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和張獻忠

  一個風雲變幻的時代，兩位出身下層的英雄。半世征戰，乾坤震動；而一生事業又遺憾無窮……

  明末農民戰爭是我國古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農民起義。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這次農民大起義的主要領導者。當這次起義仍在進行的時候，明王朝的官私文件就常常以闖、獻並提，清乾隆四年頒行的欽定《明史》立了「流寇傳」，傳主就是李自成和張獻忠。可見，李自成和張獻忠是明末農民戰爭的兩大巨頭，即便在封建史籍中也不存在異議。

  說明末農民戰爭是由李自成、張獻忠共同領導的，並不意味著這兩位傑出人物在歷史舞台上扮演了相同的角色。我們還應該按照他們實際走過的道路做出實事求是的敘述和評價。

  

  在推翻明王朝和揭開抗清鬥爭序幕的宏偉事業里，李自成、張獻忠發揮了重大的作用。既然他們個人的成敗同整個明末農民戰爭的歷程直接相關，他們之間的共同點自然遠大於他們之間的差異。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李自成和張獻忠都出生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參加起義的時間也差不多，在崇禎三年開始見於可靠記載。明末農民大起義首先爆發於陝北，這裡土地貧瘠、封建統治造成的災難特別深重，當地居民由於歷史原因養成了強悍習武的風氣。時勢造英雄，米脂圁川驛的馬夫李自成、延安的捕役張獻忠，就在農民起義的狂飆興起之時，開始了生活道路的關鍵轉折。在群雄並起的局面下，張獻忠很快成了一部的領導人；李自成起初帶領本村農民投入綽號「不沾泥」的張存孟部下，不久張存孟投降官軍，李自成便成為一支獨立的起義軍的領導人。從崇禎四年到六年，陝北大部分起義軍轉戰於山西各地，李自成、張獻忠在所謂三十六營中已經頗有名氣了。那時，農民軍將士為避免連累親友，一般都取一個綽號。張獻忠的綽號是八大王，由於另外有一位南營八大王，張獻忠就自稱西營八大王，後來的大西政權就是從這裡衍化而來的。李自成的綽號是闖將，他的部下則稱為八隊。

  在崇禎十年以前，李自成、張獻忠以及其他各支起義軍時分時合，活動的特點是大規模流動作戰。過去一些史籍受清初吳偉業《綏寇紀略》的影響，記述崇禎八年正月在河南滎陽舉行過十三家七十二營首領的大會，又說在這次大會以後李自成、張獻忠都參加了攻克明朝中都鳳陽的戰役，因為爭奪俘獲來的吹鼓手，兩人從此結怨。依據近年來史學界的研究，這些記載並不符合事實。大致而言，崇禎七年以後李自成部基本上是在陝西一帶活動。崇禎十年，他聯合另外幾支起義軍由陝西南下四川，連續攻克三十多座城市，兵臨成都城下，後來因為明廷命陝西官軍入川夾剿，李自成等部才由四川返陝。而張獻忠在這段期間內主要活動於河南、安徽、湖北地區，同李自成的聯繫很少。崇禎十一年，明朝廷眼看農民起義的聲勢越來越大，活動的範圍越來越廣，就通過增兵增餉對起義農民展開了全面的圍剿。李自成部在甘肅、陝西境內連續遭到重大挫折，原來聯合作戰的一些起義軍首領也叛變投降，李自成只剩下一千名左右士卒轉移到陝、川、鄂交界的深山老林里，避免同官軍正面交鋒。這時，在河南、湖北、安徽一帶活動的還有十幾支起義軍，其中實力比較強的是張獻忠、羅汝才和革左五營（即馬守應、賀一龍、賀錦、劉希堯、藺養成五部）。在形勢日益惡化的情況下，張獻忠和羅汝才先後在湖北谷城、房縣接受明政府的招安。受撫期間，他們既沒有放下武器，也拒絕接受明政府的改編或調遣，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鬥爭的策略。然而，張獻忠、羅汝才畢竟是有影響的人物，他們的受撫客觀上助長了起義軍中投降變節的逆流。李自成的失利和張、羅的受撫，標誌著明末農民戰爭一度轉入低潮。

  崇禎十二年五月，張獻忠在谷城再度起義，接著羅汝才等三部也在房縣重整義旗，這件事像一聲春雷打破了萬馬齊喑的局面。在這以後的一年半時間裡，張獻忠、羅汝才部起義軍抗擊了明朝廷用於圍剿的絕大部分兵力，他們不畏險阻，機智頑強地同明督師閣部楊嗣昌調集的重兵相周旋。他們用「以走致敵」的戰術不僅粉碎了官軍的圍剿，更重要的是拖住了官軍主力，給包括李自成部在內的其他起義軍創造了發展的機會。這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上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崇禎十四年春天，李自成趁中原官軍薄弱，於正月間一舉攻克豫西重鎮洛陽，處死崇禎皇帝的親叔父福王朱常洵；二月，張獻忠部攻克湖北襄陽，殺襄王朱翊銘；負責剿撫全局的明朝大學士楊嗣昌自知大禍臨頭，憂憤而死。從此明末農民戰爭進入了高潮，由戰略上的被動局面轉入了主動出擊。

  如果說從崇禎十二年五月到次年年底張獻忠在各部起義軍中起了主導作用的話，那麼從崇禎十四年起這種作用就轉到了李自成手裡。李自成在僅僅兩年時間裡運用三攻開封圍城打援的戰術，先後在河南境內粉碎了明朝大員傅宗龍、汪喬年、丁啟睿、孫傳庭組織的幾次圍剿，殲滅了官軍大批有生力量；並且在這期間實現了同羅汝才、革左五營聯合作戰，初步統一了除張獻忠部以外的各支起義軍。崇禎十六年上半年，李自成被推舉為奉天倡義營文武大元帥，完成了對羅汝才部和革左五營的改編，在襄陽建立了中央政權。張獻忠部也由安徽西進湖北，在武昌建立了大西政權。此後，李自成部在崇禎十六年九月於河南郟縣、汝州地區殲滅了孫傳庭部陝西官軍主力，趁勢攻破潼關，占領西安，拔除了西北各地的官軍據點，於1644年舊曆正月初一正式建國大順，改元永昌。建國以後，李自成不失時機地率領大順軍渡河東征，發起了推翻明王朝的全面攻勢。三月十九日大順軍攻克北京，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縊煤山，明王朝276年的統治從此宣告結束。到這年四月間，大順軍已經占領了包括陝西、寧夏、甘肅、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八個全省在內的整個黃河流域，還管轄著湖北襄陽、荊州、德安、承天（大順政權改為揚武州）四府和江蘇北部以及湖南少數州縣。如果不是清軍入關，大順政權完成統一全國的大業已經指日可待了。

  張獻忠起義軍雖然不是推翻明王朝的主力，但是它卻大面積地摧毀了明王朝的地方政權，牽制了江南官軍，有力地配合了大順軍的鬥爭。崇禎十六年八月，張獻忠率部由岳州攻入湖南，很快就占領了除湘西少數民族聚居區以外的湖南各地，並且派出部分軍隊攻入江西，占領了袁州、吉安等府縣。大西政權的重心由武昌移到了長沙和衡州。這年冬天，張獻忠部又取道常德、澧州、湖北彝陵再次進軍四川。1644年舊曆六月至八月，大西軍先後攻克重慶和成都，殺瑞王朱常浩、蜀王朱至澍，建立了比較正規的政權。人們常常對張獻忠在武昌建立政權以後一再主動地放棄已經取得的地盤感到迷惑不解，有的同志則用「流寇主義」加以解釋。其實，張獻忠一再率部轉移主要原因是他同李自成之間的矛盾。崇禎十六年夏，李自成的實力和威望已經大大超過張獻忠，這兩個巨頭分別在相距不遠的襄陽和武昌建立中央政權，很難避免摩擦。張獻忠既不願意變成李自成的下屬，又不願意同大順軍火併，唯一的辦法就是遠走高飛，使雙方脫離接觸。這年十月間，明朝的王牌軍隊孫傳庭部已被全殲，李自成占領了西安，具有戰略眼光的張獻忠知道明王朝的覆滅已成定局，大順軍席捲黃河流域之後必將向南方進軍，那時湖南也將成為「臥榻之旁豈能容人酣睡」的地方。他依據長期轉戰四川的經驗，判定只有占領這塊北有秦嶺之峻、東有三峽之險的天府之國才可以維護自己的獨立性。正因如此，當1644年夏秋李自成派遣馬科、黎玉田統兵由漢中南下四川時，張獻忠感到李自成欺人太甚，親自帶兵把入川的大順軍趕回陝西。這次兵戎相見是在清軍已經占領北京和華北部分地區之後爆發的，其直接後果導致了兩家農民軍無法聯合抗清。清廷正是利用了漢族內部分裂為大順、大西和南明弘光朝廷的態勢，實行各個擊破。順治二年五月，李自成在清軍追擊途中猝然遇難。同月，清兵占領南京，弘光朝廷覆亡。張獻忠在四川的日子也很不好過，順治三年他放棄成都準備出川抗清，移師途中在南充、西充地區停留了三四個月，看來是在東出湖廣還是北上陝西問題上猶豫不定。這年十一月下旬，他在清軍偷襲下不幸犧牲。李自成、張獻忠犧牲以後，他們手創的大順軍和大西軍的餘部仍然聯合南明堅持抗清達20年之久。

  他們的歷史功績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沉重地打擊了地主豪紳勢力，為大面積地改變土地占有關係奠定了基礎；二是在抗清鬥爭中他們的部將多次狠煞了清軍的威風，使清廷統治者多少認識到了蘊藏在漢族和西南少數民族中的雄偉力量，被迫採取一些有利於恢復和發展社會生產的措施。

  歷史早已表明，即使生活在同一時代、同一環境中的人物，都各自具有本身的特色。李自成和張獻忠也不例外。從家庭狀況來說，這兩位傑出人物都出身於社會的下層。李自成的家境可能更窮一些，參加起義以前大概沒有受過教育，直到他所領導的起義軍有了較大發展，一些落魄文人開始投入他的隊伍以後，他才忙中偷閒學了一點文化歷史知識。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他本人撰寫的文獻，流傳的所謂李自成的詩句大抵都是出自後人的假託。張獻忠曾經自稱「咱是斯文一氣，老子學而未成」。他寫過一些詩文，最長的據說是《御製萬言策》，「歷評古代帝王，以西楚霸王為第一」。目前所能見到的「聖諭」碑：「天有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和少數其他詩文，思想境界如何固然可以討論，但確是他的作品。同文化水平稍有差異相關的是，李自成為彌補自己的不足，對知識分子比較重視，但也由於本身文化水平不高而不大善於甄別選用人才，他對走江湖占卜算卦的宋獻策那樣信用，尊為軍師，就頗能說明問題。而張獻忠對文人有時抱藐視態度，據說他曾講過「文官還怕沒人做嗎」之類的話，四川士子遭到濫殺的很不少。

  作為軍事指揮家來說，李、張相同的地方很多，比如治軍嚴，令出如山；作戰時英勇頑強，甚至在部隊發展到幾十萬人的時候，遇有重大戰役他們也往往親臨前線，躬冒矢石。李自成、張獻忠犧牲時部下將士都在十萬以上，按常情保衛領導人脫離險境是毫無問題的，然而都遭不測，這同他們長期養成的身先士卒的戰鬥風格有密切關係。稍有不同的是，李自成在做出重大決策時往往注意聽取部將和參謀人員的意見，擇善而從；張獻忠本人才氣橫溢，大主意自己拿，不大理會部將的建議。

  在用人上，張獻忠選拔人才確有過人之處。他從一群毛孩子當中培養出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四員大將，都可以說是一時將帥之選。張獻忠遇難後大西軍能夠有條不紊地撤退，並且在後來成為南明永曆朝廷的擎天大柱，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張獻忠慧眼識俊傑。在這方面李自成就略遜一籌，他手下的兩員級別最高的將領，劉宗敏驍勇敢戰，卻缺少大將必備的謀略；田見秀不僅從未立下赫赫戰功，而且一到關鍵時刻就發生動搖，最後降清被殺，結局很不光彩。李自成犧牲以後，大順軍仍有數十萬眾，除了他的侄兒李過、妻弟高一功等人堅定不移以外，其他部將動搖叛變、自行其是的很不少，始終沒有重新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核心。這固然同李自成遇害時尚在壯年未安排繼承人有關，但他選拔的將帥德才參差不齊也是個明顯的事實。

  就性格而言，李自成樸實渾厚，老成持重；張獻忠則豪放不羈，易於衝動。這種差異雖然並不足以影響歷史發展的進程，卻在許多具體事件上打下了各自的烙印，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上展現了風格獨異的畫面。

  李自成和張獻忠把畢生精力獻給了明末農民反對壓迫的鬥爭。他們在鬥爭中提出和實行的三年免糧、追贓助餉、查還官紳地主霸占的田土、平買平賣以及屯田等口號和措施，體現了當時廣大貧苦群眾的迫切要求，把古代農民戰爭推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他們不愧是我國封建社會裡最傑出的農民革命英雄。然而，時代卻決定了他們不可能代表新的生產方式，也就不可能跳出封建制度的藩籬。從李自成、張獻忠建立的政權來觀察，直到被地主階級摧毀之日，雖然在主導方面仍然是維護農民利益的，封建的色彩卻越來越濃厚。這就說明，無論是滿洲貴族還是李自成、張獻忠在軍事上取得勝利，封建制度仍將延續下去。區別僅在於為實現全國統一而付出的代價多少，新王朝實行的政策在加速或延緩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上會有所不同而已。

  （原載於《文史知識》1985年9月，第86—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