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清軍打擊下大順、大西政權的相繼覆亡

  （一）清軍攻占西安和大順政權的瓦解

  清廷既然正式決策以平定天下、統一全國為己任，下一步措施就是消滅仍然控制著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所謂「僭逆」政權。十月間，清軍葉臣等部攻克太原，占領了山西大部分地區，從而解除了大順軍對畿輔右翼的威脅，進一步穩定了北京。然而，西北和河南、湖廣的部分地區仍然在以西安為都城的大順政權控制之下；整個南方差不多都以南京的弘光朝廷為正統；張獻忠在四川大部分地區建立了大西政權，由於在地理上同清方控制區相隔甚遠，這時還不在清廷戰略考慮之中。當時，多爾袞把統一全國看得十分容易。造成這種錯覺自然也是有原因的。在過去的對陣當中，大順軍和明朝軍隊都不是敵手，清廷沒有付出多大代價就從大順政權手中奪得了畿輔、山東、山西；弘光朝廷的卑詞退縮充分反映了這個政權的腐敗無能，何況派回南京的奸細陳洪範早已誇下海口：「在南之左良玉、余永壽（按：當為於永綬）、高傑、金聲桓、劉肇基、黃得功、劉澤清各擁重兵，皆可說之來降。」[132]於是，多爾袞在十月下旬悍然下令分兵兩路，同時並舉：以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率軍南下，摧毀弘光政權，平定江南；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統兵西行，由陝北直下西安，掃平大順軍及其政權。這一軍事部署很快就證明了多爾袞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不得不做出重大調整。

  大順軍自山海關戰役失利後，主動西撤，在山西、河南雖留下了部分軍隊鎮守，主力卻收縮在陝西。進攻陝北的清軍阿濟格部除滿、蒙部分八旗勁旅外，還有吳三桂、尚可喜兩支漢軍，途中又把宣府、大同兩鎮降兵盡數調集隨征[133]，總兵力多達八萬。如果多鐸所統大軍按原計劃深入江南，兩支重兵相距越來越遠，不僅呼應不靈，而且畿輔、山西、河南等地清軍留守兵力必然相當單薄。李自成在獲悉阿濟格部清軍將進攻陝北時，擔心鎮守榆林、綏德地區的亳侯李過和高一功兵力不足，親自帶領大將劉宗敏、劉芳亮等率西京精銳北上，準備同清軍在陝北決戰。在此稍前，李自成為扭轉大順在山西、河南的頹勢，曾經指示從山西臨汾地區撤出的大順軍兩萬多人會合河南駐軍反攻河南懷慶。戰役從十月十二日開始，大順軍連續攻克濟源、孟縣。清軍提督金玉和領兵出戰，在柏香鎮幾乎全軍覆沒，金玉和與副將常鼎、參將陳國才等均被擊斃。大順軍乘勝進攻懷慶府治沁陽，清衛輝總兵祖可法帶領部下士卒連夜趕往沁陽守城。多爾袞接到河南巡撫羅繡錦的緊急求援報告後，大為震驚，火速下令多鐸所部大軍由南下改為西進，先解懷慶之圍，然後進攻潼關，與阿濟格部南北合擊大順軍。這樣，大順軍發動的懷慶戰役雖然取得了局部勝利，卻把清軍主力全部吸引到自己這方面來了，從而使南京的弘光政權多延續了大約半年時間。

  儘管弘光朝廷北使議和完全失敗，並且得到了大批清軍西出進攻大順的消息[134]，然而卻唯恐觸怒清廷，不敢出兵黃河以北收取山東等地。朝廷內外文恬武嬉、鉤心斗角的局面越來越嚴重，已經達到了無藥可救的程度。被一些人大加稱頌的史可法，是「聯虜平寇」政策的忠實支持者，直到乙酉三月即他被清軍擒殺一個多月以前，還在奏疏中說：「我之大仇在寇（指農民軍），不寇是討而敵（指清軍）是防，已非微臣渡江之初願。」[135]他以大學士出任督師以來，奔走調停於江淮高傑、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四鎮之間，好不容易說服了高傑，率部北上河南準備西進潼關「討賊」，目的是藉此向清廷表白南京的明廷也並不像清方指責的那樣「不出一兵一卒」，以免爾後談判處在難堪的地位。不料高傑的軍隊進至睢州（今河南睢縣），駐守該地的河南總兵許定國同清方接洽投降已定，並將其子許爾忠、許爾顯送往黃河北岸清營為人質。順治二年正月，高傑被許定國誘殺，部下亂成一團。史可法「討賊」計劃全盤落空，他趕往高營做了一些善後工作，回至白洋口（今江蘇宿遷市境洋河）。當時，山東一帶的清軍並不多，不僅曹州滿家洞等地的農民抗清活動喧囂一時，士大夫中不忘故朝的也大有人在。他們「引領南師，如望時雨，既知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效。每遇南來旅客，輒訊督師閣部所至。使斯時乘其銳而用之，數十萬義士因糧於眾，人自為戰，大功可立也」[136]。沛縣著名文人閻爾梅時在史可法幕中，力勸他「渡河復山東，不聽；勸之西征復河南，又不聽；勸之稍留徐州為河北望，又不聽」[137]。「一以退保揚州為上策」，即所謂：「左右有言使公懼，拔營退走揚州去。兩河義士雄心灰，號泣攀轅公不駐。」[138]正直大臣史可法都是這樣畏清如虎，南京城裡的弘光帝、馬士英、阮大鋮等更是燕巢幕上，不知覆亡之將至。這就為清廷實現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戰略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從大順政權來說，李自成調兵北上之時，原定進攻陝北的阿濟格、吳三桂、尚可喜等部卻因迂道蒙古土默特、鄂爾多斯部地方「索取駝馬」，耽擱了時間，而多鐸所率滿蒙八旗、孔有德、耿仲明部清軍在懷慶擊敗大順軍後，乘勝向潼關推進。李自成因此在戰略上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史料記載，他親統大軍北行途中，忽然在洛川縣停留了十天之久[139]，說明他已經得到多鐸部進追潼關的消息，只有等待何方吃緊再決定增援方向了。十二月十五日，多鐸部進至陝州，在靈寶縣境擊敗駐防的大順軍，距離潼關已經不遠了。李自成才決定同劉宗敏、劉芳亮帶領部隊趕赴潼關，企圖保住這個入陝門戶。清廷對這場戰役的重要性也有充分估計，十二月增派固山額真阿山、馬喇希等統兵經山西蒲州增援，還調來了紅衣大炮供攻關之用。

  十二月二十九日，潼關戰役開始。雙方全力拼殺，大順軍屢次失利，仍於潼關口「鑿重壕，立堅壁」[140]，阻擋清軍進路。戰役持續到順治二年正月十一日，清軍以紅衣大炮轟城，隨即大舉進攻；大順軍抵敵不住，李自成率主力連夜撤回西安。十二日，鎮守潼關的巫山伯馬世耀率部偽降，清軍占領潼關。馬世耀秘密派使者請李自成回軍潼關以收裡應外合之效，不料使者被清軍巡邏兵擒獲，搜出密信，馬世耀及所部七千大順軍全部被殺。[141]

  潼關失守，進陝門戶洞開；阿濟格部清軍也已進入陝北，他派部分兵力圍攻據守榆林、延安的李過、高一功部，自己領兵南下西安。在清軍兩路重兵合擊下，李自成知道已經沒有力量保衛西安和陝西。他在正月十三日由潼關撤回西安後，立即決定放棄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轉入湖廣襄陽（這裡曾是李自成的襄京，附近駐軍有7萬），另謀出路。十八日，多鐸部清軍占領西安。這時，李過、高一功所統陝北大順軍已被阿濟格、多鐸兩部清軍切斷了退往西安同李自成親自指揮的大順軍主力會合的通道。他們被迫放棄陝北，向西會合鎮守寧夏、甘肅的大順軍取道漢中，於擊敗叛投清方的賀珍部的阻擊後進入四川，然後順江而下到達鄂西。直到李自成犧牲以後，順治二年七月李過、高一功部才同原先隨李自成東撤屢遭重挫的大順軍餘部會合於荊州地區。至此，西北各地遂為清軍所占有。

  多鐸部清軍占領西安時，阿濟格部正在陝北向西安推進的途中。多爾袞收到多鐸的捷報，對阿濟格的逗留無功嚴加斥責，命令他率部追擊大順軍，多鐸部則按原計劃向南京進發。阿濟格既被多鐸搶了頭功，自知罪責不輕，接令後不敢怠慢，率軍猛追李自成。從順治二年三月到五月初，阿濟格部清軍連續在鄧州、承天（今湖北鍾祥）、德安、武昌、富池口、桑家口、九江等地擊敗大順軍。李自成率軍自豫西撤至襄陽、安陸地區時，所部兵馬有十三萬，當地駐防軍七萬。李自成計劃攻取南京，憑藉東南人力、物力與清軍再決雌雄，因此他下令調集襄陽等四府駐防主力隨軍東下。守將白旺認為大順政權經營該地最久，守御兵力也比較雄厚，若將主力調走，無異放棄襄、德、承、荊四府，後方毫無保障。在李自成的堅持下，白旺被迫率領當地主力隨軍東下。這一決策錯誤使大順軍的處境更加惡化了。首先，是阿濟格部清軍迅速占領了襄陽一帶地區，大順政權從此失去了自己最後的一塊管轄區，而奪取南京與東南地區為立足點的計劃也由於不了解多鐸部正全力撲向南京根本無從實現。其次，轄地的全部喪失，必然導致中央和各級政權的瓦解，以前曾經為大順立國出過力的士紳或被擒殺，或逃歸故里，或革面降清，連位居文臣之首的丞相牛金星也完全失去信心，在大順軍放棄襄陽後同其子襄陽府尹牛佺投降了清朝。轄地的喪失又必然直接影響軍隊的後勤支援，對民眾心理造成不可低估的混亂。這年三四月間，南明鎮守武昌的寧南侯左良玉為躲避東下的大順軍，以聲討馬士英、阮大鋮為名，扯起「清君側」的旗幟，全師東向南京。行前燒殺搶掠，全城官民一空。李自成雖得武昌，清軍也跟蹤而至，「圍武昌城數匝」[142]。劉宗敏、田見秀領兵出戰失利，李自成無意留戀空城，引兵東撤。四月間在陽新富池口又被清軍擊敗。同月下旬，清軍趁屢勝之軍威，在距江西九江40里處同大順軍決戰，大順軍抵擋不住，被清軍沖入老營，大將劉宗敏、軍師宋獻策和李自成的兩位叔父趙侯、襄南侯以及許多隨軍將領的家屬都被俘獲。[143]五月初，李自成帶領數萬殘兵敗將改向西南撤退，準備穿越江西西北部轉入湖南。大約在五月初四日，大順軍行至湖北通山縣境，李自成帶領二十八騎前行觀察，在九宮山麓突然遭到當地地主武裝的襲擊，李自成不幸犧牲。當大隊兵馬從逃出人員口中得知這一噩耗後，悲慟萬分，「滿營聚哭」[144]，對通山縣地主武裝痛加掃蕩，然後經江西寧州（今修水縣）等地轉入湖南平江、瀏陽一帶。

  從順治元年四月到次年五月，大順軍獨立承擔了抗清鬥爭的全部重擔。大順軍節節敗退，一蹶不振，至順治二年四月，已經喪失了全部轄地。李自成突然被害又沒產生眾望所歸的繼承人，大順政權不復存在了。陷於群龍無首狀況下的大順軍餘部在隆武時期參加了聯明抗清的行列，一直堅持到康熙三年。

  （二）大西政權在四川的統治和敗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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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禎十六年冬，張獻忠領導的大西軍占領著湖南省和江西袁州、吉安兩府，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權。這年十一月，張獻忠突然決定放棄湘、贛，率部經湖北荊州、夷陵溯江入川。大西軍主力的轉移，使湖南和所占江西州縣重新落入明政府之手。

  張獻忠的決策進軍四川，實行戰略大轉移，同他對當時全國形勢的判斷有密切關係。如同許多明朝官僚的估計一樣，他也認為陝西官軍被李自成起義軍全部殲滅，標誌著明朝的覆亡已經指日可待，代之而興的將是大順帝國。長期獨立作戰並且建立了大西政權的張獻忠，不願甘居人下，向李自成俯首稱臣；何況原先各領一部的羅汝才、賀一龍歸附李自成後均被殺害，也增加了他的疑慮。於是，他根據自己過去轉戰四川的經驗，看中這塊北有秦嶺之峻、東有三峽之險的地方，軍事上易守難攻，加以物產豐盈，素稱天府。占領四川，既可以在較長時間裡維護自身獨立性，又可以待機行事，或北取漢中入陝，或順流東下湖廣。當時的四川，明王朝的統治也已日薄西山，活動於川東、川北的「搖黃」十三家[145]使四川官軍疲於奔命，正如大西軍進川時一個明朝地方官員所說：「川非無兵，為搖黃折盡。」[146]崇禎十四年彭縣人民自發的「打衙蠹」又迅速地蔓延到川西各地，性質也由反官衙吏役擴大為「除五蠹」：「一曰衙蠹，謂州縣吏胥快皂也；二曰府蠹，謂投獻王府、武斷鄉曲者也；三曰豪蠹，謂民間強悍者也；四曰宦蠹，謂縉紳家義男作威者也；五曰學蠹，謂生員之喜事害人者也。」[147]這說明四川人民已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整個官紳貴族階層，從而動搖了他們的統治基礎。大西軍正是在這樣的有利時機大舉入川的。

  當大西軍途經湖北荊州、夷陵時，原先在這個地區活動的是以老回回馬守應為首的起義軍。馬守應是「革左五營」首領之一，在羅汝才、賀一龍被李自成處死以後，他一直對李自成懷有戒心，採取若即若離的態度。張獻忠率部來到該地，正值馬守應病死，他的部下投入大西軍，隨同入川。崇禎十七年二月，大西軍渡過了三峽天險，占領了萬縣。由於兩岸懸崖陡壁，人煙稀少，很難籌集糧草，餓死的人很多；加上明將曾英的阻擊，初期進展相當緩慢。六月初八日才攻克涪州（今涪陵），然後分兵兩路進攻重慶。二十日，占領重慶，處死明瑞王朱常浩[148]、前任四川巡撫陳士奇等。在該地略事休整後，張獻忠留下部分軍隊防守，即揮師向省會成都前進。

  正當大西軍攻占重慶，進軍成都的時候，李自成在北京時任命的四川節度使黎玉田、懷仁伯馬科也帶領一萬兵馬由漢中入川。七月，大順軍占領川北重鎮保寧（今閬中市）。八月初一日，進占順慶府（今南充市）。[149]龜縮於成都城中的明朝蜀王朱至澍和四川方面大員面臨著大西軍西上，大順軍南下的嚴重局勢，已陷於束手無策的境地。朱至澍企圖攜帶宮眷財寶逃往雲南，地方官擔心蜀藩一逃，人心渙散，加以阻止。成都居民訛言四起：「每夜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150]惶惶不可終日。八月初九日，大西軍攻克成都。蜀王和巡撫龍文光、總兵劉佳胤等自殺，其他官僚叩頭納降。張獻忠於占領省會後，隨即派遣部將分別統兵收取各府、州、縣和土司，「州、縣爭封府庫應偽命」[151]，不久就平定了四川大部分地區。

  然而，大順政權任命了管轄全省的四川節度使，並且出兵占領了川北，儘管是從明朝官員手中接管的，但在張獻忠看來，這無疑是同他爭奪四川。在盛怒之下，他決定訴諸武力，出動大批軍隊把大順軍趕出四川。綿州一戰，大順軍兵敗撤離四川，張獻忠把州名改為得勝州以示慶祝，並且乘勝進攻陝西漢中府，被大順軍擊退。大順軍同大西軍在川北和漢中地區的兵戎相見，正好發生在李自成從北京敗回西安以後，清廷已成為漢族各股自主政治勢力的共同敵人。在這種時候，農民軍兩大巨頭的失和，直接影響到爾後形勢的發展。順治二年正月，李自成保衛陝西之戰，自然不能指望張獻忠出兵相助；戰敗以後也沒有退入四川同大西軍會合共同抗清，終至轄地全失，走死通山。對大西軍來說，陝西既為清方占領，自身也失去了屏障，直接處於同清軍對壘的孤立地位。在歷史上，任何一個社會集團不可能沒有內部矛盾。然而，像清兵進關以後，漢族各種政治勢力之間以至自身內部的激烈衝突，無疑是導致他們同歸於盡的重要因素。

  大西軍占領成都以後，在這裡重新建立了大西政權的中央機構。張獻忠入川之初自稱大西國王，發布文告用大順政權的永昌年號。[152]同李自成決裂以後，他即位為大西皇帝，改年號為大順，以成都為西京。在四川重建的大西政權遠較湖廣時期完備。中央設立左、右丞相，六部尚書分掌政務；地方有巡撫、道、知府、知縣等官。立國之初，張獻忠原意是「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153]，因此很注意延攬四川本地人才，爭取官紳文人的支持。左、右丞相和六部尚書中四川歸附人士各占一半；地方文職官員基本上是就地取材，以川人治川事。為了網羅人才，籠絡人心，張獻忠還一再開科取士，考試內容改八股為策論；入選士子由吏部授官。另外，張獻忠又對各地士子嚴加控制，規定「未取童生不許躲閃」，由各州縣起送參加科舉，父兄如果阻擋子弟赴試要受嚴厲懲治；「已中者不得寧家，未中者不得在鄉居住。以為秀才在鄉造言生事，並家眷盡驅入城中，十人一結，一家有事，連坐九家」[154]。這種政策體現了張獻忠對當地士紳既予爭取又加防範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西政權的性質正處於演變之中，也同大西軍入川前當地「五蠹」為害的社會背景有關。

  在軍制上，大西政權分設了正規軍和地方武裝。正規軍稱為皇兵，主要是大西軍的老部下，承擔出師征討等重任；地方武裝稱為里兵，「按戶口僉派，三丁抽一」，負責本地城防，維持治安。[155]正規軍共四十八營，以張獻忠的養子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當時都隨獻忠姓張）等分別統率，鎮守或分巡各州縣。此外，還有留守西京的御營。各營兵馬和里兵都辟有教場，定期操練。

  為了防範地主官紳叛亂，張獻忠在四川實行嚴厲的政策。針對民間以朱明王朝為正統的沿襲觀念，他入川之初就下令：「凡王府宗支，不分順逆，不分軍民，是朱姓者，盡皆誅殺。」[156]史料記載蜀藩後裔被搜殺的有幾萬人。[157]大西政權還實行了嚴格的戶籍制度，「城中居民不論老幼男女，一切入籍，不能遺漏一名」[158]。西京的城禁更是森嚴無比，出入城門都要鄰里具保，領票驗收；還派出緝事兵丁便衣巡邏，以防不軌。

  大體而言，大西政權在政治軍事上有一套治理辦法，在經濟上卻始終沒有找到一種適合當地情況的對策。明王朝實行的按土地、人口征派賦役的制度被廢除了，新的財政措施並未建立起來。張獻忠入川以前部眾經常流動，所占地方旋得旋失，兵員和政權所需錢糧物資採取沒收貴族、官府、鄉紳財產和四處打糧的辦法就地解決。入川後，基本沿用不改。[159]這種依賴沒收和打糧來解決幾十萬大軍及各級政權需求的辦法，短期內固然可以應付，但沒收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不分青紅皂白地打糧又必然導致生產萎縮，經濟凋敝，以至民心不滿。經濟上的無章可循同張獻忠以「巴蜀為根」的願望不啻是南轅北轍。清軍進川以前，大西政權面臨的局勢已經迅速惡化，這同大西軍領導人未能制定有利於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的政策有一定關係。大西政權對於商業採取了保護措施，定鼎成都以後鑄造了大順通寶，銅料與製作均臻上乘，頗能取得民間信用。當時四川人士曾記載地方百姓相率「入營貿易」[160]，可見正常商業仍在進行。

  大西政權在四川的統治經歷了一個興衰過程。入川初期正值明朝覆亡，四川官紳士民無所適從，於疑懼之中寄希望於大西政權。即如史籍所載：「初，成都官吏見獻忠將至，逃避不遑。繼見獻忠稱王，分官任事，以為暴雨之後，雲收霧散，將見太平。又聞獻忠有勇有為，能任國事。於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161]各府州縣「文臣武將，賣降恐後」[162]。大西政權執法雖嚴，並不隨意殺人，地方還比較安定。順治二年春天以後，大西政權的處境日益惡化，逐漸形成統治危機。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朝廷頒詔四川，策動地方官紳發動叛亂，顛覆大西政權；二是張獻忠在平定官紳叛亂時殃及無辜，喪失了民心。弘光朝廷自封正統，當權人物既以偏安江南為宗旨，在他們看來四川毗鄰雲貴、湖廣，勢居上游，乃必爭之地。由於它無力出兵「收復」四川，就採取封官許願方式，任命了一批在當地士紳中享有威望的在籍官僚，聯絡舊部和宗法勢力與大西政權為敵。如以巴縣人舊輔王應熊為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地方，賜尚方劍便宜行事[163]，敕書中規定「蜀將悉聽調遣，文武官吏、漢士兵惟卿用之」[164]；又以宜賓人樊一蘅為川陝總督，「皆委以恢復之任，號召諸路官兵義旅，響應雲合」[165]。這些明朝故官舊將既受新命，立即派員四出活動，收集散兵游勇，網羅地方官紳，授予文武官札。在他們的組織和策動下，四川各地的反動勢力日趨猖獗。順治二年春，明總兵曾英部攻占重慶。張獻忠派大將劉文秀統兵數萬企圖收復該城，被曾英擊退。此外，明將王祥占據綦江，楊展盤踞黎、雅，馬應試據守敘州（今宜賓）。南明督師大學士王應熊坐鎮遵義，聯絡各部，把川南變成了顛覆大西政權的主要基地。在順慶（今南充）地區，明朝舉人鄒簡臣「潛與順慶豪傑倡義，建中興赤幟於江滸，數日眾至十餘萬，軍聲大振。賊卷甲遁，恢復順慶十餘城」[166]。明松潘副將朱化龍也在川西「斂兵自守」，伺機而動。大西政權控制區不僅不斷縮小，而且轄境內的官紳地主常常趁大西軍主力調往他處時發動叛亂，即所謂「郡縣賊吏特以兵威迫脅，民勉聽從；兵才他適，則群起而殺之」[167]，「起義兵斬偽令者，所在皆是」[168]。局勢的惡化竟發展到「成都百里外，耰鋤白梃，皆與賊為難」[169]。弘光朝廷利用四川官紳在當地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對付農民軍，推翻大西地方政權，使大西軍的處境日趨困窘。

  面臨逐漸惡化的局勢，張獻忠採取的手段是派出大軍四出掃蕩，加強鎮壓。然而，狂熱的報復心理驅使他走上了一條不分順逆、濫加屠殺的歧路。他看到官紳地主是反抗大西政權的主要力量，而讀書士子一般出身於這個階層，就在順治二年十一月，假稱舉行「特科」，命令各府州縣把生員全部解送成都參加考試，大體到齊後一聲令下把送來的五千多人殺害於大慈寺。[170]轄區內官紳、地主子弟大批被殺，勢必加深他們的父兄親友對大西政權的仇恨。由於大西政權委派的地方官員經常在叛亂中喪生，張獻忠又遷怒於當地居民，發出了「除城盡剿」的命令，分遣軍隊前往州縣搜殺百姓。最後連西京成都的居民也不放過，一概視為「該殺該死之反叛」，除官員家屬外「一律殺絕」[171]。這種以地域觀念視當地居民為敵的平叛方針，必然導致自身的極端孤立。八月，張獻忠在四川站不住腳了，乾脆放火把錦繡蓉城化作斷垣殘壁，跨上馬背，另尋出路。

  拋棄成都以後，大西軍向何處去？北面的陝西，東面的湖北都已經屬於清廷。大西軍雖然還沒有同清軍交鋒的經歷，但大順軍慘敗的消息證明，要想重演明朝末年沖州過府如入無人之境的場面已不可能了。張獻忠陷於進退維谷之中。這年九月，張獻忠率部攻克叛軍竊據的順慶府，不久又移駐西充縣境，直到十一月仍然在入秦、入鄂問題上舉棋不定。一會兒下令伐木造船，準備順水東下湖廣；一會兒又下令製造鉤索，供攀緣秦嶺入陝之用；實際行動卻一點也沒有，幾十萬軍隊和家屬侷促於彈丸之地忍飢挨餓。

  清廷在摧毀大順政權和弘光政權之後，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割據一方的大西軍，方針是軍事征討和政治招降雙管齊下。順治二年十一月，多爾袞任命駐防西安內大臣何洛會為定西大將軍，另派左翼固山額真巴顏、右翼固山額真李國翰率兵前往陝西，「會剿四川，征討叛逆」[172]。同時又發布詔書對大西軍誘降：「張獻忠前此擾亂，皆明朝之事。因遠在一隅，未聞朕撫綏招徠之旨，是以歸順稽遲。朕洞見此情，故於遣發大軍之前，特先遣官齎詔招諭。……張獻忠如審識天時，率眾來歸，自當優加擢敘，世世子孫永享富貴，所部將領頭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賞。倘遲延觀望，不早迎降，大軍既至，悔之無及。」[173]在這以前，清陝西總督孟喬芳就曾致書大西政權川北巡撫吳宇英，「令其說張獻忠投降」[174]；清湖廣等地總督佟養和也派使者「持書與告示往四川招撫張獻忠」[175]。張獻忠對清政府的招降不屑一顧，並且將暗中策劃叛投清方的吳宇英處死。[176]

  清廷招降大西軍的盤算既已落空，陝西漢中總兵賀珍又舉兵反清，會合孫守法、趙榮貴等部占領陝南部分州縣，一度圍攻省會西安。何洛會和孟喬芳所部滿、漢官兵被陝西抗清武裝牽制，顧不上進軍四川。順治三年正月，清廷任命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同多羅衍禧郡王羅洛宏，多羅貝勒尼堪，固山貝子吞齊喀、滿達海等帶領重兵由陝入川，征討大西軍。[177]豪格統率的大軍到達陝西後，清兵力量驟然增強，迅速擊潰了各地反清武裝，穩定了陝西局勢。後方既已確保無虞，豪格即致力於籌措糧餉，休整士卒，準備進軍四川。正在這時，原大西軍驍騎營都督劉進忠派來使者接洽投降，並且自告奮勇願意充當清軍涉險渡關的引路人。這對豪格來講好比是天賜良機，他立即下令大軍火速進川。十一月二十六日，清軍進至南部縣，從俘獲的大西軍士兵口中獲悉張獻忠大營駐紮在不遠的西充縣境內。豪格當機立斷，派遣護軍統領鰲拜、固山額真准塔為先鋒，自己親率大軍繼發，晝夜兼程，「銜枚疾驅，一晝夜行三百里」[178]，次日黎明即進至西充。張獻忠對於清軍的大舉進川一無所知，清兵已經迫近，探報接二連三，他仍不相信。清軍已在眼前，他還將信將疑，不披甲戴盔，只帶著少數隨從出營觀察，幾十萬部眾毫無戰鬥準備。清軍不顧長途行軍的疲勞，抓住戰機，對大西軍發起猛烈攻擊。張獻忠中箭身亡，大西軍營壘大亂，數萬名戰士被殺，損失騾馬12000餘匹。在清軍凌厲攻勢下，大西軍兵敗如山倒。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率領殘存部眾急速南撤，在重慶擊斃明將曾英後渡過長江。豪格指揮清軍乘勝追擊，先後占領遵義、夔州、茂州、榮昌、隆昌、富順、內江、資陽等地[179]，後因地方屢經戰亂，凋敝已極，無法解決軍糧，才被迫回師。

  自張獻忠放棄成都以後，大西政權管轄區已經大大縮小。西充之役，張獻忠犧牲，大西軍政權也隨之瓦解。順治四年，以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為首在雲南建立的政權雖然是大西政權的延續，但已逐步走上聯合南明共同抗清的軌道，後來成為永曆朝廷的主要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