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山海關之戰和清朝入主中原

  （一）吳三桂的叛變

  吳三桂出身於遼東軍閥世家。他的父親吳襄、舅父祖大壽都曾任明朝總兵，同當地的將領官紳有著盤根錯節的關係。由於祖大壽等明朝將領先後降清，吳三桂和他的部下又與敵對的清方營壘里增添了一層曖昧關係。甲申三月，他被崇禎帝加封為平西伯，率部進關勤王，安插未定，明朝就覆亡了。擺在吳三桂面前的形勢是嚴峻的，他同山海關總兵高第一共只有5萬軍隊，侷促於關內永平府一隅，正好處於清、順兩大新興強敵之間。繼續效忠明室是不現實的，因為崇禎皇帝自盡，弘光朝廷尚未建立，明朝已呈現群龍無首、分崩離析的局面；而且他同淮河以南的殘明勢力相距太遠，彼此音信不通。剩下的道路就是或者投降清朝，或者歸附大順。清廷對吳三桂進行招降是比較早的，崇德七年十月皇太極就曾致書吳三桂：「大清國皇帝敕諭寧遠城吳大將軍：今者明祚衰微，將軍已洞悉矣，將軍與朕，素無讎隙，而將軍之親戚，俱在朕處。惟將軍相時度勢，早為之計可也。」同時又命祖大壽致書吳三桂：「我祖氏一門，以及親戚屬員皆霑（沾）渥澤。賢甥當世豪傑，豈智不及此耶？再觀大清規模形勢，將來必成大事。際此延攬之會，正豪傑擇主之時，若率城來歸，定有分茅裂土之封。功名富貴，不待言也。念系骨肉至親，故爾披肝瀝膽，非為大清之說客耳，惟賢甥熟思之。」[86]崇德八年（1643）正月，吳三桂給祖大壽的回信態度「猶豫未決」，皇太極再次致書勸他「急圖歸順，勉立功名」[87]。並指使降將祖可法、張存仁寫信招降吳三桂。[88]然而，在明亡之時，吳三桂等遼東官員卻很快決定接受大順政權的招降。做出這一抉擇，首先，是因為吳三桂等人獲悉大批明朝文官武將都歸附了大順，其中不少人在過去遼東戰事中是自己的同僚，大順政權已成眾望所歸，頗有一統天下之勢；其次，大順政權畢竟是以漢族為主體的政權，吳三桂等遼東官兵長期同清方對峙，與大順軍並沒有多大恩怨，即所謂「以清兵仇殺多次，不欲返顏，乃修表謀歸李賊」[89]。就個人前途著想，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其他家屬居住在北京已處於大順政權控制之下，歸降或敵視大順政權必將直接影響到親屬的命運；再考慮到以前在遼東共事過的總兵白廣恩、姜瓖、馬科、唐通等人都已躋身於大順朝新貴之列。唐通的兵力遠遜於己，三月間才投向大順就晉封為定西伯，由他出面寫信勸降，「盛夸自成禮賢，啖以父子封侯」[90]，吳三桂不可能無動於衷。出於以上原因，吳三桂、黎玉田、高第迅速地決定投靠大順，將山海關防務交由李自成派來的唐通接管。三月二十二日，吳三桂在永平府（府治今河北省盧龍縣）張貼告示「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爾民不必驚恐」[91]等語，隨即領兵向北京進發。三月二十六日左右，行至河北玉田縣，離北京已經不遠了，吳三桂突然改變主意，由歸降轉持敵對態度。這一變化的起因，史籍中有三種說法：一是吳三桂的父親吳襄被大順政權拘押追贓；二是其愛妾陳圓圓為大順軍將領所奪；三是吳襄家中一奴僕趁亂拐帶女口出京不意正碰上吳三桂統軍前來，為掩蓋罪行就編造了一篇全家被大順軍抄沒的謊言。真實情況已難考定。吳三桂投降大順，本意是保護和擴張自己家族的利益，從北京傳來的噩耗使他猜測李自成的召見很可能是一種騙局，將採取不利於己的行動。於是，他驟然變卦，帶領部下兵馬直奔山海關，從背後對鎮守關門的唐通部進攻。唐通的兵力大約只是吳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事出意外，猝不及防，山海關遂被吳三桂占領。唐通率殘部撤往距關門不遠的一片石，大順政權委任的其他官員也先後逃回。

  吳三桂的叛變，使山海關地區頓時陰雲密布，籠罩著一片緊張的戰爭氣氛。時人佘一元《述舊事詩》云：「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士女爭駭竄，農商互震驚。」[92]形象地描繪了當地百姓的惶懼不安。跟吳三桂採取同一立場的只有原山海關總兵高第和鎮城（即清代的臨榆縣）一小撮縉紳地主。關、遼兩鎮兵力不過5萬，山海關一隅之地又難以籌措糧餉。「維時內無軍需，外無援旅，人心洶洶（洶洶），不保朝夕。」[93]吳三桂當然明白憑藉這麼一點軍事和經濟實力根本不足以同大順政權相抗衡。他決定奪取山海關，實際上意味著他在同大順政權決裂之後已經把自己的前途寄託於投靠清廷。為了給自己增添一些本錢，他不是率部出關以喪家之犬的形象向清方投降，而是玩弄花招，一面「遣人東乞王師」，以山海關城為見面禮；一面「遣人紿賊緩師」，「以待本朝大兵」[94]。

  李自成得到吳三桂叛變的消息以後，經過緊張的策劃，一面對吳襄安撫，以吳襄的名義寫信給吳三桂進行規勸，希望借父子之情使他幡然變計；一面準備出兵平叛。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自統率大軍前往山海關，隨行的有明太子、定王、永王、晉王、秦王和吳襄等人，說明李自成對招降吳三桂仍然抱有希望。然而，由於吳三桂同清方勾結已成定局，招降的可能性不復存在了。

  （二）清廷決策進軍中原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極去世，清廷經歷了一場短時間的權位之爭。內部紛爭以妥協方式平息以後，九月底至十月初，鄭親王濟爾哈朗、武英郡王阿濟格即領兵攻占了明朝前屯衛與中前所、中後所，到甲申三月，吳三桂奉詔勤王，主動放棄寧遠、沙後所時，山海關外的土地已全屬清方所有。

  

  明王朝的急劇衰微，使清廷統治者問鼎中原的野心大增。皇太極去世前不久，對天下大勢已經做出了相當準確的判斷，他說：「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內訌，土賊蜂起，或百萬，或三四十萬，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壽之兵，並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疇所領各省援兵耳。今皆敗亡已盡。即有召募新兵，亦僅可充數，安能拒戰？明之將卒，豈但不能敵我，反自行剽掠，自殘人民，行賂朝臣，詐為己功。朝臣專尚奸讒，蔽主耳目，私納賄賂，罰及無罪，賞及無功。以此觀之，明之必亡昭然矣。」[95]在這以前，他命多羅饒余貝勒阿巴泰為奉命大將軍統兵伐明時就曾指示：「如遇流寇，宜云爾等見明政紊亂，激而成變。我國來征，亦正為此。以善言撫諭之，申戒士卒，勿誤殺彼一二人，致與交惡。」[96]可見清廷早已處心積慮利用漢族內部階級拼搏謀取漁翁之利。崇禎十七年正月，蒙古鄂爾多斯部落來告大順軍已占領陝西[97]，攝政王多爾袞等立即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陝北同大順軍聯絡，信中說：「大清國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地之諸帥：……茲者載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98]這封信表明清廷統治者企圖利用明朝瓦解之機分享勝利果實，語氣上儼然以盟主自居。大順軍榆林守將王良智收到來信時，李自成已親率大軍向北京推進。王良智雖將清廷來信事報告了李自成，大順軍領導人對清方這一動向似乎並沒有給以重視。

  聯絡大順軍共同滅明的企圖雖然沒有實現，多爾袞等滿洲貴族是絕不會放過時機擴張自身利益的。這年三月，清廷決定大舉伐明。出師之前，范文程上書攝政諸王，指出明朝滅亡的大勢已定：「竊惟成大業以垂休萬世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蓋以為明勁敵者我國也，抑則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99]這就為多爾袞等人用兵提供了總體戰略方針。四月初，傳來了大順軍攻克北京、明朝覆亡的消息。多爾袞決定趁大順軍立腳未穩，迅速出兵。當時在清都瀋陽的朝鮮使者向本國報告說：「頃日九王聞中國本坐空虛，數日之內，急聚兵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成敗之判，在此一舉。」[100]四月初九日，清攝政王多爾袞「統領滿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漢軍恭順等三王，續順公兵，聲炮起行」[101]。動員兵力之多連清方人士也說「前後興師，未有如今日之大舉」[102]。清廷的這次出兵，同崇禎年間三次入關大不一樣，戰略目標已由掠奪財物子女變為進取中原。因此，多爾袞接受范文程、洪承疇的建議，嚴格約束軍紀，規定：「有抗拒者必加誅戮，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軍民秋毫無犯。」[103]至於進軍路線，也採納了洪承疇的意見，準備由薊州、密雲破邊牆而入，避免頓兵於山海關堅城之下。

  四月十五日，清軍行至翁後時意外地遇上了吳三桂的使者副將楊珅和游擊郭雲龍，攜來求援書信說：「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拒守邊門，欲興師問罪，以慰人心。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酹，不敢食言。」[104]多爾袞得信當即決定改變進軍路線，直趨山海關。在回信中說：「伯雖向守遼東與我為敵，今亦勿因前故尚復懷疑。……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讎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山河之永也。」[105]很明顯，吳三桂的信在措辭上經過一番斟酌，他以亡國孤臣的名義代表明朝請求清方合兵共討農民軍。儘管當時明朝廷並不存在，「裂地以酹」也不是他所能決定的，多爾袞卻繞開這些辭令，直截了當地以晉封王爵為誘餌，招降吳三桂。當吳三桂得知李自成親統大軍迫近山海關，再次派郭雲龍催促清軍火速來援時，就請求多爾袞「速整虎旅，直入山海」[106]。四月二十日多爾袞接信後，知道形勢緊迫，為了防止大順軍占領山海關，下令兼程前進。次日清軍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軍於當晚到達距關城十里的地方駐營。這時，大順軍與吳三桂部關遼兵正在激戰當中。

  （三）山海關戰役

  四月十三日晨，大順軍由北京向山海關進發。行至三河縣就遇到了吳三桂派來的使者，謊稱吳三桂仍有意投誠，請求緩師。[107]在這關鍵時刻，李自成又一次受騙了，他派明降官密雲巡撫王則堯以兵政府尚書的官銜去山海關與吳三桂談判，隨即放慢了進軍速度。從北京到山海關大約五天可達，大順軍卻在八天之後即四月二十日才進抵關前。這時，李自成才知道派去的使者已被拘留，吳三桂的軍隊在關內沿石河一線做好了作戰準備，除了訴諸武力，沒有其他選擇了。四月二十一日，山海關戰役開始。為了全殲關遼兵，李自成把主力放在石河，另外派遣部隊進攻山海關的東羅城、西羅城和北翼城。雙方晝夜激戰，到二十二日早晨吳三桂的軍隊已呈現崩潰之勢，據守北翼城的吳軍向大順軍投降。[108]吳三桂見情況危急，親自帶領部分屬官和鄉紳衝出關門，到距離關城僅二里之遙的威遠台謁見多爾袞，請求清軍立即參戰。多爾袞經過幾天的觀察，對吳三桂的處境和降清誠意已洞然於心，當即回答道：「汝等願為故主復仇，大義可嘉，予領兵來成全其美。先帝時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為敵國，今為一家。我兵進關，若動人一株草、一顆粒，定以軍法處死。汝等分諭大小居民，勿得驚慌。」[109]接著又吩咐吳三桂：「爾回，可令爾兵以白布系肩為號。不然，同系漢人，以何為辨？恐致誤殺。」[110]說完，一面讓吳三桂立即回關準備，一面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

  清兵進關後，見大順軍從北山至海邊排列成一字長蛇陣，多爾袞即令清軍沿近海處鱗次布列，吳三桂排列於清軍的右邊，採取重點突破戰術。這時大風揚塵，咫尺莫辨，清軍得以從容布陣。少頃風止，多爾袞一聲令下，清軍呼嘯出擊，萬馬奔騰，飛矢如蝗。儘管大順軍拼死對敵，仍為時不久就被清軍擊敗，陣容大亂，劉宗敏也負了傷。李自成立馬小岡阜上見敗局已定，下令急速撤退。行至永平府范家店時，李自成下令把吳襄處斬。[111]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殺吳三桂家屬三十四口，可見李自成對吳三桂的反覆無常、勾引清兵痛恨之深。而吳三桂卻在山海關戰役剛剛結束時就率領關城軍民剃髮降清，由多爾袞承制封為平西王。

  山海關戰役是明清之際直接影響全國局勢發展的一場關鍵性戰役，對於明朝滅亡後究竟是由大順朝廷還是清王朝統治全國具有決定性意義。大順軍的失敗，首先，在於李自成等人目光短淺，對推翻明朝以後清方必然出兵爭奪勝利果實缺乏全盤的戰略考慮。因此集中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區的兵力用於掃滅吳三桂等明朝殘餘軍隊雖足以勝任，但要迎擊幾乎是空國而來的強勁清軍就顯然不是對手。清朝八旗兵在素質上遠勝於大順軍，這是因為大順軍是在崇禎十四年以後才由近千人的骨幹迅速膨脹成百萬大軍，其中雖有一部分來自久經戰陣的革左五營，但絕大部分是訓練不足的新兵和投誠不久的明朝官軍。李自成若有清醒估計，就應採取以數量對質量的辦法，向北京進軍時就調集優勢兵力。占領北京前後，隨著統治區的擴大，兵力又進一步分散。山海關戰役時，李自成留守北京的部隊只是老弱一萬，參戰兵力清方宣傳是二十萬[112]，實際上不過十萬左右。雙方兵力對比，清、吳聯軍也強大得多。當時在場的朝鮮使臣李麳就曾說過：「以臣所見，胡兵似倍於流賊。」[113]清方早已認準大順軍為勁敵，全力以赴；而李自成等人正好相反，對清廷出兵干涉毫無準備，戰略決策上犯下的錯誤，終於導致無可挽回的失敗。其次，對吳三桂的安撫與防範不夠已如上述。如果李自成在山海關一線部署了足以應變的精銳部隊，必將有助於懾服吳三桂。大順政權若能對吳三桂及其家屬安撫得當，消除其疑懼反側之心，清、順交鋒的結果也可能不同。一是關門要隘不致拱手洞開；二是關遼軍隊在明朝官軍中比較強勁，又最了解遼東情況。在清順之間，關遼五萬之眾站在任何一方都將改變雙方力量的對比。從戰役的過程來看，大順軍同關遼兵已激戰一晝夜，吳三桂部原額四萬，經過兩天搏戰後僅剩一萬[114]，大順軍兵力的消耗和疲憊可想而知；反觀清軍，不僅順利入關，而且以逸待勞，憑藉銳氣方張的優勢兵力，一舉擊敗對手。戰役以清方取得全勝告終，正是大順軍領導人決策中一連串重大失誤的必然結果。

  山海關戰役的意義還標誌著：大順軍的歷史使命從此由推翻明王朝轉變為抗清鬥爭，清廷統治者夢寐以求的入主中原邁出了關鍵性的第一步，以吳三桂為倡首在漢族官紳中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視的擁清派。這三點對清初歷史的進程都是影響深遠的。

  （四）清軍占領北京和畿輔地區

  大順軍撤回北京以後李自成曾經考慮過據守北京，並且一度採取了責令軍民火速拆除城外羊馬牆及護城河旁房屋等備戰措施。但是，一兩天之後，大順軍領導人決定主動放棄北京。這是因為大順軍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區短期內不可能集中一支足以固守待援的兵力，跟蹤而來的清軍一旦圍城，大順政權的核心人物和殘兵敗將將成瓮中之鱉；加上城內居民眼見大順軍敗陣而回的狼狽狀況，訛言四起，潛在的敵對勢力也伺隙而動。在這種形勢下，李自成斷然決定二十九日在北京舉行即位典禮後，立即率部西撤。離京前「分付闔城人民，俱各出城避難」[115]，同時下令放火焚毀明代宮殿和各門城樓。大順軍撤退時，「城中扶老挈幼西奔者絡繹不絕」[116]，部分明朝降官也隨軍西行，表明大順政權在當時尚有相當威望，城中官民對爾後局勢的演變仍無定見。

  清軍旗開得勝之後，在山海關地區經過短暫的休整，即向北京進發。四月三十日晚，多爾袞在薊州獲悉大順軍已經撤離北京，命令多鐸、阿濟格和吳三桂等帶領精兵火速追擊，目的是進一步重創大順軍，儘量截留被大順軍運走的財物。他自己率領部分兵力於五月初二日進入北京，居住於劫後僅存的武英殿。一個多月以前向李自成俯首稱臣的明朝官僚大部分又故技重演，拜倒在愛新覺羅皇室之下。

  五月八日，清軍在慶都（今河北望都）城東追上大順軍。李自成命蘄侯谷英率兵阻擊，被清軍擊敗，谷英陣亡。接著，清軍又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再次獲勝。大順軍在畿輔地區已無法立足，經井陘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關。[117]追擊的清軍也在五月十二日返回北京。

  大順軍戰敗西撤、京師易手的消息傳開後，畿輔、山東以及山西、河南部分地區的漢族官紳紛紛發動叛亂。他們或是設計消滅大順政權派駐當地的軍隊，或是擒殺大順政權委任的官員，其中尤以遵化巡撫宋權（投降大順後仍被委任為遵化節度使）、山西大同總兵姜瓖叛殺大順軍鎮守該地的制將軍張天琳、山東德州官紳聯絡附近州縣發動的叛亂規模最大。開初，他們因消息不確，以為大順軍是被忠於明室的吳三桂部打敗的，往往以興復明朝為號召，如姜瓖推明朝宗室棗強王朱鼎為主，德州等地官紳則奉明慶藩宗室朱帥為濟王。不久真相大白，他們就步吳三桂的後塵，正式拜表歸降清朝。

  多爾袞進關初期是比較謹慎的，遇事多聽從范文程、洪承疇等漢族官僚的建議。為了取得漢族官紳地主的支持，他以為明帝復仇討賊相標榜，進京後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展輿情。著禮部、太常寺備帝禮具葬。」[118]鑑於明朝後期黨爭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絕大多數又投降過大順政權「曾任偽官」，多爾袞不失時機地廣為招徠，入京之初就「大張榜示，與諸朝紳蕩滌前穢」[119]，「令在京內閣、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員，俱以原官同滿官一體辦事」[120]。不久，又進一步規定：「凡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不論原屬流賊，或為流賊逼勒投降者，若能歸服我朝，仍准錄用。」[121]即不問既往，不管是東林黨還是閹黨，是明官還是順官，只要歸附清朝就官復原職，甚至加官晉級。例如馮銓列名魏忠賢閹黨，崇禎時期革職為民，多爾袞入京後即以書征至，委任為內院大學士；陳名夏在大順軍進京後曾報名任職，清軍入關後他逃回南方，卻被南明弘光朝廷視為「從賊逆臣」，要捉拿歸案，他走投無路被迫重返北京投靠清廷，歷任顯官，一直做到大學士。順治初年，清吏部向朝廷請示，周伯達在明朝任陝西關西道，在大順任甘肅巡撫；劉達原為明朝臨汾知縣，在大順時期任兩河巡按御史，究竟應按明朝官級還是按大順官級授職，清廷決定按大順所授較高官職錄用。[122]多爾袞還多次命降清漢官薦舉人才，形成門生故舊相率入朝的局面。自明朝中期以來，縉紳勢力迅速膨脹，成為各地舉足輕重的社會力量，多爾袞採取大包大攬，求「賢」若渴的方針，就奠定清朝統治而言是最成功的一著。順治二年正月，「吏科都給事中朱徽奏言：去歲五六月間，人心甫定，引避者多，察署一空，班行落落。及聖主御極（指元年十月福臨在北京即位）以後，東西響應，多士雲合」[123]。這段話頗能說明清廷在爭取漢族官紳的支持下所取得的成效。在經濟上，清廷也實行維護官紳地主利益的政策，宣布凡被起義農民奪去的田產一律「歸還本主」[124]，甚至連「前朝勛戚賜田、己業，俱各照舊」[125]。

  多爾袞入京之初採取的措施，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漢族居民記憶猶新的清軍三次深入內地屠殺擄掠的殘暴形象，特別是對漢族文武官紳招徠有方，不僅迅速穩定了清廷在畿輔及其附近地區的統治，而且為此後征服全國奠定了基礎。

  （五）清廷定都北京，制定統一全國的方針

  順治元年五月到六月，全國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呈現為四分五裂的局面。大致而言，清方控制著遼東、畿輔和山西大同、山東德州等地區，擁有最強盛的兵力，在政治和經濟政策上也很少失誤。大順政權管轄區包括整個西北和山西、河南、湖廣的部分地區，軍事力量僅次於清軍，但在山海關至畿輔地區連續失利後，不僅元氣大損，政治影響也一落千丈，各地官紳的叛亂嚴重地危及大順政權的穩定。以張獻忠為首的大西軍正處於收取四川的過程中，六月占領了重慶，軍事力量雖很可觀，但對全國局勢的影響比較有限。五月初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權是明王朝的延續，它的統治區基本上包括了整個南部中國，所轄土地、人口在各股政治勢力中是最大的，兵員數額也最多，特別是江南財賦之區都在它管轄之下；然而由於弘光政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比崇禎時期的明王朝更加腐敗，文臣貪婪結黨，武將跋扈殃民，早已喪失民心，滅亡只是時間問題。

  清廷在輕易地占領了北京及其附近地區之後，開初在總體戰略上並沒有定見。個別滿洲貴族甚至主張「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諸王以鎮燕都，而大兵則或還守瀋陽，或退保山海，可無後患」。多爾袞則以皇太極曾說過「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為理由，不同意就此止步。[126]不過，多爾袞設想的移都北京以圖進取，究竟能進取到什麼程度，也心中無底。他的方針是「得寸則寸，得尺則尺」[127]，並沒有形成一統之規。六月初一日，即多爾袞進入北京僅一個月後，發布文告說：「深痛爾明朝嫡胤無遺，勢孤難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清（靖）萬邦。……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恩，以惇睦鄰之誼。」[128]看來，多爾袞初期的意圖是勾結南明，共平「流寇」，實現南北分治。這一方針對於南明弘光朝廷具有極大的吸引力，他們鑑於自身的腐敗無能，轉而對清廷代平「流寇」寄予莫大的希望。以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依然可以過著紙醉金迷的太平日子。以「聯虜平寇」為基本國策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

  然而，清廷的政策很快發生了變化。原因在於從元代以來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地區上自宮廷、達官貴人，下至部分軍民都仰賴於南方漕運的糧食和其他物資，這種經濟上的依賴性並不是僅靠「南朝」以「歲幣」形式提供金銀、綢緞等物所能解決的。降清的漢族官僚對此深有了解，例如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就曾上言：「西北粒食全取給於東南，自闖亂後，南粟不達京師，以致北地之米價日騰。」[129]何況南籍官僚唯恐出現南北朝的局面自己將同故鄉親屬兩地隔絕。事態的發展也為多爾袞提供了決策的依據。自五月清軍占領畿輔地區以來，除了在七月間發生過大順軍由山西反攻畿輔、占領井陘縣城以外，南京的弘光政權連「收復」大順軍西撤後歸屬未定的山東、河南都沒有採取過有力措施。以山東為例，順治元年六月，清廷派明降臣王鰲永為戶、工二部侍郎招撫山東、河南，以方大猷為山東巡撫，輕而易舉地接管了濟南等府。弘光朝廷卻只在七月間派人到濟寧宣讀登極「喜詔」，把州庫封存就回朝復命。清政府隨即派員接管濟寧。[130]弘光朝廷的軟弱，使多爾袞終於認識到並不需要照搬金與南宋分國而治的歷史模式，另走平定「流寇」，收取江南之路。

  七月，清廷不費吹灰之力接管了山東全省和山西部分地區，又得知南方雖建立了弘光政權，高傑、黃得功、劉澤清、劉良佐四鎮兵馬卻只顧爭奪江淮繁華之區，既無北上之心，也無西討之意。於是，多爾袞在同月給南明督師大學士史可法的信中完全否定了弘光政權的合法性。南方官紳中除了個別人物（如章正宸）大聲疾呼主要威脅來自清方，但當政大員無不以「聯虜平寇」為錦囊妙計，八月間派出以兵部侍郎左懋第為首的使團前往北京同清廷講好。清廷既然不承認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乃通令沿途官員「不必敬他」。使團到達北京後，受盡了屈辱，「國書」被拒絕接受，連要求祭奠崇禎陵寢也遭禁止。攜來的10萬兩白銀、1000兩黃金等財禮只換來一句話：「毋多言，我們已發大兵下江南了！」[131]使團成員總兵陳洪範早已同清方暗中勾結，在他的唆使下，清廷拘留了正使左懋第、副使馬紹愉，自己返回南京復命，實際上是充當清朝間諜。

  清廷在畿輔及其附近地區的統治基本穩定後，六月間多爾袞同諸王、貝勒、大臣協議，決定移都北京。九月間，順治帝從瀋陽到北京，除了留下為數不多的官兵鎮守遼東地區外，大部分八旗兵民都奉命攜家帶口先後移居北京地區。十月初一日，順治帝在北京再次舉行即位典禮，宣告清朝已不是北方邊外與中原王朝即敵體之國，而是代明而興的天下共主。由於順治皇帝年齡幼小，國家大事仍由攝政王多爾袞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