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評價《甲申三百年祭》

  ——與姚雪垠同志商榷

  《文匯月刊》今年一、二、三期連載了姚雪垠同志的《評〈甲申三百年祭〉》，對郭老的這篇文章進行了全面的批判。文中說，《甲申三百年祭》「是在中國的特殊土壤中產生」，代表了一種「不嚴肅、不謹嚴的學風」，是「糟粕」「泥沙」「黯然無光的著作」「反科學的歷史著作」，因而必須「推倒」；只有這樣才算「是對祖國歷史負責，對全國讀書界負責，對千百萬中學生負責，而同時也是對郭沫若同志負責」。在姚雪垠同志看來，仿佛不把郭老的這本小冊子徹底否定，「我國學術文化」就不可能「健康發展」。姚雪垠同志的「發難」，得到了一些人的讚揚，有的同志說：「姚雪垠的文章，為我們提倡的實事求是、入情入理、恰如其分、令人信服的批評，帶了一個好頭；這一點，也許比這篇文章本身的學術價值還顯得寶貴。」[1]記得雪垠同志的文章里說：「兩三年來，學術界爭鳴的風氣逐漸展開，這是非常好的現象，是我國學術文化走上興旺發達的開始。」正是本著這種精神，我也不揣譾陋對姚雪垠同志的文章談點個人意見。

  一

  《甲申三百年祭》是我國現代史學的一篇優秀作品，它曾經在人民革命事業中起過積極的作用。我們今天對它進行評價，必須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分析其撰寫和流傳的時代背景。姚雪垠同志經過研究以後，得出結論說：《甲申三百年祭》「是在中國的特殊土壤中產生」的「反科學的歷史著作」。「特殊土壤」一詞比較費解，細察姚文不外是兩層意思：一是指郭老寫這篇文章的時候看的書少得可憐，許多問題都沒有弄清，就急於撰文，態度又輕率，自然只能寫成這種黯然無光的著作，這是雪垠同志感到遺憾的事；二是這樣一篇本不足道的文章發表之後，竟然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只是由於它得到了政治力量的支持，才被捧成了「權威性的史學著作」，在廣大讀者中傳播了消極影響，對歷史科學的發展起了禁錮作用。事情既然是這樣嚴重，雪垠同志的大聲疾呼，鳴鼓攻之，自然就有道理。而我們聞聲而來，於大惑不解之餘希望一察究竟，也應當允許吧。

  《甲申三百年祭》確實是在中國土地上產生的。它發表於1944年3月，當時中國的大地上正處於兩種命運的決戰，一方面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它們的混血兒官僚資本主義仍占著統治地位；另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進步人士和廣大人民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這是光明取代黑暗，地平線上朝霞初現的時代。郭老是著名的歷史學家，他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中國歷史所做出的篳路藍縷之功是任何人都抹殺不了的。由於我國歷史源遠流長、豐富多彩，史籍汗牛充棟，郭老同任何一位史學家一樣，都只能專精於一定範圍之內。他不以明史見長，更從來沒有以明史權威自命。他之所以選擇了明清之際的史事撰寫《甲申三百年祭》，可以說是時代的需要。他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刻，浮想聯翩。他看到人民革命越是接近勝利，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防止居功驕傲，不要「紛紛然，昏昏然」，對殘存和潛在的敵人失去警惕。他想到了團結的重要，既要保持革命隊伍自身的一致，又要爭取儘可能多的同盟者。作者出於這種同人民革命事業休戚相關的感情，在百務繁忙之中抽出時間研究大順農民軍革命成敗的原因，總結歷史教訓，終於趕在大順軍攻占北京三百周年的前夕，寫出了紙貴洛陽的篇章。文章發表於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便立即遭到國民黨《中央日報》的抨擊，事情本身就說明這篇著作是同一種什麼「土壤」聯繫在一起的。文以載道，郭老如椽之筆把深邃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藝術性結合起來，一掃枯燥說教的陳腐氣息，文章很自然地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它被毛澤東同志推薦為整風文獻，無疑進一步擴大了影響。這種影響是好是壞，歷史早已做出定評，對於絕大多數當時和後來的讀者是不存在異議的。隨著人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甲申三百年祭》也得到了更加廣泛的傳播，成了膾炙人口的一篇史學名文。簡單回顧文章撰寫和流傳的經過，希望有助於認識和回答雪垠同志所說的「特殊土壤」。

  史學有它自身發展的傳統。但是，我們也毫不諱言任何一部史籍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它當時的政治條件下產生，又反過來為作者所選擇的政治服務的。《甲申三百年祭》是時代的產物，又為推動歷史前進做出了貢獻。這正是它的優點。史學的科學性，首先在於揭示隱藏在歷史現象背後帶有規律性的東西，用以指導現實鬥爭。郭老的文章在這方面有鮮明的體現。雪垠同志藉口文章同政治的關係密切，卻不正面分析這裡談的是什麼政治，就在「特殊土壤」的晦澀言辭下加以批判，這是我們難以同意的。在姚文中指出新中國成立以後曾經出現「過分將政治同學術混在一起」的傾向，錯誤地把學術問題生拉硬扯地說成政治問題。這種情況確實存在過，無疑應當引為鑑戒，避免別有用心的人物再次興風作浪。問題是我們現在是否需要為了表示「糾偏」，就把過去一切同政治有聯繫的史學著作統統視為「特殊土壤的產物」而加以鄙棄呢？從此鑽進象牙之塔為歷史而歷史呢？顯然，走向這個極端也是不正確的。人們記得，雪垠同志在1977年寫的《李自成》第一卷重版前言裡，把自己的文藝創作和學術研究同當時的政治也是掛得十分緊密的，給予人們的印象似乎是他取得的每一個成就都是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結果，都是一發發射向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炮彈。特別是雪垠同志寫了一大段文字敘述自己如何爭取和得到毛澤東同志的關懷和支持，使名噪一時的長篇歷史小說的寫作和出版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我想，雪垠同志絕不會因此就把自己的《李自成》也列入應當否定的「特殊土壤」的產物之列吧？這件事例至少說明對於學術文化成果曾經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表示深惡痛絕是沒有道理的。

  談到這裡，雪垠同志可能會爭辯說（他的大作中實際上已經闡述得夠多了），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是謬誤百出的「糟粕」，只是由於周恩來同志支持於前，毛澤東同志推薦於後，才被樹成了「權威性的史學著作」；而自己的著作在方法上是「科學的」，「在態度上是嚴肅的」，得到毛澤東同志的支持自應另作別論。換句話說，二者的根本區別在於學術！好吧，我們也就從學術的角度來做一點探討。先談《甲申三百年祭》。

  上文已經指出，郭老學識淵博，但他的專長不在明史，主要是在先秦方面。《甲申三百年祭》不是郭老長期潛心研究的學術結晶，這是事實；再考慮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作者有很大可能未查閱大量文獻並且對涉及的史實進行精確考證。因此，文中涉及的有些史實存在某些疏誤，這本來是在所難免的。如果不帶偏見，那就應當承認一個基本事實：在我國史學界，對於包括李自成、張獻忠起義在內的人民革命史認真地加以研究，基本上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才提上日程的。經過史學界和業餘愛好者30年來的探討，發掘了大量史料，分析和辨偽能力大大提高了，在一系列問題上取得了較大進展。如果有什麼人藉助於學術界幾十年共同努力才取得的成果，去嘲弄開創者早期作品的不足和某些失誤，顯示自己的高明，那就很難說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吧！

  儘管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甲申三百年祭》在學術上依然是一篇史學名文，它的開創之功是不可磨滅的。作者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對史籍中被斥之為「盜」「賊」「寇」的農民起義充滿著同情，對當時的反動統治者做了無情的鞭撻，這和四十年代中期史學領域裡的同類著作相比，無疑要高出一頭。可以毫不誇大地說，它為後來進行農民戰爭史的研究開了先河，許多史學界的同志都或多或少地從這篇名文中獲得了教益。列寧說過：「判斷歷史的功績，不是根據歷史活動家有沒有提供現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2]評價《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作者的歷史地位，需要的正是這種態度。史學界的許多同志雖然認為《甲申三百年祭》是四十年代在馬克思主義光輝照耀下結出的一個豐碩果實，但並沒有人把它看成終極真理。我還是在姚雪垠同志的這篇大作里，才第一次看到《甲申三百年祭》被封成了不准越雷池一步的「權威性史學著作」。像這種把自己想要推倒的對象先抬起來然後重重地摔下去的做法，應該說是同作者所標榜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精神是不相符的。

  「長江萬里，何能不千里一曲？」古往今來探索真理的人們，包括各個領域內的大師們，錯誤總是難免的。開創的東西大抵都不夠完善，後進者理應繼承前人的成果，並且通過自己的努力把事業推向新的水平。用輕薄的語調評論前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應取的態度。特別是當這些大師業已結束自己的勞動，長眠安息，不再能夠對牽涉自己的問題做出說明和表態的時候，評論更應當力求合情合理。像雪垠同志這樣一面自列門牆，引為知己，一面深文周納，憤激之情溢於言表，往往不能自已，目的在於把郭老一篇影響比較大的、也是寫得比較好的著作全盤否定，這種做法無論如何不能使人心服。時至今日，隨著歷史科學的發展，《甲申三百年祭》的部分論據和某些提法已經顯得比較陳舊，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地豐富和彌補了它的不足。儘管如此，郭老這篇著作的基本觀點仍然是正確的，文中痛切地指出的一個以革命為宗旨的社會集團在勝利的情況下要防止驕傲的歷史經驗，直到目前仍然有它的現實意義。《甲申三百年祭》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理應占有一席之地，它作為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史學名文必將流傳下去。它一定還將擁有廣泛的讀者，也一定還會受到應得的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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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老的治學領域很廣，有些方面成就很高，有些方面薄弱一些，他的學術見解有些很精闢，有些則不免失之偏頗。但就總的方面來看，郭老的治學態度是相當嚴肅的。他享有很高的學術聲譽，卻從不自滿。偶有失誤，一經別人指出，總是很快地改正，確有虛懷若谷的風格。僅以《甲申三百年祭》為例，這本小冊子早已成了享有盛譽的作品，但是郭老並沒有故步自封，每逢別人提出合理的批評意見都虛心接受。1955年湖北通城縣根據《明史》等書的記載誤以為李自成犧牲在本縣，修建了李自成墓供後人景仰，郭老曾為之題詞。不久，《歷史教學》發表考證文章指出「通城說」的錯誤，李自成犧牲的地點應當是湖北通山縣九宮山。郭老看到以後特地寫了一封信，說：「這一考證，確實有據，是可以信賴的。我為通城縣李自成墓所作的題詞，及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說李自成『犧牲於湖北通城九宮山』都是根據舊有的傳說，應予註銷並改正。」[3]姚雪垠同志的這篇大作提到他在1977年曾經把小說第一卷修訂本前言的打字稿寄給郭老，信中說：「『前言』中關於對劉宗敏和李信的評價，和您從前的意見相違。正如西哲之言曰：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這也算學生同老師爭鳴吧。」郭老在病中回信說：「我完全贊成您的觀點。祝賀您的成功，感謝您改正了我的錯誤。」郭老這種追求真理的氣魄確實值得我們作為一種純正學風繼承下來，發揚光大。雪垠同志把郭老的信公布出來，似乎只是為了向讀者顯示連郭老都甘拜下風。至於自稱要學習郭老勇於承認錯誤的精神，讀者自然是歡迎的，更希望在雪垠同志今後的著作中有所體現。

  二

  明末清初的史籍和文獻資料之多是出乎一般人意料的。到目前為止，沒有發掘、沒有利用的史料究竟有多少還是個未知數，許多問題仍處於摸索探討的過程中。雪垠同志為了創作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查閱了不少史料，無疑是個事實。但是，我並不贊成他在某些文章和談話中對自己在學術上達到的水平所做的估計。在《李自成》第一卷修訂版前言中，雪垠同志說：「圍繞著李自成的革命經歷，我首先對於每個重要的歷史問題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科學研究，做到深入歷史，心中有數。」大概正是因為雪垠同志認為自己對李自成起義的每一個重要問題都已經「深入歷史，心中有數」，才有恃無恐地指責郭老看的書那樣少，在一系列問題上都沒有弄清，結論都是錯誤的吧。下面，我們也就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就有關李自成的幾個重要的問題做一點粗略的探討，並就正於姚雪垠同志。

  （一）據姚雪垠同志介紹，李自成原名李鴻基，上私塾時老師替他起了個表字叫作自成，後來「以字行」，李自成的名字從此傳遍了全國。應當承認，這種說法是有根據的，見清初計六奇所編《明季北略》卷之五《李自成起》條。然而，這條材料並不可靠。《米脂縣誌》收載了一篇《李自成族裔考》，其中說李自成的家族世居李家跕，原名李繼遷跕，「考李家跕有萬壽寺建於明代。……寺中有大鐵鐘一、古碑二，皆明季萬曆、天啟朝物，碑上有李守棟、守香、守倉、自可、自良等名。惜其村人多務農，而無讀書以字者，不能詳考當時情形矣」[4]。這件實物證明李自成一輩起名按自字排行，他父親（李守忠）一輩按守字排行。《清世祖實錄》中記載順治二年李自成犧牲以後，部將曾經打算推舉他的弟弟李孜為主，李孜卻不成材，降清後被殺。[5]清初實錄中記載漢人姓名常有錯誤，所謂李孜當是李自，脫去了雙名的第二字。此外，清初米脂、延安、延綏、陝西等省、府、鎮、縣誌以及其他比較可信的材料都沒有李自成原名李鴻基的記載。姚雪垠同志偏偏相信了錯誤百出的《明季北略》，從而傳播了不可靠的歷史知識。

  （二）李自成是怎樣參加明末農民大起義的？這是直接關係到李自成一生事業的重大問題。雪垠同志採用的是一般史籍上常見的先同侄兒李過一道往甘肅從軍，後來殺了帶隊的將官和當地知縣率眾起義的「甘肅兵變說」。我在《李自成起事考》[6]一文中已經列舉原始材料，證明這種流傳甚廣的說法不足信。李自成並沒有當過明政府官軍，他同發生在崇禎三年正月的那次甘鎮兵變也毫無關係。雪垠同志在《我所理解的李自成》一文里論證李自成起義軍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一開始就比較正規化」，形成這個特點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有一支起義的正規官軍作為最初的隊伍核心」。這種說法是否如實地反映了歷史？對李自成是否理解得正確？是否真正抓住了李自成起義軍的特點？我以為還值得研究。

  （三）過去的史籍常把李自成說成高迎祥的外甥，後來又成了高迎祥這位闖王部下的一員闖將；高迎祥犧牲以後，李自成被推舉為闖王。姚雪垠同志對這種傳說的錯誤不僅沒有察覺，而且在沒有任何根據的情況下做出了主觀推論。他在上引文章里寫道：「最後我再說一個向來不被人注意的問題。在明朝末年，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武裝不知有多少支，幾乎數不清楚。差不多大小頭目都有一個諢號。……高迎祥指揮下的義軍首領，有諢號的也居多數。可是高迎祥本人沒有諢號，李自成沒有諢號，他手下的重要將領絕大多數沒有諢號，『闖王』和『闖將』都不是諢號，而是稱號。」1977年他又重申這一觀點說：「高迎祥的為『闖王』一詞不是綽號，而是代表軍事領導地位的稱號。在明末十三家義軍中只有高迎祥一家有這個稱號。」[7]據我的查考，李自成從來就不是高迎祥的部下，闖王、闖將和鄉里人、老回回等一樣都是綽號。李自成在崇禎三年領著本地饑民投入不沾泥為首的隊伍，被編為八隊。不久，不沾泥接受明政府的招撫，李自成因不願受撫，同不沾泥分手，從此他所領導的八隊就成了農民起義中的一支獨立隊伍。清初吳偉業在《綏寇紀略》中侈談什麼滎陽大會，說李自成當時是高迎祥部下偏裨，不為人們所知，只是因為在會上發表了一通「分兵定向」的戰略演說才嶄露頭角。這種記載表明吳偉業對李自成的早期鬥爭經歷缺乏真正的了解。崇禎五年八月，明山東道御史劉令譽的奏疏中就說：「有自賊中逃回者言，舊在晉中賊首掌盤子等十六家，最梟獍者為闖將、紫金梁，戴金穿紅，群賊效之，遂皆以紅衣為號。」[8]同年十二月，明宣大總督張宗衡指揮官軍追紫金梁、邢紅娘等部時，李自成和八金剛、過天星領導的另一支起義軍突然由河南懷慶地區進入山西，一舉攻克遼州。張宗衡大出意料，他在塘報中說：「職所尾之賊系紫金梁等，而闖將等系西河之賊，不知何故放鬆，令其蹂躪東向。」[9]這類材料確鑿無疑地證明李自成早在崇禎五年就已經是一支重要的起義軍的首領。由於明政府官員和封建文人常用「闖賊」這個敵意詞稱呼闖王和闖將，因此在史籍中高迎祥和李自成的事跡往往弄混，甚至用封建等級觀念去亂套，把闖將說成了闖王之下的一員將。這是對明末農民戰爭前期史實的一個重大誤解。其實，只要對現存明末殘檔和當時任事官員文集中保存的奏疏等資料加以排比研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李自成和高迎祥、張獻忠、羅汝才等人，一樣都是互不統屬的各支起義軍首領，各部有時聯合作戰，有時各自為戰。明末各支農民起義軍的走向統一是相當晚的事情，直到崇禎十五年後期李自成的實力和威望大大增長以後，羅汝才和革左五營才從同李自成聯合作戰逐漸轉變為在李自成領導下統一起來。至於高迎祥在崇禎九年犧牲以前，他所帶領的那支起義軍一度是各部當中最強的一支[10]，但他從未享有什麼「軍事領導地位」。李自成的母親有金氏、呂氏等說法，還沒有看到高氏的記載，所以說高迎祥是李自成的舅舅也難以成立。由此可見，雪垠同志關於李自成早期革命經歷的論述基本上是因襲舊說，而且這些舊說又經不起原始材料的檢驗。要把這段史實論證清楚，需要列舉大量史料，這裡只能略抒己見供雪垠同志參考。

  （四）有關李自成起義中期的情況，姚雪垠同志在1978年寫了一篇《李自成從何處入豫？》的大作。他在文章開頭宣稱，「李自成究竟從何處進入河南，是我們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史的人必須弄清楚的一個重要問題」。接著他批判了「至今常為歷史學界所採用」的說法，提出了一個他自己認為「比較可信的答案」。這個答案就是李自成入豫以前長期息馬於鄖陽深山之中，到崇禎十三年十一月中旬從湖北鄖陽、均州之間的小路奔入河南。我在《李自成起義軍究竟從何處入豫》[11]這篇同姚雪垠同志商榷的文章里列舉材料指出：一、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一年連續遭到重大挫折之後，部眾大約剩下一千名，入豫以前長期轉戰於湖北、四川、陝西三省接境地區，活動比較頻繁，因此任何一種深山息馬的說法都是錯誤的；二、李自成部的入豫是經陝西興安、商洛地區進入河南內鄉、淅川一帶的；三、其時為崇禎十三年七月。拙稿對雪垠同志的基本論點提出了不同意見，發表以來已近三年，沒有看到雪垠同志的反應。在這次評郭老的文章里又提到《李自成從何處入豫》這篇大作，他說，「我現在不重複這個歷史問題，只想指出郭沫若同志將前人所說的『魚復諸山』改為『魚腹山』，也是反映一種不嚴肅的學風」。郭老一字之差也要作為「一種不嚴肅的學風」的典型事例一再提出批駁，那麼雪垠同志自己的文章被旁人指出基本論點都站不住腳，為什麼卻一聲不吭呢？如果雪垠同志仍然認為自己的答案是比較可信的，歡迎他對我進行嚴肅的反批評。[12]

  三

  李自成起義軍入豫以後，史籍記載中碰到的重大問題之一是李岩問題。姚雪垠同志的文章也是「圍繞著李岩和劉宗敏兩個人物的問題，對《甲申三百年祭》的錯誤進行評論」的。他在文中用了一半左右的篇幅批判郭老未能察覺有關李岩傳說的不可靠，而且說了這樣一段話：

  郭老治學，常從個人興趣出發，穿鑿附會，而不從歷史科學出發。像《甲申三百年祭》這樣重要論文，為什麼不多找一些資料看看？既然有不少野史和《明史》說李岩是杞縣人，李精白的兒子，又說紅娘子破城劫獄救出李岩，為什麼不找《杞縣誌》和《開封府志》看看？在抗戰時期的重慶，像《杞縣誌》《開封府志》《豫變紀略》等書，以郭老的聲望和地位，都不難從圖書館中借到。我雖然尊敬郭老，但對他在寫作這樣論文時不肯多看一點歷史資料，急於寫文，輕作論斷，對讀書界影響深廣，常常感到遺憾。

  在這裡，姚雪垠同志的巧於論人達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他完全不顧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學術界在李岩問題上的探討過程。有關李岩的故事自從明末清初小說家編造出來以後，逐漸滲入史籍，到欽定《明史》採納進去之後就成了「定論」。郭老的失誤說得再大也不過是因襲舊文，未能跳出前人的窠臼。在《甲申三百年祭》發表20年之後即1964年，學術界曾經就李岩的評價問題展開過討論，當時雖然也有同志（如曹貴林同志）對部分史實進行了有益的考核，但並沒有懷疑到有關李岩的全部「事跡」都出自編造。姚雪垠同志在1964年《羊城晚報》上發表的《我所理解的李自成》也僅僅是在李岩評價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篇文章里寫道：「李岩的參加，對李自成的後期事業起了不小作用，但決不能看作是主要因素。」事情又過了13年即1977年，雪垠同志在《李自成》第一卷修訂本前言中仍然說：「大順軍確有李信這個人，我們究竟應該如何評價這樣的歷史人物。」自己在33年之後仍然沒有察覺李岩傳說的不可靠，一再撰寫論文說「確有李信」，現在卻無端地指責郭老在1944年「不肯多看一點歷史資料，急於寫文，輕作論斷」，甚至表示「遺憾」，這難道有半點實事求是的精神嗎？1978年拙稿《李岩質疑》發表以後，雪垠同志在給《羊城晚報》編輯同志的信中說：「今年《歷史研究》第五期上發表了一篇顧誠同志的《李岩質疑》，徹底否定了李岩的存在。我認為這篇文章對傳統的、偽造的、在當代『家喻戶曉』的有關李岩的事跡是有力的批判，響亮的爭鳴。但是在有些問題上，我也不盡同意。」[13]雪垠同志指出我的某些論點缺乏有力的史料根據，後來我在《再談李岩問題》[14]里做了一些補充，儘管如此，有的地方仍然顯得單薄，還需繼續努力，也殷切地希望其他同志發掘出更多的材料使問題得到徹底解決。

  雪垠同志在李岩問題上對郭老指責過分，我以為是不好的。為了渲染郭老學風的「不嚴肅」，他甚至煞有介事地說郭老「不肯」多看點書，連《杞縣誌》等書都沒有看過。可是，雪垠同志的這篇評論文章卻清楚地表明：他自己直到現在還沒有查閱過康熙三十二年修的《杞縣誌》，而這部書正是最早提出李岩真偽問題的重要史籍。所以他在抄錄《李公子辨》時，只能依據《開封府志》的文本，而抄錄杞縣「大事記」又只能從乾隆縣誌中轉錄康熙舊志的記載。根據查對，可以知道雪垠同志曾用《開封府志》文本同《甲申朝事小紀》以及《豫變紀略》所附文本校讀。如他的引文中「杳無憑據」的杳字空格，《府志》作「杳」，《小紀》作「皆」，雪垠同志未見康熙《杞縣誌》，心中無底，只好畫個框框頂替。更明顯的是下面一段話：《府志》作「謂其所殺知縣，考杞志萊陽宋玫崇禎元年由永城調杞，四年行取兵科，仕至工部侍郎」。《小紀》本作：「謂其所殺宋知縣也，則宋玫乃崇禎元年由永城調杞，四年行取吏科，仕至工部侍郎。」而康熙《杞縣誌》的原文是：「謂其所殺者宋知縣也，則宋玫乃崇禎元年自永城調杞，四年行取吏科，仕至工部侍郎。」雪垠同志為了避開《府志》文本中「考杞志」一語，換用了《小紀》的文字；又因《小紀》作「四年行取吏科」，《府志》作「兵科」，不知何從，只好採取《豫變紀略》的簡文「四年行取，仕至工部侍郎」。又諸本均作「岩因發粟賑饑」，雪垠同志自行改發粟為「發廩」。這麼一來，作者雖說是「現將《府志》所附《李公子辨》抄在下邊，供大家研究」，實際上是經過他拼湊的最新文本。作者寫道，「這篇比較重要的《李公子辨》也有不準確的地方，如說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全采入了《樵史》中關於李岩的荒唐傳說」，其實，《李公子辨》只說「《紀事本末》亦妄行采入」，「妄行采入」並不能解釋為「全采入」嘛！下文又說「《樵史》所記李岩事，與今所見《鹿樵紀聞》不同」。《李公子辨》內並沒有這句話，雪垠同志的這類批評常使人莫名其妙。在狠批郭老「不嚴謹」「輕率」的時候，自己連引用史料都不能做到忠實，也算一件怪事。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比如雪垠同志1977年寫的《李自成》「前言」里專門寫了一節評論楊嗣昌和朱由檢，從後來的文章可以判斷他寫論楊嗣昌的時候連楊嗣昌的文集也沒有看。指出這一點當然不是說雪垠同志「不肯」多看點書，而是說一個人精力有限，忙於其他事務就難免顧此失彼。雪垠同志對《甲申三百年祭》中敘述李岩的悲劇用了四次「假使」很不客氣地批評了一通，接著寫道：「『假使』不是絕對不可用，但必須有一個前提條件，即是在評論者真正掌握了大量的、具體的、確實無誤的、與各方面有關的歷史資料之後，方可提出來科學性的假設。」可是就在同一篇文章里雪垠同志的筆下卻出現了這樣的文字：「大順軍中大概有一個不重要的人物名叫李岩，為什麼他變成了『箭垛式』人物，我也不清楚。」就歷史人物而言，有就是有，無就是無，不能用什麼「大概有」的。雪垠同志做出「大順軍中大概有一個不重要的人物名叫李岩」這種假設，難道是「真正掌握了大量的、具體的、確實無誤的、與各方面有關的歷史資料」嗎？

  《評〈甲申三百年祭〉》對郭老大加非難的另一個問題是劉宗敏。從史實上看，郭老對劉宗敏的評價確有不妥當的地方。但是，雪垠同志在「兩個關於劉宗敏的重要問題」上批判郭老不科學都還值得商榷。這兩個問題一是追贓助餉，一是陳圓圓。後一個問題雪垠同志專門寫了一篇《論〈圓圓曲〉》，在這篇文章里又列舉了陳圓圓記載中的九款矛盾。把陳圓圓的問題提出來，對於弄清大順軍在北京的活動和山海關之戰是有幫助的。不過，列舉出各種史籍記載上的矛盾還不等於解決問題。陳圓圓事比較難於弄清，是因為這類閫闈之事曖昧難明，官方文書既缺乏記載，私家命筆又難免增飾掩迥，再加上好事之徒以耳代目，上下其手，使後來的治學者常常陷入歧路亡羊的困境。我在《山海關戰役前夕的吳三桂》[15]一文里就自知力薄識淺，只好把陳圓圓的問題列為導致吳三桂叛亂的兩種說法之一。讀了雪垠同志的文章，覺得他也沒有搞清楚，引用的材料並不能證明自己的論點。他說：「我既不是否認陳圓圓的存在，也不是否認陳圓圓被吳三桂買去，而是認為簡單的事件被傳奇化了。我認為下面的史料所云陳圓圓到了寧遠，比較合乎情理：

  先是，十六年春，戚畹田宏遇游南京，吳閶歌妓陳沅、顧壽名震一時。宏遇欲之，使人市顧壽，得之。而沅尤幽艷絕世，價最高。客有干宏遇者，以八百金市沅獻之。是歲宏遇還京，病卒。後襄入京，三桂遣人隨襄入[京。自]宏遇家買沅，即遣人送之平西。闖入京師，偽權將軍劉宗敏處田宏遇第，聞壽從優人潛遁，而沅為吳襄市去，乃梟優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送寧遠，已死。宗敏堅疑不信，拷之酷。」[16]

  接著，雪垠同志聲稱，「我認為以上史料比較真實或接近真實」。但他又斷然宣布「由我發難，開始指出其不符合事實，並否定吳三桂是因陳圓圓降清之說……」所引史料既然說劉宗敏逼吳襄交出陳圓圓，沒有達到目的就「拷之酷」，那麼，吳三桂得到消息說劉宗敏要奪他的愛妾，使老父也受到連累，遭受嚴刑拷打，因此一怒而去也是說得通的。可見，雪垠同志的論證沒有多大的說服力，不過是在劉宗敏把陳圓圓弄到手的問題上發表了一種傾向性意見而已。

  關於追贓助餉，雪垠同志說：「郭沫若同志在追贓問題上的錯誤有二：是不知道追贓是大順軍的政策，所得銀子是大順國庫收入，不能作為劉宗敏之罪。（此處似當有「一是」或「二是」兩字）對此重大問題，不多看一點史料，誤信宮中藏銀傳說而輕易大發議論。」派給郭老的這兩條錯誤都不合適。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里只說了劉宗敏進京後忙於追贓，這種事交給刑官干就行了，像他這樣第一流的大將如能出鎮山海關，形勢就將大不相同。郭老的這種敘述並不能構成或引申出雪垠同志指責的第一條錯誤，大體而言對劉宗敏的這種批評還是站得住的。不管是李自成指定還是劉宗敏自告奮勇，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由他去主持追贓事務，確實是殺雞用了牛刀。大順軍進京之後對投降過來的明朝官紳追贓助餉在策略上是犯了嚴重錯誤的。這就牽涉到明內帑的問題。因為大順政權宣布了三年免徵，如果內帑早已空虛，不搞追贓助餉無法解決軍隊和政權機構的費用。

  為了判斷郭沫若同志是否「誤信宮中藏銀傳說而輕易大發議論」，需要對大順軍進京時的內帑情況做一點必要的探討。明朝末年皇宮中的內帑一直是個說法互歧的問題。崇禎年間由於財政破產，國庫空虛，內外臣工們經常要求發放內帑以解燃眉之急。朱由檢卻硬說內帑罄竭，只有用加派賦稅的方法來應付日益增長的軍費。所以，崇禎一朝十七年間三次加派，總額高達一千多萬兩，超過常年賦稅的一倍。朝廷還雷厲風行地以征解足額與否作為考察地方官員的首要標準，以致官場風氣為之一變：「有司但行催科，不問撫字。」朱由檢的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起了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作用，把大批農民趕到了起義軍一邊去，結果是加速明王朝的滅亡。大順軍占領北京的時候，明朝大學士范景文親眼看到了這場天翻地覆的變革，自盡前說了一句老實話：「今日之事，皆謀國者深刻剝削致此。」[17]

  那麼，朱由檢究竟是惜帑裝窮還是確實因為內帑已盡不得已而加派呢？這個問題在大順軍進入皇宮之後應當真相大白了，然而隨著大順政權的失敗，史家又紛紛聚訟不休。有的說多達數千萬兩，足夠若干年的加派；有的則同朱由檢唱一個調子，說是早已囊空底盡，連宮裡的金銀器皿都化成錠塊充作國用了。還有一種折中而又離奇的說法：宮中金銀確實還多，只是簿籍被太監們藏匿，以致朱由檢連自己有那麼多金銀都一無所知。這種說法顯然是為了減輕朱由檢的罪責而編造出來的，不值一駁。

  雪垠同志的《評〈甲申三百年祭〉》第六部分是專門討論明末內帑的。他說：

  關於所謂宮中存銀的問題，從清初開始，許多人做過駁議，其中有的人曾在崇禎朝做過與管理財政有關的官員。關於這方面的有價值文獻資料甚多，可以看一看以下幾處記載便知：史惇的《痛余雜記》、胡介祉的《茨村詠史新樂府》、王世德的《崇禎遺錄》、李清的《三垣筆記》、談遷的《國榷》、毛奇齡的《後鑒錄》。其實，這是個常識問題。倘若崇禎的庫中有許多銀子，他到不得已時斷不會寧肯亡國和置一家一族的性命於不顧，不肯拿出庫中銀子。

  這段話表明姚雪垠同志贊成大順軍進入北京的時候明內帑空虛的說法。上面的引文列舉的幾種史料顯然是以符合他自己的口味作為取捨標準。雪垠同志把史惇、胡介祉、王世德、李清、談遷、毛奇齡諸家的著述推崇為「有價值」的文獻資料，而對於相反的記載則絕口不提，仿佛經過上述諸人的「駁議」就全被駁倒了似的。讓我們先來看看大順軍占領北京時在場的幾個明朝官員的記載。趙士錦在《甲申紀事》中說內庫「銀尚存三千餘萬兩，金一百五十萬兩」；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里寫道：「按賊入大內，括各庫銀共三千七百萬、金若干萬。其在戶部者外解不及四十萬，捐助二十萬而已」；大順軍破城時任明朝兵部職方司郎中的張正聲說：「李自成括內庫銀九千幾百萬，金半之。」[18]三書記載具體數字不完全相同，但都說有幾千萬兩。我以為這些記載比姚雪垠同志推薦的那些史籍要可靠一些，因為作者都是明朝廷的現任官員，當時又都在北京。關於明末內帑，愛新覺羅·玄燁有這樣一段話：康熙五十二年閏五月丁未朔乙卯日「上諭大學士等：……明代萬曆年間於養心殿後窖金二百萬金。我朝大兵至京，流寇挈金而逃。因追兵甚迫，棄之黃河。大抵明代帑金，流寇之難三分已失其一。又於達賴喇嘛處費用無算，凡製造器皿等物亦繁費不貲。朕自御極以來，酌量撙節，不敢濫費。從古無如朕之節用者」[19]。康熙是了解情況的[20]，他說得很清楚，僅養心殿後面一窖就有二百萬兩銀子；而且明代的帑金似乎還很多，大順軍帶走的只占三分之一，其他在順治年間用去不少。

  再來看看雪垠同志所介紹的胡介祉、史惇、毛奇齡是怎麼駁議的。他在評文中抄錄了一大段胡介祉的《茨村詠史新樂府·內帑疑》的小序，這篇東西的史料價值很低，它的前一部分取自王世德《崇禎遺錄》，後一部分取自史惇《痛余雜記·東廠》條。史惇把加派練餉數字誤記為二百四十萬兩，胡介祉也依樣畫葫蘆照搬過來，說明作者不過是人云亦云，自己並不了解真實情況。至於王世德的駁議有幾點需要指出。一是說「天啟在位七年，蓄積掃地無餘」，未必是事實，趙士錦等人就說過「聞自萬曆八年以後所解內庫銀尚未動也」。二是魏忠賢亂政時期肯定盜竊和花費了部分內帑，但是崇禎皇帝即位以後籍沒魏忠賢和客氏所得銀財也必然非常驚人。清趙翼說：「明代宦官擅權，其富亦駭人聽聞。」他指出，英宗親信太監王振籍沒時僅金銀即達六十餘庫，武宗時劉瑾籍沒之黃金達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萬餘兩。「至魏忠賢竊柄，史雖不載其籍沒之數，然其權勝於瑾，則其富更勝於瑾可知也。」[21]這雖然只是趙翼推測之詞，但崇禎年間內帑不會太少當是事實。三是王世德說朱由檢把宮中金銀器物都輸銀作局化成錠塊充作國用，「人所共見，空乏可知」。這不過是一句大話，要真是都知道內帑已盡，廷臣們也就不會「日請內帑」了。四是王世德駁了某些野史中記大順軍進京時「大內尚有積金十餘庫」，並不能證明趙士錦、楊士聰、張正聲和康熙皇帝的說法不可信，因為他們也沒有說明末內帑多達十餘庫。史惇引吳履中的話，「吾嘗司計，請發內帑。上令近前密諭曰：內庫無有矣。遂墮淚」，說明不了什麼問題。崇禎皇帝聲稱自己沒有錢是一貫的，問題在於真假，不能因為皇帝掉了幾滴眼淚就輕易相信。雪垠同志為了解釋大順政權從北京運往西安的七千多萬兩銀子的來源引了毛奇齡的一段話：「其拷索銀七千萬，侯家十三，閹人十四，宮眷十二，估商十一；余宮中內帑、金銀器具以及鼎耳門環，鈿絲裝嵌，剔剝殆遍，不及十萬。賊聲言得自內帑，惡拷索名也。」按照這種說法，大順軍在宮中「剔剝殆遍」，所得「不及十萬」，崇禎皇帝真成了「廉潔奉公」的典範；而且連百官追贓助餉所得也因為毛奇齡規定的份額已滿，不值一提了。大順政權在黃河流域對明朝官紳普遍實行追贓助餉是一項公開宣布的政策，起義農民相信自己這樣做是完全正義的，毛奇齡說什麼「惡拷索名」才聲言得自內帑，顯然是別有用心。在明內帑的問題上，如果真是把有關史料都攤出來加以甄別比較，雪垠同志所欣賞的「崇禎朝內帑空虛」未必是「事實」，他批判郭老「誤信宮中藏銀傳說而輕易大發議論」至少是失之偏執。

  至於雪垠同志做出的「常識」推理：「倘若崇禎的庫中有許多銀子他到不得已時斷不會寧肯亡國和置一家一族的性命於不顧，不肯拿出庫中銀子。」我以為這是純屬主觀臆斷。在明末農民戰爭中藩王們守著銀子一毛不拔最後身家俱滅的事例難道還少嗎？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起義軍進攻洛陽前夕，原任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見城內缺兵缺餉，上書福王朱常洵請他拿出錢財養兵，書中還以宜陽、永寧二城被起義軍攻破引為鑑戒，說這兩個城裡的宗室官紳「悠悠忽忽，靠天度日，一籌不畫，一錢不舍，一言不聽，今雖噬臍，嗟何及矣」[22]！守城的官軍士兵公開在路上破口大罵：「王府金錢百萬，厭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乎？」[23]朱常洵依然無動於衷。沒過幾天，起義軍破城而入，福王被活捉。李自成在審問時怒斥道：「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令打他四十大板，斬首示眾。[24]崇禎十六年，張獻忠起義軍兵臨武昌，在籍大學士賀逢聖和三司官員請求楚王朱華奎借給幾十萬兩銀子充作軍餉，朱華奎卻叫人搬出一張只有王爺才能坐的裹金交椅說：「此可佐軍，他無有！」[25]起義軍入城，朱華奎被俘，「盡取宮中金銀各百萬，輦載數百車不盡」。張獻忠也為之嘆息道：「有如此金錢不能設守，朱鬍子真庸兒！」[26]同年十月，李自成部破潼關向西安進軍，明陝西官員請求秦王朱存樞給參加守城的四川兵每人發一件棉衣禦寒，朱存樞不肯答應。守軍開門投降，秦王被活捉。崇禎十七年，大西軍進軍成都，四川地方官請求蜀王朱至澍出錢募兵，朱至澍卻「惜財如命，向各官攢眉而言曰：孤本無蓄，止有承運殿一座，如可變，請先生賣以充餉」[27]。不久，大西軍攻克成都，蜀王投井而死。這些例子都違反姚雪垠同志的常識推理，然而，畢竟是事實。恩格斯說得好：「我們的玄想家可以隨心所欲地兜圈子，他從大門扔出去的歷史現實，又從窗戶進來了。」[28]明亡前夕，那些皇親國戚、勛貴太監以及文武百官們大抵都是這樣貪婪鄙吝。史籍中「多藏厚亡」「象惜其齒而焚身」之類的說法屢見不鮮。朱由檢具有同樣的「德性」，並沒有什麼超越情理之處。

  雪垠同志在文章里雖然一再說自己尊敬郭老，可是就通篇文章來看卻給人一種相反的感覺。郭老的錯誤是應該糾正的，但如果對一字之誤都要聲色俱厲地用一大段文字盡情駁斥，好像只有這樣做才算「態度是嚴肅的」。這未必是正確的學術批評的態度。而且要都這麼「嚴肅」起來，雪垠同志自己的文章也未必站得住。比如他說，「明朝的有名大將（總兵官一級）如賀珍、馬科、白廣恩、左光先、陳永福、官撫民等紛紛投降」。就我所知，賀珍是大順軍權將軍田見秀的部下，崇禎十六年底田見秀奉李自成之命攻取漢中以後，即以賀珍、韓文兩將留守該地，自己返回西安。雪垠同志卻稱之為「明朝的有名大將」，不知根據何在？他引用史料提到李栩與左衿王部起義軍作戰時，在左衿王三字後加括號註明「疑即左錦王」。革左五營中的賀錦因自己的名字左邊為金字，所以起綽號為「左金王」。賀錦在明末農民戰爭中是相當重要的一位起義軍首領，他的綽號一般是不應當弄錯的。又如他說陳永福投降李自成後被封為桃源伯，其實是封為文水伯，桃源伯是白廣恩。這類錯誤還有一些，都不值得計較，一時疏忽罷了。不過，姚文中批評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的修訂本中未能改正個別明顯的錯誤，說「它也反映了郭老做學問的不夠嚴肅認真的問題」。雪垠同志的評論文章在今年《新華文摘》第五期轉載時據文末編者綴語是「經作者親自校訂做了若干補充」的。可惜，上面指出的明顯的錯誤都沒有訂正。如果有人學著雪垠同志腔調說它也反映了作者「做學問的不夠嚴肅認真」，雪垠同志不知作何感想？

  總之，我認為姚雪垠同志對《甲申三百年祭》中涉及的史事提出商榷是應當歡迎的。但是，在他的文章中，苛於責人，暗於知己，缺乏實事求是的態度。這不僅對《甲申三百年祭》不可能做出公正的評價，更重要的是對於樹立良好的學風也未必有益。

  以上管見，不妥之處請雪垠同志和其他同志指正。

  （原載於《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108—120頁）

  [1]　見1981年6月18日《北京晚報》。

  [2]　列寧：《評經濟浪漫主義》，引自《列寧全集》1959年中文版第二卷，第150頁。

  [3]　《歷史研究》1956年第6期。

  [4]　民國《米脂縣誌》卷十《軼事志》，附拾遺。

  [5]　《清世祖實錄》卷二五。

  [6]　載《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2期。

  [7]　見重版《李自成》第一卷第72頁所加的注。

  [8]　《崇禎長編》卷六二。

  [9]　《崇禎存實疏鈔》卷七下。

  [10]　《綏寇紀略》卷五載明兵科給事中常自裕的奏疏說：「賊渠九十人，闖王為最強。」盧象升在崇禎八年的奏疏中也說「闖王又第一稱強」，見《盧忠肅公集》卷四。

  [11]　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4期。

  [12]　《河南師範大學學報》發表了智夫成同志的一篇文章，贊同姚雪垠同志的十一月入豫說，並以鄭廉《豫變紀略》的一條記載作為根據。智文中提出拙稿所引順治《鄧州志》和康熙《內鄉縣誌》關於崇禎十三年七月李自成起義軍同明保定總督楊文岳部作戰於河南鄧縣湍河附近的記載，原文有可能是把十四年誤記為十三年。這是值得歡迎的，需要再做進一步的查考。但是，拙稿接著還引用了《內鄉縣誌》「（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逆賊李自成潛率五百騎攻內鄉縣東北薛家寨（小字：天寧寨）。守嚴不克。二十七日退去」的記載。對此，智夫成同志卻視而不見。又當時河南巡撫李仙風手下游擊將軍高謙在所著《中州戰略》中，載崇禎十三年「仲冬（十一月）上旬」接巡撫李仙風諭帖說：「近據寶豐、魯山塘報，皆雲闖寇哨馬四出，老營不動……」考慮到諭帖送抵高謙（當時統兵在外）手中所必需的時間，塘報當在十月間發出。何況李自成入豫後還在嵩縣、盧氏一帶的熊耳山中進行了休整，此點讀康熙《嵩縣誌》卷十可知。因此，智夫成為姚雪垠辯護所舉的唯一根據，是站不住腳的。

  [13]　上海《文藝論叢》第6輯，第346頁。

  [14]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2期。

  [15]　載《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第3輯。

  [16]　《國榷》卷一百。

  [17]　康熙十七年《河間府志》卷十四《人物》。

  [18]　張正聲：《二素紀事》。

  [19]　《清聖祖實錄》卷二五五。

  [20]　康熙四十二年四月，「諭大學士等：朕自沖齡即每事好問。明時之太監，朕皆及見之。所以彼時之事，朕知之甚悉」。見《清聖祖實錄》。

  [21]　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五。

  [22]　呂維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上福藩啟》。

  [23]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九。

  [24]　徐樹丕：《識小錄》卷二。

  [25]　《綏寇紀略》卷十。

  [26]　《平寇志》卷之六。

  [27]　《紀事略》，見中華書局1959年《甲申紀事》本。

  [28]　《反杜林論》，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2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