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正事跡勾稽

  在朱元璋奠定立國基業的過程中，朱文正曾經起了重要作用，是個不應忽視的人物。然而，由於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就已經被朱元璋處死，何況他是朱元璋的親侄，明初人士為避免觸犯忌諱，很少記載他的事跡。直到現在，史學著作中只在敘述朱元璋建立大都督府時任命朱文正為大都督，陳友諒進攻南昌時朱文正負責守城這兩件事情上記載稍詳，其他情況就不大清楚了。從明朝起，朱文正就沒有一篇獨立的傳記，這不能不說是研究明朝開國史的一個缺陷。下面就依據所見可信材料儘量探尋一下朱文正的經歷和他同叔父朱元璋的關係。

  一、朱文正事跡是怎樣被掩蓋的

  朱文正獲罪以前是朱元璋的主要親信幫手之一。龍鳳九年閏三月朱元璋撰寫的《朱氏世德碑》中提到「先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為都督」[75]。這份由龍鳳政權降制追贈朱元璋的曾祖、祖、父為吳國公而撰寫的碑文在朱元璋立意帝制自為以後自然屬于禁止流傳的文獻之列。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後在《御製皇陵碑》中寫道：「……戍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慨慷。知仲姊已逝，獨存駙馬與甥雙。駙馬引兒來我棲，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孟嫂亦有知，攜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歿又數載，獨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生，牽衣訴昔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練兵鋼。……」[76]朱元璋的長嫂（即孟嫂）王氏與兒子朱文正、女兒（後封福成公主[77]）來滁陽（今滁州）在李貞攜保兒（李文忠）之前（見下文），朱元璋有意突出外甥李文忠、淡化朱文正已情見乎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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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太祖實錄》雖然是在朱元璋去世以後修纂的，但有關朱文正的事實則已被大量刪除。只要把實錄中記載的李文忠同朱文正的相關條文做個比較，不難發現朱文正的事跡已被刪削到不近情理的程度。如卷一甲午（元至正十四年，1354）尾記：「李貞攜其子保保自淮東來見。……養為己子，俾姓朱氏，更名文忠。」可是卻不記朱文正與母、妹來見事。戊戌年（1358）二月「升領軍舍人朱文忠為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78]；庚子年（1360）「九月乙卯朔，以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同僉樞密院事」[79]。直到辛丑年（1361）三月（壬子朔）丁丑日下記「改樞密院為大都督府。命樞密院同僉朱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80]。這是明實錄中第一次出現朱文正的名字。人們要問李文忠由領軍舍人升為左副都指揮，兩年後再升為同僉樞密院事都有記載，朱文正的任職情況為什麼就闕而不載呢？在《明太祖實錄》中記載到乙巳年（1365）正月「甲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縣。……後文正卒，上推親親之恩，大封同姓，封（其子）鐵柱為靖江王，改名守謙」[81]。據統計，在這以前有關李文忠的記載為16條，朱文正僅為8條，何況以後李文忠的記載還多得很，洪武十七年李文忠卒後有長篇傳記；在《高皇帝御製文集》里也收錄了朱元璋給李文忠的敕諭書信多件。明中期開始，私家修撰「國史」長盛不衰，成書並保存下來的也為數不少，儘管作者對朱文正已不存在任何顧忌，但他們都碰到史例缺乏的困難，只好把朱文正的有限事跡附載于靖江王傳內，從鄭曉的《吾學編》起直到清朝乾隆四年頒布的欽定《明史》都是這樣處理的。不為朱文正立傳和有關他的基本情況記載甚少絕不能解釋為朱文正無足輕重。因為在他得罪以前無論是在戰功等作為上，或是在官職地位上都比李文忠更高一籌。即以出生年歲而言，《明太祖實錄》記甲午年（1354）李文忠隨父來滁陽投靠舅舅朱元璋時記載了他當時「年十四」[82]。甚至在卷九辛丑年（1361）九月丁卯日下記「皇從孫守謙生，皇侄文正之長子也」。朱守謙死於洪武二十五年，自幼嬌生慣養，封為靖江王后為非作歹，從來沒幹過一件好事，記載他的生卒年月日和封爵受譴等經歷只因他是第一代靖江王，按修實錄體例不得不記。而朱文正究竟出生於何年，至今難以查考，只能做大致的推測（見下文）。可見在明初官修正式史籍中已將朱文正相關史實刪得七零八落，令後世史家難以措手。幸好朱元璋親自撰寫的《御製紀非錄》[83]《太祖皇帝欽錄》有抄本保存下來，另外俞本《紀事錄》，郎瑛《七修類稿》中收《朱氏世德碑》，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十六收《老舅家書付保兒（李文忠）》都保存了一些有關朱文正的原始文字，堪稱吉光片羽。然而，僅憑這點殘枝敗葉，無論如何也恢復不了被蓄意砍伐的大樹原貌。

  二、朱文正幼年同朱元璋的關係

  我們至今對朱元璋少年時代的情況了解得並不多，只知道他家很窮，1344年他父母和長兄在一個月之內相繼病死，連塊葬身之地都沒有，靠著田主劉德的哥哥劉繼祖發善心，施給一塊地，他和入贅妻家的二哥草草安葬了親人。雙親及長兄既亡，長嫂帶著兒女回了娘家。朱元璋剛滿16歲，生活無著，入於皇寺當了一名小和尚。進廟剛50多天，「寺主封倉」，打發他去沿門托缽。三年後又回到寺里，直到1352年（元至正十二年，壬辰）閏三月投入濠州（鳳陽）郭子興部下為兵，從此逐步嶄露頭角，這年他已經25歲。在他投軍以前究竟結交了哪些朋友，沒有見到準確記載。野史中說他曾為地主放牛，同玩伴把一隻小牛殺了吃肉解饞，飽餐之後才想到無法交代，就把牛尾巴插進地中，謊報地主說小牛陷入地下。主人不信，親往查看，無論使多大勁牛尾就是牢不可拔，只好自認晦氣。[84]這個故事本來就不足信。吳晗寫《朱元璋傳》大概為了情節生動，采入書中，還把參與吃肉的玩伴坐定為徐達、湯和、周德興。[85]其實，朱元璋為徐達寫的神道碑說得很清楚，他初次見到徐達是「歲癸巳，朕集義旅，王來麾下」，那時徐達已經22歲了。[86]朱元璋在少年時代是否有比較密切的玩伴，是個沒有意義的問題，除非某一兒時玩伴後來對朱元璋的事業起了值得記載的作用。這裡，我們要強調指出的是，朱元璋在17歲以前關係最密切的是以他父親朱五四為家長的親人，包括朱文正在內。元末戰亂，饑荒疫病流行，朱元璋家和他的伯父家幾乎死絕，男性倖存者只有朱元璋和他大哥的兒子朱文正。

  由於史料缺乏，朱文正的準確生年難以考定。但是我們可以根據朱元璋的《御製紀非錄》做大致的推算。朱文正的父親朱重四比幼弟朱重八（即朱元璋）大約年長20歲。「守謙（文正之子）之祖母（朱元璋長嫂王氏）七月適守謙之祖（即朱重四），九月朕生，是嫂見朕生長也。」[87]這就是說，朱重四娶妻兩個月後朱元璋才出生。朱重四與王氏生了兩男一女，長子夭亡，次子即文正。《天潢玉牒》記：「皇兄南昌王長子山陽王先淳皇（指朱元璋父朱五四）薨，次子曰文正。」[88]1344年（元至正四年）四月朱元璋的父親、母親、長兄相繼病歿。《明太祖實錄》卷二三記，吳元年四月（丙午朔）辛亥，「上曰：往者吾父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內，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朱家連遭不幸時，朱元璋剛滿十六歲，「當是時，朕方出幼一載余（按元朝規定十五歲出幼）[89]，方臨一十七歲之初」[90]。那麼，朱文正多大年紀呢？朱元璋接著寫道：「守謙父幼隨母而孤，雖在未出幼之先，同守謙之祖母備歷諸艱，以難枚舉。云何昔元承平，朕家因遭疫癘，眷屬亡其半，家道蕭索，餘存者人各東西，由是守謙之祖母攜守謙之父棲於父母之家，所以備歷諸艱。」[91]又據《太祖皇帝欽錄》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諭靖江王朱守謙敕云：「且朕與爾父同寒微，平日所受艱辛，有不可言之苦。」[92]從這兩段話來分析，1344年朱元璋「方出幼一載余」，文正「在未出幼之先」，叔侄二人的年齡必相差不大，當在十歲以內。如果朱文正當時還是個不懂事的孩童，朱元璋就不會用「在未出幼之先」「同寒微」，備受艱苦之類的詞句來表達。這裡還應注意到朱元璋的父母在世時「長兄侍親，仲兄（朱重六）、三兄（朱重七）皆出贅」[93]。朱元璋實際上是同父母、長兄、長嫂及其子女居住於一所茅屋之內。朱元璋說「是嫂見朕生長也」，他也完全可以說「是朕見文正生長也」。從朱文正出生起，直到1344年朱元璋的父母、長兄相繼病亡，長嫂王氏帶文正和女兒投靠娘家止，朱元璋和侄兒朱文正天天在一起，這種親密關係無人可比。

  關係親密不等於沒有矛盾。朱元璋對他的大哥朱重四就非常不滿。朱重四作為長子從小受到父親朱五四的寵愛，是個慣壞了的孩子。用朱元璋的話來說：「朕不幸有骨肉乖離之患，且從孫守謙之祖（即其大哥朱重四），幼因皇考惜之甚，及壯無狀甚焉。其非奉父母之道有不可勝言。嗚呼，嘗雲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94]他寫這段話是在朱文正、朱守謙父子行為不軌之後有感而發。朱重四不孝敬父母肯定實有其事，指責朱文正、朱守謙不孝忤逆大概是指他曾撫文正如己子，文正父子辜負了他的信任而言。文正在父親死時方為少年，朱元璋也說不出朱文正對朱重四有什麼不孝之事，至於朱守謙在父親朱文正被叔祖朱元璋處死後，確實曾經心懷不滿。據朱元璋所寫「其守謙聽奸臣胡惟庸、陳克名所教，作文以觸朕怒，其文兼詩，詩引《蓼莪》以思父云云，出無所怙，入無所恃。又曰：不戀鞍馬之嬉遊，不戀金飾之高樓，願住茅檐之矮屋，甘心老死於桑林。冒瀆之詞，難以筆盡。」[95]看來，正是朱守謙思父之孝思形於詩文進一步觸怒了朱元璋。朱元璋雖然對他的大哥的不孝敬父母耿耿於懷，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對朱文正顯然相當偏愛。1344年他與朱文正分別時，文正還是個「未出幼」的孩童。十年後（1354年）重聚時，親人死喪殆盡，只剩下這唯一長大成人的侄兒，朱元璋是由衷高興的。即如他自己所寫的：「分離數年，擾攘中一見眷屬復完，其不勝之喜復何言哉！」[96]何喬遠則記載：「文正早孤，貌類高帝，高帝愛之。」[97]

  上面我們指出朱文正獲罪以後官方文獻（包括朱元璋寫的《御製皇陵碑》等公開文獻）都刻意突出李文忠而抹殺朱文正，是出於政治原因。就實際情況而言，朱元璋同朱文正的關係比李文忠要親密得多。首先，按中國的傳統，侄兒比外甥要更親；其次，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姐姐出嫁至臨淮縣東鄉李家後所生，1354年來滁陽以前同舅父見面的機會相當有限，根本不能同朱文正相比。來滁陽時，朱元璋是27歲，李文忠不過16歲，1358年以前還只能當個「領軍舍人」；而朱文正在20歲左右，正是年輕有為之時，成為朱元璋的有力助手乃是理所當然的事。

  史籍中有一個細節往往不詳，這裡也順便說一下。朱文正和李文忠都是在元至正十四年（甲午，1354）來到滁陽投靠朱元璋的。那麼，誰先來呢？《明太祖實錄》卷一二○，洪武十一年十月駙馬都尉曹國公李貞薨條下記，李貞攜兒保保（李文忠）「達滁陽見上，時甲午冬十有二月也。……文忠時年十六」。朱文正隨母王氏來滁陽投靠叔父一事，《明太祖實錄》沒有記載，查繼佐《罪惟錄》帝紀卷之一記：「冬十月，孟嫂攜其子名文正，及仲嫂間關至。帝姐曹國長公主已卒，子保兒名文忠，從其父隴西王李貞亦至。」查繼佐的記載和朱元璋《御製皇陵碑》都有點含糊，把侄兒和外甥的來附牽連書之，據《御製紀非錄》可以肯定朱文正與母親王氏來得較早。「元至正甲午，朕帥師滁陽，守謙之祖母攜守謙之父至。時朕隻身，舉目略無厚薄之親。雖統人眾，於暇中凡有眷屬之思莫不欷噓而涕泣焉。俄而侄男至……」朱元璋在這裡說得很清楚，朱文正和其母來滁陽之前他舉目無親。李文忠隨父來滁陽既確定在十二月，朱文正之來依肯定稍早，也許是如查繼佐所記的十月。

  三、朱文正的戰功

  上文講到《明太祖實錄》在辛丑年（1361）朱文正任大都督之前無一字記述，仿佛他任大都督僅僅是因為他是朱元璋的親侄。劉辰《國初事跡》載朱文正獲罪後，馬皇后諫曰：「文正雖驕縱，自渡江以來，克太平，破陳也先營，取建康，多有戰功。堅守江西，陳氏強兵不能克，皆其智勇也。況乃骨肉親侄，縱有罪，亦當宥之。」[98]鄭曉《吾學編》靖江王傳內述及朱守謙父朱文正事云：「文正少孤，其母王氏守節，撫文正，依太祖，太祖愛之。比長，涉傳記，有才略，從渡江克太平，破陳也先，取建康，擢樞密院同僉。辛丑，改院為大都督府，文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99]鄭曉所記朱文正跟隨朱元璋渡江後的戰功顯然是依據了劉辰的《國初事跡》，然而他卻插進一段「依太祖，太祖愛之。比長，涉傳記，有才略，從渡江……」，未免是畫蛇添足。因為朱文正與母親王氏來依「太祖」在1354年十月，朱元璋帥師渡江克太平、破陳也先在1355年（乙未，元至正十五年）六月[100]，取建康在1356年（丙申）三月[101]，從投靠叔父到隨軍渡江參與領兵征戰，其間不過半年多，怎麼能說半年時間裡朱文正就由一少年長大成人，而且涉獵史傳成為文武全才？《明史》卷一百十八《靖江王守謙》傳內附其父朱文正事跡，說他「饒勇略，隨渡江取集慶路。已，有功，授樞密院同僉」。我們只能斷言，1354年朱文正來滁陽見叔父朱元璋時已經成年，朱元璋立即視為親信，命他為領兵官（具體官職因史料刪削難以弄清），次年渡江後在攻取太平府、迎戰陳也先（又名陳埜先），以及在丙申年三月攻克建康戰役中都立下了戰功。從採石渡江到攻占建康是朱元璋奠定基業的開始，朱文正不負乃叔的期望，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入建康後，朱文正還曾經受朱元璋委託延聘人才。如徐達攻克鎮江後，朱元璋訪知元朝舊臣秦從龍「才學老成」，避居該地，「即命兄子文正及朱文忠（即李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之。從龍遂與其妻陳氏偕來，上親至龍灣迎之以入。……事無大小皆與之謀，每以筆書漆板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102]朱文正為朱元璋辦的事肯定還有不少，只是沒有留下記載罷了。

  他出任樞密院同僉大約與徐達、湯和在時間上相距很近。俞本《紀事錄》卷上記丙申（元至正十六年，1356）十月，「上升侄文正為同僉，與（徐）達、（湯）和共總大軍攻常州」。同書記徐達、湯和於是年三月升同僉，略早於文正。《明太祖實錄》卷四記，丙申七月「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同月，命（元帥）徐達帥師攻常州。八月，因攻常州久不下等緣故「自元帥徐達以下皆降一官，以書責達曰：虐降致叛，老師無功，此吾所以責將軍。……」十一月，「徐達兵圍常州久不下，上復益達精兵二萬人圍之」。下文提及攻常州將領有徐達、常遇春、湯和、廖永安、胡大海，至次年（丁酉，元至正十七年，1357）三月奉張士誠命守常州的大將呂珍因城內軍多無糧，被迫主動撤出該城，常州才為朱元璋軍占領。[103]常州位於南京和蘇州之間，是朱元璋和張士誠爭奪的要地。經過長達九個月的圍攻，朱元璋幾乎派出了全部精兵強將才奪得該城，鞏固和擴大了自己以南京（建康）為中心的地盤，張士誠兵敗失地，士氣也大受影響。可以說，常州之役是朱元璋同張士誠較量的一次關鍵性戰役。當時，張士誠的地盤跨越長江南北，比朱元璋軍控制區要大得多，也富庶得多。特別是二人視為根本之地的南京和蘇州（平江路）相距過近，常州一城的得失對後來局勢的發展確實是關係匪淺的。這裡又牽涉到朱文正是否參與了指揮進攻常州，由於《明太祖實錄》對朱文正事跡刪削得極其明顯，我們寧可相信俞本的記載，朱文正是率兵攻取常州的主要將領。

  朱文正為朱元璋打天下做出的最大貢獻無疑是在同陳友諒的征戰當中，特別是固守南昌之役。俞本《紀事錄》卷上記載，己亥（元至正十九年，1359）「七月，上以侄朱文正仍同徐達領馬步軍，廖永忠、俞通海領水寨，水陸並進，攻安慶，不克。十月，大軍由潛山回，遂克無為州。……」《明太祖實錄》卷七記載這次戰役較詳，但未提及朱文正。南昌之役和隨後鄱陽湖之戰對朱元璋和陳友諒的成敗都有決定性意義，也是朱文正一生中最具光彩的篇章。《明太祖實錄》記，辛丑年（1361）三月，朱文正被委任為大都督府大都督。[104]次年（壬寅，1362）正月，陳友諒部下的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以南昌等地來降，朱元璋親至南昌（時名龍興）視察[105]，命改龍興路為洪都府，以葉琛為知府，留大將鄧愈鎮守。三月，隨胡廷瑞投降的陳友諒舊部祝宗、康泰率部叛變，攻陷洪都府，葉琛死難，鄧愈逃回建康。朱元璋命右丞徐達等領兵平叛，四月再克南昌。五月初二日，朱元璋「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參政鄧愈鎮洪都」[106]。朱文正受命鎮守一方以後，深知江西為陳友諒與朱元璋必爭之地。他未雨綢繆，於受事之初即改建南昌城池。萬曆《新修南昌府志》記載：「國朝壬寅，大都督朱文正以城西南濱江，故築於內，比舊減五之一，周二千七十有奇，高二丈九尺；浚濠三千四百丈有奇，闊十一丈。共存七門：曰廣潤、曰惠民、曰進賢、曰順化、曰永和、曰德勝、曰章江。南昌、新建二縣附府城。」[107]可是，在《明太祖實錄》中卻於是年二月辛丑日（十五日）下記：「上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西面臨水，不利守御，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展二里余，以鄧愈為江西行省參政留守。……上還建康。」[108]正如上文提到的，胡廷瑞納降後，朱元璋確實曾經到過南昌，並做短期的停留，也不排除他對改建南昌舊城做過指示，但是負責動工興修使南昌成為一座堅固的城池，肯定是朱文正主持進行的，從而為後來憑城同守，陳友諒大軍圍攻近三個月而不破創造了條件。改建南昌城牆，牆外挖浚深壕從籌劃決策到完工不是朱元璋暫留該地一個月時間內所能完成，《明太祖實錄》歸之於朱元璋本人，不過是立意抹殺朱文正的作為罷了。

  除了加強江西省會南昌的防務外，朱文正還調兵遣將收取江西未定地力。這年（1362）八月，陳友諒部將熊天瑞領軍攻占朱軍所據之吉安、永新一帶。守將派人由間道赴南京求救，朱元璋命朱文正出兵往援。十二月，朱文正派遣裨將擊敗陳軍吉安守將饒鼎臣，收復該城，留參政劉齊、陳海等守吉安。[109]劉辰《國初事跡》載：「文正到鎮，招諭山寨來降，頭目盡皆歸順。好訟者誅之。號令嚴肅，遠近震懾。」又記：「都督朱文正守江西，以各府山寨頭目或降或叛，發解到京。太祖以此等人持兩端之心，盡投於水。」朱文正採取的這些措施鞏固了朱元璋政權對江西的統治，為次年迎戰陳友諒的大舉進攻創造了有利的前提。

  1363年（癸卯，元至正二十三年，宋龍鳳九年）對朱元璋來說是事業成敗的關鍵一年。這年二月，張士誠派大將呂珍進攻宋主（小明王）韓林兒、丞相劉福通駐守的安豐。龍鳳政權處於危急之中，下詔命朱元璋統軍來援。三月，朱元璋親自帥大將左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統領主力渡江救安豐。正在這時，陳友諒「忿其疆埸日蹙」（指江西與今安徽西部為朱元璋軍所奪），大舉出兵由武昌東下，準備同朱元璋軍展開決戰。史載，友諒「乃作大艦來攻，艦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櫓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櫓箱皆裹以鐵，自以為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110]，「兵號六十萬」[111]。陳友諒可能消息不靈，不知道朱元璋這時正率主力往江北救安豐，同張士誠部作戰，應天府的留守兵力相當單薄，因此決策先攻南昌（時名洪都）。四月二十三日，陳友諒大軍包圍南昌。在大敵壓境的情況下，朱文正精心組織防禦，命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等守官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朱「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銳二千往來應援以御之」[112]。

  南昌之戰，朱文正以少御多，戰鬥極其慘烈。「丙寅（四月二十七日），陳友諒兵攻洪都之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狀，以御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豎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死。後俱配享洪都功臣廟。」[113]五月初一日，陳友諒軍復破吉安、臨江，將被俘之參政劉齊、吉安知府朱叔華、臨江同知趙天麟押至洪都城下脅降，朱文正等不為所動。六月十四日，陳友諒「圍洪都久不克，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都督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煅鐵戟、鐵鉤，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御隨方應之。友諒計窮，又以兵攻宮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得勝力御之，暮坐宮步門樓指麾士卒，中流矢死」[114]。

  「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朱文正手下的戰將和士卒傷亡慘重，他知道形勢已經非常危急了，決定派千戶張子明用東湖（東湖在南昌城內）里的小漁船趁夜間陳軍不備之時從水關潛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六月二十五日曆時半月才到達朱元璋駐處，報告了南昌危急的情況。朱元璋問他陳友諒兵勢如何，張子明回答道：「友諒兵雖盛，而戰鬥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朱元璋當即指示：「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張子明返回途中在鄱陽湖口被陳軍捉獲。陳友諒對他說：「若能誘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張子明假意答應，在陳軍押送下來到南昌城下，大聲呼喊：「大軍且至，但固守以待。」陳友諒大怒，下令將其殺害。[115]朱文正得知朱元璋援兵將至，信心倍增，鼓勵將士奮勇固守。張子明的告急，使朱元璋大為震驚。當時，他的主力正在江北圍攻廬州。二十七日，他下令大將徐達、常遇春從廬州撤退，準備援救南昌。七月初六日，朱元璋經過緊張的抽調兵員、船隻、器械，於龍江祭旗溯江而上。朱元璋親任統帥，隨征大將有右丞徐達、參知政事常遇春以及馮國勝、廖永忠、俞通海等，兵員多達二十萬，軍勢頗盛。十六日，軍至湖口。十九日，「陳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上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116]。接著就是著名的鄱陽湖之戰，陳軍大敗，陳友諒本人也中流矢死，雖然友諒之子陳理在大將張定邊（陳氏大漢政權太尉）保護下逃回武昌，苟延殘喘了一段時間，大漢政權的覆亡已成定局。朱文正在陳軍解圍後除移軍鄱陽湖配合朱元璋主力作戰外，還曾派出兵員斷絕陳友諒的餉道，為朱元璋戰勝陳友諒創造了條件。史載：「友諒住湖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於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燔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117]在陳友諒兵敗身死後，朱文正又派兵招降江西未下地方，為朱元璋政權穩定對江西的統治做出了貢獻。[118]

  綜觀朱文正鎮守南昌的全過程，應當說他為乃叔朱元璋削平群雄，實現一統天下的目標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元末群雄爭霸時，朱元璋夾處於兩大實力集團之中，東有張士誠，西有陳友諒。張士誠雖被朱元璋稱為「自守虜」，但他所擁有的地盤、兵力和財力都是不可忽視的，特別是兩方的根本之地——建康與平江相距極近，接境之處如不留重兵把守，隨時都有巢毀覆敗之虞。當張士誠命大將呂珍統兵進攻龍鳳政權駐地安豐之時，朱元璋奉詔親統大軍過江援救，才將呂珍擊敗。平定陳友諒之後，朱元璋已無後顧之憂，出動精兵猛將大舉伐張，也是經過曠日持久的戰鬥才攻克平江（蘇州），俘殺張士誠。又如，在朱元璋與陳友諒展開鄱陽湖戰役之初，勝敗尚未見分曉，朱元璋即命手下第一員大將徐達回守建康，證明朱元璋唯恐張士誠乘朱軍主力西上，發動進攻，後方有不保的危險。張士誠沒有抓住戰機拼全力進攻朱元璋據地，是他戰略上的重大失算，而不是沒有這個實力。然而，朱元璋最具有威脅性的對手還是陳友諒。陳友諒地廣兵多，曾一度據有今湖北、湖南、江西以及安徽部分地區，由於他處理內部事務不當，安慶等地和江西大部落入朱元璋之手。但他的主力並沒有嚴重削弱。朱元璋的西擴使他怒火中燒，決心傾全力同朱元璋決戰。上文已說到他用兵失宜，採取了逐步推進的戰略，先攻南昌，待收復江西之後再順江而下，由安慶攻建康。陳友諒很可能估計攻克南昌易如反掌，因為他是「空國而來」；而朱元璋留守南昌和江西其他地方的兵力相當有限。收復江西既可以擴大自己的控制區，又可以避免直接東下時朱文正部由贛江出長江同朱元璋主力形成首尾夾擊之勢。如果陳友諒知道朱元璋主力當時正在長江以北，建康守軍單薄，他完全可以在攻占江州（九江）後留下少數兵力鎮守該地和湖口，主力順江而下直攻建康。即使朱元璋軍回師迎戰，在大江之中陳軍順流而下，處於有利位置；戰役在建康附近展開，張士誠也可能乘機夾擊，朱元璋失敗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陳友諒既然在用兵策略上第一步就沒有走對，全師進入鄱陽湖圍攻南昌，那麼結果可能是兩個：一是在朱元璋主力來援之前攻克南昌，除留部分兵力鎮守外，主力仍出長江東下，與朱軍交戰於長江之中；另一種情況則是久攻南昌不下，大批舟艦被牽制於鄱陽湖之中，活動餘地縮小，軍資糧餉供應不易。由此可見，朱文正堅守南昌對朱元璋戰勝陳友諒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南昌若失守，陳友諒主力必轉移到長江，朱陳決戰的地區不可能在鄱陽湖中，陳軍的後方供應有絕對保障。陳軍憑戰勝之威、順流之勢，勝算多於敗算。

  從朱元璋和明人的評述中，我們可以加深對朱陳決戰勝敗原因的認識。劉辰記鄱陽湖戰役後，「太祖謂劉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陳友諒乘我之出，京師空虛，順流而下，搗我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遂班師。」[119]高岱說：「元末群雄共起，與我聖祖並驅中原者，固非一人，而當時稱勍敵，為腹心肘腋害者，惟友諒為可慮哉。……及我聖祖出援安豐，金陵可乘矣，乃老師南昌，而不能搗根本之虛，雖天命有在，未可力爭；而用兵之道，當如是哉！……雖然我聖祖之所以得肆力於友諒者，則以士誠之乏遠圖耳。觀其鄱陽湖之戰，亟命徐達歸守建康，友諒既殂，諸將勸之西蹙武昌，竟不從而班師者，拳拳以東吳之乘虛為慮耳。」[120]黃金說：「予嘗聞之長者曰，昔王師之蹙友諒，順天應人，無不一當百，鄱陽之戰，過於赤壁。僇鯨鯢而殄豺虎，如摧枯拉朽，散亡之卒，投戈請命。此固神謨廟略之有定，然亦豫章之守老其師，挫其銳，遂致摧敗零落而不可支吾也。」[121]這幾段引文表明，朱元璋自悔安豐之行造成金陵防守空虛，慶幸陳友諒未直搗金陵而圍攻南昌，雙方都在戰略上出現重大失誤。然而，關鍵的一著卻是朱文正堅守南昌八十五天，才直接導致朱元璋在鄱陽湖中大獲全勝。陳氏大漢政權既滅，張士誠等的覆亡已成為必然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說，朱文正的戰功是不可低估的，說他為朱元璋後來削平群雄、建立大明帝國起了關鍵性作用，大概並不過分。

  四、朱文正的被處死

  朱文正被授予大都督府大都督節制中外兵馬的大權，接著奉命鎮守南昌，為朱元璋戰勝最強悍的對手陳友諒立下了卓越功勳。這以後不過一年多時間就突然失去了叔父朱元璋的信任，不僅解除了一切官職，而且以罪處死。其中緣由，史籍中多有忌諱，宣布的罪狀和處理，情況有虛有實。《明太祖實錄》卷十六記：乙巳（1365年，元至正二十五年，宋龍鳳十一年）正月庚申朔「甲申，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縣」。所列罪狀有三項，一是「怨上不先封己」。據說朱元璋曾經問他：「汝欲何官？」文正對曰：「爵賞不先眾人而急私親，無以服眾。且叔父既成大業，侄何憂不富貴。」朱元璋聽了很滿意。後來卻發現他「怨上不先封己，前所對上者皆詭辭」。第二項是鎮守江西時「驕淫暴橫，奪民婦女，所用床榻僭以龍鳳為飾」[122]。第三，最關鍵的一項是，朱元璋得知朱文正有怨言，兼驕奢淫逸，特派使者前往責備。「文正慚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飲冰奏之，朱元璋大驚，說：「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艤舟城下，遣人召之。文正不意上遽至，倉卒出迎。上泣謂曰：汝何為若是？遂載與俱歸。至建康，群臣交章劾之，請置於法。上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置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鐵柱語曰：爾父不率教，忘昔日之艱難，恣肆兇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大，吾封爵爾，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後文正卒，上推親親之恩，大封同姓，封鐵柱為靖江王，改名守謙。」[123]

  實錄所記有的未必可信，有的含混不清。比如說朱文正「怨上不先封己」，就很難站住腳。朱文正在世時，朱元璋還沒有大封功臣。朱文正在免官帶回南京以後究竟做了何種「安置」，又是怎樣死的，何時死的，都有不同記載，真相頗難考定。有關朱文正獲罪和處理情況，朱元璋本人的三份不準備公開的文件應當是最接近事實的。一份是他給外甥李文忠的信：

  老舅家書付保兒，教你知道驢馬做的人。當自從守住江西，好生的行事不依法度。近來我的令旨，為開按察司衙門，他三日不接我言，教在江上打著船，便似教化的一般。他又差人往浙西城子裡官賣物事。及至開我令旨，不許軍民頭目來聽。密行號令，但有按察司里告狀的割了舌頭，全家處死。在那裡奸人家妻女，多端不仁。我禁人休去張家那下買鹽，他從江西自立批文，直至張家鹽場買鹽，江上把截的不敢當，盡他往來。南台城裡倉與庫四處俱各有物。其餘多等不仁不孝的勾當，我心裡悶，說不的許多。保兒且知道這幾件，你父親到時，自有話與他說也。保兒守城子，休學驢馬，你想你母親，你便休惱。……（王世貞註：驢馬者，朱文正也）[124]

  《太祖皇帝欽錄》載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敕諭靖江王朱守謙云：

  朕招率義旅……集眾兵於江左。後因爾父長成，撥軍護衛，教練威武，威武既成，令守江西。恣意放縱，視人如草木，作孽無休，其不仁者甚。奪人之妻，殺人之夫，滅人之子，害人之父，強取人財。事覺，教之不聽。未幾，謀奔敵國，又覺，而方囚之，然後而歿。[125]

  《御製紀非錄》說：

  大逆之道既泄，朕恐為人所廡，特召而審之。其應之詞雖在神人亦所不容。其逆凶之謀愈推愈廣，由是鞭而後故。[126]

  仔細分析朱元璋親筆所寫朱文正的罪狀，顯然有個事件發生先後的差別。案件初發時，給李文忠的家書里只數落朱文正的罪過，一是鎮守江西期間胡作非為，唯恐朱元璋開設江西按察司後將其過失上告，所以多方阻撓。二是姦淫人家妻女。三是違反朱元璋禁令，自立批文，派人往張士誠控制區買鹽。朱元璋接到報告後，即將他召至南京當加審問。朱文正的性格大概是非常倔強的，他肯定知道不少朱元璋的隱私。[127]朱元璋的面審變成了一場叔侄對罵，即所謂「其應之詞雖在神人亦所不容」。朱元璋盛怒之下，已有意將其處死，大約為馬皇后和某些官員勸阻。《國初禮賢錄》記：「上侄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宋濂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如果我們把朱元璋在《御製紀非錄》中開列的秦王、周王、齊王、潭王、魯王等的為非作歹、荒淫擅殺同朱文正做一比較，至少是毫不遜色的。朱元璋對自己的兒子的荒淫不法、作踐官民，不過是著書訓斥，令其熟讀，「以革前非」[128]。而對立有大功的侄兒朱文正卻直欲置之死地，處置輕重懸絕，耐人尋味。朱文正的「謀投敵國」（指張士誠）如果確有其事，那也肯定是在召回南京以後。他不僅被免去一切官職，更重要的是他從朱元璋的態度上已看出自己引以為豪的至親、功勳適足以遭忌，萬無轉圜餘地，為保命計才出此下策。密謀敗露之後，朱元璋加以「大逆」的罪名，一頓鞭子把朱文正打死。用朱元璋的話來說是「其逆凶之謀愈推愈廣，由是鞭而後故」。這時，不僅群臣不敢再諫，連朱元璋的長嫂也只能私下飲泣。

  朱文正致死之由固然同他恃親恃功幹了不少非法事宜有關，但恐怕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朱文正為朱元璋親侄，功高位尊，已為文武群臣憚懼。俞本《紀事錄》記己亥年（至正十九年，1359）「六月初二日，朱文正譖徐達有叛意」[129]，朱元璋沒有輕信，於七月間仍命朱文正與徐達一道領兵攻安慶。朱文正鎮守南昌時，朱元璋派汪廣洋等文官往輔佐[130]，汪廣洋從未向朱元璋報告過朱文正的過失。到洪武十二年朱元璋敕諭處斬丞相汪廣洋時還說：「昔命助文正於江西，雖不能匡正其惡，自當明其不善，何其幽深隱匿，以致禍生。」[131]當朱文正獲罪以前，朱元璋已生了七個兒子，年紀幼小，朱文正在朱元璋內心裡已成為主要的猜忌對象。他不僅渾然不覺，而且桀驁不馴，終於招致殺身之禍。朱元璋的用心猜忌和果於誅殺在歷史上是不多見的。且不說洪武年間的大批屠戮文武功臣，即就最受信任的大將軍、右丞相魏國公徐達和朱元璋的外甥曹國公李文忠而言，功勳卓著、忠順有加，也難免朱元璋的猜忌。徐達病死以前廷臣奏疏中就提及「徐達之見疑」[132]。李文忠死後《命李景隆襲封曹國公誥》文中有「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語，且命景隆「爾其鑒前人之失」[133]。朱國禎在所撰李文忠傳後特加按語云：「岐陽之功莫大於浙西，莫迅於應昌，莫險於騁海，蓋亞中山（徐達）、匹開平（常遇春），而文學議論又宛然儒者氣象，自古人臣文武全才未見有及者。太祖因居然以唐太宗目之矣。『非智非謙，幾累社稷』之語，盡吐心事。親為帝甥，共平天下，如何用智，如何執謙，岐陽至是其道窮，而其功乃所以為累。上固籌之深矣。借事發怒，借館人行刑，中道而逝……千古變局，殊不忍言。……」[134]朱文正被處死後，徐達、李文忠生平謹慎，尚不免功高震主；朱文正秉性剛烈，又有不少過犯落入朱元璋之手，被定為「大逆」不得善終，可謂勢之必然。

  朱文正自南昌召回後，實錄記「安置桐城」，「後文正卒」。劉辰《國初事跡》記：文正鎮守江西，「豈期荒淫，惟用掾史衛達可等小人為心腹，專求民間閨女，用則數十日，不用則投之於井，為數甚多。凡遇太祖差人到彼公幹，多以銀、段鉗之，受者蔽而不言其惡。按察僉事凌說到任，察其實劾奏之。太祖即取回文正問罪，其郭子章、劉仲服、衛達可、王三元帥不諫阻，皆誅之。及部下隨從、頭目五十餘人，盡皆斷其腳筋。太祖既問文正，明日欲治之。皇后諫曰：（見上文中述文正戰功部分）……。太祖曰：後言是也，且釋之。未久，太祖命文正整點荊州城，回京未用，復出不遜之言。太祖意其懷不軌，欲廢之（按，朱元璋口語殺人即謂「廢了」）。皇后極諫：文正止是性剛，恐無此心。文正母見存，當念其母子之情，用曲赦之，且見親親之義。太祖從後言宥之。後復遣文正往濠州祭祀，暮夜與從人議，有異志，從人備告。太祖廢之。」俞本《紀事錄》云：丙午至正二十六年（1366）「七月，上命相國達、平章遇春俱加征南大將軍，授以印劍征浙西，以侄朱文正乃授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為監軍，由宜興出大浦口，直至大錢港，攻湖州。……朱文正昔鎮江西時，大肆不敬，強奪軍民婦女淫而殺之，填於井中，及僭用乘輿服用。按察使凌廉使覆之，貶為庶人，安置六合縣。潛命道士朱書上（指朱元璋）年甲，釘地厭之。侍人闋奏於上，取回禁於內苑。逾月釋其罪以為監軍，征浙西。至太湖中，文正欲叛歸張氏，事泄，取回餓死」。王世貞《史乘考誤》云：「又言朱文正貶廣東死。非也。文正先拘，守鳳陽先墓，以逃故賜死，死時尚未及取廣東。」[135]諸書記載出入頗大，即以獲罪罷官召回南京後，有說安置桐城的，有說安置六合的，有說拘於鳳陽（濠州）的。具體情節更是互相牴牾。從朱元璋《御製紀非錄》的用語來看，很可能召回南京經過「面審」之後不久即被鞭死。其卒年當為1365年，即自南昌召回之年。但上引俞本《紀事錄》載1366年七月朱元璋命徐達、常遇春征浙西，仍以侄朱文正授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的頭銜出任監軍。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十六之《詔令雜考》二收龍鳳十二年（1366）四月吳王令旨云：「今再差剋期齎批前去，教左相國與同委官朱文正會議，須留精細能幹邊上頭目鎮遏淮安。編排隊伍，務要防奸，此城系親降軍馬，理宜乘大軍兵威在彼，事斷其初。……」似乎直到1366年（元至正二十六年，宋龍鳳十二年）四月至七月，朱文正不僅活著，還同徐達等一道領兵同張士誠作戰。查《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丙午年（即1366）夏四月辛酉日：「上命朱文忠往徐達軍會議淮安城守事宜。諭達曰：大軍既克淮安，足以保障江淮，控制齊魯。然將士新附，軍士移戍者多，留鎮者少。今就於其屬選將簡卒，人人望長其屬，不得則易怒。將軍在處置得所，使上下相安，則吾無閫外之憂矣。」看來王世貞所抄錄《詔令雜考》中龍鳳十二年令旨內「朱文正」為朱文忠（即李文忠，是年底命復原姓李）之誤。朱元璋兵取濠州（後改名鳳陽）在1366年（丙午年）四月，同月朱元璋即往該地省父母墓，接見父老，若雲文正以罪拘守鳳陽先墓，亦當在1366年四月以後。這時，張士誠敗象已現，八月朱元璋即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率師二十萬攻張士誠，九月命李文忠領兵攻杭州，開始了最後消滅張士誠的戰役。俞本記載七月間朱文正仍以大都督身份任徐達、常遇春監軍，已經不近情理，接著說他在太湖中欲叛歸張士誠，「事泄，取回餓死」，顯然為無稽之談。

  總之，明人史著中因朱文正在明朝建國以前即被朱元璋處死，忌諱甚多，大量刪削有關他的事跡。這在《明太祖實錄》中已開創先例。直到現在，因史料缺乏，仍難覓一篇稍具輪廓的朱文正傳記。然而，朱文正在朱元璋奠定立國基業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不可磨滅。他在1354年十月到達滁陽以後，是朱元璋最親近的人，次年渡長江後攻太平，戰陳也先，再次年攻克集慶（今南京）均立下戰功，朱元璋的發跡實賴於此戰。隨後，參與指揮力克張士誠軍據守的常州，穩定了朱元璋東面的防線。任大都督後出鎮江西南昌，堅守南昌八十五天，為朱元璋取得鄱陽湖決戰的勝利，消滅大漢政權，進而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朱文正是沒有見到明朝開國的開國元勛。至於朱文正的生年及處死的準確時間、他的相關事跡仍有待深入探討。

  附記

  此次會議[136]討論中心為明人文集。在明朝人物中首屈一指的當為朱元璋。朱元璋的文集在明代已有《高皇帝御製文集》，所見本為嘉靖十四年刻本，內容遺漏甚多。1991年11月黃山書社出版的點校「安徽古籍叢書」內收《明太祖集》基本即《御製文集》。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明文》第一冊為朱元璋文，該社1990年出版《全明詩》第一冊中一至五卷為朱元璋詩，對《御製文集》做了部分增補，主要為《大誥三編》《大誥武臣》。1995年7月黃山書社出版《洪武御製全書》又做了進一步的增補，如《祖訓錄》《寶訓》《寶訓補》。但朱元璋親撰文字仍然遺漏尚多，不得稱「全」。本文中引用之《御製紀非錄》為朱元璋歷數其子秦王朱樉等過失，除朱元璋以父皇之權威，無人敢作。又如集中體現朱元璋宗教政策的《欽集錄》亦為「御製」，此書並不罕見，收入葛寅亮編《金陵梵剎志》。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並刊布了朱元璋親撰的《太祖皇帝欽錄》和《明太祖御筆》（七十七幅，計七十三篇）。[137]像這樣整本的著作都付闕如，何況還有明朝地方志和少數私人著作中載有未收入文集之朱元璋詩文散篇。朱元璋文集若能儘量增遺補闕，去偽存真，區分親作和儒臣代言，不僅對於研究朱元璋的事業與為人處世大有裨益，而且必有助於加深對明史之研究。

  （原載於台灣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主編：《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樂學書局2001年版，第51—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