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史研究的展望

  在談到明史研究的展望時，應當考慮到以下幾個因素，明確今後明史研究的發展方向。

  （一）從研究的歷史和現狀來看哪些課題是薄弱環節

  目前的明史研究發展很不平衡，存在著許多薄弱環節。大致來說，新中國成立以前明史研究力量相當薄弱，除了個別側重於政治軍事活動的明史講義以外，研究者多是按照自己的興趣，零敲碎打地做一些研究工作。新中國成立以後，明史研究隊伍雖然有所加強，但力量仍然不足。特別是近十年來清史研究隊伍迅速擴大，而明史研究力量的單薄就更顯突出，研究的內容和發表的成果都有很大的局限性。從縱向來看，研究明初和明後期的論著占了相當大的比例，而對仁宗洪熙到穆宗隆慶這段期間的史事就很少做系統的研究。這種情況固然同客觀上明中期相對穩定、震驚朝野的重大事件不多有關，然而明代社會在中國古代各王朝當中是變化比較大的，明後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與明初有很大的不同。不加強對明中期的研究，就不可能對整個明代歷史做出科學的論述。從橫向來看，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明史研究很大程度上集中在農民起義、資本主義萌芽、少數啟蒙思想家等有限的幾個問題上。而對於明代社會經濟、階級關係、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少數民族、對外關係以及宗教都缺乏深入的研究，以致在這些領域裡的某些問題上，我們至今仍處於若明若暗的狀態。

  在指出我們的明史研究工作無論在縱向上還是在橫向上都存在薄弱環節，需要大力加強研究的時候，也應當防止另一種偏向，即以為一些領域曾經成為熱門，發表的文章很多，就不存在薄弱環節。實際上，在發表的大量討論文章里固然有不少是研究成果，但一般性的泛論也占了很大比例；而在討論中遺留下來的問題往往正表明有待於深入研究。比如明代的農民戰爭、資本主義萌芽、鄭和下西洋以及有關朱元璋的評價等問題發表的文章確實不少，但都存在許多目前還弄得不深不透的問題。30多年來的努力，使我們在這些課題上取得了較大進展，同國外學者相比具有某些優勢，引導一部分人力在現有基礎上再接再厲，繼續深化，還有大量工作要做。這對於保持我國學者在國際明史研究的某些課題上的領先地位也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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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實現上述任務，必須注意培養人才，並且通過專業性會議等形式，交流信息，妥善地安排現有力量，分工合作，擴大研究領域，開展全面系統的研究，儘快地把目前研究不足的薄弱環節彌補起來。鑑於在學術問題上要取得真正的進展，需要經過研究者長年累月的辛勤勞動，過去常見的一窩蜂式的專題討論往往徒有熱烈氣氛，對於解決實質性問題幫助不大，因此在舉辦學術討論時可以考慮較大型會議不確定中心，以交流明史範圍內各方面的成果為目的；中小型專題討論會則著重邀請確有研究者參加，避免流於形式。為了提高研究水平，有必要加強文獻資料的整理出版工作。近年來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明史工作者由衷地對整理者和出版部門表示感謝。但是，明代的許多重要文獻傳世甚少，圖書管理部門出於保護等原因往往對借閱限制很嚴，給明史的研究帶來了許多不便。在這種情況下，組織適當人力取得有關部門的支持，加快明代史籍的整理出版工作已經成為一項迫在眉睫的任務。史料的整理出版應該儘量保持原書的全貌，除了某些特殊情況外，避免刪節和做沒有必要的史料摘編。

  （二）從學術意義和現實意義的重要性來安排研究項目

  （1）大力開展中西對比的研究。近年來，學術界已經注意到明代在我國歷史上的地位和明帝國在當時世界上的地位的研究。[282]這一動向反映了人們要求改變就事論事，力圖從更加廣闊的眼界開展明史研究的意願。長期以來，不少學者都企圖找出我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或發展緩慢，或進展過程被周期性打斷的原因，他們希望通過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加快祖國各項事業的發展速度，避免走彎路。而在這一探討過程中，明代史很自然地成了注意的焦點。新中國成立初期，范文瀾先生寫過一篇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原因的文章，其中引證的主要論據就是屬於明代的。這是因為明代具有三個特點：第一，它處於我國封建社會晚期，不僅封建社會各種固有的矛盾空前激化，而且隨著占統治地位的舊制度的沒落，新生事物也必然在母體中以萌芽狀態出現。第二，明王朝在中國統治的時間將近3個世紀，它的覆滅差不多正好相當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爆發的時候，在這近300年時間裡，拿中國同西歐國家相比，究竟能夠得出一些什麼結論？是中國早在明朝初期就已經處於落後狀態，還是經歷了一個由先進變為落後的過程？如果存在這一變化，那麼原因又是什麼？第三，明後期既是西歐殖民主義勢力開始進入中國的時期，也是中國民間海外貿易取得重大發展的時期。中外學者都注意到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即萬曆至崇禎年間中國對外貿易一直保持著出超，換回的大量銀幣流通於國內市場。這種局面如果持續發展下去，必將大大刺激我國工商業的發展，加速資本的積累。這同1840年以後中國淪為外國資本主義列強的商品傾銷地和原料供應地形成鮮明的對照。那麼，產生這種逆轉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多數學者認為，明朝前期的中國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鄭和下西洋的壯舉標誌著我國在遠洋航海方面大大超過西方國家；明初火器的大量應用，特別是永樂初年神機營的設立證明我國建立以火藥發射的管式武器的單一兵種早於西歐約一個世紀，這又標誌著我國在軍事技術和實力上領先於西歐國家。經過明中期的100多年，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已經逐漸落後於西歐，但是在這一時期里中國社會也處於不斷發展和變革當中，商品經濟的活躍、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在思想文化方面要求擺脫封建傳統的羈絆、火器的不斷改良和多樣化，都是有大量材料可以證明的。明後期至清初，我國在遠洋航行和火器製造上已經落後於西方，然而，鄭成功能夠從荷蘭殖民主義者手中收復台灣，康熙帝能夠在抗擊沙俄侵略勢力的正義戰爭中取得勝利，雖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也證明了雙方在軍事技術上差距並不大。

  通過這些歷史事實對比，可以看到中國在世界上由先進轉為落後大致發生在明中期到清中期這400年間，研究中國和西方社會發展的速度並找出其原因是明清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務。歷史已經證明，掌握國家權力的統治集團制定的政策對於社會經濟、文化事業的發展或逆轉關係極大。明清統治集團奉行的重本抑末政策、海禁政策、封山政策，皇商、官商、召買制度，以及對手工業者和商人橫加的有名無名的掠奪，對於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造成的危害，至今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統治集團提倡的程朱理學和八股取士嚴重地束縛了人們的思想，科學技術受到壓抑，被摒斥於官定文化之外。總之，只有通過多方面的中西比較研究，我們才能看出在中國社會哪些力量推動了歷史的前進，哪些勢力起了延緩甚至破壞作用；統治階級的政策哪些有利於社會、經濟、軍事文化的發展，哪些阻滯了這種發展。

  （2）重視明史的動態研究。長期以來，人們習慣於把明代的政治、軍事、典章制度、社會生活、風俗民情看成一種靜止的狀態，這同《明史》各篇志書未能敘述清楚明代各方面的變化有密切關係。其實，在明代270多年裡社會處於劇烈的變化當中，幾乎各個領域內都有明顯的反映。如果一位明史工作者僅限於簡單解說明代的職官、衛所、賦役、服飾等制度是怎樣的，而不能說明自己所做的解釋指的是明代什麼時候的情況，那麼，從嚴格的意義上講，他就還沒有真正掌握明代的歷史。

  這種狀況在通史、斷代史（這裡指的是明代史）的教學中表現得比較突出，專題論文要好一些。首先，是對明代整個社會進行動態研究至今沒有真正開展起來；其次，即使如研究賦役制度和商品經濟等專題也往往局限於某一個發生明顯變化的階段，系統地研究它們的演變過程也還很不夠。如統治階級在整個社會中和其內部力量的消長，我們的研究還不夠，目前常見的用舉例方法說明土地兼併的劇烈進行並不能說明階級結構演變的全貌。商人和手工業者的情況也有類似之處，明代的商業和手工業是怎樣發展起來的？從業人員的來源、經營方式以及他們同地主階級、封建國家和破產農民的關係究竟如何？所謂市民、礦徒、海盜、棚民又是怎樣形成的？他們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地區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這些問題實質上牽涉到對明代社會發展的估計，不進行系統的研究就很難說明明代270多年社會的變革。

  （3）加強地區、部門和專題的研究。近年來，人們常常提出要加強宏觀和微觀的研究，兩者不能偏廢。應當說微觀研究是宏觀研究的基礎；離開了微觀研究成果的綜合，所謂宏觀研究就將失去科學的依據，變成研究者主觀的遐想。因此，為了提高明史研究的水平，必須加強具體問題的深入研究，同時在這一基礎上做好縱向和橫向的系統研究工作。微觀研究亟須大力加強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一是中國的地域遼闊，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極大；二是社會生活的多樣性，把明代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化做簡單的概述只能使明史研究局限於常識的範圍；三是我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如果不對明代少數民族的狀況展開深入研究，明史研究就很難擺脫漢族史的陳腐褊狹格式。

  從可行性來考察，開展地區、部門和專題的歷史研究在我國是得天獨厚的，歷代文人學者、官府留下的文獻資料，反映不同風格的建築、工藝等的文物之多在世界上罕有其匹。特別是明代以後的文化遺存數量之多更是驚人。隨著我國文化事業的振興，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大批建立，專業人員和業餘隊伍的大幅度增長，中國通史和明朝斷代史將成為基礎學科，主要力量必然轉向地區、部門和專題的研究。

  我國自古以來就有鄉土研究的傳統，只是這種研究被把持在封建地主階級的手中，不能形成科學的體系。近代以來，某些外國學者曾致力於收集、整理我國邊疆地理的沿革資料，其目的顯然是為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服務：針對這一情況，我國的一些愛國學者也加強了邊疆地理沿革的研究，運用無可辯駁的史實論證北部、西部、西南邊疆地區和東南許多海洋島嶼自古以來就是我國的神聖領土。他們的勞動對於維護我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做出了貢獻。近年來，國外學者出於加深對中國社會的了解，興起了一股地區性研究的熱潮。他們把自己的研究對象集中於中國某一地區（如太湖地區、江南市鎮或者某一省、某一市縣）的歷史變遷，研究和敘述的內容常是從明初到現在，其中又往往側重於所研究地區的某一領域（大多是經濟、社會方面）。這種研究方法雖然有時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從發表的成果來看，它確實是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的重要途徑。更重要的是加強地區的縱向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我國社會發展過程的縮影，有助於開展整個明代以來中國社會的動態研究。譬如說，我國在歷史上因天災人禍常常導致社會的停滯和倒退，在原先生產比較發達的地區也可能出現赤地千里、林莽叢生、人煙稀少的狀況，而在若干年以後由於移民、人口自然增殖、墾荒、政府實行的鼓勵生產的休養生息政策（如若干年內不科征錢糧，提供耕牛、種子、農具以及興修水利等），這些地區又往往重新呈現繁榮局面。研究這類情況，四川就具有典型意義。但對於四川一省自明初以來的興衰，我們的研究工作還處於起步階段，發表的成果限於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和「湖廣填四川」的考辨，以及關於四川某些經濟部門發展的狀況。相信隨著研究工作的擴展和深化，我們對包括四川在內的各個地區的縱向和橫向研究定將取得重大的進展。

  開展地區性研究，自然不能局限於明代，事實上國內外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是超越朝代進行系統考察的。利用這種方法可以深入地考察中國社會的演變，從一個地區的社會、人口、政治組織、階級結構、農業、水利、經濟作物、種植、手工業、文化、教育、公共設施、宗教、風俗的沿革，仔細地研究我國社會在各個不同時期展現出來的曲折進程和風格各異的面貌。在這種研究中計量分析的方法應當受到重視，收集某一地區不同年代的各項統計數字進行對比研究，有助於把我們的研究工作建立在更加科學的基礎上，準確地反映歷史的變遷。地區性研究的對象固然主要是某一事先確定的地區，但是即使在封建社會裡各地區之間也絕不是互相隔絕的，因此，在研究中注意把握所研究地區同外界的聯繫也是非常必要的。明史工作者在從事這種研究的時候，把眼界適當放寬，注意縱向聯繫，對於準確地評價明代在我國歷史上的地位也是有幫助的。

  部門和專題的研究，史學工作者和其他專業工作者已經做了不少開拓性工作，如對徽州商人、山西票號、四川井鹽、景德鎮瓷業、江南紡織業、雲南銅業、明清古建、書院史、漁業史、運河史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少成績。但是，仍有許多項目還處於空白狀態，已經著手研究的課題也有待於深入。

  （4）加強對明代文化遺址、名勝古蹟、文物、服飾、風俗習慣的研究。這本來也是一種專題研究，單獨提出是為了強調它的緊迫性。近年來，文物保護、旅遊事業發展非常迅速，歷史題材的文藝創作大批湧現，已經向史學工作者提出了嚴重的挑戰。現在在國內外享有盛名的許多重點文物和文物保護單位，如我們偉大祖國的象徵——天安門、長城，首屈一指的古代典籍《永樂大典》，工藝美術中的瑰寶——景泰藍、明代瓷器等等，都屬於明代的歷史遺存。研究它們對於保護和利用明代文化遺產已經成為當務之急。目前出現的歷史題材文藝作品中的種種失誤，除創作編導者缺乏必要的歷史知識和未必徵求過專業史學工作者的意見以外，史學工作者未能主動配合、參與評論也是原因之一。史學工作者要在文物鑑定、保護、解說和傳布歷史知識方面發揮作用，首先就需要提高自身的業務水平。以明代而言，準確地說明明代不同時期社會各方面的狀況需要非常廣博的知識，它的許多細節連專業明史工作者也往往難以回答。要求明史工作者都能事無巨細地解釋一切明代社會各方面的問題，既不現實也不可能。但是，對整個明史研究隊伍來說，擴大研究領域，通過分工合作使我們對明代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演變做到心中有數，培養出一批既有明史基礎知識又在某些領域內具有獨到本領的專門人才，並且整理編寫出一批專業論著，卻是可以也是應該做到的。

  （5）明代人物的研究還需加強。不僅某些探討得比較多的著名人物需要深入研究，解決疑點，而且應該把視野擴大，對那些在歷史上起過較大作用或者在某一領域內具有承前啟後作用的人物也要列入規劃，逐步開展研究。傳記史學在我國有悠久的傳統，封建史籍中的人物傳記往往缺乏精確的時間觀念，明清以來年譜學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這個缺陷。然而，經過精心考訂具有科學價值的年譜畢竟不多，按照我們所處時代的要求對歷史人物進行研究和評價更不是單純依賴前人修撰的年譜能夠解決的。目前，清代人物的研究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清代人物傳稿》正在分冊陸續出版，明代人物的研究已有相形見絀之勢。由於對人物研究不足，在一些方面已經遇到了困難。例如，近年來編寫大百科全書歷史詞條、各種歷史辭典、人物傳記時，確定一些歷史人物的生卒年代就成了難題。其中有的固然是限於材料無法查清，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考定的。當然，確定人物生卒年月和活動的準確時間，只是這種研究的基礎之一。任何歷史人物的活動都離不開他所生活的時代的環境，他的一切作為都是在歷史提供給他的場地上展開的。透過一個歷史人物的活動觀察一個時代的某一側面甚至某一角落，都有助於整個研究工作的深化。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價，最重要的是客觀地具體分析他在不同時期和在不同問題上所起的作用及對後世的影響。

  （三）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指導下，吸收國外科研方法和學術成果

  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史學研究的過程，在對外學術交流方面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長期的自我封鎖，閉目塞聽，使國內史學工作者對國外和港台地區的學術動態幾乎一無所知。1978年以後實行了開放政策，海內外學術交流蓬勃發展，人們的眼界開闊了，出現了一種有助於學術繁榮的可喜現象。面臨這種新的形勢，保持清晰的頭腦，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指導下，善於汲取國外有益的知識和有利於加速學術研究進程的科學方法，揚棄那些並無學術價值的唯心主義模式，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看不到海外學者運用新的科學方法研究歷史可以借鑑，學術上取得的成果可以引進，無疑是錯誤的；對海外學者的史學理論、研究方法、發表的作品不加分析地奉為楷模，大加鼓吹，則至少是一種幼稚的表現。

  海外學者對包括明史在內的我國歷史的研究有不少值得我們重視，例如在方法上注意數量分析、分區研究，相關學科的綜合研究，多層次的系統研究，選題廣泛的微觀研究，等等。近年來，國內學者懷著很大的興趣，參考這些方法做出了不少成績。在某些問題上過去我們研究得不夠，而海外學者已經做出了成果或整理了資料，把這類進展介紹給國內學者，可以避免走彎路，防止出現因情況不明而造成的重複勞動，甚至把海外學者已經弄清楚的問題誤認為自己的新成果。此外，掌握海外明史研究動態還有助於擴大我們的視野，更好地安排今後工作規劃。

  我們贊成的是學術交流，互相取長補短，國內學者研究本國歷史應在這種交流中做出更大的貢獻。正如上面談過的，國內學者在明史研究上進展不平衡，與海外學者相比有長處也有短處，有處於領先地位的也有存在差距的地方。密切注視海外的明史研究動向，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奮力提高我們的學術水平，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任務。

  （原載於《中國古代史導讀》，上海文匯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389—4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