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建立和民族矛盾的激化 一、明朝的覆亡與全國階級鬥爭的新形勢

  （一）明王朝在農民起義中覆亡

  明朝的末代皇帝朱由檢是位頗想有一番作為的君主。他為了挽救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國，心勞力瘁，施展出了全身解數，然而，一切努力都歸於失敗。崇禎十六年九月河南郟縣戰役，陝西總督孫傳庭部主力的被殲，標誌著明朝末日即將來臨。在這以前，儘管遼東崛起的滿洲貴族軍隊多次給予明軍沉重打擊，起自陝北的農民武裝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沖毀了內地許多軍事要鎮，消滅了大批明朝的有生力量，然而，它們占領的地盤畢竟有限，明帝國雖然處於風雨飄搖當中，整體框架還勉強支立著。陝西精銳部隊的被殲滅，以李自成為首的起義軍跟蹤追擊，十月占領西安，隨即分兵收取整個西北，明帝國土崩瓦解的形勢終於明朗化了。崇禎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正式在西安建國大順，改元永昌，在襄陽政權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中央和地方政權機構。大順政權的建立意味著迅速結束腐朽已極的明王朝統治。擺在李自成和他的謀臣武將面前的中心議題是不負民望，不失時機，憑藉優勢兵力，全面取代明王朝。正月初八日，距建國不過一個星期，李自成就親自統率大順軍從西京出發，開始了渡河東征、奪取北京的大規模戰略行動。

  依據李自成的部署，大順軍向北京進軍採取了南北兩路的鉗形攻勢。北路主力由李自成，汝侯劉宗敏親自統率，於渡過黃河後，占領平陽（今山西臨汾），然後北上太原、大同，經宣府（今河北張家口市宣化區）攻居庸關，進抵京師；其戰略意圖是繼續執行在陝西收取三邊的方針，殲滅或者招降素稱敢戰的明朝邊軍，拔除北部邊境的軍事重鎮，為攻取北京鋪平道路。南路大軍由左營制將軍、磁侯劉芳亮率領，過河入晉以後，即沿著黃河北岸向東推進，收取山西南部、河南北部、畿輔南部，然後轉而北上，同主力會師北京；其戰略目標不僅在於占領黃河以北的大批州縣，擴大大順政權的統治區，更重要的是切斷明朝廷同南方各省的聯繫，既防止以崇禎皇帝為首的明朝廷向南逃竄，又阻擋可能來自山東、南直隸的「勤王」官兵。

  甲申之春，大順軍的南北合進，簡直像秋風掃落葉一般進展得十分順利。除了北路軍攻取寧武、南路軍攻克保定兩次戰役稍費時日以外，其他地區基本上是不戰而降，甚至先期納款。究其原因，可以歸結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普通軍民在明朝的統治下早已掙扎於死亡線上，他們急切地盼望著大順軍早日到來，如史料所說：「晉民倡亂者皆傳賊不殺不淫，所過不徵稅，於是引領西望。」[33]連京師的百姓也「幸災樂禍，俱言李公子至，貧人給銀五兩，往往如望歲焉」[34]。至於明朝官紳的政治態度在崇禎十六年冬到十七年春也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明朝的滅亡既已洞若觀火，除極少一部分官紳甘心充當朱明王朝的殉葬品以外，絕大多數都把歸附李自成的大順政權看作唯一的出路。儘管其中有的人爭先投靠，希冀成為新朝定鼎功臣；有的心懷疑懼，只是為形勢所迫。但是，在大順軍被清軍擊敗以前，他們不大可能設想去投靠偏處遼東，何況又是一個以語言、風俗都有很大差異的少數民族為主體的清政權。這就是當時淮河以北漢族軍民官紳面臨的形勢和心理狀態。

  二月初八日，大順軍占領山西太原，二十二日僅僅經過兩天戰鬥又攻克了寧武。寧武之戰以後，大順軍主力在向北京推進的過程中，經大同、陽和（明宣大總督駐節處）、宣府、居庸關等軍事重鎮，沒有遇到任何抵抗。這種局面的出現固然主要是因為各地明朝將領懾於大順軍的兵威，還同大順政權發動的政治攻勢有密切關係。二月間，李自成發布了著名的永昌元年詔書，其中說：「咨爾明朝，久席泰寧，寖弛綱紀。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紳，閭左之脂膏罄竭。公侯皆食肉紈絝，而恃為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獄囚累累，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有偕亡之恨。肆昊天既窮乎仁愛，致兆民爰苦於災祲。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念茲普天率土，咸罹困窮；詎忍易水燕山，未蘇湯火。躬於恆冀，綏靖黔黎。猶慮爾君爾臣，未達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質言正告：爾能體天念祖，度德審幾，朕將加惠前人，不吝異數。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爾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慶，用彰爾之仁。」[35]詔書歷數了明朝廷的腐敗，以致民怨已極；表達了大順政權接管畿輔，救民水火的決心；同時也宣布了只要崇禎帝能及早投降，減少軍事行動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大順政權將予以破格優待。

  

  然而，面臨滅頂之災的明朝廷是絕不甘心滅亡的。崇禎十七年正月間，朱由檢得知西北全境失守，李自成在西安建國改元，決定派大學士李建泰出任督師，「代朕親征」[36]。這月二十六日，崇禎皇帝在正陽門城樓上舉行遣將禮，親自斟酒餞行。儀式結束，朱由檢懷著無限的希望目送李建泰帶領幾千人馬緩緩離去。李建泰出馬督師在整個崇禎年間是禮儀最隆重的一次，從效果而言卻是最差的一次。當時在宣府、大同、寧武一帶明朝廷還有一批兵將，他並沒有趕在大順軍到達之前組織抵禦，也沒有接受山西官紳的請求由井陘關直趨太原，而是毫無作為地在畿輔地區徘徊觀望。當他走到邯鄲時獲悉大順軍劉芳亮部占領了潞安（今山西長治），兵鋒直逼畿輔，立即倉皇北竄，在三月間逃進保定，不久向大順軍投降。

  儘管對李建泰出京督師抱有希望，但崇禎帝對局勢的嚴重性是比較清楚的。過去為了鎮壓農民軍和抵禦滿洲貴族部隊，朝廷經常抽調陝西三邊的精銳部隊，現在整個形勢倒了過來，陝西三邊連同當地的精兵悍卒已歸李自成所有。想在山西境內堵住大順軍，只有一步險棋可走，就是放棄遼東，把堵御清軍的吳三桂部調往西線。正月十九日，他在召見大臣時指示調吳三桂部入關。大學士同戶、兵二部尚書密商後，認為「三桂兵精，誠可調以剿寇；而此兵一調，恐寧城士民不免驚疑或致潰散。近報奴營烽火已過松、杏，萬一乘虛突入，尤為可慮。大約其兵之調總視寧遠撤不撤。如寧未可撤，則兵未敢輕動也」[37]。次日，朱由檢批示：「調三桂馬兵助剿，余兵尚多。乘賊三邊新安未定之時，此著似不可失。……此等重大軍機應行與否，原應先生每主持擔任，未可推諉延緩誤事。」[38]首輔陳演等見朱由檢既要調吳三桂率部下騎兵入晉，又藉口關外「余兵尚多」不擬放棄寧遠，把應行與否的重大責任推給大臣主持擔任，這無疑是為日後追究喪師失地的罪過埋下伏筆。於是再次密議後上疏「伏乞聖裁」。朱由檢只好在二十一日的批示中親自決策放棄寧遠，「移寧士馬，收守關之效，成蕩寇之功，雖屬下策，誠亦不得已之思。先生每即擬旨來行」。如果到此為止，也不失為當機立斷，可是猶豫成性的朱由檢卻毫無必要地又加上一句：「如必須再議，先生每即刻會官密議妥確來奏，仍將各官議語各行親書備覽。」[39]這種立此存照的方式頗能反映崇禎帝的「英察」。大學士陳演等也隨機應變，再次召集大臣合議，藉以分擔責任。廷議通過後，又「請行督、撫、鎮再議寧遠棄後關門作何守法，軍民作何安頓，總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40]。經過這樣反覆協商、互相推諉，直到三月十三日吳三桂部才攜家帶口進入山海關。這時大順軍已經占領大同、陽和、宣府，京西重鎮全部瓦解。原議調吳三桂部加強山西防務的時機早已失去，而吳三桂等入關後又要求用五天時間在永平府境內安置家口，連指望他赴京勤王的目的都沒有達到。

  隨著軍事形勢的逐漸惡化，朱由檢內心裡早就醞釀著南遷圖存的念頭。按照明朝的兩京制度，留都南京一直保持著全套中央機構。朱由檢設想遷都南京，至少可以暫時避開農民軍和滿洲貴族軍隊的直接威脅。如果做出這一決策，對於明朝廷來說不失為明智之舉，因為整個北方政治軍事格局將由力量最弱的明朝廷苦撐著來自西部和東北兩面的沉重壓力變為大順軍與清軍直接對峙，而明朝廷卻保有江南財賦之區在內的半壁河山，可以爭取到一段喘息時間再依據形勢的發展決定對策。然而，朝廷南遷畢竟預示著整個北方易手，京師和成祖以降的陵寢化為異域。優柔寡斷又自視甚高的崇禎帝下不了決心。他希望朝廷大臣合辭懇請，最好是一面以「御駕親征」的堂皇名義護送他到南京視事，一面又能有一批肯擔當任事的官僚代他留守北京，收拾殘局。同他的意願相反，絕大多數大臣只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著想，在面臨這種關係宗廟社稷的重大決策時不願承擔風險。結果是，「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慮駕行屬其留守，或駕行後京師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無人決策」[41]。到三月中旬，大順軍南北兩路合擊京師的部署已接近完成，朱由檢南逃的可能性也很小了，他才能在無可奈何之中發出了「朕不能守社稷，然能死社稷」的嘆息，準備與明王朝同歸於盡。[42]

  這裡還應當提到皇太子南下監國和二王分封的問題。明亡前，崇禎帝有三個兒子即太子朱慈烺、定王朱慈炤、永王朱慈煥，都養在宮中。當北京局勢危急時，不少大臣建議讓太子到南京監國，同時讓定王和永王離京就藩（建藩地點諸臣意見不一，多數主張分封於南方），目的是以防萬一，為繼統問題準備後路。由於朱由檢本意是自己率宮眷南下，對廷臣的上述意見大為不滿，他怒不可遏地說：「朕經營天下十幾年尚不能濟，哥兒們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講戰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43]就這樣，太子南下監國、二王分封的計劃終成畫餅，造成了覆巢之下無完卵的結局。這對於後來南明局勢的變化是關係重大的：正是由於沒有直系繼統人，才演出了一幕幕立福、立潞之爭，唐、魯爭立，唐、桂爭立的場面，嚴重地削弱了抗清力量的統一。

  三月十五日，大順軍直抵居庸關，總兵唐通和監軍太監杜之秩投降。次日，進占昌平。十七日到達京師城下。明朝廷立即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崇禎皇帝「仰天長號，繞殿環走，拊胸頓足，嘆息通宵，大呼內外諸臣誤我，誤我！倉皇召對，人人戰慄無策，噤不發聲」[44]。襄城伯李國楨統京營兵攜帶大批火器屯紮於城下，一遇大順軍就失魂喪膽，全部繳械投降。臨時驅趕上城的兵卒平時既缺乏訓練，人員器械又不足，添上宮中低級宦者才勉強湊到一垛一卒。憑藉如此單薄的防禦力量要想守住偌大的北京城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順軍兵臨城下後，李自成在沙河鞏華城設立總部，由權將軍劉宗敏親臨北京城下指揮戰鬥。為了在政治上謀取最佳效果，李自成認為應該儘可能爭取崇禎帝投降。因此，他派遣在宣府投降的太監杜勛入城勸朱由檢認清形勢，及早「遜位」。朱由檢自知無力守住北京，但要他向大順朝廷俯首稱臣又於心不甘。在生與死的關頭，他指使親信內官同義軍使者秘密談判，企圖拖延時間等待勤王兵的到來，或者通過討價還價爭取到一個比較可以接受的條件。十八日夜間，談判仍無結果。大順軍見朱由檢猶豫不決，乃訴諸武力，一舉攻克外城。朱由檢在絕望中仍想逃命，帶著一批內官奔向朝陽、安定等門，企圖突出重圍，都被擋回。直到這時他才橫下心來，命周皇后自縊，親手砍死、砍傷兩位公主，把太子、永王、定王交太監們領去躲藏，自己同太監王承恩跑到煤山（今景山）上吊自盡。三月十九日上午，大順軍占領了北京內城。中午，李自成由德勝門入城，在劉宗敏、牛金星等文官武將的簇擁下進入皇宮。

  崇禎十七年春季，大順政權在軍事上取得的成就在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短短三個月內就占領了整個黃河流域，到處是一派「百姓歡迎」[45]，「衣冠介冑，叛降如雲」[46]的景象。大順軍占領北京時，明朝廷兩三千名官員當中自盡的只有二十人，其他府州縣的情況也差不多。南方的動向頗值得注意，當大順軍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北京進軍時，以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為首的南方官僚儘管議論紛紛，卻始終沒有派出一兵一卒北上勤王，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迎降的輿論，「如閩、越、三吳未罹賊兵之害，皆謂不淫不殺，或望其來」[47]。一旦大順軍主力南下，江南將同黃河流域一樣很快納入大順政權的版圖。大順軍以風捲殘雲之勢迅速地接管明朝廷轄治的大批州縣，無疑是明清之際中國歷史的一大關鍵。對於大順軍領導集團來說，同樣是處於十字路口。漢族地主官紳的大批歸附，表明他們把這場翻天覆地的變革看成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改朝換代。如國子監生陳方策塘報中所說：「我之文武諸僚及士庶人，恬於降附者，謂賊為王者之師，且旦晚一統也。」[48]事實上，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也正處於向封建政權轉化過程中，只是還沒有達到質變的程度。占領北京時期，李自成雖然已經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手下大將也早已封侯拜將，可是他們在思想感情以至生活作風上農民階級的平等色彩依然非常濃厚。「且賊無上下之別，其極尊偽官與其兵丁皆席地並坐，戲謔打罵，猶然作賊時行徑。」[49]正是由於大順軍及其政權的農民革命性質尚占主導地位，在政策上就勢必繼續以打擊官紳地主為重點。原先拜迎馬首的漢族官紳很快就失望了。

  （二）大順軍在北京期間的措施

  占領北京期間是大順政權的全盛時期，統治區雖然非常遼闊，迅速的失敗卻招致了後人對大順政權的種種非議，其中說得最多的是大順軍進京以後立即從上到下全面地腐化，以致軍無鬥志，民心盡失。事實卻證明，大順軍的失敗是另有原因的。同明末清初相比，大順政權的軍紀和吏治都更好一些。早在崇禎十六年李自成就以「剿兵安民」為己任，現存明朝官方文書中常常可以見到「賊梳兵篦」「賊來猶可，左兵殺我」一類的記載，曲折地表述了農民軍紀律遠較官軍為佳。大順軍進入北京時，文秉的記載是「偽將劉宗敏整軍入，軍容甚肅」[50]；劉尚友也說：「辰刻入城，果爾肅然。」[51]「街坊胡同無不至者，但不抄掠。」[52]「至淫、奪、斬殺之事，則猶未見也。」[53]「商民仍舊張肆。兵淫掠者有禁，民搶攘者有禁，城軍下城者有禁，犯者立死……而人情稍帖。」[54]明左諭德楊士聰還具體地指出在四月二十六日大順軍從山海關敗回北京後的三天裡出現了「軍紀不行」的混亂現象，「若二十六日以前，則絕無此等。坊刻稱賊於四月初七日淫掠婦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餘人，大屬妄語。事之所無，雖在逆賊，詎可誣乎」？[55]這些記載都表明大順軍在北京時軍紀相當嚴明。

  大順政權建立之後，舊的統治秩序被摧毀，宣布了三年免徵的政策，農民們如解倒懸。原先各地的「土賊」（即地方性起義農民）有的解散歸農，一部分接受大順政權的改編，少數同當地官紳勾結變為地主團匪的則被大順軍剿滅。時人記載：「至李自成稱帝關中，設偽令到河北，諸賊始消。」[56]甲申四月，封建文人陳濟生離北京南下，沿途所見大順政權管轄區的情景是：「追憶出都時，人言籍籍，皆雲盜賊密布，跬步難移。今布帆安穩，殊出望外。」他行至鄭家口（今故城縣）時，眼見「居民稠密，諸鄉村肩荷而來，日中為市，至晚方散。太平光景，於茲僅見」[57]。大順政權吏治的清明也是腐朽的明王朝不能比擬的。早在崇禎十六年李自成襄陽政權任命湖北宜城縣舉人陳可新為寶州牧（自成改河南寶豐縣為寶州），陳可新上任後即「榜大堂柱云：掌寶州一顆印，秋肅春回；受百姓半文錢，天災人禍」[58]。建國大順以後，委任官員也廉潔奉公，如河北定興縣「崇禎十七年，逆闖陷京師，偽縣令劉鍾泰自山右來任。……時賊法嚴，吏不敢舞文，民不敢犯禁……履任二十餘日，邑甚安之」[59]。大順政權淮徐防禦使武愫上任後，當地鄉紳「有屈膝於公堂上饋遺禮物，為其所擯斥者」[60]。錢的著作中更有概括性的描述：李自成「號令嚴切，所遣守土之吏，無敢暴民，亦旬月之雄也」[61]。

  大順政權管轄區的迅速擴大，行政機構的日益完備，也急需錄用人才。襄陽時期主要是採取徵聘方法；建國大順以後在陝西、山西和北京都舉行過科舉，大批選用明朝舉人，同時錄用降官，這對於許多官紳地主無疑具有頗大的吸引力。據時人記載，畿輔、山東等地的文人聽說大順政權「頗愛斯文秀才，迎者先賞銀幣，嗣後考校，一等作府，二等作縣，時復見選來府縣偽官多系山陝秀才，益信為真。於是不通秀才，皆望做官」[62]。「當逆賊李自成之亂，既陷全陝而東寇也。守土文武吏率皆望風降遁，或紳士爭為亂首，倒曳衣冠，疾走恐後，相與稱仁誦義，曰迎真主。」「是時學術大壞，人無君父，自數千里來有以闖賊為仁義吊伐之師者，衣冠盜賊轉相煽惑，尤甚於奸氓間諜。」[63]大順軍進京之日即發布命令：「文武各官，於次日投職名，二十一日見朝。願為官者量材擢用，不願者聽其回籍。」[64]此令一下，明朝官員急於求用，爭先恐後。兵部官員秦拜迎馬首，口稱「兵部職方司主事秦恭迎聖駕」，李自成沒有聽見，秦又提高嗓門重複一遍：「時兵馬之聲如風雨驟至，雖高聲大喊，賊終不聞。」[65]二十日晨，王孫蕙和趙玉森商量何去何從，「孫蕙曰：方今開國之初，吾輩當爭先著。玉森曰：甚合吾意。遂同詣賊報名。遇張琦，拱手而不言；琉曰：無棄故人，老夫尚可揚塵舞蹈。因與俱焉」[66]。少詹事項熤「大言於眾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67]。給事中時敏也聲稱：「天下將一統矣！」他趕往吏政府報名時見大門已關閉，一時情急，敲門大呼「吾兵科時敏也」[68]，才得以放入。考功司郎中劉廷諫朝見時，丞相牛金星說：「公老矣，須白了。」劉連忙分辯道「太師用我則須自然變黑，某未老也」，才勉強錄用。[69]首席大學士魏藻德被拘押在一間小房裡，還從窗戶中對人說：「如願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罷了，鎖閉作何解？」[70]清初順治二年八月在攝政王多爾袞面前的一場爭論頗能反映當年情景。都給事中龔鼎孳等指責內院大學士馮銓原為明朝閹黨，馮銓反唇相譏，說龔鼎孳曾投順「李賊，竟為北城御史」。多爾袞問此事實否。鼎孳曰：「實。豈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徵亦曾歸順唐太宗。」龔鼎孳的失言雖遭到多爾袞的斥責，卻如實地反映了大順軍入京後明廷官僚的動向。[71]

  長期以來被指斥為盜賊的李自成竟然得到包括官紳地主在內的漢族各階層的廣泛歸附，說明當時的大勢所趨。然而要取代明王朝，大順政權必須做到兩點：一是完成自身的演變過程，在政策上做根本性的調整，由打擊官紳地主轉而保護他們的利益，在這個前提下，力求實現輕徭薄賦、整頓吏治；二是在戰略上有一個清醒的估計，認準遼東新興的清政權是自己完成統一大業的唯一勁敵，從而在軍事上做好充分的準備。在這兩點上，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軍領導集團都未能妥善地處理。儘管大順政權已經處於向封建政權轉化的過程當中，然而轉化的速度卻遠遠不能適應客觀局勢變化的要求。李自成在崇禎十六年建立襄陽政權時宣布的三年免徵賦稅的政策以及隨之而來為解決軍餉、行政開支採取的追贓助餉政策一直延續到占領北京時期。各地留下的記載都表明大順政權委派的官員到任後首要任務就是拘拿官紳追贓助餉。如崇禎十七年三月劉芳亮部占領大名府，「布州縣偽官，毒掠縉紳」[72]。進占廣平府之「次日，拷掠鄉紳，以官職大小定銀數之多寡，慘不可言」[73]。高陽縣令王瑞圖抵任即「奉賊令逼索鄉紳，名曰助餉」[74]。靈壽縣「偽令郭廉持符至靈壽，勒鄉紳捐餉，恣為橫暴」[75]。肥縣縣令石傳聲下車伊始即「置鄉紳於獄，比餉銀」[76]。山東各地情況也和畿輔一樣，「崇禎十七年闖寇李自成既陷京師……乃遣其巨帥郭將軍者以精賊數萬略行齊魯，張官置吏，四出赴任，旬日間遍於海岱……奉其敕追掠縉紳，桁楊接擢，相望於道」[77]。濟南府「有戶政府從事張琚者，謂之催餉司，拷掠宦家子，俾助銀。其被掠者以萬曆來科目為斷，計三十餘家。刑具夾桚外，有鐵梨花、呂公絛、紅繡鞋之名」[78]。陽信縣「夏四月，逆闖偽令搜羅邑紳子弟蠲貲助餉，各三五百金，勒限追比」[79]。鄒平縣令王世傳上任後「陽言蠲租，刑逼鄉官，漸及富戶，謂之追餉」[80]。與此同時，我們卻沒有見到大順政權徵收賦稅的記載，這就證明崇禎十七年五月以前大順政權仍停留在以追贓助餉為主要手段解決龐大的軍費和行政開支的階段上。

  在北京城內對明朝廷官員的追贓從三月下旬開始，未經選用的官員大抵發往各營追贓助餉，「言卿相所有，非盜上則剝下，皆贓也」[81]。四月初八日，李自成發現此舉在政治上已造成不利影響，下令停止，被押官僚無論完贓與否一律釋放，但各地的追贓活動一直延續到大順軍敗回西安才停止。官紳地主歸順李自成，出於保護自身利益，把他當作新的靠山。李自成雖然在政治上採取了一些措施招徠他們，追贓助餉也做了區別對待，但畢竟打擊面過寬。何況追贓時往往刑拷相加，官紳體面掃地以盡，這對於大批歸附大順政權的官紳地主來說實非始料所及。他們在飽嘗鐵拳之後，不勝憤慨地說：「是豈興朝新政哉，依然流賊而已矣。」[82]當大順軍所向無敵之時，官紳們懾於大順政權的兵威，一般不敢公開反抗，但已經暗中「人人飲恨，未及發也」[83]。雙方的矛盾再度激化，只是還沒有表面化罷了。由此可見，大順軍領導集團在爭取官紳地主的支持問題上犯了策略性的重大錯誤，這對於不久以後整個形勢的逆轉，漢族官紳紛紛託庇於滿洲貴族建立的清廷有著密切關係。

  在遼東問題上，突出地反映了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缺乏戰略眼光。從萬曆末年起日益強大的滿洲貴族軍隊已經成為明朝廷難以對付的敵手，明末農民戰爭的整個過程都是同明清之戰交錯重疊的。按常情而論，李自成在西安決策東進，志在結束明王朝統治時，就應當對下一步如何迎戰清軍做到成竹在胸。然而，事實卻完全相反，李自成占領北京的前後，幾乎沒有意識到清軍將是同自己爭奪天下的主要對手。這首先表現在他在北京地區集中的兵力不足以抵禦清軍大規模的進犯，大約三分之二以上的大順軍被分布在西北、湖廣襄陽四府、河南以及新占領的山西、畿輔、山東等地。這種部署對於穩定大順政權統治區的局勢雖然起了積極作用，但是分兵把口的結果卻造成了在關鍵地區缺乏足夠的兵力。例如，大順軍向北京進軍時，明朝左良玉部官軍乘機進攻湖廣承天、德安，守將白旺告急；河南一些地主武裝也同左良玉相呼應，顛覆當地的大順政權。李自成當即決定派右營制將軍綿侯袁宗第統率大軍由陝西奔赴湖廣、河南，擊退和平定了官軍與地主武裝的反撲。直到山海關戰役失敗，袁宗第和白旺的軍隊仍滯留於河南和湖廣。這種局部的勝利最終導致了全局的失敗。如果李自成能高瞻遠矚，暫時置湖廣、河南於不顧，把袁宗第的右營軍大批兵馬調到北京地區，等到穩定遼東局勢之後再回頭收拾左良玉等手下敗將那簡直是易如反掌。李自成計不出此，終於造成兵力分散的嚴重後果。

  其次，占領北京以後，李自成身邊的軍隊總數大約是十萬人，受封侯爵的大將就有劉宗敏、李過、劉芳亮、張鼐，加上明朝投降軍隊，兵力也還可觀。然而，李自成卻沒有在京東以至山海關地區部署重兵防守。當時，吳三桂的遼東官軍已經調入關內，駐紮於昌黎、灤州、樂亭、開平地區。[84]清廷乘機派鄭親王濟爾哈朗率兵收取了關外的城堡土地。李自成的著眼點僅限於招撫吳三桂和關門總兵高第，對關外的清兵則完全置之度外。開初，他對吳三桂、高第的招降進行得很順利，吳三桂在大順政權使者轉達李自成「許以父子封侯」等優厚條件後，立即在明遼東巡撫黎玉田和部分將領的支持下決定歸順大順政權。黎玉田隨即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奉命同明朝另一投降總兵馬科帶領軍隊西行收取四川；馬科部下兵馬一萬原駐於畿輔，李自成在山海關戰役以前竟派他遠征四川，更反映了大順政權領導人對清軍出兵干預的危險毫無認識。山海關總兵高第只有一萬兵馬，也同吳三桂採取一致行動，歸附大順。在黎玉田、吳三桂、高第投降之後，李自成在山海關地區的軍事部署是只派遣幾天以前在居庸關投降的唐通統領原部八千兵馬接管山海關防務。[85]在吳三桂、高第投降大順、清軍占領關外土地之後，京東北的局勢已形成清、順隔關相峙。李自成沒有派親信高級將領統率大順軍「老本」（嫡系部隊）扼守山海關地區，足以表明他對局勢的嚴峻毫無清醒認識。即便沒有發生吳三桂叛變，單憑唐通八千兵力也抵擋不了清軍可能的進犯；何況如果李自成在山海關派駐重兵，吳三桂發動叛亂的可能性也必然大大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