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明史研究的歷史

  （一）歷代明史研究梗概

  對明代歷史的研究，大致可以說從明朝中後期已經開始，當時稱為本朝國史。這主要是一批具有經世致用思想的士紳為了總結歷史經驗，穩定明王朝的統治而興起的一股收集整理、考核取信的熱潮。明朝覆亡以後，一批漢族士紳不忘故主，以「國滅，史不可滅」為口號，撰寫了一批關於明代史事的著作。隨著清廷以文字羅致人罪，大獄迭興，撰述明代史事常觸忌諱，自康、雍以迄乾、嘉100多年間，明代史事幾乎成了禁域。鴉片戰爭以後，清朝國勢日蹙，一批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人士鑑於清廷的腐敗，喪權辱國，為了推翻清朝反動統治提出了復漢的口號。在這種政治條件下，整理和研究明代歷史，特別是南明志士抗清鬥爭的史事成了一股熱流。這種風氣一直延續到民國初年，從張煌言《張蒼水集》、朱子瑜《朱舜水集》的編輯出版到《痛史》網羅明末清初多種史料的刊刻發行，都反映了當時部分學者的用心所在。但是，這個時期只是發掘公布了一些史料，研究性的撰述並不多。以後致力於明史料的收集整理者，如謝國楨先生以多年努力編輯《晚明史籍考》，朱希祖先生著有《明季史料題跋》。鄭振鐸先生有感於珍籍外流，於「劫中」搶救，影印出版《玄覽堂叢書》《明季史料叢書》，為保存和供學者利用明代典籍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謝國楨先生在整理編目的基礎上，還撰寫了《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論文集，對於明末清初若干政治事件如明萬曆至清初的黨爭、復社、明末奴變等問題都做了比較深入的探討。朱倓所撰《明季社黨研究》（商務印書館1945年8月版）一書對東林黨人及其著作、應社、幾社以至閹黨阮大鋮操縱的中江社分題進行了探討，頗有參考價值。這裡，還應當提到柳亞子先生對南明歷史的關注，他曾廣泛搜集材料，有意撰寫一部南明史，雖然沒有如願以償，但在《懷舊集》中不難看出他在這方面的努力。

  

  自19世紀20年代以來，原先藏在故宮的明清檔案幾經周折之後，轉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該所組織人力進行了初步的整理，出版了《明清史料》甲、乙、丙三編，《崇禎存實疏鈔》等多種史料彙編。故宮檔案絕大多數為清代文獻，但也有一小部分明後期的文件，由於明朝滅亡，崇禎朝未修《實錄》，這些原始材料彌補了一部分空白；而且清初檔案也有許多同明代史事密切相關，所以，故宮檔案的整理利用，為研究明末歷史提供了大量珍貴的史料。

  隨著近代教育制度在我國普遍建立，一些高等學校設立了歷史學系，明史作為中國通史的組成部分或獨立的斷代史被列入課程當中。與此相應地出現了一些講義性質的教材，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講義》就是其中的一部代表作。孟森《明元清系通紀》一書是為考證清室入主中原以前的世系而作，對於了解明代建州女真的情況，特別是其同明朝廷的關係，是一部有價值的學術著作。

  （二）明史專題研究的論著

  1.對明代社會的研究同西方近代史學理論方法和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有密切關係。贊成不同理論體系的人都各自提出了對中國社會的分析，很自然地，這種分析又必然涉及明清以來中國社會形態的研究。於是自20世紀30年代起出現了一些探討包括明代在內的社會經濟史論文。這方面成績顯著的是梁方仲先生對明代賦稅徭役制度的研究，他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發表的《明代魚鱗圖冊考》（載《地政月刊》1933年第8期）、《一條鞭法》（載《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1936年第4卷第1期）、《明代的戶帖》、《明代十段錦法》（兩文均載《人文科學學報》1943年第2卷第1期）等論文都是頗具功力的開創性作品。作者依據大量史料，探討了整個明代賦役制度的演變，提出了一些在當時是全新的論點。比如在對一條鞭法做了研究之後，作者指出一條鞭法的實行「打破二三千年來的實物田賦制度」，「可以說是現代田賦制度的開始」。[248]吳晗先生則對明代的社會狀況進行了研究，他在20世紀30年代發表的論文《明代之農民》《十四世紀時之紡織工廠》[249]就是有代表性的作品。這些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篳路藍縷之功不可淹沒。

  2.在政治、軍事、典章制度等方面以及有關明代史籍的編撰過程，也有一些學者做過認真研究。發表的文章如吳晗先生的《明代的軍兵》《記明實錄》；李晉華先生的《明史撰修考》，都是言之有據的力作。李晉華編著的《明代敕撰書考附引得》（燕京大學圖書館1932年6月版）對明代歷朝皇帝親作或敕命臣僚編纂的書目做了全面的介紹，對於了解明代官書頗有裨益。書中也有個別疏忽，如《諸司職掌》《宗藩要例》《紀非錄》均存而註上已佚。研究明代版本學的有潘承弼、顧廷龍纂《明代版本圖錄初編》12卷（開明書店1941年版），書中匯集了各種明版書的圖片，附以簡略說明，有助於讀者識別明代版本的源流。對於《永樂大典》的修撰、佚散、存目及其價值也進行了研究，發表了不少文章。

  3.明代的思想文化是新中國成立前研究得比較多的一個領域，出版和發表的成果頗為引人注目。容肇祖先生用了幾年時間寫成的《明代思想史》（開明書店1941年版）是一部水平較高的學術著作。他認為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固然是一部很好的參考書，但是隨著時代見解的遷移需要擺脫黃氏衡量標準的束縛，材料上也應該超過《明儒學案》。作者的辛勤勞動確實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他的這部作品在觀點上、材料選擇上以及表達方式上都有所創新，直到現在仍有參考價值。對於明代著名思想家的專題研究以王陽明和李贄較為突出。研究宋明理學特別是陽明學派的論著屢見不鮮，出版的專著就有胡哲敷《陸王哲學辨微》（中華書局1930年版）、宋佩韋《王陽明與明理學》（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賈豐臻《陽明學》（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嵇文甫《左派王學》（開明書店1934年版）等多部作品。李贄的問題在辛亥革命前後就由於他反對某些傳統的儒家思想而引起劉師培、吳虞等人的注意，寫了《李卓吾先生學說》（載《天義報》1907年第6期，署名「不公仇」）、《明李卓吾別傳》（載《進步雜誌》1916年第9卷第3、4期）等文章，對李贄的異端思想廣為介紹。此後，容肇祖、嵇文甫等先生繼起研究，強調了李贄是從舊的道德觀念束縛中解放出來的思想家，並對王學左派做了系統的研究。[250]在宗教史方面，陳垣先生做出了突出的成績，比如關於佛教的《明季滇黔佛教考》，關於天主教的《基督教入華史略》以及《大西利先生行跡識》，李之藻、王徵等人的傳記，都是具有很高學術水平的著作。此外，一些學者和教會人士對明後期以降天主教士在華活動的史實多有譯述，如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費賴之《早期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其著作提要》等。關於明代文學的研究，自五四運動以來在小說、戲劇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進展。魯迅、胡適、鄭振鐸、孫楷第等先生都對明代的通俗文學做過比較深入系統的研究，舉凡作品的創作時代、作者生平、主題思想、社會意義、文學價值、版本源流，都進行了極有價值的探討。在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均列有專章論述明代文學。正是由於他們的倡導，不僅為明代通俗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爭得了本應享有的崇高地位，而且為後來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外，如丁文江先生於整理《徐霞客遊記》的同時，撰寫了《徐霞客先生年譜》，並主持繪製了遊記附圖1冊[251]，在當時是研究徐弘祖生平事跡的最佳作品。

  4.在中外關係方面，鄭和下西洋的問題早在19世紀就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發表了多篇研究文章。我國學者梁啓超在20世紀初撰寫了《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文中列舉了鄭和所到西洋地名39處，並且指出「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見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維哥達嘉馬發見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堪稱「國史之光」。[252]1912年袁嘉穀在雲南昆明發現了「馬哈只墓志銘」，20世紀30年代鄭鶴聲查出了原立於太倉縣劉家港的《通番事跡碑》文，福建長樂縣也發現了《天妃靈應之記》碑，在雲南玉溪又覓得了「鄭和家譜」。這些金石、文獻的發現為人們研究鄭和的家世、航海行蹤提供了重要資料。向達先生在1929年發表了《關於三寶太監下西洋的幾種資料》一文，對有關鄭和航行的文獻內容和版本情況做了介紹和考證。此後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各報刊發表的關於鄭和的文章在20篇以上，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吳晗《十六世紀前之中國與南洋》（收入《吳晗史學論著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專著有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1937年）、束世澂《鄭和南征記》（1941年）、範文濤《鄭和航海圖考》（1943年）、鄭鶴聲《鄭和》（1945年）、《鄭和遺事彙編》（1948年）。[253]「九一八事變」後，部分學者目睹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步步深入，對明代倭寇問題和抗倭戰爭給予了高度重視，寫出的論著很不少，意在喚起國人的愛國心。如陳懋恆著《明代倭寇考略》（北京哈佛燕京學社1934年版），吳重翰著《明代倭寇犯華史略》（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此外還有不少文章和小冊子。

  5.對於明代農民起義，新中國成立前由於作者的政治傾向不同，研究的出發點和立論基礎都呈現明顯的差異。郭沫若先生在1944年寫的《甲申三百年祭》在當時以至新中國成立以後都發揮了廣泛的影響。有的著作在學術上達到了較高水平，如李文治先生1948年出版的《晚明民變》對明末農民戰爭做了全面的論述，這部書在國內外史學界引起了廣泛的注意，頗得好評。

  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明史學者在進步思想的推動下，寫出了一批意在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的作品，其共同特點之一是以古喻今。吳晗的《朱元璋傳》《明初的學校》《「社會賢達」錢謙益》；葉丁易先生的《明代特務政治》都屬於這類作品。由於作者是在一定時代條件下為一定政治目的而寫的，儘管書中也引用了不少史料，具有一定學術水平，但有時因立論的牽制而影響到著作的科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