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顧誠的治學之道與史學成就

  陳梧桐[1]

  顧誠（1934—2003）是著名的明清史學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成長起來的史學家的傑出代表之一。生前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中國古代史國家重點學科學術帶頭人。曾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明史學會理事。

  出生於江西南昌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的顧誠1957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上學期間曾參與故宮博物院檔案部（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整理，並以故宮檔案為基礎，參與嚴如煜的《苗防備覽》和有關方志，撰寫過7萬多字的論文《清代乾隆年間的苗民起義》，這是他接觸明清史的開端。畢業後留系在史學史組工作，又在白壽彝教授的指導下，從事明代史學研究，撰寫過《王世貞的史學》《從王鴻緒的〈明史稿〉到欽定〈明史〉》等論文，從此培養了對明清史的興趣和愛好。後來，被調到世界近現代史教研室，「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又被調到外國問題研究所，但他始終未能忘情於明清史的研究。下班歸來，就一頭埋進明清史籍之中，摘抄排比，辨偽考證，並在1965年6月16日《光明日報》史學版上發表了他的學術論文《對朱元璋政權性質轉化問題的商榷》。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他把星期日和業餘時間全部用來閱讀明清史籍，摘抄史料，並利用每年一個月的探親假跑到南京圖書館去查閱地方志和其他史籍。「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7年10月調回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從此一直從事明清史的教學與研究。教學之餘，他一心撲在研究工作上，孜孜矻矻，刻苦鑽研，先後出版了《明末農民戰爭史》和《南明史》兩部里程碑式的專著，並發表《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等一批極富創見的論文，對明清史的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貢獻。[2]

  一

  作為新中國成立以後成長起來的史學家，顧誠非常重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和運用，但他堅決反對用某些所謂「理論」做框架填充一些二、三手材料的研究模式。他深知，史學的社會價值和功能是學術價值和功能的延伸和補充，它是以學術價值和功能為前提和基礎的。恢復歷史真實面貌，探索歷史發展規律，必須占有大量可靠的第一手材料，不能在低水平上停滯不前。因此，史料的收集、鑑別和考證便成為史學研究的第一步。沒有紮實的第一步，所謂恢復歷史真實面貌，探索歷史發展規律，只能是空中樓閣。

  顧誠繼承北京師範大學老校長陳垣教授嚴謹的治學態度和重視史料收集與考辨的優良傳統。他說：「以前陳垣先生曾經談過研究歷史應當在收集材料上做到『竭澤而漁』。明清史料浩如煙海，往往力不從心，但作為一種治學的律己精神，作為一種努力的方向，總是應該的。」[3]每研究一個問題，他都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對有關的材料進行廣泛的收集，儘可能做到沒有大的遺漏。他不僅跑遍京中各大圖書館和檔案館，而且利用各種機會到外地去收集資料，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如為撰寫《明末農民戰爭史》，僅地方志，就查閱了起義軍到過的府、州、縣的志書1000多部。《南明史》一書，僅徵引書目就多達579種，至於查閱而未徵引的史籍數量就更多了。這些徵引的書目，除了治南明史者比較熟悉的史籍外，更有罕見的管紹寧、辛升、余煌、王錫袞、連城璧、佘一元、孟喬芳、李國英、張王治、衛周胤、劉武元、胡有升、曹燁、佟國器、耿興宗、張怡、吳晉錫、曹大鎬、素心室主人、柳同春等人的一大批著作。其中，有不少是謝國楨《晚明史籍考》列為「未見之書」或未加記載，系由顧誠首次發現並首先徵引的史籍。

  由於幾近「竭澤而漁」的廣泛搜集與深入發掘，顧誠的論著史料都異常地豐富，真正做到了「言必有據」「無一字無出處」，從不主觀臆測，空發議論，沒有水分和泡沫。不僅如此，由於廣泛搜集與深入發掘，顧誠能夠比較全面地掌握各種史料，從許多彼此牴牾、互相矛盾的記載中看出破綻，發現疑點，從而為進一步進行研究，推翻傳統的觀點打下基礎。比如明代的疆土管理體制，以往的史籍記載含混不清。《明史·兵志》說：「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度地要害，系一郡者設所，連郡者設衛。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所設總旗二，小旗十，大小聯比以成軍。」這種記載，容易使人誤以為軍事系統的都司、衛、所就像現代的兵營一樣駐守在州、縣的版圖之內，只有行政系統的郡縣才是明代的地理單位。這樣，明代的疆土就只有行政系統管轄的十三布政司和兩直隸。許多涉及明代疆域和疆土管理的論著，也是作如此表述的。但是，顧誠在閱讀《明實錄》和《清實錄》時，卻敏銳地注意到大量衛所是呈現為一種地理單位的記載（如水旱地震災害、興建城池之類）。不僅邊疆地區的衛所管轄著大片土地，就是內地的許多衛所也管轄著不少的土地，如天津衛（今天津市）、中左所（今廈門市），規模比現代的兵營要大幾百數千倍。這些都促使他進一步思考：如果說衛所僅是明代的一種軍事組織，那麼，入清以後約100年來為什麼還保存那麼多明代的軍事組織呢？他從清代文獻如實錄、官員奏疏、地方志中常見的改衛所為州縣或在內地把衛所人丁、田地併入附近州縣的諸多記載，聯繫到史籍中有關「實土衛」與「非實土衛」的說法，以及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將明代大片邊疆地區劃歸某某都司、行都司管轄的做法，推斷出「衛所在明代建立以來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軍事系統管轄下的地理單位」的結論，這就為他研究與撰寫《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制》等論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廣泛深入的搜集與發掘，顧誠掌握了大量的原始資料，特別是當時人記當時事、當地人記當地事、當事人記親歷事的原始記錄，從而彌補史籍記載的缺略，彰顯歷史的真相，推翻傳統的結論。比如歷史上著名的富翁沈萬三（沈富），《明史·高皇后傳》說他在洪武年間「助築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朱元璋以「匹夫犒天子軍，亂軍也」的罪名想誅殺他，後經馬皇后的規勸將他釋放，謫戍雲南。董谷《碧里雜存》、謝肇淛《五雜俎》、黃《蓬窗類記》、孔邇《雲蕉館紀談》等野史筆記也都說他是元末明初的富戶。但顧誠卻從乾隆《吳江縣誌》中找到「張士誠據吳時萬三已死」的記載，對以上諸說產生懷疑。後來，他從曾在沈家當過私塾教師的王行的《半軒集》中，查到其為沈萬三之子沈榮及孫沈森所撰的《沈榮甫墓志銘》《沈茂卿墓志銘》，推算出洪武元年沈榮的年齡為62歲，沈森39歲，上距沈萬三的出生至少在80年以上。而雲南是洪武十五年為明軍平定的，如果沈萬三此時還在人世，並在雲南平定後立即被充軍該地，那他的歲數至少也該有95歲以上，實在令人難以置信。《沈榮甫墓志銘》又載，沈榮繼承「先君子」之「先志」，曾建造「積善堂」，表明積善堂建造時沈萬三已經去世。而據釋妙聲《東皋集》中《沈氏積善堂》一詩描述的語氣判斷，詩成於元末之時。《四庫全書總目·東皋集》也說：「妙聲入明時，年已六十餘，詩文多至正中所作，故顧嗣立《元詩選》亦錄是集。」可知《東皋集》在元末至正年間即已結集梓行，積善堂在至正年間即已建成，而此前沈萬三已經去世。顧誠還從《逆臣錄》及弘治《吳江志》中，查到沈家在洪武二十六年牽連到藍玉案而遭謫戍的記載，從而推斷《明史》及野史筆記所載沈萬三向朱元璋進獻大批金銀，後被謫戍雲南，顯然是將沈萬三後人之事錯掛到沈萬三頭上的訛誤。[4]

  

  但是，顧誠沒有滿足於史料的廣泛收集和發掘，他更重視的是史事的考證，力求史實的準確無誤。在《南明史·凡例》第一條，他聲明「這部書以學術價值為前提，不滿足『言必有據』『無一字無出處』，而是力求在史實上考訂準確。有些問題難以下結論，只好暫時存疑，同時在正文或註解中指出疑點所在」。其實不僅《南明史》如此，他的其他論著也莫不如此。顧誠從不輕信每一部史書和每一條史料，從不盲從某種成說，如歷來受到高度評價的浙東學派黃宗羲等人的著作，他就認為「往往出於偏私心理任意歪曲史實，甚至造謠生事」[5]，不可全信。他對所見到的史書，所搜集到的史料，都要進行嚴格的審查、鑑別和考證，去偽存真，力求做到準確無誤、真實可靠。

  顧誠具有紮實的考證功夫。他對史書和史料的考證，廣泛地運用各種方法，特別是反證法、考尋史源法和二重證據法的運用更為熟練，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反證法是我國傳統史學常用的一種考證方法，梁啓超的《中國歷史研究法》曾對此做過系統的歸納和總結。顧誠對史書和史料的考證，經常運用這種方法。如《江陰城守記》一文，署名為長洲韓菼作，前有「康熙乙未孟冬月長洲慕廬氏韓菼謹識」的序言，史學界一些人遂誤信其為韓菼所作。顧誠查閱各種史籍，發現曾任清朝禮部尚書的韓菼死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不可能在歿後11年的康熙乙未年即康熙五十四年再撰寫這篇序言，證明此文的作者絕非韓氏。他將文中所記江陰城守的記載與許重熙《江陰城守後記》、沈濤《江上見聞》及《清史稿》、《清實錄》的記載相比對，發現此文對城內的抗清活動記載翔實，而對城外清軍的活動不甚了解，所記攻守雙方戰鬥傷亡事多不符實，如說清朝七王、翼王、十王都在城下陣亡，即純系訛傳。最後，他根據該文序言所說「江頭片壤，沾國家深仁厚澤，百有餘年矣」，推斷此文應寫於清軍入關的百餘年之後，文中又言「聖朝寬大，錫以通諡」，而給明末盡節諸公賜以通諡是清高宗在位時的事，進而推斷該文應是「乾隆年間一位有心者整理舊文，託名於韓菼」的作品。

  考尋史料來源的方法，也是我國傳統史學常用的考證方法之一。陳垣是運用這種方法的行家裡手，早年曾在高等學校開設《史源學實習》的課程，將這種考尋史料來源的學問稱為「史源學」。顧誠也常用這種方法來考訂史料，其成名之作《李岩質疑》就是運用這種方法的成功事例。李岩問題因郭沫若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而流傳甚廣，但顧誠細讀清初幾部有關「流寇」的專著以及眾多當時任職官員的文集、相關記載、檔案、方志，卻未能查到一條可以證明李岩存在的材料，反而找出許多表明有關李岩生平事跡的記載全不可靠的證據。他追尋這些記載的源頭，發現它們是來自化名西吳懶道人創作的小說《剿闖小史》以及由其修改補充而成的《定鼎奇聞》《新世宏勛》《樵史通俗演義》等作品。這些小說既收集了邸報之類的材料，具有部分的真實性，而又羼入大量作者虛構的情節，其中就包括了李岩的故事。但由於小說出現既早，又在民間流傳甚廣，到清初史家編纂有關「流寇」的史籍時已是真偽莫辨，便被誤采入書。康熙十年成書的計六奇《明季北略》就是個典型。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引用最多的史籍，恰恰正是這部史籍。因此，他斷定，李岩其人確如明末清初河南人鄭廉所說的是「烏有先生」[6]。

  二重證據法為王國維所倡，陳寅恪曾列舉三目以概括之：「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紙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7]。有關南明抗清鬥爭的史事，南明的當權人物總是誇大自己的功績，而清朝官方則是極力加以歪曲和污衊，使得有關的記載混沌不清，甚至歧異迭出，令人不知所從。顧誠往往藉助二重證據的考證方法，將明清雙方的資料進行對比互證，進而做出正確的判斷。如張名振、張煌言三入長江之役，就是依據清朝的檔案，參以張煌言的詩文，再用當時親身見聞者的記載做補充，得出三入長江之役都發生在甲午年（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公元1654年，但其第三次發生在陰曆十二月，按公曆推算已至1655年）的結論。[8]

  顧誠對史事及史料的考證，往往是綜合運用多種方法，以此之長補彼之短，從而解開了許多前人未曾弄清的歷史謎團。如朱文正的事跡、靖難之役中耿炳文與沐晟家族、明代的衛籍、李自成起義的前前後後、車廂峽之困、「滎陽大會」與「分兵定向」策略、李自成起義軍從何入豫與何時稱帝、山海關戰役前後的吳三桂、史可法與馬士英的定策繼統、李自成犧牲的時間與地點、魯監國諸部在浙江的起義、隆武帝親征與何騰蛟迎駕、鄭成功與二張在沿海的抗清活動、吳楚黨爭、孫可望與李定國的內訌、四川軍閥的內爭、夔東十三家的抗清鬥爭、「韓王定武」政權、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等許多明清史的重大問題，記載極為混亂而又眾說紛紜，顧誠均細加考訂，辨明真相，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因此，他的論著不僅史料異常豐富，而且考證非常紮實可靠。

  二

  顧誠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他不僅治學嚴謹，精於考證，富有樸學精神，而且具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能夠自覺地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和辯證法運用於史學研究之中。在改革開放以後，面對國外學者各種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紛紛湧入，他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不動搖。他主張，對國外的各種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採取開放的態度，但絕不能一概照搬，正確的態度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指導下，善於吸收國外有益的知識和有利於加速學術研究進程的科學方法，揚棄那些並無學術價值的唯心主義模式」[9]。正由于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指導，顧誠的明清史研究，能夠透過現象抓本質，發現諸多史事的內在聯繫，高屋建瓴地把握全局，提出許多富有創見、新穎獨到、耐人尋味的見解。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是生產力發展的歷史，是生產方式發展的歷史。在《明末農民戰爭史》和《南明史》等論著中，顧誠都堅持這種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強調應「以哪一種勢力取勝對中國社會生產破壞最小，最有利於推動我國社會前進為褒貶的標準」，從而確定論述的中心和主線。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中，他用具體史實說明自萬曆中期以來，朝政日益腐敗，土地高度集中，賦役征斂日加繁重，水利失修，災荒頻仍，以朱明王朝為代表的封建統治已經極度腐朽，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這時全國的主要矛盾是漢族內部的階級矛盾，主要的歷史任務是推翻已成為阻礙生產力發展、社會進步的以朱明王朝為代表的地主階級的腐朽統治。隨後爆發的明末農民大起義，把鬥爭的矛頭指向朱明王朝，特別是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在接管黃河流域的廣大地區後，不僅沒有對生產造成什麼破壞，而且還掃蕩或狠狠地打擊那些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貴族官紳勢力，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因此，全書便以大順軍、大西軍的起義活動作為論述的中心和主線，再現了李自成、張獻忠、高迎祥、羅汝才、賀一龍、馬守應等農民領袖的鬥爭精神和英雄業績。

  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率領大順軍攻占北京，崇禎朝廷宣告滅亡。緊接著清兵入關，占領北京，大順軍被迫西撤，南京的明朝高級官吏擁立福王建立弘光朝廷，掀開了南明歷史的篇章。以往的諸多著作，都以南明幾個朱家朝廷的興衰為中心來論述南明的歷史。顧誠不贊同這種做法，他認為雖然在清兵入關後的一個短暫時期，滿漢地主階級曾互相勾結，共同鎮壓起義農民，南明的弘光朝廷也實行「聯虜平寇」的政策，表明當時的主要社會矛盾仍然是階級矛盾。但清軍在占領黃河流域之後，自以為取天下易如反掌，立刻暴露出征服者的兇殘嘴臉，稍遇抵抗即濫加屠戮；並加緊推行圈地、投充、緝捕逃人等一系列適應其落後生產方式的措施，使本已滿目瘡痍的社會經濟遭到更加慘重的破壞；攻占南京後又悍然將剃髮令推向全國，強迫廣大漢族人民改變風俗習慣。民族矛盾因而急劇激化，上升為全國的主要矛盾，抵禦清軍的征服，解除滿洲貴族強加到漢族與其他民族身上的民族壓迫枷鎖，也就成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10]所以，不論是清軍剛入關時大順軍的抗清，還是清軍攻占黃河流域後南明各派勢力反抗滿洲貴族民族壓迫政策的鬥爭，就不僅是正義的行動，而且也是有利於保護中原內地先進的生產方式，有益於生產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的。不過，在南明的抗清鬥爭中，各派勢力的表現是不盡相同的。「綜觀南明長達二十年的曲折歷程，不能不承認原來的大順軍和大西軍始終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如果把視線放寬一點，鄭成功之所以能在明清之際扮演抗清主角之一，同他繼承了海盜出身的鄭芝龍的部眾和資業有密切關係。換句話說，腐敗透頂的明王朝自甲申（1644）以後，實際上已經沒有自立的能力，同氣焰方張的清朝周旋了二十年，主要是靠曾被視作『大逆不道』的『流寇』和『海盜』。沒有這種大換血，朱明朝廷早就灰飛煙滅。」因此，顧誠的《南明史》不以南明幾個朱家朝廷的興衰為中心，而基本上是以大順軍餘部、大西軍餘部、鄭成功隊伍的抗清鬥爭為主線來展開論述的。書中不僅充分肯定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劉體純、李來亨、袁宗第、郝搖旗、鄭成功等人的鬥爭精神和英雄業績，同時還高度讚揚了山東、江陰、嘉定、英霍山區、皖南、陝西等地百姓和各支義軍在自發的抗清鬥爭中所表現出來的英勇無畏、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這樣的論述，就不僅從理論與史實的結合上揭開南明抗清運動之所以能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長達20年鬥爭的奧秘，而且對那種把南明抗清鬥爭純粹看作殘明腐朽勢力的垂死掙扎的錯誤觀點，也是一個有力的駁斥。

  在歷史人物的評價上，顧誠也著力貫徹這一原則。對明末農民戰爭和南明史上的眾多歷史人物，他都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把他們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考察，按照他們對主要社會矛盾和歷史任務的認識及其活動所起的客觀作用，實事求是地分析其功過，表明自己的褒貶態度。綜觀他的歷史人物評價，具有如下的鮮明特點。

  首先，堅持歷史主義的原則，把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進行具體分析。如對明末農民戰爭早期起義農民及其領袖人物的受撫問題，顧誠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進行分析，指出在起義爆發的初期，揭竿而起的農民及其領袖在思想認識上都呈現幼稚的特徵。他們儘管拿起了武器，卻沒有意識到這是推翻朱明王朝宏偉事業的開始，而往往把仇恨集中在那些直接壓榨欺凌自己的官吏和豪紳身上，一旦朝廷和地方官吏宣布「赦罪招安」和放賑，便會自投羅網，接受招安。他們既然尚未意識到朱明王朝維護的正是使自己遭災受難的暴虐統治，出現這種現象也就毫不奇怪了。所以，「我們應當如實地把起義初期農民們的接受招安，看作覺悟尚低的一種表現，而不能過分苛責，一見『受撫』就給加上投降、背叛之類的罪名」。

  其次，在歷史人物評價的社會價值標準和道德價值標準上，把社會價值標準放到首要的地位。以往的南明史籍，將拒不降清，以身殉國的史可法、劉宗周、何騰蛟、瞿式耜稱為英雄人物而大加讚頌，將先後降清的錢謙益、孫可望徹底加以否定。顧誠認為「以是否死節作為忠佞的唯一標準，帶有很大的片面性。臨危受命固然值得肯定，因為他們在最後關頭表現了民族氣節」，但絕不能因此而不看他們對抗清復明活動的態度和功過。因此，顧誠雖然肯定史可法、劉宗周、何騰蛟、瞿式耜的民族氣節，但卻嚴厲批判史可法「在策立新君上的致命錯誤」，在軍事上的「一籌莫展，毫無作為」；指責劉宗周「迂腐和褊狹」，「畢生追求的是一種『自我完美』」，在弘光政權建立後他行為「極其詭異」，「客觀上加劇了弘光朝廷內部的矛盾」，「在浙江各地紳衿開始起兵反清時，他卻決定絕食自盡」，「他一生好名，與其說他是以身殉國，不如說他是以身殉名」（《南明史》）；批評何騰蛟、瞿式耜「竭力維護崇禎朝以來的『正統』觀念，歧視和排斥原農民軍。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他們仍然保持著極深的階級偏見，妄圖憑藉殘明的文武官紳勢力實現『中興』，這實際上是一條自取滅亡的道路」。對於錢謙益、孫可望，顧誠則認為他們「先後投降了清朝，大節有虧，自應遭到非議」，但錢謙益「內心念念不忘恢復明朝，實際行動上多次冒殺身之禍從事復明活動，也不容抹殺」；孫可望接管和改造永曆朝廷，曾創造出一個足以同清廷抗衡的局面，「除他以外沒有人做到過」，「總的說來功大於過」（《南明史》）。

  再次，堅持辯證的分析態度。顧誠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堅持了辯證的態度，是功即言其功，是過即言其過，不以一眚掩大德，也不以一俊遮百丑，做到功過分明，是非清楚。例如對李自成，既高度讚揚「他把一生獻給了反對階級壓迫和滿洲貴族民族征服的革命事業」，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傑出的農民革命領袖」，同時也指出他在東進途中「顧前不顧後」，「沒有留下較多的兵力扼守地方，又沒有適時地組織必要的反擊」，攻占北京後沒有適時地調整財政政策，停止追贓助餉，改按土地數字徵收賦稅，並「在一片凱歌聲中滋長了驕傲輕敵的思想，對於隨著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現的滿洲貴族的武裝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計」，從而導致了最後的失敗（《明末農民戰爭史》）。對張獻忠，既充分肯定他率領大西軍與朱明王朝的黑暗統治英勇作戰的英雄業績，同時也指出他「在地主階級策動的叛亂面前，用地域概念代替了階級區分」，對蜀民「不加區別地濫加剿殺」；「過分迷信武力」，「不注意恢復社會生產，不重視維護社會安寧」；「麻痹輕敵」，「情況不明時硬充好漢，卒致以身予敵」（《明末農民戰爭史》）。對鄭成功，在充分肯定他抗清與復台兩大歷史功績的同時，也嚴肅地批評他的私心自用，「當順治十年、十一年李定國、孫可望軍威大振時，鄭成功如果真心擁戴永曆朝廷，親率主力會師夾攻，江南必下無疑。可是他始終按兵不動，直到清軍占領貴州，永曆朝廷已經很難招架的時候，他才大舉進攻南京。換句話說，鄭成功的復明是以他為首的『明』，在西南永曆朝廷明軍兵勢尚盛時，他絕不肯出兵配合作戰；他自以為最聰明的戰略是西線明軍敗退已遠，又還牽制著清軍主力時大舉出兵收取江南是最佳方案；相對於清廷權威集中，用兵總能著眼於全局，則是最壞的戰略」（《南明史》）。對何騰蛟，雖批評他「私心自用」，「妒賢忌能」，「急於爭功」，在湖南戰場上一誤再誤，坐失時機」，「一手斷送了復明援贛的戰略大局」，但也肯定他「被俘後堅貞不屈，保持了民族氣節」（《南明史》）。對歷來被列為「奸臣」「閹黨」而屢受惡評的馬士英，顧誠綜合考察其一生的言行，指出他固然「不是救時之相」，「秉政時毫無作為」，但東林—復社人士加在其頭上的罪名多為不實之詞，將他列為「奸臣」「閹黨」，「實屬無中生有」。在弘光朝廷覆滅之後，他為唐、魯兩個朝廷所不容，卻「沒有轉投清方，而是盡力以抗清的實際行動改變自己過去的不佳形象」，「曾經多次參加渡錢塘江攻餘杭、富陽以及會攻杭州之役」，失敗後「逃入四明山削髮為僧被俘就義，實屬難能可貴」（《南明史》）。

  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顧誠堅決反對回到乾嘉時代，反對鑽進象牙之塔為歷史而歷史，他認為，史學研究必須為現實社會服務，「史學的科學性，首先在於揭示隱藏在歷史現象背後帶有規律性的東西，用以指導現實鬥爭」[11]，「歷史科學的萬古長青，就是教導後來者借鑑歷史上成功的經驗，避免重蹈失敗的覆轍，使我們的事業做得更好一些，不要倒行逆施，為中華民族的興盛做出貢獻」（《南明史》序論）。當有人藉口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同政治的關係密切而橫加指斥時，顧誠即站出來為郭沫若辯護，義正詞嚴地指出「史學有它自身發展的傳統。但是，我們也毫不諱言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它當時的政治條件下產生，又反過來為作者所選擇的政治服務的。《甲申三百年祭》是時代的產物，又為推動歷史前進做出了貢獻。這正是它的優點」[12]。

  正是基於史學家的社會責任感，顧誠在他的史學論著中，不僅結合具體史實的論述，隨時總結其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而且在《南明史》一書中深入探討了明清易代的原因及其教訓。他反對那種把既成事實當作歷史必然的說法，認為歷史的必然性只有一條，就是社會要發展，要前進。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明朝覆亡以後，中國仍將建立一個封建王朝，社會仍將處於封建制度的框架之內。清軍入關之後，天下大局並未確定，各個主要派別的勢力都有可勝之機，誰掌握了這種機遇，誰就能戰而勝之。接替明王朝的「可能是大順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孫可望掌握實權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較長時間處於分裂的局面」（《南明史》序論）。最後的結局為什麼是清勝明敗呢？根本原因不是強弱異形，而是內部凝聚力的差異。「漢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種少數民族）百姓反抗滿洲貴族征服鬥爭終歸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內部矛盾重重、鉤心斗角，嚴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多爾袞、福臨等滿洲貴族不僅代表著一種比較落後的生產方式，而且兵力和後備兵員非常有限，單憑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國，漢族各派抗清勢力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南明史》序論）。內爭、內耗必然要導致失敗和滅亡，這是無數南明志士仁人用鮮血換來的慘重教訓，值得後人深思與記取。

  三

  顧誠既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又有紮實的考證功夫。在史學研究中，他善於把馬克思主義史學與傳統實證史學、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形成一種獨具特色的研究風格。這是顧誠史學研究的突出優點，也是他在眾多同人中脫穎而出的關鍵所在。

  在史學研究中，有的學者重視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運用，注重用宏觀的方法揭示歷史發展規律，但輕視微觀研究，結果是徒託空言，無法真正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有的學者推崇傳統的實證史學，埋頭搞微觀研究，搜集大量史料考證一件史事或一種古書，卻忽視宏觀研究，無法揭示歷史演進的奧秘。顧誠深知，宏觀研究必須以微觀研究為基礎，微觀研究必須以宏觀研究為指導和歸宿，兩者應該並重，不可偏廢。在明清史研究中，他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史料的搜集、審核、考證入手，弄清每件具體的史事，然後在微觀研究的基礎上展開宏觀研究，找出諸多歷史事件的內在聯繫，探尋歷史發展的趨勢及其規律，從而撥開了重重的歷史迷霧。

  關於明代疆土管理體制、衛所制度及其相關問題的研究，就是顧誠運用宏觀與微觀研究相結合方法的一個成功範例。他在搜集大量史料，得出明代衛所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軍事系統管轄下的地理單位的基礎上，對明代的耕地、人口數字統計以及衛籍等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從而提出明代「全國土地是由行政系統和軍事系統分別管轄」這個有別於傳統看法的新論點[13]，認為「明帝國的整個疆土是分別隸屬於行政系統即六部—布政使司（直隸府、州）—府（直隸布政司的州）—縣（府屬州），軍事系統即五軍都督府—都指揮使司（行都指揮使司、直隸都督府的衛）—衛（直隸都司的守御千戶所）—千戶所兩大系統的」。「行政系統的基層組織——州縣（其下再分為若干里甲）是一種地理單位，問題在於明代軍事系統的都司（行都司）、衛、所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也是一種地理單位，負責管轄不屬行政系統的大片明帝國疆土」[14]。並對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的明代耕地、人口統計數字發表了新的看法，指出明洪武、弘治、萬曆三個代表明前期、中期、後期的年代裡，史籍中所出現的兩種相距甚遠的「全國」耕地數，其中較小的數字是戶部綜合州縣耕地數，較大的數字則為行政系統與軍事系統管轄耕地數的總和；現存明代冊籍所載的全國人口數字，都是戶部綜合州縣管轄的戶、口數，而沒有包括衛所轄區內的人口數，因此並不完整。後來，山西社會科學院的張海瀛從北京大學圖書館查到萬曆十年山西巡撫辛應乾主持編制的《山西丈地簡明文冊》，發現該冊包括了山西布政司所屬各府州的地畝、征糧數以及山西都司所轄耕地屯田與徵收籽粒數[15]，為顧誠有關明代耕地數的論斷提供了實際例證。顧誠這一獨創性的論斷，是明清史研究的一大突破，它對明清兩代的人口、耕地以及一系列相關問題的研究，無疑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顧誠運用宏觀與微觀研究相結合方法的又一個成功範例，是對南明三入長江之役及其相關事件的研究。在南明史中，順治十一年相繼發生李定國進攻廣東之役和張名振、張煌言三入長江之役，在這前後還有錢謙益的復明活動，賀王盛、平一統等的反清之案，鄭成功派陳輝北上之役與林察、周瑞南下之役，劉文秀進攻常德之役，顧炎武擒殺世仆陸恩之案，等等。過去有些學者曾對這些事件分別做過論述，但有許多情節一直未弄清楚，也未能看到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因而未能真實地反映當時明清戰局的全貌及其走勢。顧誠先後發表《從會師廣東之役看鄭成功同永曆朝廷的關係》與《順治十一年——明清相爭關鍵的一年》兩篇論文，而後在《南明史》中又開闢《李定國的兩次進軍廣東》與《1654年會師長江的戰略設想》兩個專章，對這些事件進行深入的研究。他先從各方面搜集豐富的史料，對各個事件逐一進行考證，糾正某些史籍記載的訛誤，釐清其大體情節及其前因後果，然後對這些事進行綜合考察，找出它們的內在聯繫，從而推斷李定國進攻廣東之役與張名振、張煌言三入長江之役是其中的核心事件，其他事件都是為這兩大戰役做準備或由它們派生出來的。兩個關鍵事件中，廣東之役是由李定國決策，經由與鄭成功聯絡後形成，並由李定國親自執行的。三入長江之役則是由內地隱蔽著的復明分子錢謙益、姚志卓、朱全古、賀王盛等人經過調查研究，秘密策劃，東西聯絡後形成的，決策者是孫可望，積極執行者是魯監國的部將張名振等人。南線戰役的意圖是同鄭成功會師，首先收復廣東，進而奪取福建、江西、浙江、江蘇等省；北線的戰略意圖則是由東南沿海水師同西南明軍主力會師，收復江南，取得這塊財賦充盈、人才薈萃之地，作為扭轉明清戰局的關鍵。如果這兩個戰役能夠實現，擁戴南明的各支抗清武裝就將控制整個江南地區，全國形勢必將大為改觀。以當時的客觀條件而論，它們都是切實可行的。但南線由於鄭成功另有自己的算盤，不肯真心實意同李定國會師，北線的戰役是孫可望圖謀篡逆，使劉文秀有後顧之憂，不敢帶領重兵南下，錯失了戰機。「此機一失，南明再無復興之望」（《南明史》），抗清運動走入了困境。這些論述，見他人所未見，言他人所未言，對於把握南明歷史發展的線索，總結復明運動的經驗教訓，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正是由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成功運用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的方法，顧誠的許多明清史論著不僅史料豐富，考訂紮實，而且論述深刻，創見迭出，成為令人矚目的學術精品。治明清史者，不管是贊成還是反對他的觀點，都不能不接受他所考證和理清的史事，都無法迴避他所提出的論斷。顧誠關於明代疆土管理體制和衛所制度的論述，《明末農民戰爭史》和《南明史》兩部專著，代表了當前這些研究領域的最高水平，這是他對明清史學做出的重大而卓越的貢獻。

  [原載於《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