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錢謙益等聯絡東西的密謀

  張名振指揮的明朝舟師在甲午年（清順治十一年、明永曆八年）內，三次進入長江，第一次抵達鎮江，第二次進抵儀真，第三次直逼南京，在一年多時間裡積極活動於長江下游和入海口。從戰績而言，正如張煌言所述：「三入長江，登金山，掠瓜、儀，而徒單弱，卒鮮成功。」[22]清朝江南總督馬國柱則說：「但能保全無恙，便為無罪。」[23]實際上雙方沒有大的戰鬥。張名振所部兵力原來就不太多，為了防止入江後被清軍切斷退路，在崇明諸沙還留下了部分軍隊和船隻。順治十一年五月清江寧巡撫周國佐揭帖中說：「名振亦行間老猾，其不肯悉眾深入，以防職之截其後也明矣。故其入犯者聯?數百號，環圍崇明而伺隙各汛者尚留數百號。」[24]如果僅僅從表面現象來看，三入長江的戰略意圖頗難令人捉摸。明軍旌旗炫耀，金鼓喧闐，火炮轟鳴，幾百艘戰船浩浩蕩蕩直入長江清方要害之區。清方則沿江戒嚴，重點保衛江南重鎮南京。然而，一年之內三次深入內河，三次主動撤退，既不占領沿江州縣，又不切斷運河漕運，而且始終不離開長江口，這裡面大有隱情。連清廷兵部也感到迷惑不解，在奏疏中說：「江南督撫各官每報賊船有數百號，每船有數百人，如是則足有數萬矣。若以數萬人之力合而擊之，何堅不摧，崇明系彈丸之地，然數月不破者，乃賊之狡謀矣。賊意如破崇明，恐江東郡邑皆以崇明為誡，披甲登城矣。且賊既至京口，何不攻鎮江？既渡瓜、儀，何不進揚州？……今賊登上金山橫持斧鉞作賦，以假仁假義蠱惑人心。賊勢全可拔崇明，犯鎮江，劫揚州，然賊並不破城分封，與我死戰。……賊自海入江，皆張揚虛名。上起湖南，下至閩廣，賊必暗中串通。」[25]可見，清廷兵部多少能夠從戰略高度來觀察張名振舟師的活動。事實上這正是由內地反清復明人士秘密聯絡東、西，會師長江，恢復大江南北計劃的一個組成部分。參與密謀的有原弘光朝禮部尚書錢謙益、魯監國所封仁武伯姚志卓、魯監國政權都察院左都御史加督師大學士銜李之椿、原兵部職方司主事賀王盛、生員眭本等一大批覆明志士。由於這一地下密謀活動風險極大，事敗之後參與者首先銷毀證據，有的矢口否認，有的不幸被捕受審時也竭力避免供出細節，牽連同志；何況，跡象表明仕清的部分漢族官員因各種關係而暗中加以包庇，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儘量鉤稽材料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首先應注意內地抗清人士的密謀活動由來已久，本文僅限於同張名振長江之役有關的背景作一勾畫。

  1652年（順治九年、永曆六年）冬天，原明朝禮部尚書錢謙益「迎姚志卓、朱全古祀神於其家，定入黔請命之舉」。次年七月，「姚志卓入貴築（今貴陽市）行營（即秦王孫可望行營），上疏安隆（即安龍，永曆帝駐地）。召見，慰勞賜宴，遣志卓東還，招集義兵海上。冢宰范礦以朱全古萬里赴義，題授儀制司主事」[26]。和姚志卓同行的有原明兵部職方司主事賀王盛派遣的生員眭本。賀王盛的座師雷躍龍當時正擔任孫可望行營的大學士，眭本的父親眭明永在順治一年松江抗清鬥爭中被殺[27]，憑藉這種關係賀王盛讓眭本以「往雲貴請討伊父恤典」為名，建立同永曆朝廷的直接聯繫。三月間上道，行至湖南湘潭眭本患病不能前進，姚志卓唯恐耽誤大事，自行前往貴州。十一月帶回永曆三年敕書，孫可望給的札付、檄文和大學士雷躍龍的五封回信，孫可望任命賀王盛為兵部侍郎的敕諭一道。姚志卓把上述文件交給賀王盛，賀王盛又「潛通海寇」，「有茅山道士張充甫系海賊張名振的總線索」（張充甫在順治十年十二月曾在賀王盛家中吃飯）[28]。姚志卓在魯監國入海以前曾帶領一支軍隊在浙西天目山區的於潛、昌化一帶抗擊清兵，後轉戰於同浙江接境的江西玉山、廣豐地區，1646年冬兵敗逃出，這以後的幾年裡他大概沒有什麼軍隊，長期從事秘密反清活動。1651年（順治八年）五月曾在揚州同茅山道士張仲符（當即上引清檔中之張充甫）等來往。[29]1653年（順治十年）冬他從貴州返回後通過「海賊張名振的總線索」，張仲符同已進至崇明沙洲的明朝舟師取得聯絡。人們也許會奇怪，一個「茅山道士」怎麼能擔當聯絡海上「總線索」如此重任呢？其實，「道士」是他潛伏清統治區內活動的偽裝，其真實身份是明魯監國政權的兵部侍郎，和張煌言的職務相同。有關他的事跡還有待於深入探討，我們只知道在史籍中他的名字有張仲符、張沖符、張中符、張充甫等寫法。任光復《航海紀聞》中載，壬辰（1652年，順治九年）春跟隨監國朱以海到廈門的隨臣有「賜蟒玉侍郎張沖符」[30]，彭士望詩集自序中寫作張仲符，《山居感逝》詩中又寫作張沖符。《魯之春秋》卷二記：順治九年「東閣大學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張煌言、任穎眉、曹從龍、蔡登昌、張中符，太常卿陳九徵、任廷貴（按，即《航海紀聞》的作者任光復）……定西侯張名振」等扈監國次中左所，尋居金門。同書卷十一《徐孚遠傳》亦記「其同孚遠從亡海上者，則有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任穎眉，兵部侍郎兼太僕寺少卿曹從龍，兵部侍郎兼大理寺少卿蔡登昌，兵部侍郎張中符，太常卿陳九徵、任廷貴」等。可見，張仲符在魯監國政權中官位不低，同張名振、張煌言又是患難之交。很可能早在舟山時期，他就負有秘密使命，化裝為道士潛入內地，建立聯絡網，往返於明、清控制區，總管清統治區內復明勢力與海上的聯絡事宜。姚志卓除了把親赴貴陽、安龍聯絡東西會師的結果通過張仲符轉告張名振以外，還同錢謙益商議請他出資募軍。錢謙益和夫人柳如是慷慨解囊，這就是彭士望詩中所寫的：「時有二少年，一伯一中丞（姚志卓，浙江；黎士彥，新建）。屈己兄事我，怒呵猶順承。可惜蹈江海，黃鳥徒哀傷。更有一老翁，破產圖再興。既耄氣不衰，壯志能冥升。」[31]彭士望這首詩寫於戊戌年（順治十五年）底，不便點出錢謙益的名字，但對他的「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愛國精神倍加歌頌。錢謙益破產出資助姚志卓募軍事在他自己的詩注中也隱約其詞地寫道：「姚神武有先裝五百羅漢之議，內子盡橐以資之，始成一軍。」[32]錢氏為明清雙方矚目的人物，在清統治區內進行復明活動必然是幹得多，寫得少；所寫密信及其他涉及密謀文字儘量避免留稿入集。間或留下一點述志感事之作也不能不以隱晦之詞表達。如他自己的決策多以柳夫人名義，柳如是固然與他同心協力，但絕不像大多數史籍所描寫的那樣，似乎是柳夫人牽著他的鼻子走。「先裝五百羅漢」乃取明人典故，有人名漢，自諱其名，其妻供十八羅漢，家人諱雲「供十八羅兵士」，其子授讀《漢書》諱雲「教讀兵士書」。錢謙益即藉此以羅漢代兵士，姚志卓封爵為仁武伯，改為「神武」，既與「羅漢」相近，又可以宗教色彩掩護，萬一事發，可做詭辯之退路。諸書記載，張名振、張煌言入長江時，「平原將軍姚志卓、誠意伯劉孔昭偕其子永錫以眾來依，號召舊旅，破京口，截長江，駐營崇明」[33]。姚志卓「以眾來依」，自然即為錢謙益出資所募之兵。錢謙益同劉孔昭也是老交情，《有學集》卷五收有他寫的《郁離公五十壽詩》，詩尾註：明初「徐一夔郁離子序，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云云。張煌言在1654年入長江時有《壽誠意伯劉復陽》詩。[34]錢謙益詩當作於大致相同時間，用韻也相似，後來收入集內時才借用第一代誠意伯劉基的號稱之為「郁離公」。由此可以推知，長江戰役時錢謙益同劉孔昭也保持著聯繫。上引錢謙益《後秋興三之三》詩尾自注「夷陵文相國來書云云」，這是指永曆朝廷大學士文安之（夷陵人，當時在貴州），雖不知文安之致錢謙益信中講了些什麼，但聯繫東、西明朝高層人物者為錢謙益，已無疑義。

  介紹了上述情況，不難看出姚志卓1653年十一月從貴州帶回永曆朝廷和實權人物孫可望的大批文書，一個多月後，屯集於崇明沙洲的張名振等就率領海師大舉入江。兩度進至京口，一次迫近南京，時間持續之久，活動之頻繁，都同等待上游明軍主力密切相關。初入長江時，定西侯張名振正月二十一日在金山寺題詩《予以接濟秦藩，師泊金山，遙拜孝陵有感》：「十年橫海一孤臣，佳氣鐘山望里真。鶉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閩。王師袍鼓心肝噎，父老壺漿涕淚親。南望孝陵兵縞素，看會大纛不龍津。」[35]張煌言有題為《同定西侯登金山，以上游師未至，遂左次崇明》詩，其中有句雲「一詔敷天並誓師」，「已呼蒼兕臨流早，未審玄驂下漱遲」[36]。這兩首詩和題目已經說得夠清楚了，張名振等所領海師實為應詔而來「接濟秦藩」（秦王孫可望）由湖廣東下的主力（出楚）。只是由於「上游師未至」，張軍徘徊終年，三度溯江而上接應，望眼欲穿，才廢然而返。

  上游秦藩之師沒有按時出動，另有原因，下文再做討論。錢謙益、姚志卓等人聯絡的東西會師長江之役在戰略上卻是可取的。早在1649年（永曆三年、順治六年）錢謙益給門生瞿式耜（時任南明留守桂林大學士）的密信中就提出「中興之基業」在於順江而下奪取江南。他在信中把用兵比喻為弈棋：「人之當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著，有要著，有急著，善弈者視勢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著，即要著也；今之要著，即全著也。夫天下要害必爭之地，不過數四，中原根本自在江南。長淮、汴京，莫非都會，則宜移楚南諸勛重兵全力以恢荊襄，上扼漢沔，下撼武昌，大江以南在吾指顧之間。江南既定，財賦漸充，根本已固，然後移荊汴之鋒掃清河朔。」他大力主張「王師亟先北下洞庭，別無反顧支綴，但得一入長江，將處處必多響集。……我得以完固根本，養精蓄銳，恢楚恢江，克復京闕。天心既轉，人謀允臧」。這一以長江中下游為重點的戰略方針，錢謙益稱之為「楸枰三局」[37]。此後，他長期醉心於這個設想，直到順治十六年南明敗局已定時，他仍然寫道：「腐儒未諳楸枰譜，三局深慚廑帝思。」[38]發動長江戰役，收復江南，取得這塊財賦充盈、人才薈萃之地，再圖北伐，在1649年時機未必成熟，而到1654年主客觀條件都變化了。錢謙益等人長期隱蔽於清統治區，又以復明為宗旨，對清方兵力虛實做了周密調查，他們提出的東西會合，攻克南京（江寧）是有可能實現的。讓我們先看一下1654年清方長江流域的兵力部署：夔州以上處於明軍控制下，湖廣地區清軍主力是1652年（順治九年）尼堪由北京帶領南下的滿洲八旗精銳，同年尼堪陣亡後這支清軍由貝勒屯齊統率，在周家鋪戰役中雖然擊敗了孫可望的軍隊，但從《清實錄》記載中可以知道清軍傷亡也相當大。這支軍隊是清軍入關以來損失最重，被拖得最疲憊不堪的滿洲八旗兵。1653年（順治十年）清廷委任洪承疇為五省經略大學士，次年他調集漢族官兵接替湖南防務時在奏疏中說：「四月初旬內官兵方到各縣，正在安插間，即值貝勒大兵班師。」[39]說明這年春夏之交屯齊帶領滿洲兵馬北返，洪承疇調集的兵力不僅人數有限（全部不過一萬餘名），由於從北直隸、陝西、河南等地長途跋涉而來，「水土不宜，疾病大作，官兵十病六七」，五月間甚至在寶慶（今湖南邵陽市）發生兵變，「奪門私逃」[40]。那麼，湖廣以下的清軍江防兵力又是如何呢？清吏科右給事中郭一鶚給朝廷的奏疏中說：他於順治十一年「九月十三日自南昌登舟，溯江而下。每見南北江岸建設墩堡，派兵分守，以防盜賊，法甚善也。及舟泊各處，止見有兵丁一二名者，甚至空堡而無兵丁者，自安慶以下則更寥寥不可問矣。至江寧府（南京），又見演武場操點水師，兵丁不過二百餘，人皆老弱不堪，如同兒戲；且戰舡狹小，僅容數人，視大艘如望高山。如此形狀，安望其對壘破敵，決勝於江海之上？所以海寇狂逞屢犯，如入無人之境，汛防官兵未聞乘風波戰，一挫其鋒，是徒有防守兵將之名，虛糜朝廷金錢，而毫無江防之實效」[41]。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錢謙益、姚志卓等人認為應該把握時機，提出了長江戰役的計劃。他們不僅主動擔負起聯絡東、西兩面明軍和內地反清義士的責任，還以出資、出力等方式親自參加了這一重大的軍事行動。值得注意的是，發動長江戰役，奪取江南為基業，並不是錢謙益等內地少數復明志士一廂情願的幻想。張名振等人全力以赴，表明他們認為這一方案是切實可行的；西南孫可望做出了相應的決策，證明他欣賞和支持這個戰略部署。連清方一些人士也看到了潛在的危機。刑科右給事中張王治在題本中大聲疾呼：「江南為皇上財賦之區。江南安，天下皆安；江南危，天下皆危。」[42]那麼，這一頗具戰略眼光的重大軍事部署為什么半途而廢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