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文字獄[6]

  在揭露和批判「四人幫」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的罪行的時候，人們常常比之為封建時代的文字獄。這種比擬是非常恰當的，因為它們不僅類似，而且源同，都是封建專制主義的產物。

  從歷史上看，我們中華民族是富於創造力的。凡是在當權的封建統治者干預較少或者管不過來的時期，一般總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出現文化的繁榮。一旦封建統治者出於卑劣的私慾，把整個文化事業納入為一己服務的規範的時候，文化園地就幾乎成了一片沙漠。在百花凋謝、萬籟俱寂的沉悶當中，剩下的只是幾個御用文人在那裡嚶嚶然，粉飾太平。這種鉗口掣肘政策的突出表現就是文字獄。

  由於讀書不多，疏於查考，對於文字獄的起源不大清楚。但大規模地搞起來則確實是從秦始皇開始的。對於那種竭力要推行文化專制主義的愚民政策的人來說，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是令人嚮往的。在他統治下，百家爭鳴的局面一掃而光，人人都擺出一副正經八百的模樣滿口官話，叫作「以吏為師」。不同的意見沒有了，似乎預示著嬴氏子孫將君臨萬代。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焚書坑儒並沒有收到皇圖永固的效果。陳勝、吳廣首倡的秦末農民大起義宣告了秦帝國的覆滅。後人有詩云：

  竹帛煙銷帝業虛，山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又云：

  焚書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時國已墟。

  只有一人愚不得，又從黃石學兵書。

  儘管如此，後來的封建統治者並沒有學得聰明一些，文字賈禍仍然時有所聞。特別是到了封建社會的後期，地主階級為了穩定日益腐朽的封建統治，就更是加緊推行文化專制主義。明太祖朱元璋在元末農民戰爭群雄並起的局面下，逐鹿中原，渾水摸魚，竊取了天下。據說他開初為了取得全國政權，對讀書人是十分敬重的，專門蓋了禮賢館，到處徵聘文人，大有禮賢下士的風度。等到天下大定之後，自己的地位變了，注意力就集中在穩固自己的統治上了。於是，他竭力搜索可能危及自己統治的勢力，除了掌握實權的文武功臣首當其衝以外，無辜文人也大批羅織被殺。史書記載在朱元璋統治時期因文字觸犯忌諱而被處死的人多得很。在這方面，朱元璋往往弄到疑神疑鬼的地步。比如《間中今古錄》記載，杭州徐一夔起草的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本來是一派歌頌的話，沒想到朱元璋卻以他特有的洞察力看出了問題，說：生者，僧也；光者，剃髮也；這是寫我當過和尚。則字發音同賊字差不多，「世作則」是寫我做賊。下令把徐一夔斬首示眾。像這樣的事情不一而足，弄得人人自危，禮部官員也緊張起來，只好請求皇帝制定統一的賀表格式，以便頒布全國一體遵行。朱元璋大搞文字獄，把明初文化領域弄成了一片萬馬齊喑的局面。在沉默當中是無聲的抗議。有一個故事說，朱元璋一次外出私訪，走進一座廟裡，只見牆壁上畫著一個布袋和尚，圖旁題詩一首：「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又何妨？」墨跡尚新，人卻找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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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的文字獄更是愈演愈烈。康熙的時候就在莊氏史案、戴名世《南山集》上掀起了軒然大波。雍正時又在呂留良、曾靜問題上大做文章，還抓住一個主持科舉考試的官員所出試題「維民所止」硬加上「維」「止」二字是暗示「雍正去頭」的罪名。乾隆時期文網愈密，一些文人詩集中類似《詠黑牡丹》一聯「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以至「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都被指為大逆不道，作者還活著的處死，死了的剖棺挫屍。除了無情地迫害作者以外，還雷厲風行地查禁書籍，據地方官員報告，光是江西一省毀焚的圖書就達8000多部。清代文字獄的兇殘是令人髮指的。只要一部書被告發其中有「違礙語」，不僅作者立即抄家、殺頭，家屬連坐，連作序者、刊行者、校閱者、發賣者以至於刻書的工匠也一概處死。

  對於封建統治者的濫施淫威，知識分子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膽小骨軟的是逆來順受，噤若寒蟬。這類人的代表之一陳祖陶就說過：「筆墨賈禍，不可不謹。吾輩每動筆輒做一想：當今當國大臣可看得否？然後落稿，方可免害。否則稿雖成，不可不付祝融（火神）收掌也。」

  但堅持正義的也不乏人，龔自珍就有《詠史》詩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正是由於有不少同龔自珍一樣懷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在大霧彌天的文字獄魔影下仍然不顧朝廷的禁令森嚴，冒著生命危險把許多禁書深藏秘抄，才使相當一批珍貴文籍得以逃脫厄運，一直流傳到今天。應當說，他們給後人留下的不僅是一批珍貴的文獻資料，更重要的是敢於同封建文化專制主義相對抗的凜然正氣。

  （原載於《蒲公英》雜誌，197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