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獻忠與知識分子

  在封建史家的筆下，張獻忠大概是被歪曲得最厲害的一位歷史人物。為了給這位傑出的農民革命領袖抹黑，他們不僅編造了大西軍在四川殺人六萬萬的彌天大謊，而且竭力渲染張獻忠仇視文人，把1645年在成都處死士子事件說成大西軍的一種普遍性做法。這樣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張獻忠同知識分子的關係究竟如何？成都處死應試士子事件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還是體現了張獻忠敵視知識分子的一貫政策？本文想就這個問題談點粗淺看法。由於張獻忠同知識分子的關係涉及的面相當廣，實際情況又非常複雜，加以個人見識有限，不妥的地方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批評指正。

  

  一

  在我國歷史上的各次農民起義里，常常有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參加進去，為起義農民出謀劃策，甚至成為起義軍的重要領導成員。明末農民戰爭也是這樣。早在起義爆發的初期，就有一位出身貧寒的知識分子——點燈子被逼上梁山，成了一支起義軍的首領人物。這以後，也常可以看到在某些起義軍領導人的左右設置軍師和文書之類人員的記載。然而，真正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並且有意識地吸收封建文人參加起義軍，則是從張獻忠開始的。[1]

  我們知道，參加明末農民戰爭的基本群眾及其領袖人物主要是破產農民、飢軍、驛卒、礦徒等手工業者，他們在封建統治下處於社會的底層，幾乎完全被剝奪了學習文化知識的權利。到農民起義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必然需要具有文化歷史知識、熟悉典章制度的知識分子參加進來，替農民軍起草文稿，貢獻謀略，制定規章。另外，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並不是鐵板一塊，由於明王朝吏治的日益腐敗，賄賂公行，許多社會地位較低的封建文人雖然苦讀寒窗卻無法憑胸中才學博得進身之階。他們在明王朝統治下處於受壓制的地位。農民軍兵鋒所至，盪污滌穢，使他們看到了改變自身地位的希望。因此，儘管在階級地位上和思想方法上這些封建文人同起義農民有很大的距離，但要求改變腐敗的政治局面卻使他們有聯合起來的可能。張獻忠正是較早地看到了這種需要和可能，在吸收知識分子的問題上走在其他各支起義軍的前面。

  早在崇禎十一年初張獻忠部到達谷城的時候，應城生員潘獨鰲和谷城生員徐以顯就成了張獻忠的重要謀士。史籍記載，「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徐以顯和該縣舉人王秉真還給明政府負責剿撫事務的總理熊文燦具牒，「以百口保獻忠歸命無他心」。同時，又為張獻忠出謀劃策，「乞職銜，索月餉，且請澠（池）、陝（州）、盧（氏）、靈（寶）、閿（鄉）五州縣屯馬步兵六千」。當明政府官僚有的向張獻忠勒索重賄，有的殺氣騰騰地主張乘機圍殲起義軍的時候，張獻忠「日夜與潘獨鰲、徐以顯為變」，「軍機進止兩人實與共謀」。[2]這就表明，一部分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在張獻忠谷城受撫期間起了掩護起義軍的作用，而且是重新舉起義旗的主要策劃人。

  崇禎十二年五月，張獻忠、羅汝才等部在湖北谷城和房縣的再度起義，使明朝廷畫地為牢的撫局全盤破產，對於明末農民戰爭進入新的高潮是個有力的推動。這一震動全國的事件，使明王朝最高統治者大為惱火，他們認定張獻忠是破壞撫局的罪魁禍首，必欲殺之而後快。這年八月，崇禎皇帝朱由檢派出親信大臣楊嗣昌出馬督師，行前特別密諭楊嗣昌要集中力量圍殲張獻忠部起義軍。楊嗣昌曾經透露說：「本閣部在平台召對，親奉皇上面命，只要拿悖恩復叛張獻忠一人，其餘罪皆可赦。」[3]當時，力量對比的優勢仍然掌握在明朝廷手裡，張獻忠部面臨的局勢是險惡的。但是起義軍戰士卻在張獻忠的領導下迎著惡浪前進，以百折不回的氣概和靈活機智的戰術同明政府調集的大軍相周旋，多次打破了楊嗣昌等人制訂的圍剿計劃。潘獨鰲作為張獻忠的軍師也隨軍行動，參預軍機籌劃。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崇禎十三年二月在四川省太平縣境瑪瑙山戰役中，張獻忠部在優勢敵軍的圍攻下遭到嚴重的挫折，潘獨鰲躲藏在樹林裡被明朝陝西軍隊搜獲。明政府軍從他的行囊里查出了幾篇詩稿，其中兩首是：

  秋風北雨聲，征客聽偏驚。

  漠漠山雲合，漫漫澗水平。

  前籌頻共畫，先著待專爭。

  為問彼蒼者，明朝可是晴？

  （原題《駐白土關連雨》）

  三過禪林未問禪，紛紛羽檄促征鞭。

  勞臣歲月皆王路，歷盡霜華又改年。

  （原題《三過清禪寺詩》）

  楊嗣昌在給朝廷的《生獲逆獻軍師疏》里，特別引出這兩首詩作為潘獨鰲「向賊稱臣，爭先借箸，罪已不赦」的證據。[4]在楊嗣昌親自審訊時，潘獨鰲仍然「昂首闊步，疏誕自如」，偽稱是黃岡縣生員楊若愚。[5]當追問他張獻忠現在何處時，他「詭稱初六日逃出，以後事俱不知」，推了個一乾二淨。楊嗣昌見無法從他口中撈到什麼東西，下令送往襄陽府監禁。過了整整一年，張獻忠起義軍攻克襄陽，潘獨鰲也獲得解救，繼續充當張獻忠的主要謀士。後來潘獨鰲被明政府勾結劣紳誘殺，張獻忠仍然念念不忘這位曾經共度過艱難歲月的「潘先生」[6]。

  二

  歷史事實表明，張獻忠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裡，是注意同那些在政治上對農民軍採取同情或中立態度的知識分子保持友好關係的。這裡舉一個例子：崇禎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張獻忠率領部眾占領了河南寶豐縣，曾經親自把這個縣裡的生員召集到城東河邊的龍王廟，「各問姓名，令勿驚怕，操土音云：咱是斯文一氣，老子學而未成。款語良久，遣各入城。遂拔營去」[7]。這段記載非常形象地表達了張獻忠對一般知識分子的態度是和藹可親的，對於許多封建史籍把張獻忠描繪成凶神惡煞是個有力的駁斥。

  正因如此，到崇禎十六年張獻忠由安徽進入湖廣的時候，不僅得到貧苦農民、奴僕的歡迎，也有相當一批知識分子主動投靠起義軍。如麻城縣諸生周文江，就同該縣奴僕組織起來的里仁會站在一起，迎接張獻忠起義軍。張獻忠非常高興，改麻城為長顧州，任命周文江做知州。不久，又把他提升為兵部尚書。黃州生員李時榮也拜迎馬首，獻上渡過長江進取武昌的計劃。[8]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權以後，張獻忠更加注意收攬人才，在他居住的明楚王府門前豎起兩面大旗，寫著「天與人歸，招賢納士」八個大字。[9]由於各級地方政權的建立需要大批知識分子，張獻忠除了任命李時榮為湖廣巡撫、江夏舉人謝鳳洲為天授府（即武昌府）知府以外，還設置提學主持科舉考試。史籍記載，「諸落拓者爭赴試，榜發亦分甲第」[10]；「其高等即授偽官，亦有稍稍能筆墨者趨如鶩焉」[11]，可見參加大西政權科舉的人是相當多的。

  由於張獻忠重視吸收知識分子參加政權，給他們提供了在明王朝統治下不可能得到的效力機會，一些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很自然地感恩知遇，傾心報答。在流傳至今的史料里還保存著當時大西政權的教授龍貫所出的一張告示。這個告示說：「西王以七月十五日幸學，諸生其先期齊集，考古天子幸辟雍儀注，以不負西王，矢其元德，洽此四國，至意勿忽。」[12]又如，江西吉安有個名叫吳侯的貧苦知識分子「性狂不羈，能為詩、古文、四六，年四十餘不得入庠，惟骯髒自憐」。大西政權建立以後開科取士，吳侯喜出望外，立即趕往赴考。考試結果名列三甲，授予龍泉縣（今遂川縣）知縣。到任不久，該縣丁憂在籍的明朝御史郭維經發動叛亂，吳侯被捕。押解到吉安以後，明江西、湖廣、應天、安慶總督呂大器審訊他時，吳侯「從容慷慨，顏色不變。所書供狀千餘言皆四六駢語，琅琅可誦」。最後犧牲於屠刀之下。[13]像吳侯這樣的封建文人能夠為大西農民政權獻身，也證明張獻忠團結知識分子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

  1644年，張獻忠起義軍大舉入川，先後占領了重慶、成都等廣大地區，開始了把四川經營為大西政權基地的新時期。那麼，在四川期間張獻忠同當地知識分子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有的史籍竭力醜化張獻忠，硬說大西軍從進川之始就日以屠戮為事，大肆屠殺知識分子。如《國榷》記載說：「張獻忠陷成都……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盡僇之。已，懸榜試士，伏兵擊殺數千人，咸挾管握冊以就死。」[14]《平寇志》卷之十一也有類似的說法。這種說法是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我們在下文將談到張獻忠在占領四川的後期確實殺了不少人，其中也包括許多知識分子。然而，在進川的初期，張獻忠和他領導的大西軍是重視吸收和使用知識分子的。不僅繼續重用入川以前加入大西軍的知識分子，還通過招降和「禮聘」吸收四川的官紳文人為大西政權服務。比如，四川渠縣進士李含乙在大西軍進川時正丁母憂在家。大西政權的官員聽說後，特地派人致奠，「因叩門禮請」。儘管李含乙堅持以投河自盡來抵制聘請，大西政權仍然用「小舟沿江挽救……將以禮送詣獻忠」[15]，最後，由於他頑固不化，公然發動叛亂，才在同大西軍作戰中被擒處死。正因為大西軍在進川的初期執行了最大限度地爭取和團結各階層人士的政策，才大大削弱了進軍過程中的阻力，出現「遠近民盡皆接踵遺稽顙，獻印、獻土殆無虛日」[16]，「文臣武將，賣降恐後」[17]的局面。有的地方的知識分子在起義軍尚未到達的時候就糾集群眾迫使明朝地方官納土投降，如「邛州諸生聞省城失守，即糾集無賴向上南巡道胡恆伐鼓大噪，索印款賊」[18]。許多史籍都記載張獻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時，吸收了大批原來明朝的投降官員。如《聖教入川記》一書中就說：「初，成都官吏見獻忠將至，逃避不追。繼見獻忠稱王，分官任事，以為暴雨之後，雲收霧散，將見太平。又聞獻忠有勇有為，能任國事。於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由於處在開國草創時期，不少人還被破格地任以中央和地方的高級職務。只要分析一下大西政權高級職務的人選，就可以發現它是經過精心安排的。在兩名丞相（或稱大學士）當中一位是跟隨張獻忠多年的安徽桐城諸生汪兆齡，另一位則是曾經任過明朝通州知州的四川綿州人嚴錫命。在六部尚書當中除了工部尚書王應龍是弓匠出身的陝北老戰士，刑部尚書李時榮是湖北黃州諸生以外，其他四部尚書即吏部胡默、戶部王國寧、禮部吳繼善和江鼎鎮、兵部龔完敬，都是從四川紳士或在四川任職的明朝官員里選拔的。此外，唯一的省級最高官員四川巡撫也用了廣元人吳宇英。四川人（包括投降過來的原明政府四川地方官員）在大西政權里占的比例這麼大，固然同建國時期人才缺乏有關，更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藉此籠絡四川的士紳。

  大西政權還在全川四道設置學院，「取士察吏」[19]，考試方法也做了改革，「變八股為策論」[20]。張獻忠還親自為廷試命題，並且撰寫《萬言策》頒發學宮，以為示範。[21]有的書上記載，大西政權通過「開科取士，中鄉試者八十人，中會試者五十人」[22]。不久，「又以為不得真材，仍復設科。是一年而兩科舉也」[23]。這種在一年之內兩次舉行科舉打破了三年一屆的慣例，起到了廣泛收攬人心的作用。封建史書說，由於張獻忠在四川「設科取士，士之嗜利不知名義者尚習舉業」[24]，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川的士子熱衷於大西政權科舉的情況。通過科舉取士也充實了各級政權機構，即所謂「又配知府以游擊，知州以都僉，知縣以守備，皆以偽科所取文武進士、舉人為之」[25]。

  這些情況說明，張獻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權的初期基於「暫取巴蜀為根，然後興師平定天下」[26]的根本方針，很自然地希望得到當地人士的支持，因而一如既往地貫徹了團結和爭取一般士紳和知識分子的政策。而四川的紳衿一方面對明王朝的貪婪腐朽積怨在心，另一方面又擔心兵禍連綿後果將不堪設想，所以他們當中相當一部分人也指望大西政權能夠成為自身利益的保護者，即蛻變為實行清廉吏治的封建政權。然而，嚴酷的階級對立很快就壓倒了雙方的願望，隨之而來的是瘋狂的叛亂和堅決的鎮壓。

  四

  大約到了1645年，張獻忠領導的大西政權同四川各地的地主豪紳及其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逐漸尖銳化了。在這年的冬天發生了藉口舉行特科屠戮大批應試士子的事件。由於眾說紛紜，我們至今無法確切地說明究竟殺了多少人以及事件的詳細經過。但是這件事確實發生過則是沒有疑問的。至於為什麼會發生這一事件，各種著作的解釋不一。有的仍歸結為張獻忠天性殘忍，有的說他患有精神病；還有的則說這是一批反動儒生，張獻忠把他們一網打儘是完全應該的。我以為這些解釋都不合適。前兩種顯然出於誣衊，我們在上文里已經通過事實指出張獻忠並不存在天性好殺的問題；至於把立下了豐功偉績的大西軍領導者張獻忠描繪成精神病患者更是海外奇談。最後一種解釋雖然是極力為張獻忠這位農民領袖開脫，用心是好的，但未免有簡單化的偏向。在被殺的士子裡面肯定包括一部分心懷敵意、製造事端的反動文人，可是要說各地起送應考的士子都是罪在不赦的反革命也很難令人信服。

  導致這一事件發生的原因不能僅僅局限於事件本身，而應當從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和政治形勢去尋找。下面我們就來分析一下，張獻忠入川後同當地地主豪紳及其知識分子之間的矛盾，是怎樣激化起來的。

  第一，我們不能忽視張獻忠進川初期和後期所面臨的局勢是在不斷變化的。大西軍進川的時機正是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攻克北京，崇禎皇帝上吊自盡的消息傳來之後。全蜀各地的官紳地主陷於一片混亂之中，史書記載：「迨五月，審知國信（指大順軍攻占北京的消息）；七月，傳賊將至。城中人震恐，每夜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27]這就是當時局面的寫照。這時，四川的官紳地主在政治上出現了第一次分化，一部分抱著同情或僥倖心理的人選擇了歸附大西政權的道路；另一部分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朱明王朝休戚相關的人則頑固地堅持敵視農民革命的立場。然而，正如俗語所說，蛇無頭不行，明朝廷的覆亡和四川地方官府的被摧毀，使那些反對農民革命的地主豪紳惶惶然如喪家之犬，一時無法對張獻忠起義軍展開有組織的抵抗。南明弘光小朝廷的建立不僅給他們提供了精神支柱，也提供了進行叛亂所需要的組織系統。我們知道，朱由崧的南京弘光朝廷從建立之始就是一個存在很大危機的政權。它對北方實行「借虜平寇」的方針，妄想借清兵之手摧毀李自成的大順政權；對地處長江上游的張獻忠起義軍也力圖加以絞殺。由於它自身兵力不足，因而採取的方針是任命「大臣」聯絡四川各地反動官紳、散兵游勇，共同致力於顛覆大西政權。明末封建文人黎遂球在給弘光朝廷上的《中興十事書》中就曾經提出建議說：

  又聞獻賊逋竄蜀中，設偽官分為四道，以圖延喘旦夕。……誠得親信之士布置其間，或散為流言以惑其眾，或伺其隙以間之，使之互相殺戮，而潛結蜀中諸土官與夫忠義之士陰為部署，伏聚高山長林之間，多設旗幟以寒其膽。又潛與之約，能復一城一邑者，即以與之。而其中有能斬獻賊之頭來歸者，即舉蜀地爵之。如此將不煩大兵而蜀可以得，獻賊可滅，其眾且可收之以為用。……[28]

  甲申八月，弘光朝廷正式任命前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應熊兼兵部尚書，總督川湖雲貴軍務，開府遵義，賜以尚方劍，便宜行事，「專辦蜀寇」[29]。同時任命樊一蘅、馬乾、李乾德等為總督、巡撫，「皆委以恢復之任，號召諸路，官兵義旅，響應雲合」[30]。正是在弘光朝廷的導演下，在四川這個廣闊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場地地道道的「群魔亂舞」。大大小小的軍閥和官紳們蜂擁蟻聚，有的擁兵據險，同大西政權為敵；有的「激厲士民起義，隨在團聚鄉勇，或復一府，或恢一縣，或據一寨，隨敗隨興……」[31]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農民軍派出的地方官吏被擒殺，地方政權被顛覆，大西政權面臨著嚴重的局勢。由此可見，四川地區階級衝突的激化主要是官紳地主挑起的，張獻忠等農民革命領袖針對當時局勢加強了鎮壓措施，可謂是事出有因。

  第二，人們可能會提出問題說，為什麼張獻忠起義軍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同地主階級知識分子能夠保持較好的關係，不致走向激烈的對抗；而在進川以後雙方的矛盾卻激化到異乎尋常的程度呢？這裡的關鍵在於張獻忠部進川以前雖然也曾經在湖廣、江西部分地區建立政權，但時間很短，起義軍基本上一直處於流動作戰階段。而一個政權要比較全面和徹底地推行它的政策，必須以有效地確立自己的統治為前提。事實上，大西軍正是在進川以後才真正開始大規模地通過自己的政權機構推行農民革命政策，如下令各地「搜求仕宦及起送衛所世職，皆殺之」，「又拘紳袍富室大賈罰餉銀，皆以萬計，少亦數千，不問其力之足否」[32]。隨著這類農民革命政策的推行，地主階級及其文人才發現張獻忠起義軍雖然已經「開基立國，而群盜之習毫無悛改」[33]。他們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這樣，在四川的地主豪紳及其知識分子當中又出現了第二次分化。原來一度對大西軍持同情或僥倖心理的人逐漸滋長起不滿情緒，有的甚至走向公開或隱蔽的對抗。

  第三，張獻忠畢竟是封建社會裡舊式農民戰爭的領導人，他不可能完全正確認識和解決自己面臨的極其複雜的鬥爭局勢。他朦朧地感到了敵對行動主要來自地主豪紳，而知識分子一般總是出身於富厚之家，於是他把打擊對象擴大到了幾乎整個士子階層，製造了震驚一時的特科應舉事件。封建史籍所說，「故蜀士之得脫鋒刃者較齊民尤少耳」[34]，看來反映了部分歷史的真實情況。

  上面，我們僅在同知識分子的關係問題上探討了張獻忠起義的一個側面。它告訴我們，歷史上的張獻忠完全不像所描繪的那樣殘暴。就性格而言，張獻忠是堅強的，也是豪爽的。在長期的鬥爭歲月里，他能夠容納除死硬派以外的各式各樣的人物，當然也包括了那些持同情或中立態度的知識分子。如果不是這樣，張獻忠的隊伍早就失敗了，根本不可能在湖廣和四川等地取得那麼輝煌的勝利。至於他在後期平定叛亂的過程中犯有擴大化的錯誤，也是個事實。這需要從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政治形勢來做出解釋，過分地強調個人性格等因素是無法得出科學結論來的。

  （原載於《張獻忠在四川》，社會科學研究叢刊1981年版，第188—200頁）

  [1]　有的書上說諸生顧君恩很早就參加了李自成起義軍。崇禎七年李自成被圍困於車箱峽時，顧君恩曾經獻計偽降，使起義軍擺脫了困境。據查考，顧君恩是湖北鍾祥縣人，崇禎十六年初李自成起義軍由河南南下湖北時他才投身於農民革命。牛金星參加李自成部比較早，約在崇禎十三年後期，比起張獻忠的重用知識分子晚了兩年多。

  [2]　參見鄒漪《明季遺聞》；吳偉業：《綏寇紀略》卷十。

  [3]　《楊文弱先生集》卷之四十六。

  [4]　《孤兒籲天錄》卷十三；《楊文弱先生集》卷之三十九；《灩澦囊》卷一。以上三書均載此事，字句稍有不同。

  [5]　《灩澦囊》等書作劉若愚，誤，當以楊嗣昌原疏為準。

  [6]　魏賞延：《竹中記》。

  [7]　乾隆八年《寶豐縣誌》卷五《雜誌》。

  [8]　《綏寇紀略》卷十。

  [9]　《平寇志》卷之六。

  [10]　同治十二年《遂川縣誌》卷十八《雜類》。

  [11]　魏賞延：《竹中記》。

  [12]　魏賞延：《竹中記》。

  [13]　同治十二年《遂川縣誌》卷十八《雜類》。

  [14]　談遷：《國榷》卷一百二。

  [15]　康熙二十五年《順慶府志·藝文》。

  [16]　《紀事略》。

  [17]　李蕃：《雅安追記》。

  [18]　沈荀蔚：《蜀難敘略》。

  [19]　歐陽直：《蜀亂》。

  [20]　《五馬先生紀年》。

  [21]　彭遵泗：《蜀碧》卷二。

  [22]　《蜀碧》卷二。

  [23]　《五馬先生紀年》。

  [24]　康熙《順慶府志·明王烈士傳》。

  [25]　沈荀蔚：《蜀難敘略》。

  [26]　《蜀碧》卷二；《綏寇紀略》卷八。

  [27]　《蜀碧》卷二；《綏寇紀略》卷八。

  [28]　黎遂球：《須閣集》卷三。

  [29]　費密：《荒書》。

  [30]　參看《國榷》卷一百二等書。

  [31]　《紀事略》。

  [32]　沈荀蔚：《蜀難敘略》。

  [33]　楊鴻基：《蜀難紀實》，見乾隆《富順縣誌》卷五。

  [34]　楊鴻基：《蜀難紀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