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概論

  明代後期軍事

  一、明朝統治的危機

  （一）統治集團的全面腐朽

  萬曆十年，大學士張居正病逝，他所推行的改革很快被明神宗全盤否定。明王朝的政治、軍事、經濟在一度振作之後，又繼續腐敗下去，終於形成了統治危機。

  從萬曆中期開始，明廷最高統治者一直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國計民生被置之度外。崇禎皇帝即位之後，局面雖有所改變，但已無法挽救明王朝覆亡的命運了。明神宗在歷史上以昏庸著稱，在位48年當中大約有20年不理朝政。大臣要求召見面奏國事，也很少得到允許。奏疏往往「留中」不予批示，整個朝政陷於半癱瘓狀態。然而，他對金銀珠寶卻是貪婪無厭，派出大批宦官和錦衣衛官校前往各地「開礦」「徵稅」，倚仗至高無上的皇權恣意掠奪民間財產。

  以遼東稅監高淮的所謂開礦徵稅為例：「謂其出巡為打劫之別名，非虛也。近遼人為之謠曰：『內相出巡，如虎捕人。上天無路，鑽地無門。』又曰：『皇天不掙眼，內相抹了臉。遼東人遭殃，不久要逼反。』」[1]這以後不久，遼東軍事局勢的急劇惡化，同礦監稅使的野蠻掠奪導致北方軍民困苦不堪有著密切的關係。萬曆中期以後，礦監稅使幾乎遍及全國，為害地方長達20多年。

  萬曆四十八年（1620），明神宗去世，明光宗即位一個月也病死了，他的長子朱由校即位，是為熹宗（1620—1627年在位）。明熹宗自己不理政事，信用太監魏忠賢，宦官權力大增。從萬曆後期出現的黨爭更趨激化，東林黨和閹黨勢不兩立的爭鬥一直延續到明朝滅亡。

  （二）階級矛盾的不斷激化

  明朝中期以來，貴族（朱明宗室、世襲勛貴、皇親國戚）和官紳地主的勢力不斷擴張，他們大量地兼併土地，無情地榨取人民的血汗。農民和手工業者由於天災人禍，已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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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農民掙扎於死亡線上的時候，明政府不僅不救濟，反而「嚴為催科」。農民被迫鋌而走險，不斷地舉行武裝反抗。萬曆十六年，劉汝國等在太湖、宿松地區領導起義，自稱濟貧王，「就富民箱囷，招徠饑民共食之。饑民隨者數萬人」[2]。萬曆二十七年，白蓮教徒趙古元在徐州一帶組織起義，「約以二月二日各處兵馬八路齊起，先揚淮，次取徐州新河口，阻絕糧運；次取金陵、燕都，大事可定」。明朝地方官僚驚呼：「黃巾、赤眉之禍，再見於目前。」[3]萬曆三十四年，南京又有無為教徒劉天緒等密謀起義，「自稱為闢地定奪乾坤李王」[4]。天啟二年（1622），山東白蓮教徒在徐鴻儒領導下發動起義，先後攻下鄆城、鄒縣、滕縣、嶧縣等城，準備「南通徐、淮、陳、潁、蘄、黃，中截糧運，北達神京，為帝為王，改元建號」[5]。北直隸景縣民於弘志領導的棒棰會，也起而響應。這些中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雖然遭到明廷的武力鎮壓，但總的趨勢是反抗的規模越來越大，預示了大規模的明末農民戰爭即將來臨。

  （三）軍政的廢弛

  作為明帝國主要支柱的軍隊，開國時確立的衛所制度，採用官、軍世襲的辦法，後來已逐漸喪失了戰鬥力。中期以後大規模實行募兵，雖然曾經部分地彌補了軍事力量的不足，但由於整個軍政的敗壞，兵部和將領唯賄是求，層層盤剝，士卒不僅難以置辦必備的武器裝備，連溫飽也得不到保障。天啟七年，陝西巡撫胡廷宴上疏說：「臨、鞏邊餉缺至五六年，數至二十餘萬；靖鹵邊堡缺二年、三年不等；固鎮京運自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啟六年，共欠銀十五萬九千餘兩。各軍始猶典衣賣箭，今則鬻子出妻；始猶沿街乞食，今則離伍潛逃；始猶沿沙中偶語，今則公然噪喊矣。」[6]

  士卒生活貧困已極，不僅無法維護軍隊的戰鬥力，而且造成一連串的譁變。僅以崇禎初年為例，元年七月，遼東寧遠官軍缺餉四個月，士兵們枵腹難忍，群起譁變。遼東巡撫畢自肅、寧遠總兵朱梅被叛兵抓住，「棰擊交下」，畢自肅慚憤自盡。二年，因清兵入犯畿輔，詔各地火速派兵勤王。山西勤王兵譁變於京郊，甘肅勤王兵譁變於安定（今甘肅定西），原因都是缺餉和未得安家銀兩。

  軍政的敗壞，還突出地表現為紀律蕩然無存。朝廷原意「設軍以衛民」，到明朝末年變成了禍國殃民。其中一部分豢養家丁，作為關鍵時刻保身之用。朝廷發給的軍餉一部分落入將領私囊，一部分被將領用於蓄養家丁，導致大多數士卒虛占名額，整個戰鬥力下降；另一方面將領擁兵自重，增強了對朝廷的離心力。明末出現一批臨戰奔潰甚至叛變投敵的軍閥，同家丁制下軍隊的私有化是緊密相關的。

  軍政敗壞是明朝統治危機的一個重要方面。崇禎年間，大部分國家財政收入用於兵餉。兵餉大幅度增長造成財政入不敷出，朝廷為解決餉源，加緊對百姓壓榨，直接導致官逼民反，為鎮壓農民起義又再三加征重賦，明王朝正是在這種惡性循環中走向自身的滅亡。

  二、金國的建立與攻占遼東

  （一）金國的建立

  滿族是女真族的後裔，是我國眾多兄弟民族之一。明朝建立後，在女真族居住區設立了大批衛所，任命各部酋長為都指揮使、指揮使、千戶、百戶等官職，建立各級行政機構，管理軍政事務。清朝統治者的祖先就是起源於建州左衛。萬曆十一年（1583）二月，明朝遼東總兵李成梁在平定建州右衛首領阿台等反明過程中，受另一女真酋長尼堪外蘭的唆使，殺害了無辜的建州左衛首領覺昌安及其子塔克世，他們就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祖父和父親。為了安慰努爾哈赤，明朝讓他襲任都指揮使官職，賜敕書三十道、馬三十匹。這年努爾哈赤25歲，風華正茂。祖父和父親的被害，加上明廷對女真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使他決心統一女真各部，擺脫明朝的控制。當時，女真的蘇克蘇滸河部、渾河部、王甲部、董鄂部、哲陳部、訥殷部、鴨綠江部、渥集部、瓦爾喀部、庫爾喀部、烏拉部、哈達部、葉赫部、輝發部「群雄蜂起，稱王號，爭為雄長。各主其地，互相攻戰。甚者兄弟自殘，強陵弱，眾暴寡，爭奪無已時」[7]。正是在這種四分五裂的局面下，努爾哈赤於五月間以遺甲十三副、士卒不到一百名起兵，採取「恩威並用，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8]的政策，開始了統一女真的活動。由於自身力量不足，努爾哈赤在用兵策略上充分利用了女真各部分散勢孤的特點，實行先弱後強、由近及遠的方針，逐漸吞併了建州女真各部。萬曆十五年在虎攔哈達南岡建城，「定國政」[9]。努爾哈赤利用明廷頒發給各部的敕書500道領取年例賞物，同時在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處關口同明遼東商人交易，「因此滿洲民殷國富」[10]。努爾哈赤自知羽翼尚未豐滿，在一段時間裡，他避免同實力強大的海西女真衝突，對相鄰的蒙古、朝鮮表示親善，對明廷更是恭順，親赴北京朝貢，而把主要精力用於治理建州各部。明廷在萬曆十七年授予他都督僉事的官銜，萬曆十九年（1591）加升左都督，萬曆二十三年（1595）又封為龍虎將軍，以嘉勉他的守邊有功。

  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領導下逐漸崛起，同海西女真的摩擦也日益增多。萬曆二十一年（1593）九月，海西女真葉赫部首領、布齋貝勒納林布祿糾集了哈達、烏拉、輝發、科爾沁、錫伯、瓜爾佳、朱舍里、訥殷九部，合兵三萬，分三路向建州女真發動進攻。在優勢敵軍壓境的形勢下，建州「眾皆失色」[11]。努爾哈赤卻沉著鎮靜，派人探明情況，對部眾說：「來兵部長甚多，雜亂不一，諒此烏合之眾退縮不前，領兵前進者必頭目也。吾等即接戰之，但傷其一二頭目，彼兵自走。我兵雖少，並力一戰，可必勝矣。」[12]他從容布陣後，一舉擊敗葉赫、科爾沁三貝勒兵，九部頭領聞風喪膽，「各不顧其兵，四散而走」。努爾哈赤指揮部眾趁勢掩殺，殲敵兵四千人，獲馬三千匹，盔甲一千副，「滿洲自此威名大震」[13]。此後十餘年間，先後攻滅哈達、輝發、烏拉等部。隨著歸附人口的增多，努爾哈赤加強了部眾的組織，先分立牛錄，每三百人立一牛錄額真，後又擴建為八旗，規定五牛錄設立一甲喇額真，五甲喇立一固山額真，共設黃、白、藍、紅、鑲黃、鑲白、鑲藍、鑲紅八旗固山。「行軍時若地廣則八固山並列，隊伍整齊，中有節次；地狹則八固山合一路而行，節次不亂，軍士禁喧譁，行伍禁紛雜」，「克城破敵之後，功罪皆當其實。有罪者即至親不貰，必以法治；有功者即仇怨不遺，必加升賞。用兵如神，將士各欲建功，一聞攻戰，無不忻然。攻則爭先，戰則奮勇，威如雷霆，勢如風發，凡遇戰陣，一鼓而勝」[14]。此外，努爾哈赤還命人創製滿文，開始煉鐵，開採金銀礦產。由於實力的不斷增強，努爾哈赤對明廷的態度日益傲慢，大有分庭抗禮之勢。明政府也感到建州的興起將危及東北地區的安寧，加強了防範。萬曆四十三年（1615），努爾哈赤準備進攻葉赫部，明廷決定派出軍隊保護葉赫。次年正月，努爾哈赤在大臣的擁護下，建立後金國（史稱後金），年號天命。

  （二）薩爾滸之戰

  萬曆四十六年（後金天命三年，1618），努爾哈赤決心對明朝用兵。四月十三日，他以殺父祖、遣兵助葉赫防禦等「七大恨」告天，率步騎二萬攻明。在所謂七大恨中，最重要的是指責明廷阻礙了他統一女真各部的事業，「天降大國之君，宜為天下共主，何獨構怨於我國」，認為明朝支持哈達、葉赫是「逆天」行為。[15]努爾哈赤分兵兩路，命左翼四固山兵攻東州、瑪根丹（均在今撫順南面）兩城，自己率領右翼四固山兵攻撫順。撫順很快就被後金兵攻克。明游擊李永芳投降，東州、瑪根丹兩城以及五百多個台堡也被占領。努爾哈赤把掠得的人、畜三十萬，賞給部下將士。明廣寧總兵張承蔭、遼陽副將頗廷相領軍一萬來戰，努爾哈赤回軍攻殺，明軍雖擁有火炮，卻被後金兵沖入營中，張承蔭等戰死，士卒十損七八。後金兵獲馬九千匹、甲七千副，器械無數。七月，努爾哈赤又攻清河，明守將總兵鄒儲賢領兵一萬固守，被後金兵架梯攻克，鄒儲賢和部下士卒全遭殺戮。

  明廷得報後大為震驚，派楊鎬為遼東經略，率領總兵杜松、馬林、劉、李如柏統兵十萬餘人，號稱四十七萬，平定遼東。萬曆四十七年（1619）二月，楊鎬命令明軍分四路由撫順關（在今撫順東面）、鐵嶺、寬甸、鴉鶻關（在今遼寧本溪和新賓之間）向赫圖阿拉（興京，今遼寧新賓）推進，企圖以優勢兵力一舉掃滅後金。努爾哈赤臨危不懼，他利用各路明軍雖然迫近赫圖阿拉，卻相互呼應不靈的狀況，決定實施「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16]的作戰方針，各個擊破。他首先集中全力迎戰來自撫順的明軍中路主力杜松部。三月初一，在薩爾滸全殲杜松部。次日於尚間崖（地近今鐵嶺東南之雞冠山）擊敗北路明軍，總兵馬林僅以身免。努爾哈赤留下四千士卒守衛赫圖阿拉以防李如柏部明軍，主力隨即掉頭向東南方面迎擊明朝名將劉部。劉在初三日於董鄂（今遼寧桓仁）擊敗後金守兵五百人，殺二牛錄章京，進至阿布達里岡（今新賓南約四十里）遭到後金兵的伏擊，劉在混戰中陣亡，全軍覆沒。坐鎮瀋陽的楊鎬聞訊，急令進至虎攔（在今清河城鎮東面）的李如柏撤退。五天之內，明朝四路大軍三路覆敗，薩爾滸之戰以後金全勝而告終。從此，後金的力量和聲威大增，成為明朝最大的邊患。

  （三）寧遠之戰

  薩爾滸之戰後，明朝遼東兵力元氣大損，努爾哈赤趁勢先後攻占開原（1619），吞併葉赫（1619），攻克瀋陽、遼陽（1620）以及遼東半島大部分地區，並且在明天啟二年（後金天命七年，1622）攻占廣寧（今遼寧北鎮），明朝總兵劉渠、祁秉忠等全軍覆沒，遼東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帶領遼東軍民逃入山海關，關外幾無遺土。後金兵撤退以後，明朝寧前兵備道袁崇煥於人心震懾之餘，領兵收復寧遠（今遼寧興城），招徠難民，加固城守。

  天啟六年（後金天命十一年，1626），努爾哈赤又決定大舉攻明。正月十四日，親率大軍渡過遼河向西推進。後金主力來犯的消息傳開後，錦州、松山（今錦州南）、大凌河（今遼寧凌海市）、小凌河、杏山（錦州南）、連山（今錦西）、塔山（錦西北）七城的明軍大懼，「焚房、谷而走」[17]。後金兵直抵寧遠城下，並且派出一支軍隊於寧遠城西南五里處切斷通往山海關的大路。努爾哈赤妄圖倚仗優勢兵力不戰而下，派被俘漢人進入寧遠城對袁崇煥說：「吾以二十萬兵攻此城，破之必矣。爾眾官若降，即封以高爵。」袁崇煥大義凜然地回答道：「義當死守，豈有降理？」[18]「且汗稱來兵二十萬，虛也；約有十三萬，我亦不以來兵為少也。」[19]

  努爾哈赤見招降無效，於正月二十四日指揮後金兵奮力攻打。袁崇煥和總兵滿桂、參將祖大壽憑城固守，「槍炮、藥罐、雷石齊下，死戰不退」[20]。後金兵失利，被迫後撤。次日，又揮兵力攻，被明軍擊退。後金兵在攻城時被擊斃游擊兩員、備御兩員、士兵五百名。努爾哈赤自從25歲起兵以來，四出征討，戰無不利，攻無不克，特別是在萬曆四十七年一舉擊敗明朝四路之師，自謂所向無敵。沒想到寧遠城下損兵折將，敗於明朝一個中級官員手下，這在精神上給他的打擊是十分沉重的。二月上旬，努爾哈赤灰溜溜地回到瀋陽，不久發病，於八月十一日死去。

  （四）松山之戰

  努爾哈赤死後，他的第八個兒子、四王皇太極即位為帝，改年號為天聰（天聰元年即明天啟七年，1627）。為了穩定內部、解除後方威脅，皇太極多次向明朝表示願意和談，甚至允諾放棄帝號，承認明朝皇帝為天下共主，條件是勒索巨額金銀財帛，恢復互市，藉以達到從經濟上加強自己，削弱明朝的目的。同時，大舉出兵，東征朝鮮（1627年、1636年），西征同明朝友好的蒙古察哈爾部（1628年、1632年、1635年），迫使他們臣服於後金。到1636年（明崇禎九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建元崇德。時清朝不僅在遼東的實力大為增強，而且控制了朝鮮和漠南蒙古。皇太極從朝鮮勒索金銀物資，又利用蒙古的騎兵和地盤入侵內地。

  天聰、崇德年間，皇太極曾在1629年（明崇禎二年）、1634年、1636年三次繞過明軍集結在錦州至山海關的重兵，由西面破邊牆入犯。其中，以第一次和第三次對明朝的打擊最為沉重，京師戒嚴，大批州縣被攻破。清軍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所不為，數十萬人口、數百萬兩金銀以及其他財物被掠走。然而，由於錦州、寧遠、山海關一線有明朝重兵扼守，清朝慮及根本，始終不敢在內地久留。為了達到進占中原的目的，皇太極決心拔除明朝關外的軍事重鎮。

  1640年（明崇禎十三年、清崇德五年）三月，皇太極採取「由遠漸近圍逼錦州以困之」[21]的策略，命鄭親王濟爾哈朗為右翼主帥，多羅貝勒多鐸為左翼主帥，帶領一半清軍包圍錦州。守將祖大壽頑強抵抗，清軍未能得逞。五月，皇太極親至錦州城外，督促清兵搶割郊外莊稼。六月，派睿親王多爾袞、肅親王豪格率另一半清軍接替濟爾哈朗、多鐸所統軍隊，繼續圍困錦州。此後，每三個月輪換一次，以資休整。祖大壽被圍日久，兵力不敵，向朝廷緊急求援。這年年底，崇禎帝派薊遼總督洪承疇率總兵李輔明、王朴、唐通、曹變蛟、白廣恩、馬科、吳三桂、王廷臣統步騎十三萬往援。洪承疇吸取了楊鎬輕舉妄動的教訓，採取穩紮穩打、逐步推進的戰術。1641年五月，他率領援軍精銳進至錦州城南約十八里的松山西北立營，同錦州城內的祖大壽部呼吸相應。濟爾哈朗令右翼清軍向明朝援軍進攻，不僅被擊退，連他自己在山頂設立的營寨和正紅旗、鑲紅旗、鑲藍旗駐營地也被明軍占領。由於祖大壽英勇善戰，洪承疇老成持重，清軍在圍攻錦州和襲擊明朝援軍的戰鬥中一再失利，梅勒章京碩翁等被擊斃，牛錄章京佛洛向明軍投降。[22]當時，錦州城內的糧食可供守軍一二年之用，援軍相距不遠，人心穩定。按洪承疇的部署，援軍前鋒固守松山，待後續部隊護送糧草輜重由塔山、寧遠抵達松山地區後，再一舉突破清軍防線，同祖大壽軍會師。可是，明朝兵部尚書陳新甲等卻迎合崇禎帝速勝心理，力勸下詔促戰。兵部職方司郎中張若麒帶著崇禎帝的密詔和兵部文書來到松山，強令洪承疇立即同清軍決戰，以解錦州之圍。洪承疇被迫把大批糧儲留在塔山一帶，全軍向松山集中。

  八月，清軍前線主將多爾袞、豪格向皇太極報告「敵兵實眾，乞遣送親王率兵一半前往，協力拒敵」[23]，即要求改變原先半數兵力進攻、半數休整的部署，全軍出戰。皇太極知道成敗關鍵在此一舉，十五日親統大軍趕赴前線。鑑於洪承疇的13萬大軍雲集於松山、乳峰山的狹小地區，大批糧草卻留在塔山、筆架山和寧遠，皇太極當即決定主力進至塔山、松山之間，派阿濟格等攻下筆架山，繳獲明軍積粟12堆。他從情報中得知洪承疇部大軍隨帶糧食不多，餉道切斷，勢必後撤，就在松山、塔山之間掘壕設障，埋伏重兵，伺機殲敵。洪承疇早已預計到這種危險，陷入絕境後，他力圖挽回敗局，除留下曹變蛟、王廷臣同自己固守松山地區外，命令吳三桂、王朴、唐通、馬科、白廣恩、李輔明六總兵回師西南，打開通道。但戰略上已完全處於被動地位，無法挽救朝廷決策的錯誤了。吳三桂等突圍途中，不斷遭到清軍邀擊，幾乎潰不成軍，被清軍追殺和逼入海中淹死的多達數萬人，只剩下少數兵馬突出重圍。洪承疇打通餉道的方案既已破產，自身也像錦州城裡的祖大壽一樣陷入了重圍。為了加強松山的防禦力量，他命曹變蛟放棄乳峰山，同自己合守松山。曹變蛟奉令帶兵殺出重圍，無意中沖入了皇太極的御營，清軍「大驚」[24]。從九月起，洪承疇，遼東巡撫丘民仰，總兵王廷臣、曹變蛟所統士卒不過一萬多人駐守松山，仍一再派兵出城突擊，都被清軍擊敗。到1642年（明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副將夏成德叛變，接應清軍入城，丘民仰、王廷臣、曹變蛟等被俘殺，洪承疇被俘後降清。三月，祖大壽投降，清軍占領錦州。至此，松山、錦州戰役以清方全勝結束，明朝在遼東只剩下寧遠至山海關一隅之地，沒有力量同清方再決雌雄了。

  三、明末農民戰爭與明朝的滅亡

  （一）李自成中原五殲明軍

  天啟七年，明末農民大起義在陝西爆發。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裡，各部起義軍時分時合，採取避實就虛的戰術，轉戰黃河南北。明廷先後增兵添餉，都無法遏制像烈火一樣蔓延的農民起義。到崇禎十四年正月，綽號闖將的李自成率部攻克河南洛陽，處死福王朱常洵。由於當地饑民大批歸附，七月間，另一支起義軍在著名領袖羅汝才率領下來到河南會同作戰，李自成起義軍兵力陡然增強。崇禎帝朱由檢得知洛陽失守、親叔被殺，急令陝西三邊總督傅宗龍率總兵賀人龍、李國奇部兵馬兩萬，同保定總督楊文岳統率的總兵虎大威部會合，追擊李自成、羅汝才聯軍。九月，官軍在河南項城孟家莊陷入起義軍布置的埋伏圈中，賀人龍、虎大威、李國奇見勢不妙，掉頭逃往沈丘，楊文岳也在部將保護下竄入陳州（今河南淮陽）。傅宗龍只剩下標營六千人馬，被起義軍團團圍住，幾天以後矢盡糧絕，被迫突圍。在起義軍邀擊下，士卒星散，傅宗龍被起義軍俘殺。

  傅宗龍兵敗身死後，明廷任命汪喬年為陝西三邊總督，負責追剿李自成起義軍。崇禎十五年二月，汪喬年率總兵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張國欽、張應貴部卒三萬出潼關，準備同左良玉部官軍東西夾剿。這時，李自成、羅汝才起義軍正把左良玉部圍困在郾城，汪喬年當即趕赴襄城，催促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三總兵率部向郾城進發。李自成得知陝西官軍迫近，決定停止圍攻郾城，全力西向迎擊汪軍。二月十三日，在襄城以東40里擊敗陝西官軍，明總兵張國欽陣亡，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擅自帶領部下兵馬逃回陝西。左良玉在郾城解圍後並沒有西向尾追起義軍，而是乘機率部東奔。汪喬年麾下，只剩總兵張應貴部四五千人據守襄城。十七日，起義軍攻克該城，張應貴被擊斃，汪喬年被活捉後處死。起義軍乘勝擴大戰果，連克豫中大批城鎮。

  這年五月，李自成第三次進攻開封。明廷急令督師丁啟睿、保定總督楊文岳帶領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等赴援，兵力多達十八萬，號稱四十萬，準備同李、羅聯軍決戰。五月十三日，官軍前鋒進至朱仙鎮。李自成當機立斷，撤出圍攻開封的兵馬，專一對付來援官軍。官軍數量雖多，但除左良玉外，兵將都是從陝西、京營、江南等地臨時抽調來的，各鎮總兵互相觀望，推諉不前，督師丁啟睿又懦弱無能，一味依賴左良玉，被人稱為「左府幕客」[25]。朱仙鎮一戰，左良玉見起義軍軍力強盛，為了保存實力首先率部南逃，其他將領也不戰而潰。丁啟睿和楊文岳對部隊失去控制，倉皇失措，分別竄往固始和歸德（今河南商丘）。起義軍趁勢追殺，收得降卒數萬名、騾馬七千匹。五月二十五日，起義軍重新包圍開封。

  中原三次用兵都因大將擁兵自重，不聽總督、督師節制，遇敵先逃，破壞了整個軍事部署。明廷有鑑於此，又急於解開封之圍，決定大力整頓軍紀。首先把在朱仙鎮戰役中畏敵避戰的總兵楊德政處斬，藉以警告左良玉等；又密令新任陝西三邊總督孫傳庭會集諸將，突然逮捕總兵賀人龍，宣布他多次倡逃，陷總督傅宗龍、汪喬年於死地的罪狀，當即斬首示眾。九月，孫傳庭在明廷一再催逼下，統兵東出潼關，部下總兵有左勷、白廣恩、鄭嘉棟、牛成虎、高傑等。這時，開封已經被明朝官員挖開黃河大堤淹沒，李自成、羅汝才聯軍移向豫西南。孫傳庭率部入關後，即向南推進。十月初一日，兩軍在郟縣相遇。孫傳庭命鄭嘉棟、高傑、左勷等部設下埋伏，牛成虎領兵出戰。戰鬥開始不久，牛成虎就假裝兵力不敵向後撤退，李自成不知是計，領兵追入埋伏圈中，伏軍兩面夾攻，牛成虎也率部回頭死斗。李自成部大敗，狼狽撤退。官軍見起義軍丟棄的兵械物資很多，顧不上追擊，紛紛爭奪財物。羅汝才部起義軍抓住戰機，迅猛出擊。官軍措手不及，敗下陣來。李、羅聯軍尾追不舍，殺官軍數千名，奪得大批戰馬。孫傳庭收拾敗軍退入潼關。

  擊敗陝西官軍後，起義軍乘勝占領河南大部分州縣。這時，活動於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區的「革左五營」首領賀一龍、馬守應、劉希堯、賀錦、藺養成商議決定率部入豫，同李自成、羅汝才聯合作戰。閏十一月，李、羅和「革左五營」聯軍攻占河南汝寧（今汝南），俘殺明朝崇王朱由樻、保定總督楊文岳。至此，黃河以南的河南各府基本上處於起義軍占領之下。由於當地連年遭受旱、蝗災害，加以頻繁的戰爭，社會生產幾乎停頓，李自成等大軍雲集於河南，無法解決糧食問題。因此，汝寧戰役後，李自成等即率各部主力四十萬人經南陽向湖廣襄陽進軍。駐守在這裡的明總兵左良玉聞訊大驚，拔營沿漢水逃往武昌。崇禎十五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起義軍占領了襄陽、荊州、承天（治今湖北鍾祥）、德安（治今湖北安陸）。李自成被推舉為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改襄陽為襄京，開始設立中央政權機構，並且對各部起義軍實行統一改編，分為鎮守地方的駐軍和擔負攻城野戰任務的前、後、中、左、右五營。消息傳到北京，崇禎帝大為震驚，命令孫傳庭重整兵馬，再出潼關，與屯駐在武昌的左良玉部官軍合擊起義軍。這一決策遭到包括孫傳庭在內的大部分高級官僚的反對，兵部侍郎張鳳翔說的話最有代表性：「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26]朱由檢卻固執己見，懷著僥倖心理嚴令孫傳庭率部出關，「蕩平流寇」。八月，孫傳庭帶領總兵白廣恩、高傑、牛成虎等約十萬兵馬東出潼關，檄調原守開封的河南總兵陳永福會師洛陽然後南下，又發文書令左良玉統兵西上。李自成接到孫部大軍入豫的消息後，親自統率主力由襄陽北上河南，準備迎戰。在戰略上，李自成採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在洛陽以南的廣闊地帶只派少數部隊阻滯官軍，「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27]，主力都集中在郟縣地區。孫傳庭重占洛陽以後，沒有遇到頑強抵抗就推進到寶豐縣。李自成見陝西官軍離後方供應基地已經越來越遠了[28]，就出其不意地派大將劉宗敏領騎兵一萬由間道抄到官軍後方，在汝州（今河南臨汝）白沙切斷了官軍餉道。孫傳庭得信大驚，他知道就地籌糧是不可能的，面對農民軍主力枵腹作戰又毫無取勝把握，被迫下令回師就糧，打通餉道。為了防止起義軍跟蹤追擊，命令陳永福率所部河南兵留守。河南官軍對孫傳庭保存嫡系、讓自己當替死鬼的做法大為不滿，拒絕服從命令，自動向北撤退。李自成見時機成熟，下令總攻。官軍部伍大亂，士卒爭先逃竄，道路也為之堵塞。起義軍騎兵騰越而過，奮勇直追，步兵隨後殲敵，「官軍死亡四萬人，軍資甲仗馬騾數萬盡為賊有」[29]。孫傳庭和總兵高傑、白廣恩等在一片混亂中，收拾殘兵敗卒，退回潼關。郟縣、汝州戰役，陝西官軍精銳大部被殲，士氣一蹶不振。十月初，李自成揮師攻克潼關，孫傳庭兵敗身死。幾天以後，西安被起義軍占領，明朝在西北地區的統治隨之瓦解。

  （二）張獻忠轉戰大江南北

  在明末農民戰爭中，張獻忠領導的起義軍為推翻明王朝的統治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張獻忠自崇禎三年起兵，號稱西營八大王，先後轉戰陝、晉、豫、皖、鄂、川等省。崇禎十一年，由於明廷加緊鎮壓，農民起義一度轉入低潮。李自成等部在陝西、甘肅連續失利後，剩下大約一千人馬隱蔽在陝、川、鄂接境的深山裡，銷聲匿跡。「革左五營」也退入英霍山區（大別山），避免同官軍正面交鋒。另一些起義前期著名的首領如闖塌天劉國能、射塌天李萬慶等則向明政府投降，充當鎮壓起義軍的鷹犬。張獻忠和羅汝才（綽號曹操）也以受撫為名，率部屯駐於湖北谷城和房縣，但拒絕接受明政府的改編和調遣。在一段時間內，明廷制定的剿撫並行方針似乎收到了明顯的效果。

  崇禎十二年五月，張獻忠、羅汝才重新起義，占領谷城和房縣，七月間於房縣播箕寨一舉擊敗趕來鎮壓的左良玉、羅岱部官軍，從而打破了萬馬齊喑的局面。崇禎皇帝氣急敗壞，下令把主持撫局的總理軍務熊文仙逮捕治罪，九月間派親信重臣楊嗣昌出任督師。臨行前，他密諭楊嗣昌集中兵力圍剿張獻忠，對其他各部起義軍則「剿撫互用」[30]。楊嗣昌遵照這一旨意，部署了以平賊將軍左良玉部和陝西官軍組成的優勢兵力，準備在鄂西、川東地區圍殲張獻忠部。這樣，從崇禎十二年夏到十三年底，張獻忠和羅汝才部起義軍就承擔了迎戰圍剿官軍的全部重任，大大減輕了李自成和「革左五營」的壓力。崇禎十三年二月，張獻忠部在四川太平縣（今四川萬源）瑪瑙山被左良玉部官軍沖入老營，損失慘重。三月，又在韓溪寺被陝西官軍擊敗。這年秋天，張獻忠與羅汝才決定合兵入川，採取「以走致敵」的方針，在四川境內忽東忽西，時南時北，把追剿官軍拖得疲憊不堪。崇禎十四年正月，張獻忠、羅汝才利用楊嗣昌和左良玉之間的矛盾，突然率部東下，在開縣黃侯城一舉擊敗尾追不舍的猛如虎部官軍，隨即進入湖北，於二月初四日攻克襄陽，殺襄王朱翊銘。明督師大學士楊嗣昌聞訊憤恚而死。

  崇禎十四年至十五年，張獻忠起義軍先後轉戰於今湖北、河南、安徽一帶。崇禎十六年春，李自成部由河南南下湖廣襄陽等府，張獻忠也率部由安徽西上湖廣，五月間占領省會武昌，處死明楚王朱華奎，在這裡建立了大西政權。七月，張獻忠率領大西軍向今湖南進發，不久就占領了岳州（今湖南嶽陽）、長沙、衡州（今湖南衡陽）和湖南大部分地區，明惠王、桂王逃往廣西，吉王逃往廣東。張獻忠還派出部分軍隊進入江西，占領了袁州、吉安二府。在湘、贛地區建立的大西政權已經頗具規模了，然後，在這年冬天，張獻忠得到了李自成全殲陝西官軍的消息，判斷明朝的覆亡指日可待，為了避免同李自成部發生重大摩擦，他毅然決定放棄湘、贛，進軍四川，企圖利用這塊北有秦嶺、東有三峽，易守難攻的地方，保持自己的獨立性。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大順永昌元年）六月，大西軍占領重慶，處死明瑞王；八月攻克成都，明蜀王投井自盡。張獻忠分派部將收取四川各州縣，所至望風歸附。十月，張獻忠改成都為西京，自稱大西皇帝，年號大順，在四川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級政權。[31]

  （三）李自成奪取陝西三邊和攻占北京

  崇禎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李自成起義軍占領西安。陝西三邊是明朝為防禦蒙古屯駐重兵的地方，居民尚武習戰，明朝的精兵良將多來自這一地區。李自成為了東向爭奪天下，必須首先拔除三邊軍事重鎮，解除後顧之憂。占領西安以後，他分兵三路，北路軍由他和李過、劉芳亮率領進攻陝北。占領延安後，李自成返回西安，由李過、劉芳亮統兵七萬攻取榆林，十一月二十七日攻克該地。南路軍由田見秀率領收取漢中，十一月間連克城固、南鄭（今陝西漢中），明總兵高汝利等投降。田見秀留部將鎮守漢中，自己返回西安。西路軍由劉宗敏、賀錦、袁宗第率領，先後攻克慶陽、固原、寧夏（今寧夏銀川）、鞏昌（今甘肅隴西），明總兵白廣恩、左光先、陳永福投降。劉宗敏等返回西安後，由賀錦統兵繼續西征，占領了蘭州、涼州（今甘肅武威）、甘州（今甘肅張掖）、肅州（今甘肅酒泉）。1644年正月，賀錦在進攻西寧衛（今青海西寧）時被當地土司偽降誘殺，部下將領不勝憤慨，立即攻克該地，各土司首領也先後歸順。

  三邊既定，李自成在1644年（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正月初一正式建國，國號大順，年號永昌，改西安為西京。中央政權設丞相、六政府（相當於明朝的六部）；地方省級設節度使，道設防禦使，下有府尹、州牧、縣令等官。同時大封功臣，劉宗敏、田見秀、李錦（即李過）、劉芳亮、袁宗第、張鼐、谷英、劉國昌等均授侯爵。

  西安建國標誌著李自成認為推翻明王朝的時機已經成熟。在這以前，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已派李友、白鳩鶴率領先頭部隊東渡黃河，占領山西榮河等縣。正月初八日，李自成親率大軍從西安出發，開始向北京進軍。在軍事部署上，李自成決定自己同劉宗敏率領主力取道臨汾、太原、大同、陽和（今山西陽高，明宣大總督駐節地）、宣府、居庸關進占北京，其戰略目標是掃除大同至居庸關的明朝沿邊兵力，使京師處於無援之境；另一路大軍由磁侯劉芳亮率領，沿黃河北岸向東推進，占領河南懷慶（今河南沁陽地區）；山西潞安（今山西長治地區）、河南衛輝（府治在今衛輝）、彰德（今河南安陽地區）後，進入畿輔地區，經大名、邯鄲、邢台、河間、保定，同主力會師北京，戰略意圖不僅在於收取晉、豫、冀大批州縣，更著眼於切斷明朝廷同南方的聯繫，既可防止崇禎帝等人逃往南京，又可阻擊江淮以南可能派出的「勤王」兵馬。

  甲申之春，大順軍兩路大軍的鉗形攻勢進展得十分順利。北路李自成親自指揮的部隊只在山西寧武經過兩天戰鬥，其他如大同、陽和、宣府、居庸關的守將都不戰而降。南路劉芳亮部所經之處也大抵望風歸附，僅在保定遇到官紳負隅頑抗。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所統大順軍主力進抵北京城下，屯駐於城外的明襄城伯李國楨率領的三大營京兵立即全部投降。明廷所調勤王兵，除薊鎮總兵唐通帶兵八千名應詔到京，後來在居庸關投降外；遼東總兵吳三桂部於三月十三日才拖家帶口進入山海關，直到大順軍攻克北京仍滯留在永平府（治今河北盧龍）一帶；山東總兵劉澤清不僅不奉詔來京，反而率部南逃。這樣，京師的防備形同虛設，把宮中低級內官驅趕上城充數，才勉強做到一垛一人。崇禎皇帝束手無策，「仰天長號，繞殿環走，拊胸頓足，嘆息通宵，大呼：『內外諸臣誤我，誤我！』倉皇召對，人人戰慄無策，噤不發聲」[32]。李自成為了爭取崇禎帝投降，派遣在宣府投誠的明朝太監杜勛進入北京勸他退位。崇禎帝卻企圖通過談判拖延時間。三月十八日，談判沒有結果，大順軍在劉宗敏指揮下攻入外城。當晚，朱由檢見大勢已去，在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縊。三月十九日晨，大順軍占領北京內城，中午李自成在文武官員的陪同下由德勝門入城，明朝太子、定王、永王都被搜獲，文武百官除極少數自盡外紛紛向大順政權拜表歸誠。明朝276年的統治終於在農民大起義中覆滅了。

  （原載於高銳主編：《中國軍事史略》，軍事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4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