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代的文化

  明代文化的研究，40年來經歷了一個由狹窄的小胡同，進入了廣闊天地的過程。迄至20世紀70年代中期，哲學史幾乎完全局限於以唯心、唯物作為判定精華、糟粕的格局，政治思想則一度以批儒崇法做標準，其他文化領域則長期受到冷遇。此後，隨著思想的解放，文化研究也日趨活躍。

  明代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代表著作為侯外廬等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冊（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和第五卷（原名《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的部分章節；《宋明理學史》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這兩部書在內容上並不完全一致，但都是系統性著作。由於《宋明理學史》是近年新作，學術環境的變化在書中有明顯的反映。即以對王陽明學說而言，在《中國思想通史》中採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而在《宋明理學史》中則肯定了陽明學說的個別論斷「是有價值的」，如「王守仁提出『知行合一』命題，強調認識過程兩個階段之間的統一與聯繫……是他對於認識論的新貢獻，應予以肯定」，並且新立了「教育論」一小節肯定了王陽明言傳身教的教學經驗有「合理因素」，至今仍有參考價值。至於有關李贄等人的研究文章數量極多，這裡就不再涉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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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明代文化研究的格局，也出現了頗為令人矚目的勢頭。迄至20世紀70年代論述明代文化往往偏重於文學，而在文學方面又基本上是以明代文人創作風格、流派的演變為主線條，重點放在《水滸傳》《三國演義》《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說，以及《牡丹亭》等戲曲的研究上面。其成果比較明顯地體現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游國恩等著《中國文學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版）涉及明代的章節。對於明代整體文化卻往往被忽視，可能在某些方面受了清代漢學家的影響，以為「明人空疏」，缺乏研究價值。近年來，人們逐漸認識到明朝自中期以後，文化方面的成就堪稱卓越。學者們在廣泛涉獵了明代文化遺產之後，觀念為之一新，認為隨著明中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發展，明人思想之新穎、視野之開闊、興趣之廣泛，都是前無古人的。明代由於科舉流弊和王學末流影響所及，固然有相當一部分人或拘泥於時文，或空談性理，顯得不學無術，但絕不能以偏概全，無視明代後期以經世致用為核心的實學迅猛發展和社會文化生活的多樣化。在思想上公開提出反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異端思想，以「用世」為宗旨而展開的對軍事、政治、經濟、地理、農業、醫藥、日用百業等方面的專門研究，對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天文、曆法、數學及其他「奇器」的濃厚興趣和努力汲取為世所用的熱情，從官紳到市井小民生活的豐富多彩，這些在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時期能夠比擬。這裡姑且不談研究的成果已達到何種深度（因為目前「文化史熱」方興未艾，許多研究尚未能以出版成果體現出來），僅從認識上的轉變，研究領域的開拓，就已經標誌著對明代文化探索取得的進展是何等重要。

  就前一段時期的情況而言，對明代文化討論得比較熱烈的是「啟蒙思想」和「市民文學」問題。分歧實際導源於學者對明代中期以後社會發展進程的估計。一般來說，運用「啟蒙思想」「市民文學」「人文主義思想的興起」等概念的學者基本上是以承認當時已經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為前提的；而持反對態度的學者則認為中國在明代並沒有出現多少新的社會因素。有的人對「啟蒙說」一直表示懷疑，「我否認『啟蒙說』，是不相信中國傳統文化能通過自我批判的方式，從中世紀形態過渡到近代形態」。因此，他勸告人們絕勿把封建文化的「晚霞」誤認為近代文化的「曙光」[298]。「市民文學」「市民思想」之類的提法也同樣遭到非議。有的學者根本不贊成明中期以後形成了「市民階層」，既然還沒有近代意義上的市民，所謂「市民」思想、情趣以及由此產生的「市民文學」也只不過是一種歷史的誤解而已。看法上的差異乃至於針鋒相對，是不足為奇的，從積極意義上講，這類分歧正是促進人們對明代文化深層研究的興奮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