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國史自任

  在人們心目中，王世貞首先是以文學家見稱的，但這並不是說他在史學方面的才能和造詣就不為世人所知。相反，在他生前和身後，除了個別人持反對態度以外，差不多一致肯定他是少有的史才，認為他對「國史」（即明史）下的功夫是很深的。據沈德符說，有人問大學士徐階，當嚴嵩打算陷害王世貞的時候，他為什麼那樣竭力營救？徐階回答道：「此君他日必操史權，能以毛錐殺人。一曳裾不足錮才士，我是以收之。」在王世貞去世以後，享有盛名的文人陳繼儒還說「予嘗謂吾朝有兩大恨」，其一為「王弇州負兩司馬之才，若置之天祿、石渠，而以（汪）伯玉諸子為副，其史必可觀，而老為文人以歿。皆本朝大恨事也」。萬曆年間大學士陳於陛奏准開史局纂修國史，也有與王世貞「生不同時之恨」。為《弇山堂別集》作序的陳文燭（玉叔）甚至奉之為「千秋軼才」，以其「不得一登史館」引為憾事。這些都說明王世貞在史學上的才能和對明史的研究是一貫為人所稱道的。

  從少年時代起，王世貞就對本朝掌故舊聞懷有濃厚的興趣，立志要寫一部當代史。他自己曾經多次談到這一點：

  老人（王氏自稱）束髮入朝行而嘗竊有志矣，故上自列朝之匯言、累朝之副草，旁及六曹九鎮畿省之便利要害，大家委巷之舊聞，文學掌故之私記，皆網搜札錄。有志而未成，而惜乎予老矣！[259]

  予自舞象之歲，慨然有意用世家故列戟齒薦紳，然僻伏海濱，藝文凋謝，見鄉里父老便揖拜詢故事，多朴農，茫無所答，愧之。稍長取薦，往來南北都會將五六，漸以益習，時時從廣座聆客議，或收拾斷爛邸報、家乘編之。[260]

  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訪問朝家故典與閥閱琬琰之詳，蓋三十年一日矣。晚而從故相徐公（徐階）所得盡窺金匱石室之藏，竊亦欲藉薜蘿之日一從事於龍門蘭合遺響，庶幾昭代之盛不至忞忞爾。[261]

  王世貞為什麼要立志寫一部當代史呢？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同明代史學狀況有關；二是他本人的重今思想。

  同歷代相比，明代的史學是略遜一籌的。朝廷除實錄外別無國史，歷朝實錄不僅在編纂上有很多掩回的地方，而且由於它是金匱石室之藏，外人難以看到。而私家命筆又往往道聽途說，蓄意獵奇，以致謬誤百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明人學無根柢，而最好著書，尤好作私史」，就是指的這種情況。王世貞對此深有感觸，不滿於史事的缺略和失實。在《國史對策》一文中，他寫道：

  夫明興其治統政化人才卓然越百世，而於史抑何湮略弗振也？夫金匱石室之，度非草茅所與聞，然往往傳之薦紳雲。革除靖難之際，其筆不能無曲與諱也，輸款而美其知義，抗節而誣其乞哀。乃至英憲孝之際，秉如椽者陳廬陵（陳文）、劉博野（劉健）、焦泌陽（焦芳）之輩，往往鴟張其臆，一人而代各賢否，一事而人各是非，甚或責闕供於仁孝之里，詆掠金於戡定之臣，將何所取衷哉？野史亡慮數十百家，其在朝者修隙而滅其公是，逞己而欺其獨非；在野者剽一時之耳而遂為目，信它人之舌而用為筆，則又不可信也。家乘稍具生平世系、遷轉履歷而已，要之罔非諛墓者，改事之非而稱是，略人之美而歸己，則又不可信也。[262]

  在《弇山堂識小錄》序言裡，他又一次指責了實錄、野史、家乘的不足信，表達了自己有意於創作一部當代信史的願望：

  

  故事山陵畢，下翰林臣修實錄。已上，取稿焚之，其稿固稱焚，往往流傳人間，然不過舉諸曹之故牘，而翰林先生以意紆是非者踵相接也。諸琬琰所載諛墓之辭亡非賢者，大要以位或子孫差高下耳。而稗官小乘類出遷人畸畯手，修怨之音與耳傳之半之，舜纂尹誅何以異於齊東之野、汲之冢也。然則天下遂無史哉！余謬不自量，冀欲有所論著成一家言，卒卒未果。

  王世貞的立志撰修當代史還同他的重今思想有密切關係。在古與今的關係上，他認為博古是為了通今，反對那種食古不化的腐儒。他說：「夫士能博古固善，其弗通於今也，古則何有？我以古而誚人，人亦以今而誚我，其失究同也。今夫夏敦商彝，犧尊獸壘，窾識奧奇，文畫深巧，天下之瑰器也，以烹以盛則不若敝釜瓦缶之便。何者？適於用也。由古道無變今俗，然則通今之士可少哉！」正因為他對古與今的關係有比較正確的認識，才能夠勇於以國史自任，通過當代史事的敘述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生活在嘉靖、隆慶、萬曆年間的王世貞，親眼看到整個封建統治的日趨腐敗，明王朝統治力量的江河日下使他觸目驚心。他汲取孔子「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的意思，想通過著作當代史對時事加以針砭。陳文燭為《弇山堂別集》寫的序言中就曾經說，王世貞「目擊朝家掌故犁然有慨於心，不容不置一喙。乃又以流禍隱憂，故自黼扆以至貂璫，美醜悉陳，無所袞鉞，以俟夫後世君子，同心者易尋，吹毛者難見。顧其中藏三尺之嚴，毫不可奪，不亦隱而直乎」，點明了王世貞作史的用意。

  為了著述當代國史，王世貞付出了大量的勞動。他不僅從歷朝實錄和檔案文書里抄錄了大量史料，對於有助於考核和補缺的野史、家乘等無不兼收並蓄，還非常注意通過訪問和朋友言談採集有用的材料。作為準備工作，他編出了幾本資料書，主要有：《明野史匯》，一百卷；《皇明名臣琬琰錄》，其中不僅搜羅了許多官僚的家乘，連「武弁、中璫之貴者與布衣之賢者」也包括在內，數量是「人以千計，卷亦過百」；《天言匯錄》，是王世貞所抄明歷朝皇帝的手詔和口諭。此外，筆記體的史著尚有《國朝叢記》、《札記》、《觚不觚錄》、《閹寺小紀》、《戚武檮杌》、《丁戊小識》（增益後改名為《弇山堂識小錄》）、《少陽叢談》等。在收集、整理和考核材料的過程中，王世貞對史料進行了嚴格的審查，仔細地加以甄別，寫成了《史乘考誤》十一卷，前八卷是考二史（實錄和野史）之失，後三卷考家乘之誤。在這樣嚴實的基礎上，王世貞才著手撰寫一部紀傳體的當代史。到萬曆十六年（1588）左右，他已經年過六十，感到靠自己的力量來完成這個龐大的任務已經不可能了，只好把自己在史學方面的著作加以整理，編成《弇山堂別集》一百卷[263]，交給金陵一個書賈刊刻成書。但是，這部書並沒有包括他的全部史學著作，甚至沒有包括他最有價值的一些史學著作，如已經寫成的世家、列傳、志的稿件以及像《國朝叢記》這樣重要的筆記體史著。原因是這些著作中對統治集團指斥的地方很多，公開刊行可能引起麻煩。在他去世以後，他的生前友好擔心他的遺著散失，都主張匯集發刊問世。最後經董復表整理，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刻成《弇州史料》一百卷，前集三十卷，後集七十卷。[264]其中一部分如《皇明三述》《史乘考誤》同《弇山堂別集》相重複，其餘大多數是《別集》中沒有刊行過的。

  王世貞著述當代國史，成一家之言的抱負雖然沒有實現，但他幾十年辛勤勞動的成果仍然非常可觀。他所搜集、整理、考核的材料給後人研究明史以很大的方便。他寫成的一些世家列傳的稿件也在不同程度上為後來纂修《明史》的人所繼承。只要拿他的成品同清代明史館所修《明史》對讀，可以發現清修《明史》雖幾經易手，仍然有不少地方採用了王世貞的遺稿。例如李善長等人的傳記不僅在取材和編排上基本沿用了王世貞的文稿，許多地方連文字也一樣，因襲的痕跡非常明顯。他所編纂的志和專題考證也為《明史》的表和部分志的修撰奠定了基礎。這說明王世貞實際上是紀傳體明史的開創者。清修《明史》經過許多人長期勞動方才寫成，而王世貞篳路藍縷之功當然不能抹殺。如果拿清修《明史》來和王世貞的史稿做個比較，那麼，在完整性、體例的嚴整以及用詞的簡練等方面，《明史》固然有它的長處；但就思想性而言，清修《明史》就比王世貞的遺稿倒退了一步，主要表現在王世貞對統治集團的揭露和指斥較多，而《明史》則掩飾多於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