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代的政治和軍事

  對明代政治軍事制度和重大事件的研究，發表的成果相當多，探討得比較集中的是明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和內閣制度。代表作有陳高華《從〈大誥〉看明初的專制政治》（載《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1期）、張顯清《從〈大明律〉和〈大誥〉看朱元璋的「鋤強扶弱」政策》（《明史研究論叢》第2輯）、鄭天挺《明代的中央集權》（載《天津社會科學》1982年第2期）、楊一凡《明初重典考》（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關文發《試論明朝內閣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收入《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韋慶遠《三楊與儒家政治》（載《史學集刊》1988年第1期），等等。陳梧桐對朱元璋的研究，全面地探討了明朝的建立和明初政治，立論紮實又頗有見地（作者有關朱元璋的論文已結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軍事制度方面有王毓銓《明代的軍屯》（中華書局1965年版）等論著。

  近年來顧誠對衛所制度的研究，改變了歷來對明帝國管理體制及相關問題的含混不清的局面，明確指出明帝國的整個版圖是分別由行政系統的布政司（直隸府州）—府（州）—縣（州）和軍事系統的都指揮使司（行部司、直隸衛）—衛（直屬都司的守御千戶所）—千戶所管轄的，構成「有司」「軍衛」兩種不同性質的地理單位，都察院及其派出的巡按御史和提刑按察司則負責對行政、軍事兩大系統實行監督。這裡的關鍵是指出了按明代定製衛所並不是設立於行政系統的州縣轄區之內、類似近代兵營的軍事組織，而是與行政系統的州縣並存的軍事性質的地理單位。由於衛、所管轄一塊大小不等的地域，劃入衛所轄區的地方在許多情況下存在多少不等的民籍戶口以及他們墾種的民田。換句話說，衛所轄區固然包括了全部軍屯田地，但又絕不僅是軍屯田地。人口情況也是如此。由戶部公布的所謂「是歲天下戶口、田土、賦稅數」只是以縣（州）為基礎逐級上報匯總的行政系統管轄區的綜合數，而五軍都督府綜合以衛所為基礎的各項統計數則因涉及軍事機密被掩蓋起來。過去的史學家未能察覺這一現象，誤認戶部公布數字（即《明實錄》中所見絕大部分歷年數）就是明朝全國的統計數。這一論點的提出，不僅直接關係到明代各項統計數（人口、田地、財政收入、官民田比例等）的重新解釋，而且有助於對明帝國的版圖、管理體制、戶籍制度以及清代若干問題（如耕地、人口的激增，衛所改並為州縣等）的深入研究。[297]

  明代的農民起義及奴變、佃變等問題。新中國成立以來，史學界對農民反對封建統治者的武裝起義給予了高度重視。成果不勝枚舉。概括而言，一是面廣，幾乎明代的歷次農民起義都做了探討；二是對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的研究大大深化了；三是圍繞有關農民起義的論點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不乏新穎之見。

  對明代為數眾多的農民起義，發表了一批系統性的研究論著。其中如林金樹《洪武朝農民起義初探》（《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4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陳高華《明代中葉劉六、楊虎起義的幾個問題》（《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1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李濟賢《徐鴻儒起義新探》（《明史研究論叢》第1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棒棰會起義初探》（載《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3輯，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都是頗有學術水平的代表作。與此相聯繫的還產生了一批探討民間秘密結社同農民起義的關係（如喻松青《明清白蓮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少數民族反對明朝廷的武裝鬥爭（如高言弘、姚舜安《明代廣西農民起義》，廣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等方面的論著。

  至於明末農民戰爭的研究，更是碩果纍纍。在系統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礎上，糾正或澄清了前人記載中的許多謬誤與混亂，填補了不少空白。如：「滎陽大會」的真實性；李自成起義軍中有無李岩其人；張獻忠、羅汝才在谷城、房縣受撫的真相；大順軍進攻北京時的北線與南線作戰；山海關戰役的經過以及吳三桂曾否投降大順政權；李自成犧牲地點或歸宿；等等。40年來，圍繞明末農民戰爭發表的論文多達數百篇，專著即有郭影秋《李定國紀年》（中華書局1960年版）、洪煥椿《明末農民戰爭史略論》（江蘇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袁庭棟《張獻忠傳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興亞《李自成經濟政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柳義南《李自成紀年附考》（中華書局1983年版）、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方福仁《李自成史事新證》（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王綱《張獻忠大西軍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袁良義《明末農民戰爭》（中華書局1987年版）等。此外對明末清初南方的「佃變」與「奴變」的研究，實倡始於傅衣凌（《明末南方的「佃變」「奴變」》，載《歷史研究》1975年第5期）。上述論著為明清之際民眾的大動盪做了全面的概括。

  關於明代農民起義涉及的一些理論問題，已有農民戰爭史專題詳述，這裡就不再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