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清統治區內復明志士和三入長江戰役的關係

  上文已說過張名振等三入長江之役不是一種孤立行動，而是由內地復明志士錢謙益、姚志卓等東、西聯絡的大規模戰略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清朝的統治遠未穩固。明朝的遺民還多得很，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出仕清朝的士大夫和將領也有一些是「人在曹營心在漢」，腳踏兩條船的人為數更多。聯繫到順治十六年鄭成功進攻南京之役，張煌言所部前鋒「兵不滿千，船不滿百，惟以先聲相號召，大義為感孚」，竟然在極短時間裡收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69]在這以前五年，明軍實力更強，擁明勢力的社會基礎更大。然而，要說清楚曾經參與接應長江戰役的人物情況卻是極其困難的。有限的材料僅來自清政府破獲密謀分子活動的檔案和清初「文網尚疏」，少數文人留下的一點詩文。由於地下復明勢力在清初社會上具有相當大的能量，有必要鉤稽史料做出儘量可信的敘述。

  

  錢謙益的策劃於密室，已見上述，但即便是博雅如陳寅恪先生也不可能全發其覆，就連錢謙益當時怎麼能夠矇混過關就是一個老大的疑問。下面先談談顧炎武的情況。

  到目前為止，研究顧炎武的著作數量極多。然而，一談到他在1655年（順治十二年）因「逆仆」陸恩謀告他「通海」而下獄一事，幾乎所有相關著作都解釋為順治三年曾受隆武朝廷兵部職方司主事職並上有表文事。這種說法大約是根據陸隴其的記載：「陸翼王言，顧寧人系徐公肅之母舅，顧弘善乃其嫡侄。鼎革初，嘗通書於海，糊在《金剛經》後，使一僧挾之以往。其仆知之，以金與僧，買而藏之。後其仆轉靠葉方恆，葉重託之，寧人有所冀於此，仆曰：『《金剛經》上何物也，乃欲詐我乎？』寧人懼，遂與徐封翁謀，夜遣力士入其家，殺之。取其所有，並其所託亦盡焉。葉訟於官，下獄幾死。赴錢牧齋救之得免，遂不復往崑山，遊歷燕、齊、秦、晉之間。」[70]顧炎武自云：「先是，有僕陸恩服事余家三世矣。見門祚日微，叛而投里豪。余持之急，乃欲告余通閩中事。余聞，亟擒之，數其罪，沉諸水。其婿復投豪，訟之官，以二千金賂官求殺余。余既待訊，法當囚系，乃不之獄曹而執諸豪奴之家。同人不平，為代愬之兵備使者，移獄松江府，以殺奴論。豪計不行……」[71]炎武密友歸莊記此事雲，寧人因家境困窘，典田八百畝，「適寧人之仆陸恩得罪於主，公子鉤致之，令誣寧人不軌，將興大獄，以除顧氏。事泄，寧人率親友掩其仆，執而箠（棰）之死。其同謀者懼，告公子（指葉方恆），公子挺身出，與寧人訟，執寧人囚諸奴家，脅令自裁。同人走叩憲副行提，始出寧人。比刑官以獄上，寧人殺無罪奴，擬城旦。憲副與公子年家，然心知是獄冤，又知郡之官吏，上下大小，無非公子人者，乃移獄雲間守，坐寧人殺有罪奴，擬杖而已。公子忿怒，遣刺客戕寧人。寧人走金陵，刺客及之太平門外，擊之，傷首墜驢，會救得免。而叛奴之黨，受公子指，糾數十人，乘間劫寧人家，盡其累世之傳以去。寧人度與公子訟，力不勝，則浩然有遠行……」[72]顧炎武和當時盡力相救的歸莊都只說「通閩」「不軌」，不言為何時事，陸隴其坐實為「鼎革初」事，後世深信其說，實有太謬不然者。王蘧常先生在輯注《顧亭林詩集匯注》序中說：「清人雖為炎武的生平、學術、詩文做過大量工作，但對他的研究還很不夠，需要繼續深入。如他在清朝統治下曾兩度入獄，後一次尤為危殆，卻能化險為夷，其中必有很曲折的經過，遠非其詩文或後人所作年譜中記載的那麼簡單。」這話是很有見地的。友人何齡修教授從嘉慶《如皋縣誌》卷十六《李之椿傳》中引清廷順治六年詔諭：「勝國初亡，人人未免有故主之心，況居官食祿者乎？凡順治五年以前犯者勿作叛論罪。」[73]現存顧炎武詩文集中仍留《李定自延平歸齎至御札》等作，足見「鼎革初」有通閩事不足構成順治十二年之獄。但是，如果把陸恩事件發生前一年顧炎武的活動同張名振三入長江之役聯繫起來考察，那就可以得出一個完全不同的結論。1654年（清順治十一年）顧炎武長期活動於鎮江、南京一帶，服商人衣，作賈人狀，變姓名為蔣山傭，行動詭秘。詩篇中有不少涉及張名振的長江之役，如《金山》詩云：「東風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動搖，塔鈴語不休。海師一十萬，虎嘯臨皇州。巨艦作大營，飛櫓為前茅。黃旗亘長江，戰鼓出中州。舉火蒜山旁，鳴角東龍湫。故侯張子房（原註：定西侯張名振），手運丈八矛。登高矚山陵，賦詩令人愁。沈吟十年余，不見旌旆浮。忽聞王旅來，先聲動燕幽。闔廬用子胥，鄢郢不足收。況茲蠢逆胡，已是天亡秋。願言告同袍，乘時莫淹留。」[74]《真州》篇云：「擊楫來江外，揚帆上舊京。鼓聲殷地起，獵火照山明。楚尹頻奔命，宛渠尚守城。真州非赤壁，風便一臨兵（原註：真州閘外，焚船數百艘）。」[75]《江上》篇云：「聞有伐獲人，欣然願偕往。恐復非英流，空結千齡想。」[76]在《范文正公祠》篇內借范仲淹事抒發感慨：「吾欲與公籌大事，到今憂樂恐無窮。」[77]這些詩篇不僅說明顧炎武極其關心張名振部的進展情況，也流露了作者本人直接參與其事。像「願言告同袍，乘時莫淹留」，顯然是勸同志復明者響應張名振，豈有勸人乘時參加而己駐足觀望者？「欣然願偕往」，「吾欲與公籌大事」，已是昌言無忌，攘臂奮行了。次年，逆仆陸恩事件的發生，很可能是他掌握著顧炎武勾通張名振義師的鐵證，正準備告發時，被炎武察覺，一時情急，殺人滅口。清初人士把顧炎武的反清活動儘量說成「鼎革初」的陳年老帳，「事在赦前」，意在保護此老，用心良苦。後世學者依樣畫葫蘆，未免太不了解顧炎武了。我們目前確實缺乏材料具體論述顧炎武為配合長江之役做了哪些工作，但研究顧炎武總應該看出他是一位積極的復明志士，而不是僅懷故國之思消極避世的單純學者。值得注意的是，顧炎武在復明事業上的思路和張名振、張煌言非常接近。二張對大西軍的聯明抗清極為稱讚，張煌言1652年（順治九年）冬至日作《至夜傳王師出東粵誌喜》詩有句云：「忽報天聲出五羊」，「銅馬翻為漢辟疆」[78]。顧炎武大約於同時寫的《傳聞》詩云：「傳聞西極馬，新已下湘東。五嶺遮天霧，三苗落木風。間關行幸日，瘴癘百蠻中。不有真王禮，誰收一戰功？」「廿載吳橋賊（指孔有德），於今伏斧砧。國威方一震，兵勢已遙臨。張楚三軍令，尊周四海心。書生籌往略，不覺淚痕深。」[79]儘管顧炎武本人並沒有到南明朝廷中任職，然而他的見解卻遠遠超出永曆朝廷許多反對真封孫可望為秦王的腐儒之上。野史中有一種傳布很廣的說法：當顧炎武順治十二年處境危急時，友人（指歸莊）曾求救於錢謙益，錢氏答應援救，條件是顧炎武要寫一個拜門生的帖子。歸莊知道顧炎武絕不會同意，就私自代顧炎武寫了門生帖子送到錢家。顧炎武后來得知此事，竟沿街貼出條子否認曾拜錢謙益為師。錢謙益聽說後苦笑道：顧寧人也太倔強了。這個小故事見之於顧炎武、歸莊年譜和其他著作。我疑心這是好事之徒編造出來的。姑且不說錢謙益同顧炎武之間的個人關係，就錢謙益當時的處境而言，身為聯絡主謀，能隱瞞一人即可避免暴露更多的情節，蓋救人即救己。生命攸關之際還以索門生帖子作為救援的條件，根本不合情理。這類著作的作者顯然對錢謙益正是密謀的核心人物一無所知。

  李之椿、唐虞、朱周等人與長江之役的關係。唐虞，字際斯，通州（今江蘇南通）生員，是反清復明運動的積極分子。1653年（清順治十年）十月，他聽說張名振等統率的明軍已來到長江入海口崇明一帶沙洲後，欣喜不已，從清統治區「逃過三尖沙去投張名振，做了監軍道，許他招兵一千。因不足數，又許他招人陸路起營接應」。次年（1654年，即明軍三入長江之年）八月，唐虞在內地聯絡義兵，奔走勞頓，不幸病死，齎志以歿。由於變節者告密，唐虞的兒子唐二、唐三，侄兒唐玉山等人都被清政府逮捕。審訊時，同謀人方鼎指證唐虞曾經和李之椿有密約。唐二供稱：「李大生（李之椿字大生）見在江南常州府陸江生家。我父親去年十月內在海上寫書著冒萬程送與李大生，叫他同來海上做事。大生回云：必須措備些犒兵餉銀，方可到海上來。」[80]這說明李之椿不僅參與了響應長江之役的密謀，而且有實際行動。李之椿，江蘇如皋人，幼有文名，中進士後在崇禎朝和弘光朝先後在行人司、吏部、光祿寺、尚寶司等衙門任職。魯監國時出任左都御史，1646年他自告奮勇請求督師西征，加銜大學士。[81]同年清軍渡錢塘江占領浙東，魯監國流亡海上，他一直在清統治區內秘密聯絡反清人士，致力於復明運動，是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氣節的人物。奇怪的是，李之椿在南明魯監國政權內的地位不可謂不高，他的事跡轟轟烈烈，可歌可泣，然而除了他的故鄉如皋縣在本縣縣誌里立傳以外，各種南明史籍和《明史》都沒有為他單獨寫一篇傳記。黃宗羲曾在魯監國政權任職，官至左副都御史，朝廷既小，又與李之椿先後同一衙門，不可能不熟悉李之椿。可是，在他的著作中儘量避免提到李之椿[82]，其中大約有不可告人的隱情。由此可見，黃宗羲開創的浙東史派客觀程度尚可商榷。[83]李之椿同張名振海上之師的秘密聯絡雖然被知情人供出，他卻逃過了這次厄運，直到1657年（順治十四年）才在另一案件中被清政府捕獲，大義凜然地死於獄中。[84]順治十一年錢謙益、李之椿的免遭捕殺，必定和在清政府中任要職的漢族官員暗中掩護有關，滄海變幻，文獻凋零，詳情難考，惜哉！與唐虞、李之椿同時參加接應張名振長江之役的還有朱周等人。朱周的準確身份目前尚未查清。清政府審理這個案件時說他是「叛首，江西南昌人，朱三公子」，「一則稱偽軍門，一則稱東平王」，在抄獲的永曆五年（1651）九月謄黃敕書內有「皇帝敕諭督師閣部周」等語，南明史籍中未查得印證。[85]據審訊材料，朱周在順治二年曾經同閻應元、陳明遇一道守江陰，城破後逃出。順治四年又參加吳淞提督吳勝兆的反清密謀，事敗以後仍然多方聯絡復明志士進行反清活動。順治十年張名振的海師到達崇明以後（次年才入長江），他立即響應，召集了一批義軍，部下有總兵鄒魁吾所領「親丁五六十名，弓箭鳥銃俱有，常買硝磺製造火藥」，另有副總兵吳允吉，掛靖虜將軍印任啟祥領有定西侯張名振授給的札付。由於叛徒告密，朱周被擒，鄒魁吾格鬥而死。清方文書中說：「叛首朱周造逆多年，乃持偽敕、偽札自海上潛來，擅稱督師，號召亡命，會合前盜，蜂屯蟻聚，約通海賊，陰圖大舉。置號衣，售軍器，選將招兵，耽耽欲逞。只待東風之便，豎旗內應耳。」[86]從朱周一案來看，他並不是長江之役的核心人物，然而他本人持有永曆帝頒給敕書，部將領有張名振札付，進一步說明東、西抗清勢力存在公開和秘密的聯繫。儘管由於當時兩面被清軍隔斷，聯絡不易，使者迂迴於路，動輒數月經年，但不能因此把各個局部孤立起來，仿佛各地雖有一批反清復明人士，只是自行其是，互不聯繫。

  最後，我們還應當看到另外有一批清統治區內復明人士當時的動向。例如，方文、方密之叔侄，錢秉鐙之流，雖然沒有證據表明他們採取了實際行動，但絕不能以為他們在脫離南明朝廷以後就真的心若死灰，對世事毫不關念。方以智在永曆朝廷內曾經被委任為大學士，但因內部摩擦他一直拒絕入閣辦事。永曆四年（順治七年，1650年）冬，清定南王孔有德攻陷桂林，方以智即披剃為僧，在清統治區內雲遊、坐禪，似乎與世無爭，實際上並不這樣簡單。1654年（順治十一年，即海師入長江之年），他在南京閉關坐禪。錢秉鐙記：「順治甲午年，方密之以智既為僧，閉關高座寺，余往看之。寓報恩寺，坐賣卜周勿庵肆中，有老僧與同坐，故中官也。問余，知為桐城人，因曰：『桐城有一方以智尚在乎？昔於內廷供事，烈皇（指崇禎帝）一日御經筵回，天顏不懌，忽而嘆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如是者再。』」中官跪請其故，崇禎答以河南巡撫陳某（陳必謙）、湖廣巡撫方孔炤均因「寇亂」下獄論斬。陳子時為經筵展書官，衣錦薰香，略無戚容；孔炤子以智為新進士，「懷血疏，日日於朝門外候百官過，叩頭呼號，求為上達，此亦是人子」。未幾，方孔炤釋放，陳某處決。錢秉鐙把舊中官談的宮中內幕轉告以智，「以智伏地哭失聲，北向九叩頭謝恩。甲午秋九月事也」[87]。這件事表明方以智內心裡對明朝仍懷有深厚的感情。同一年，他的堂叔方文給他寫了一首詩，題為《寄懷無可道人》，詩云：「當年流寓石城陰，正學荒祠日日尋。誰料金川門又啟，可憐高座寺重臨。閉關人似猿棲穴，煉性詩如鶴叫林。聞說潤州（鎮江）鉦鼓動，且將釵釧試禪心。」[88]方文這首詩含意非常清楚，以早年流寓南京常拜謁明初建文忠臣方孝孺做由頭，興起志士之心；接著說方以智表面上雖閉關煉性，實際上似猿好動，如鶴呼朋，不甘寂寞；末一聯把張名振軍金鼓齊鳴直抵南京附近的形勢點得明明白白。方文同方以智的關係極為密切，當然知道以智的內心想法，並不需要藉此「試」方以智的「禪心」堅定不堅定。公開流傳的這首詩充分流露了他叔侄二人當時怦然心動，不僅樂觀其成，而且自身也要有所作為的願望。從錢秉鐙的記載分析，1654年他和方以智等人（包括張怡之類「遺民」）在南京的聚會，顯然不僅是敘舊，留下的隻言片語透出的蛛絲馬跡，很值得研究。

  在未查得證據的情況下，目前只能說方以智、方文、錢秉鐙等人確實同1654年的復明運動心心相印，不能斷言他們進行有組織的實際行動。但是，當時有組織的活動（除上述錢謙益等人已明確以外）是存在的。李鄴嗣的父親在順治初反清殉難，他本人也曾被捕入獄，國破家亡之恨深藏心中。順治十二年後他寫了一首題為《諸公小集草堂，因念午、未間舊盟悵然亡友之作》的詩，全詩云：「草堂呼友聽松聲，俯仰存亡涕復橫。各視短袍慚後死，獨懸長劍哭先生。碧花賴吐中原氣，濁酒難澆五嶽平。對汝夜台終有日，撫心何以答前盟！」[89]原詩未註明年月，但列在《哭允康先生四首》之後，允康為萬曰吉字，可知此詩作於乙未年（順治十二年）之後。詩題和原詩最後一句顯然是說李鄴嗣和他的同志舊友在甲午（順治十一年）、乙未（順治十二年）有結盟反清復明之舉。詳情雖不可考，聯繫到作者在此詩之前有《句甬懷古》云：「地形自古重鄞州（今寧波），埤堄臨江壓上游。百阜龍蟠天北壘，一卷虎控海東洲。錦衣俊士新乘艦，兕甲諸軍盡習流。屬國梯航俱此地，誰雲雉堞未全收？」[90]可知李鄴嗣等結盟與張名振海師入江有關。

  概括起來說，朱周、李之椿等人的密謀網被破獲了；錢謙益、姚志卓等人的有組織密謀也有證可查；李鄴嗣自稱午、未間有舊盟，而且表達了自己辜負同盟死難諸友的心理；顧炎武有活動而不明其組織聯絡狀況：這就向明清史家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究竟這一批人相互間存在什麼關係？他們同仕清的某些漢族官員又有哪些暗中勾結？本文毫無誇張清統治區內復明人士活動的意思，也不是僅僅為了肯定他們的志節，而是力圖說明歷史上的事件非常複雜，簡單孤立地敘述浮在表面的某些現象，很難掌握和駕馭當年局勢的全貌，解釋歷史進程的走向。

  上面比較全面地敘述和分析了1654年全國各方勢力面臨的形勢和採取的對策。目的在於說明明清之爭決定勝負的因素並不是簡單的力量強弱異形，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於雙方的決策和內部的凝聚力。由於文章牽涉面廣，疏漏在所難免。只是在部分問題上提出了一得之見，更多的是列出了一些值得認真探討的課題。本文算是拋磚引玉，願意同學術界關心這一段歷史的朋友繼續做深層次研究。

  （原載於《清史論叢》1993年號，第1—24頁）

  [1]　《清史列傳》卷二《濟爾哈朗傳》。

  [2]　拙文《從會師廣東之役看鄭成功同永曆朝廷的關係》，見《鄭成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3]　見該書第四章，第324頁，1992年11月南開大學出版社出版。

  [4]　此書1990年5月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見第251頁與第276頁。

  [5]　此書原版出於1988年，中文譯本於1992年2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按，李振華《明末海師三征長江考》定初入長江在順治四年四月，二入長江在順治十年三月，三入長江在順治十一年三月，文載《大陸雜誌》第6卷第6期。李學智先生重考文定初入長江在順治十年九月，二入長江在順治十一年正月，三入長江在同年四月，載《大陸雜誌》第7卷第11期。

  [6]　順治十年九月江寧巡撫周國佐「為洋寇乘勢鴟張，海邑人心煽惑，微臣謹率旅親臨，以寢邪謀，以鞏地方事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七冊，A17—161號。

  [7]　順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殘題本，見《明清史料》丁編，第一本，第94頁。工科給事中張王治在順治十一年四月初七日題本中說：「蘇州之崇明賦稅輸自各沙，今聞平陽一帶到處侵踞，幾不可問，止留崇明空城晝夜防守。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見《工垣諫草》。

  [8]　順治十一年三月初七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為塘報海寇突犯京口」等事題本，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76—79頁；順治十一年五月「江寧巡撫周國佐揭帖」，見《明清檔案》第十九冊，A19—181號，同件又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182頁。

  [9]　登金山賦詩見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之十六《張明正（名振）題詩金山》條；張煌言《張蒼水集》第二編，《和定西侯張侯服留題金山原韻六首》。清朝工科給事中翁自涵在順治十一年五月揭帖中也說：「賊登金山頂橫槊賦詩，假仁假義，煽我人心。」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179頁。

  [10]　順治十二年三月江南總督馬國柱「為沿海央事頻仍」等事揭帖，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116—123頁。

  [11]　順治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到安徽巡撫李日芃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337頁。

  [12]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之十六《張明正題詩金山》條。

  [13]　《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193頁。

  [14]　張王治：《工垣諫草》下冊，此書前有魏象樞、韓詩順治十二年寫的序，約為順治年間刻本。

  [15]　上引順治十一年五月十一日到安徽巡撫李日芃揭帖。參見順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江寧巡撫周國佐「為賊艘入江窺漕」等事題本，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92—93頁；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42—43頁。

  [16]　順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江南總督馬國柱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50—54頁。

  [17]　姚廷舜：《歷年紀》（中），見《清代日記匯抄》。

  [18]　《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221頁缺名殘揭帖；同書第222—223頁江南江西總督殘揭帖。按，這兩個殘件均無年月，但第222頁有「十二月十八日辰時」，必為十二月十八日。

  [19]　魯可藻：《嶺表紀年》卷四。

  [20]　《陳璧詩文殘稿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9頁。

  [21]　順治十二年五月江南總督馬鳴珮殘揭帖，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235頁。

  [22]　張煌言：《北征錄》，見《張蒼水集》。

  [23]　順治十二年三月江南總督馬國柱揭帖，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123頁。

  [24]　《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341頁。

  [25]　順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兵部尚書噶達洪等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34—36頁。

  [26]　沈佳：《存信編》卷四。

  [27]　錢肅潤：《南忠紀》，《教諭眭公》條。

  [28]　《明清史料》己編，第二本，第184—188頁，《刑部殘題本》《江南江西總督馬國柱殘題本》。按，殘題本中云：「與孫可望來的人姚志卓同去。」可知姚志卓在這次之前曾經到過貴州，與孫可望早有聯繫，詳情已難考。

  [29]　彭士望：《恥躬堂詩集》自序。

  [30]　《荊駝逸史》本汪光復《航海紀聞》，汪字乃任字之誤。

  [31]　彭士望《恥躬堂詩鈔》卷十六《山居感逝》。按，詩中注云姚志卓封仁武伯，「蹈海死」，指順治十二年姚志卓在崇明戰役中陣亡。查繼佐《魯春秋》記：順治十一年「攻崇明不克，平原將軍姚志卓憤自剄」，年代有誤。姚志卓在順治十二年崇明之戰中死難無疑，各書多作陣亡，「蹈海」「自剄」說待考。

  [32]　錢謙益：《牧齋全集·投筆集·後秋興三之三》。

  [33]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十八。按是書記於順治十年，顯然有誤。上引檔案證明十年十一月姚志卓方從貴州返回，姚志卓在魯監國初期授平原將軍，後加封仁武伯。

  [34]　見《張蒼水集》，第109頁。按，據《南疆逸史》劉孔昭之子劉永錫戰死時才17歲，此五十壽之「郁離公」必為劉孔昭。

  [35]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之十六《張名振題詩金山》條。

  [36]　張煌言：《張蒼水集》。

  [37]　《瞿式耜集》卷一奏疏，永曆三年九月《根中興機會疏》引錢謙益手書。

  [38]　錢謙益：《投筆集·後秋興六之一》。

  [39]　順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146頁。

  [40]　見上引洪承疇順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揭帖；參見順治十一年正月十八日《經略洪承疇揭帖》，見《明清史料》丙編，第二本，第143頁。

  [41]　順治十二年（原件無奏報日期，僅雲「順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到」）吏科右給事中郭一鶚「為嚴責成以重江防事」揭帖，見《鄭成功檔案史料選輯》，第128頁。

  [42]　《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269頁。此件為殘本，無年月，考張王治在順治十一年十一月仍任工科給事中，十二月初三日任刑科右給事中，順治十二年九月離職出京，此件必為順治十一年十二月至十二年春之間所上。

  [43]　沈佳：《存信編》卷四；黃宗羲：《行朝錄》卷五；《永曆紀年》載：「永曆八年甲午正月壬辰朔，上在安龍府。……詔以劉文秀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

  [44]　陳乃乾、陳洙纂：《徐闇公先生年譜》，在徐孚遠《釣璜堂存稿》一書之首。

  [45]　沈佳：《存信編》卷四。

  [46]　沈佳：《存信編》卷四。

  [47]　康熙三十五年《雲南府志》卷五記：是年「六月，孫可望謀僭號，不果，復如貴州」。康熙五十八年《澂江府志》卷三，《沿革》記：「十一年甲午六月，孫可望自貴州還雲南，復入貴州。張勝率兵同往。」倪蛻：《雲南事略》，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都記載了孫可望回昆明謀僭位事。

  [48]　康熙《雲南府志》卷五《沿革》記：「可望自貴州還雲南，謀僭號，屆期冕小不可著，自寅至未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可望不懌而止，遂赴貴州。」屈大均：《安龍逸史》卷下所記相同。

  [49]　《存信編》卷四。

  [50]　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二記孫可望的兵部尚書任僎「博學能文，尤善太乙六壬，常語人曰：『明運已終，事無可為矣！』日諂事可望」。《明季南略》卷十四《孫可望脅封謀禪本末》亦記：「今日天命在秦，天之所命，人不能違。」

  [51]　《存信編》卷四。

  [52]　張名振、張煌言反對鄭成功同清方和談，在本文他處已提到。徐孚遠作《北議》詩云：「側聞幄中議，胡漢欲兩全。款言來槎上，金帛走幽燕。……可憐蹈滄海，首尾已十年。權利亂其中，執節豈能堅？」見《釣璜堂存稿》卷三。

  [53]　《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269頁。

  [54]　《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342頁。

  [55]　任光復：《航海遺聞》。

  [56]　順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兵部殘題本》。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270—272頁。按，顧忠人稱莽撞顧三，或訛作網艙顧三，江蘇崇明人，鄭軍將領多是福建泉州、漳州人。顧忠降清時已升掛印總兵，王有才加銜都督同知。

  [57]　順治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浙江巡撫佟國器揭帖，見《明清史料》甲編，第五本，第468頁。

  [58]　張煌言：《張蒼水集》第二編，第107頁。

  [59]　《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345頁。

  [60]　《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346頁。

  [61]　楊英：《先王實錄》。

  [62]　佟國器：《三撫捷功奏疏·查覆疏稿》，順治十二年十二月福建巡撫宜永貴為塘報事。

  [63]　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51頁。

  [64]　順治十二年六月十一日兵部尚書李際期題本，見《鄭成功滿文檔案史料選譯》，第128—132頁。

  [65]　張煌言：《張蒼水集》第二編《奇零草》。

  [66]　楊英《先王實錄》。

  [67]　楊英《先王實錄》。

  [68]　《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第376頁。

  [69]　張煌言：《北征錄》，見《張蒼水集》第四編。

  [70]　陸隴其：《三魚堂日記》卷五。

  [71]　《顧亭林詩集匯注》卷三《贈路光祿太平》詩序，第445—446頁。又，《從叔父穆庵府君行狀》說：乙酉清兵南下後，「如是者又十年，而叛奴事起，余幾不自脫，遂杖馬箠（棰）跳之山東、河北」。見《顧亭林詩文集·亭林余集》，第167頁。

  [72]　歸莊：《送顧寧人北游》序，見《歸莊集》。

  [73]　何齡修：《李之椿案與復明運動》，載《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3期。何君所引見嘉慶九年《如皋縣誌》卷十六，列傳一，忠烈《李之椿》傳。按，嘉慶縣誌李之椿傳全據乾隆十五年縣誌卷二十九，忠烈傳，刪去一些編纂者的讚揚文字，如傳尾「邑人黃鐘曰：……緬懷信公（指宋文天祥），從容就義，則徂徠先生也（李之椿號徂徠）」。乾志忠烈傳後「論曰：……李徂徠之死志，百折不變，殺身以成仁，嗚呼，豈不偉哉！」亦被削去。嘉志引乾志「順治六年下詔書曰：……」於「詔書曰」處抬頭三格，恭謹之至。此類事例均可見乾隆中期大興文字獄後官紳之謹小慎微。然李之椿中進士在天啟二年，乾志誤寫作「萬曆壬戌登文震孟榜」。壬戌即天啟二年，嘉志既未察其訛，又未覺乾志中傳文與選舉志互相矛盾，竟照原文錄入。清修《如皋縣誌》在乾隆以前尚有康熙二十二年撰十六卷本，未檢閱。

  [74]　《顧亭林詩集匯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第415—416頁。

  [75]　見《顧亭林詩集匯注》，第425頁。

  [76]　見《顧亭林詩集匯注》，第432頁。

  [77]　見《顧亭林詩集匯注》，第434—435頁。

  [78]　《張蒼水集》第二編，第82頁。

  [79]　《顧亭林詩集匯注》卷二。

  [80]　《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226—227頁，順治十二年漕運總督蔡士英殘題本。

  [81]　林時對：《荷牐叢談》卷四《蠡城監國》。

  [82]　黃宗羲僅在《思舊錄·沈士柱》條中雲「終以李大生一案受禍」，輕輕帶過。難道李之椿不是他的「舊」交，他無可「思」嗎？

  [83]　本文作者無意把南明史籍未能為李之椿立傳的責任全歸因於黃宗羲，只是說同他有較大關係。

  [84]　參見何齡修《李之椿案與復明運動》，載《中國史研究》1990年第3期。

  [85]　順治十二年「漕運總督蔡士英殘題本」，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226—230頁。《清世祖實錄》卷八七記：順治十一年十二月己未「漕運總督沈文奎奏言：濱海之地，奸宄易藏，有叛首朱周者，糾眾煽亂，輒稱偽軍門及偽東平王各號，嘯聚於樓房基等處，為事內人所首，旋即被擒，並獲偽敕印及叛黨陳德等，地方隱患得以消除」。按，清方審理檔案雖然是第一手材料，實錄依據檔案刪削成文，準確性很高，但正如上文所說，仕清漢族官員很可能採取「捨車保帥」的辦法，故意把朱周說成「叛首」，實則未必。朱周的活動只能證明他是全部密謀中一股勢力的首腦，所謂「東平王」不符合明朝制度，「朱三公子」更是閃爍其詞，既可暗示為「朱三太子」，又可落實為朱明宗室中某一支派的第三個兒子。至於「督師閣部」不過是永曆朝廷在清統治區內為招徠人心而頒給的虛銜（像上文提到的陳璧，此類人物甚多）。清方文書雖極力誇張他的地位，實際上從未把他看成南明朝廷的重要人物。聯繫到同一年清方破獲山西、河南復明運動的密謀，真正的「主犯」之一傅山被朝廷和地方官包庇下來，次犯和稍有牽連的人物卻被處斬。其中微妙關係由此可想而知。

  [86]　順治十二年「漕運總督蔡士英殘題本」，見《明清史料》己編，第三本，第226—230頁。

  [87]　《田間文集》卷十二，雜文《長干寺遇舊中官述往事記》。

  [88]　方文：《嵞山集》卷九，七言律。

  [89]　李鄴嗣：《杲堂詩文集·杲堂詩續鈔》卷五七言律詩。

  [90]　李鄴嗣：《杲堂詩文集·杲堂詩續鈔》卷五七言律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