠：《李自成犧牲的前前後後——兼評石門縣為僧說》，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2年第2期。

  [43]　何齡修：《讀顧誠〈南明史〉》，載《中國史研究》1998年4月。

  [44]　高翔：《1998年清史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9年第3期。

  [45]　秦暉：《南明史研究與顧誠的〈南明史〉》，載《北京日報》1997年11月16日。

  [46]　郭小凌：《文章不寫一字空——評顧誠〈南明史〉的治史方法與治史精神》，《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