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藩」之師為什麼沒有按時東下

  從上文引沈佳《存信編》的記載和張名振、張煌言金山賦詩里，都可以證明孫可望讓姚志卓帶回的信息肯定是許下了以主力從長江中游東下的諾言。當時，他直接指揮的軍隊正駐於貴州及湖南西部少數州縣，李定國的兵馬正由廣西向廣東推進。永曆朝廷和這個朝廷內部的實權人物之間的矛盾已經開始激化。孫可望這時處於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想在抗清戰場上取得輝煌戰果，進一步提高自己的聲威；另一方面他的政治野心日益膨脹，不滿足於秦王、「國主」，夢想乾脆取代永曆皇帝，自己黃袍加身。因此，他不願自己親自統兵東下，而李定國由於在順治九年冬發現孫可望有謀害之意，領兵由湖南南下廣西，儘量同他疏遠。於是，孫可望決定起用因保寧戰役失利廢置昆明的撫南王劉文秀。史載1654年（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正月，劉文秀被任命為「大招討，都督諸軍，出師東伐」[43]。幾乎可以斷定這正是孫可望為了配合張名振展開大規模長江戰役的部署。可是，事態的發展並不像孫可望想像的那麼順利。在安龍的永曆朝廷和在貴陽的秦王「國主」行營之間的危機已經處於一觸即發的階段。永曆帝為了保持自己象徵性的地位和生命安全不得不秘密求助於在廣西的安西王李定國率兵「救駕」。就抗清大業而言，孫可望拍板定調決定採納北線長江會師方案；李定國在順治十年、十一年致力於南線同福建廈門一帶的鄭成功會師廣東的計劃。永曆朝廷固然希望南、北兩線都能告捷，但重點是放在南線。永曆八年甲午朝廷給左僉都御史徐孚遠、兵部司臣張元暢的敕諭中說：「今胡氛漸靖，朕業分遣藩勛諸師先定楚粵，建瓴東下。漳國勛臣成功（指漳國公鄭成功）亦遣侯臣張名振等統帥舟師揚帆北上。爾務遙檄三吳忠義，俾乘時響應，共奮同仇，仍一面與勛臣成功商酌機宜，先靖五羊（即廣州），會師楚粵，俟稍有成績，爾等即星馳陛見。」[44]很明顯，永曆君臣更相信李定國和鄭成功的忠貞，讓徐孚遠「遙檄三吳忠義」配合長江戰役，而「與勛臣成功商酌機宜，先靖五羊（指廣州）」，主、次之分躍然紙上。作為原大西軍的第三號巨頭，劉文秀陷於左右為難的境地。他內心裡同李定國一樣立志為抗清復明干一番事業，不願意為孫可望打天下。於是，他「屢辭招討，不獲；從容治裝者月余，乃上道。至黔（指貴陽）時四月矣」[45]。「行營諸文武郊迎，輒下車揖謝。既至，翊日大宴，可望祭旗纛，授爵授文秀（個別文字疑有誤）。文秀言：『某仗皇上洪福，國主威略，諸公侯將士智勇，庶幾一日克敵，恢復中原。某菲材，誠恐不勝。』諸人聽之皆悅。越數日，乃自於營中請宴文武諸人，優觴半，起謂諸人曰：『皇上猶佛菩薩也，造金殿玉宇以安之，乃我輩大和尚事。』已啟言：『營鎮諸將領，征歷經戰已久，不患不威勇，當通以忠義謀略，如《百將傳》諸書宜各頒付，聽禮延文儒講論。』」[46]俗語云：「說話聽聲，鑼鼓聽音。」劉文秀當著文官武將的面向孫可望敲響了警鐘。他奉勸孫可望應該滿足於當好廟中的住持方丈，不要忘乎所以，推倒殿上供奉的佛菩薩，自己爬上寶座，弄得不倫不類，信徒星散。同時針對諸將有勇無謀，只知「國主」不知皇帝，提出以《百將傳》做教材加強忠貞教育。劉文秀在四月間發表這一篇振聾發聵的講話有其特定的時間背景，就在三月間孫可望一手炮製了因犯了「盜寶矯詔」密令李定國統兵「救駕」的包括大學士吳貞毓在內的「十八先生案」。安龍城中龍不安，永曆皇帝和他剩下的一小批朝臣驚慌失措，不知命斷何時。劉文秀的講話目的在於維護永曆朝廷，穩定貴州局勢。然而，孫可望自以為兵權在握，眾望所歸，一意孤行，把劉文秀的警告當成耳旁風。這年五六月間，他由貴陽返回昆明，企圖舉行禪位禮，黃袍加身。[47]劉文秀眼見這位「大哥」行事乖張，內部既醞釀著一場重大的危機，自然應該以穩定西南政局為首務，「出師東伐」的計劃因此擱淺。由於這是原大西軍內部最高層領導人之間的分歧，史料欠缺，詳細情節難以說清。但是，正當部署東西會師長江，收取江南計劃付諸實行的關鍵時刻，劉文秀按兵不動，必定同孫可望圖謀篡位有關。孫可望的野心未能實現，絕不是像某些史籍描寫的那樣因為「冠冕窄小」，「大雨如注」，不能成禮。[48]冠冕做小了（未必！），可以另做；擇定的日期下雨，可以另選吉日良辰，封建史籍慣以這類訛言闡述天意，鄙陋之至。真正的原因是在廣西手握重兵的李定國和坐鎮貴州的劉文秀堅決反對，孫可望才知難而退。在這種形勢下，劉文秀不可能也不願意統領大軍遠離貴州進行東征。當孫可望返回昆明的時候，劉文秀的行動顯得有點詭秘。史載：五月「七日，以單騎出歷沅靖諸營，遍觀諸險阻，勞恤軍吏，十日而畢。又訪求能知天文術數者，夏鴻臚言興隆山中有隱士李石說星數有驗，遣書往聘之。李石至，密言一日夜，贈之衣金而歸。復以夏鴻臚薦賢謝之金」[49]。這意味著劉文秀擔心內變，一面加強同清方接境地區的防務，一面針對孫可望周圍一些諂媚之徒所造的「天命在秦」[50]的輿論加以「驗證」，也許他有點迷信，也許他是借鬼神以設教。總之一句話，孫可望熱衷於皇帝夢的時候，他不能出征。六月，孫可望回到貴陽，禪位禮暫時沒有舉行，劉文秀仍然放不下心。大概是在孫可望催促之下，七月初六日「大招討劉文秀擇日出師，由平越道，屯於天柱（今貴州省天柱縣，與湖南接境）」[51]。這以後半年裡，劉文秀毫無揮軍入楚之意。孫可望同李定國、劉文秀之間的矛盾在永曆朝廷里成了公開的秘密。《存信編》卷五記載，永曆九年（順治十二年）二月，「撫南王劉文秀駐川南」。同月二十二日，「簡討朱全古兼兵科給事中視師海上。先是，甲午秋文安之密與全古曰：『劉、李之交必合，眾志皆與孫離，但未知事機得失如何也。我當以冬還蜀，君可以春還吳楚上下流觀察形勢，各靖其志，無蹈危殆。』安之尋遁入郝（搖旗）、李（來亨）營中，可望追之不得。是年春，海上有警，行營吏部尚書范鑛請遣使宣諭姚志卓，遂命全古。全古還吳，轉渡江，由海門至前山洲，志卓已卒。全古宣敕拜奠。丁酉，入楚報命」。

  概括起來說，1654年南明高層人士策劃的南線會師廣東計劃和北線會師長江計劃都是切實可行的。沒有取得預期戰略效果的原因在於未能東西配合。南線是鄭成功另有自己的算盤，不肯真心實意同李定國會師，共襄恢復大業。北線是孫可望雖然做了正確的決策，但他的圖謀篡位使受命為「大招討都督諸軍」的劉文秀有後顧之憂，不敢帶領重兵東下。軍事上常講：勝負之機，間不容髮。1654年南北線會師的兩場決定明清戰局的重大戰略部署，都是因為計劃中負有關鍵使命的某一方拖延數月以至一年以上，戰機全失，終至不可收拾。

  

  到1655年（順治十二年、永曆九年）五月，劉文秀大概是根據當時情況判斷永曆朝廷的象徵性地位暫時不至於受到重大威脅，才同盧明臣、馮雙禮等帶領軍隊由貴州入湖南，進攻常德，準備入江東下（按：《清世祖實錄》記劉文秀部水陸兵進攻常德和岳州）。然而，這時敵情已發生變化，不僅洪承疇調集的漢軍得到了加強，在湖南站住了腳，而且清廷在洪承疇一再呼籲下已經派陳泰為寧南靖寇大將軍率領滿洲八旗兵南下湖廣。由於劉文秀部署失當，在夏季水漲之時乘船的前鋒盧明臣部孤軍深入，同陸路主力失去聯繫，被清軍殲滅。劉文秀無心戀戰，退回貴州，再一次被孫可望解除兵權，發回昆明閒住。劉文秀常德之戰是會師長江之役的一個過時的行動，兵力雖多達六萬，卻以損兵折將告終。只是因為它同上年計劃中的會師長江計劃有關，不能不簡略提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