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世貞的政治思想

  王世貞出身於大官紳地主家庭，自己又長期為封建王朝服務，被人稱為「三世大官」「世家九卿」。他本人也頗以此沾沾自喜。在他所著《皇明盛事述》中三處提到他的家庭，如在「三代三品九卿」條下有「先大父用檢公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先父民應公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而貞不肖亦忝南京刑部尚書」的記載；在「三代司馬中丞」條下又記載「先大父以正德甲戌擢右副都御史；先父以嘉靖庚戌擢右僉都，甲寅轉右副都，至右都、兵左侍；貞不肖亦以萬曆甲戌忝轉右副都，與先大父前後相去六十年，俱轉侍郎，皆兵部」。此外，在「父子尚書」條下也列進了他父子二人的職位。他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排列他家中出現的「皇明盛事」，當然是很有點以此自傲。但也正是由於這種三代貴顯的地位束縛了他的思想見地，在他同民眾之間畫出了一道深不可越的鴻溝。

  在他親自編定的《弇山堂別集》一百卷中，把《皇明盛事述》（五卷）、《皇明異典述》（十卷）、《皇明奇事述》（四卷）放在最前面，不僅說明他非常重視這些沒有多大用處的東西，也說明他在明王朝已經日薄西山的時候還想用這些「盛事」「異典」「奇事」來粉飾太平。王世貞對農民起義是仇視的，斥之為「盜」「賊」；而對王守仁、張肖甫等人鎮壓人民起義卻倍加歌頌。他寫的《張司馬定浙二亂志》[256]中說：「誅亂民利用速，誅亂卒利用緩，不佞竊或知之；速而能審，緩而能密，則非不佞所與知也。」在他看來，「亂民」「亂卒」都在當誅之列，只是在鎮壓策略上應有所不同。他自己任青州兵備道時也直接參與了鎮壓農民起義，博得統治階級的好評。

  另外，朱明王朝的統治力量急轉直下，統治階級內部爭權奪利、互相傾軋的鬥爭愈演愈烈，更給了他很大的刺激。王世貞在年近六十的時候寫了一本小書，名為《觚不觚錄》，內容絕大部分是談朝廷、官府、士紳禮節方面的變化。王世貞正是從這種「大而朝典，細而鄉俗」的紊亂和變遷中感到世風日下，看出明帝國統治的日漸衰微，因而「傷觚之不復舊觚」，處於無限感慨之中。例如，他記嚴嵩、張居正任首輔時，聲勢煊赫，不可一世，連家人也「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大小官員都只稱其字，不敢直呼其名，某些鮮廉寡恥的御史和給事中還同他們稱兄道弟，互通婚姻。王世貞由此發出了「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的嘆息聲。又如他談到自己考進士時「不能攻苦食儉」，一年用了近三百兩銀子，同年當中有用度不到一百兩的；而到他寫《觚不觚錄》的時候，一名進士的花費已經高達六七百兩，「無不取貸於人」。針對這種情況，他提出了「將來何以教廉」的質問。

  王世貞站在封建正統的立場，對那些以孔孟之徒自居的封建士大夫的荒淫無恥進行了嚴厲的指責。在他所寫的《札記》中有「闕里隆典」一則，針對成化中衍聖公孔弘緒姦淫樂婦四十餘人、勒殺無辜四人，依法當斬，詔以宣聖故，削爵為民一事抨擊道：「夫使貪縱放僻、敗倫亂紀之人而稱孔子徒，乳臭之人鮮衣怒馬而後孔氏，而曰尊之厚之者，於乎，不亦舛哉！」他對明代宦官的專權以及廠、衛等特務機構的無法無天一貫表示不滿。在《中官考》《錦衣衛志》以及許多筆記體的文章中，用大量事實說明了宦官、廠、衛在明代政治中的地位和演變，揭露了他們的罪惡活動。在《中官考》的序言裡，王世貞敘述了歷代和明興以來宦官亂政的主要事實，指出明代各朝宦官中「灼然稱賢」者「百不能一」，「而（王）振、（劉）瑾、（曹）吉祥、汪直之類至不可勝數雲」，目的是證明宦官「不可恃也」。他還專門寫了一本揭露宦官亂政的書，名為《閹寺小紀》，其序中說：「今夫司禮，閣輔也；內官，冢宰也；御馬，司馬也；御用，司空也。總營務、備留守則先公侯，填守巨藩並撫帥行事而加重焉。蟒玉珍珥列而不異，甚或騎禁中郎勛輔之首，天子體貌於素者列署必讓。處則如鼠，出則類虎，黔首哀蹙，有司誰何？夫使獺哺魚、鸇衛雀為利魚雀哉！」在《錦衣衛志》中，王世貞也說：「嗚呼，錦衣一禁校耳！其領宿衛則光祿勛也，刺奸則司隸也，至炳而分將相任，極矣！一重於紀綱，再重於錢寧，三重於陸炳。其究乃位師保，參綸綍，不亦殆哉！」生活在明代嘉靖、萬曆年間的王世貞，敢於對手握大權、橫行一世的宦官集團以及在這個集團控制下的特務機構——錦衣衛進行毫不含糊的斥責，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王世貞看到了明帝國各種社會矛盾的尖銳化，預感到大規模的鬥爭可能爆發。他憂心忡忡地說：「夫虜與倭亂我者，非欲有我者也。憂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機不在將帥，而在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嗚呼，亦未如之何已。」[257]又說：「燕趙秦晉齊魯周楚之郊，其為俠結納亡命習射騎陸博報仇者不可紀也，鑄山煮海夜出而晨歸者不可紀也，習妖書為妖服以妄希富貴者不可紀也。一旦而有豪喜亂者倡之，不旬月而數十萬人可立受事於麾下，鼓行而前，誰為堅者？指淮漕則天下之喉咽塞，指中都則天下之耳目新，指陪京則天下之根本搖，指汴洛則天下之矛鈐集。我欲抽北兵而虜控揣我，我欲抽南兵而倭扼掣我，我欲悉發諸夷而諸夷玩狃我。於乎，何以策之哉！……夫以天下全盛之勢而舉事一不當，而豪傑得以窺其間。吁，可畏哉！」[258]透過這類文字可以看出，王世貞對於明王朝業已危機四伏是有清醒認識的。

  正是由於他一方面對統治集團的腐化墮落表示不滿，另一方面又希望這個搖搖欲墜的王朝能夠繼續統治下去，因此很自然地傾向於改良主義的政治觀。他希冀通過一番改革，抑制權貴和太監的氣焰，打擊貪污腐化現象，藉以澄清吏治；同時對國家的一些制度加以整頓，稍微減輕一點對勞動人民的壓迫，從而緩和社會矛盾。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里提到王世貞曾經說過：「予心服江陵（張居正）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惡也。」同書在另一個地方又記載了王世貞對張居正的評語說：「江陵相業，吾始終不謂其非。」許多史籍都記載張居正同王世貞的關係並不好，張秉政期間王世貞也受到壓抑，在張居正改革被萬曆皇帝全盤推翻之後，王世貞能夠說出這樣的公道話，不僅表明他的心胸比較開闊，也證明他在思想上是同情和支持張居正實行的改良主義政策的。

  王世貞在著作中經常為朝廷提出一些改革性建議。在《處宗室策》一文里，他針對朱元璋的龍子龍孫螽斯日蕃，「雖盡大農之賦不足以養之」的情況寫道：「親王於常祿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千石，以至庶人亦百石，而他婚嫁、居第、資送、導從之費不與焉。愚嘗得宗正籍觀之，自嘉靖二十八年而見存者一萬餘人，今又十餘年矣，人益其半而合之，而當為二萬人也。又十餘年而人益其半而合之，當為四萬五千人也。酌祿之中，人各得祿五百石，益萬人是益五百萬石粟也。天下有益祿而無增田，吾不知大司農何以應之，是重敝民也，民貧且逃亡矣。宗室之人所以仰哺而待衣者日孳孳焉，而卒莫與也；官又為厲禁，俾不得從農商之業，其賢者又不得偕寒士從有司之薦，蒙虛名而鮮實利，故至並室而雉經者有之矣，易名姓而為所不可為者有之矣，是重敝宗室也。……上誠欲惇親親，不以吏事困之，則請姑置其近者，請自將軍以上少裁其祿數而務其實惠，中尉以下則請毋賜爵祿而寬其禁，使其賢者得與寒士角長而受仕，其不肖者從事於南畝，以其力周其身，而官弗與焉，庶乎其猶有支也。」在《同姓諸王表》序言裡，他也提出了類似的主張，並且引用《易經》的話「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來說明只有因勢而變，才「庶幾可以展轉而支百年」。這種要求統治者進行一些枝節的改革，稍微減輕一點對農民的榨取，使制度能夠延續下去的建議，比較典型地反映了他的改良主義政治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