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名振等三入長江之役

  首先談談張名振、張煌言三入長江之役。「三入長江」出自張煌言的《北征錄》，他作為監軍直接參與和指揮了這三次進入長江的戰役，無可爭議。然而，張煌言的這篇名著主要講的是順治十六年同鄭成功一道北入長江進攻南京等地的戰役，只回敘一筆在這以前他曾「三入長江」，因兵力不夠，沒有取得多大戰績。由於作者未具體講明三進長江在何年何月，給後來的史家造成極大的困惑。下面就是清初以來有關南明史籍記載長江之役的部分摘要，讀者不難看出其混亂。

  金鐘《皇明末造錄》卷上記：

  己丑（1649年，順治六年）「是年春，富平伯張名振海艘至鎮江金山」。

  鄭達《野史無文》卷十《張名振傳》記：

  「庚寅（1650年，順治七年）春，名振攻崇明，一月未下。是夏，圍台州，至鎮江，駐師金山，遙拜孝陵，題詩，三日然後去。」

  查繼佐《罪惟錄》卷之十二之下《張名振傳》云：

  辛卯（1651年，順治八年）「名振既間關監國，為之乞援國姓思明州。國姓責以無功，名振乃露背所刺『盡忠報國』字樣，矢不二。成功心動，指腹結姻，助兵二萬，行糧備，還撞舟山，不利，直溯金陵，獲故叛金允彥磔之，祭諸忠，窺崇明，觸京口，題詩金山寺，有『十年橫海一孤臣』之句，聞者心惻。時內師守江嚴，橫索江，截海舟數十號，退屯崇明之平洋沙。成功以師不利，見督。時長揚王術桂為名振曲解，復令平南伯陳輝、慶都伯王秀奇、忠孝伯洪旭、總兵周全斌等，壬辰（1652年，順治九年）復進崇明。兵飢，感名振之義，不變，遂有『太師甘枵腹，吾輩竟亡飢』之謠，眾益勵。十二月，內師踏冰出勁旅劫平洋沙。浴日將軍王善長先登，諸將軍姚志卓、任麟、王有才、王浚、張贇等戰，大捷，敵阻冰，無還者。甲午（1654年，順治十一年）正月，復入京口，戰不利，失參將阮姑娘；國姓復令戎政司馬陳六御及將軍程應蕃等協攻崇明，復不利。水激登萊等處，抵高麗，乃還」。

  同書列傳卷九之下《張煌言傳》記：

  

  「壬辰，煌言以兵部尚書同定西侯名振等舟師突京口，題詩金山寺，不利去。已，復取舟山。……甲午，舟山復敗，屢從定西舟師窺吳淞，逼崇明，大風，舟覆，為土人所執，以其義，縱之復入海。」

  查繼佐在《罪惟錄》中記軍至京口，題詩金山寺，名振傳在辛卯年，煌言傳在壬辰年，已自相牴牾。他的另一部著作《魯春秋》中記：

  壬辰，監國魯王「遣定西名振以己意乞師廈門，成功不許，至露其背所刺『盡忠報國』四字為感激，指腹為姻，隨得助師二萬，與尚書煌言、義英駿、誠意伯劉孔昭等直溯金塘，獲叛者金允彥，磔之以祭舟山諸死事者，持不進，題詩金山寺而還，有『十年橫海一孤臣』之句」。

  「永曆八年，甲午，監國九年，監國蹕金門。春正月，全師復入京口，戰不利，失一副將阮甲，淹四日退。招討復遣戎政司馬陳六御及將軍陳應蕃等協力抵平洋沙，攻崇明不克，平原將軍姚志卓憤自剄。還觸吳淞關，掠北戰艦二百七十號。名振以沙船九百號泛登萊及高麗乃還。」「秋八月，復地震浙閩，國姓遣將軍陳輝總統水軍同定西名振再窺吳淞，遇風變，師旋。」

  查繼佐曾在魯監國政權中任職，他的著作中記張名振等率舟師入長江共兩次，一次在清順治八年或九年，一次在順治十一年。第二次遇大風覆舟事純為誤記。海上之師遇颶風有兩次，一次在順治四年四月，舟山之師為接應清吳淞提督吳勝兆反正，行至長江口遇風，大批舟只撞擊傾覆，張名振落水後登岸潛逃；另一次是順治十五年鄭成功親統大批舟師北上，至羊山遇颶風，損失很大，進攻南京之役被迫推遲至次年。查繼佐顯然是把這些事弄混了。

  另一位也曾在魯監國政權中任職的張岱撰《石匱書後集》，於《張名振傳》中僅云：「久之，名振以舟師直窺南都，題詩金山寺。時清戒江守嚴，以攔江索截海舟數百號，名振戰不利，以小舟遁。」更使人不得要領。

  邵廷寀《東南紀事》卷二記：

  「順治九年壬辰正月，魯王在金門。成功使名振總師北行……進至崇明沙，登金山，大清江南北戒嚴。」「順治十年癸巳……冬，名振復及煌言北行，敗大軍於崇明之平洋沙，殺傷甚眾。」「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王在金門。名振再入鎮江，抵儀真，還逼吳淞關，遣使致啟獻捷。」

  李隸求《魯之春秋》在卷二《王師平定浙閩表下》，卷六《姚志卓傳》，卷十四《張煌言傳》，卷二十《張名振傳》均記有長江之役，煌言傳云：

  癸巳（順治十年，1653年）「九月，復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烽火達江寧。時上游故有密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1654年）正月，與名振再入長江，掠瓜洲，侵儀真，直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舟山」。

  名振傳大致相同，有題詩句，「上游故有密約」作「上游有蠟書請內應」，不具錄。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卷二《監國紀下》，卷十二《張名振傳》，卷十三《張煌言傳》均載此事，以名振傳所記較詳，其言曰：

  「癸巳春，名振請師北上，成功與兵二萬，糧三月，以兵部侍郎張煌言監其軍。師過舟山，遙祭死事諸公，遂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題詩絕壁，有『十年橫海一孤臣』之句。冬盡撤回。明年（甲午）春，益以兵將，再入長江，掠瓜洲，侵儀真，抵燕子磯，紮營平陽。時以上游有蠟書請為內應，故名振再舉。而所約卒不至，乃還，復屯軍南田。名振與士卒同甘苦，諸軍感甚，有『太師既枵腹，我輩亦忘飢』之謠。會故仁武伯姚志卓、誠意伯劉孔昭並以軍來，依名振立營，號召舊旅，聲勢益振，遂攻崇明，入吳淞，掠戰船六百餘號，逕入山東登萊諸處，直抵高麗而還。」

  江日升《台灣外記》卷之三記：「順治十年癸巳三月，成功遣張名振率水師船二百餘號北上，陳輝等為援。」卷四記：順治十一年甲午「三月，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陳輝帥舟師突入長江，奪船百餘只，犯天津，焚糧艘，次金山寺，設祭崇禎而回」。

  阮旻錫《海上見聞錄》（定本）卷一記，「癸巳，永曆七年（順治十年，1653年）三月，賜姓駐廈門。遣前軍定西侯張名振等率水師恢復浙直州縣，並遣忠靖伯陳輝等一齊進入長江」。甲午（1654年）「三月，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陳輝師入長江，奪戰船百餘只，入天津衛，焚奪糧船百餘艘，名振直至金山致祭先帝而回，金陵聞風震動」。乙未（順治十二年，1655年）五月，「賜姓以撫局不就，分兵與定西侯、忠靖伯等會師入長江，搗其腹心。以水師洪旭為總督，以原北鎮陳六御為五軍戎政，總制陸師，率兵北上」。十月，鄭軍攻舟山，「張名振等出自長江來會」。

  楊英《先王實錄》記，永曆七年，癸巳「三月，藩駕駐中左。遣前軍定西侯等水師恢復浙直。先時，定西侯啟曰：『名振生長江南，將兵數十年，今虜各處兵將多系舊屬。茲金酋（指清將金礪）既併力於閩，勢必空虛浙直，我以百艘，乘此長風破浪，直入長江，號召舊時手足，攻城掠野，因時制宜，搗其心腹，虜無暇南顧，藩主得以恢復閩省，會師浙直，可指日待也。』藩從而遣之。並遣忠靖伯陳輝、中權鎮黃興、護衛右鎮沈奇、林武鎮林順、智武營藍衍、後鎮施舉等一齊進入長江」。永曆八年甲午二月，「是月，定西侯張名振、忠靖伯等督師進入長江，奪虜舟百餘只，義兵四起歸附。遣親標營顧忠入天津，焚奪運糧船百餘艘。名振直至金山寺，致祭先帝而回，虜聞風驚懼」。

  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三十二《張煌言傳》記：「癸巳冬，返浙。明年（甲午）復監名振軍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三軍皆慟哭，烽火達於江寧。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舟入長江，掠瓜洲、儀真，抵燕子磯，江寧震動，而師徒單弱，中原無響應者，遂乘流東下，連營浙海。」

  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之十六《張明正（名振）題詩金山》條記載順治十一年甲午正月和四月張名振等率舟師直抵鎮江事，見下文。

  李天根《爝火錄》卷二十三記，癸巳，順治十年三月「定西侯張名振北征，鄭成功與兵一萬，糧三月，設宴餞行。兵渡舟山橫水洋，獲金允彥，磔誅之，進攻崇明，焚京口，截長江，登金山寺題詩；平原將軍姚志卓、誠意伯劉孔昭俱依之立營，號召舊旅，兵勢大振」。同書卷二十四記：甲午，順治十一年「正月十六日丁未，魯王定西侯張名振再入京口，攻觀音門，凡五日而退。大清擒其參將阮姑娘斬之」。

  徐鼒《小腆紀年附考》卷十八記：

  癸巳，順治十年，「是年春，名振請兵北上，與之兵二萬，糧三艘，獲叛將金允彥於金塘山，磔之。平原將軍姚志倬、誠意伯劉孔昭偕其子永錫以眾來依，號召舊旅，破京口，截長江，駐營崇明。尋被讒，撤回廈門。長陽王術桂為力辨於成功。及相見，語至夜分，更益以兵，而令陳輝、王秀奇、洪旭、周全斌偕行，至羊山，颶風折兵十之一，惟名振全軍無恙」。甲午，順治十一年正月，「明魯定西侯張名振復以朱成功之師入長江，望祭孝陵，名振以上游有蠟書為內應，率海船數百，溯流而上，再入京口，掠儀真，至觀音門。十三日，泊金山……」（下文轉抄《明季南略》舊文，不錄）。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四《張煌言傳》記：

  順治「九年，監名振軍，經舟山至崇明，進次金山。……十一年，又自吳淞入江，逼鎮江，登金山，望祭明太祖陵，烽火達江寧。俄，退次崇明。再入江，略瓜洲、儀真，薄燕子磯，尋還屯臨門，皆與名振俱」。同卷《張名振傳》云：鄭成功予名振二萬人，「共謀復南京，攻崇明，破鎮江，題詩金山而還。復與成功偕出，師次羊山，颶作，舟多損，惟名振部獨完。再攻崇明，復入鎮江，觀兵儀真，侵吳淞，戰屢勝。順治十二年十二月，卒於軍，或雲成功鴆之」。

  近人許浩基在所撰《鄭延平年譜》中「永曆七年癸巳三月張名振、張煌言請師之長江」條下特別加上按語，云：

  「名振與煌言凡三入長江，而未知初入長江為何年？又不知題詩祭陵為何年？各書記載紛歧，莫知所據。《魯春秋》《東南紀事》俱作壬辰（1652年）。《海東逸史》作癸巳（1653年）。《小腆紀年》作癸巳初入長江，而甲午（1654年）題詩祭陵。《台灣外紀》《海上見聞錄》亦作癸巳，而未言祭陵事。《南疆逸史》《明季南略》則俱作甲午。尤有不可解者，全氏（指全祖望）撰蒼水碑雲，癸巳冬入吳淞，明年會名振之師入長江，遙祭孝陵。甲午再入長江。蓋癸巳之明年即甲午也，既明年，下復系甲午，誤甚。謝山猶恍惚其詞，後人更難推測矣。」按，全祖望撰張煌言神道碑云：「癸巳冬，復間行入吳淞，尋招軍於天台，次於舟山。明年，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烽火逮江寧。時上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掠瓜洲，侵儀真，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舟山。」此文固有語病，全氏作張煌言年譜記順治十一年甲午、十二年乙未均入長江，眉目雖清楚，但不得三次確說。趙之謙重撰煌言年譜，定初入長江為順治九年，二入長江為順治十年，三入則在十一年，謬誤更甚。（以上均見《張蒼水集》附錄）

  上面列舉的各家記述，就年代而言，張名振等入長江戰役有記於順治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的各種說法。入長江次數，有記一次的，有記兩次的，也有記三次的。至於具體情節相差更遠。直到目前，所見明清史諸作在提及這一戰役時，或者籠統地說張名振、張煌言曾經統師「三入長江」，或者置「三入長江」於不顧，徑直在順治十年、順治十一年內記載明軍曾入長江作戰。如南炳文著《南明史》云：「永曆七年三月」，鄭成功「批准了」張名振的建議，「與之兵二萬，糧三艘，並派忠靖伯陳輝等與之同行，一起進入長江。張名振等『破京口，截長江，駐營崇明。十二月，在崇明之平陽沙，大敗前來進攻的清兵』」。「再入長江」則在「永曆八年年初，張名振、陳輝等再次督師進入長江，奪清舟百餘艘，『義兵四起歸附』……名振等直至金山寺，遙祭孝陵而回。在金山題詩……」[3]。馮其庸等編《吳梅村年譜》於順治十年《時事》下記：三月「張名振以鄭成功師入長江，破京口，駐營崇明，十二月，在崇明大敗清兵」。順治十一年《時事》下記：「正月，張名振以鄭成功之師入長江，破儀真，泊金山，望祭孝陵，旋還師。」[4]這兩種書的特點是在順治十年和十一年下各記載一次，迴避了張煌言本人所述「三入長江」的問題。不久前出版的漢譯《劍橋中國明代史》第767頁是這樣記載的：「在鄭成功的鼓動下，1653和1654年，張名振三次帶領遠征軍進入長江口，在大運河與長江的匯合處鎮江騷擾運河上的交通。」同頁有原作者註解說：「關於很受稱許的『三征長江』的日期和情況很難確定。這裡根據的是李學智的推論和考證，見他的《重考李振華先生〈明末海師三征長江考〉》……」[5]儘管作者未能做出準確的敘述，其客觀態度是值得肯定的。這裡引用的只是20世紀90年代出版的幾種著作，其他說法尚多，請讀者參看諸家作品，不再一一徵引。

  由於張名振等三入長江之役事關抗清復明大局，有必要考定其具體時間和情節。

  依據清朝檔案，參之以張煌言詩文，再以當時親身見聞者的記載補充，可以斷定張名振、張煌言三入長江之役都在甲午年（清順治十一年、明永曆八年，公元1654年，但其第三次在十二月，按公曆推算已至1655年）。經過情況如下：

  1653年（順治十年）八月，明定西侯張名振、監軍兵部侍郎張煌言等帶領五六百艘戰船由福建北上，九月到達長江口崇明一帶沙洲，「聯?突入黃浦港口」，當地百姓紛紛響應。清總兵王憬致江寧巡撫周國佐手札中說：「海邑人民聽其愚惑，上海之衙役挾持縣令竟欲開門揖盜。胥役人等公然包網。民心若是，內變堪虞。」又引上海知縣閻紹慶的告急稟文說：「上海皆樂賊來，全無一人守城，終日持刀向知縣項下逼之通賊，知縣死在須臾，皂快為甚，等語。」周國佐不得不親自帶領軍隊趕赴上海。[6]明軍以崇明一帶沙洲為基地，「築圩耕種，近城十里之外，賊眾充斥。百姓菜色相望，饑饉難支。為我用者懨懨待整，為賊用者欣欣向榮。」「崇明產米之鄉皆在平洋山前東西阜沙，今被賊踞。」[7]崇明城內的清軍兵力有限，不敢出戰，被圍長達八個月之久。張名振等統率的明軍在三尖沙、稗沙、平洋沙安營屯種，聯絡內地復明勢力，並沒有立即發動長江戰役。

  順治十一年正月十七日起，張名振、劉孔昭、張煌言帶領明軍乘船分批進入長江口，衝過狼山（今江蘇南通市境，為沿江要地）、福山（與狼山隔江相對）、江陰、靖江、孟河、楊舍、三江、圌山（今鎮江市境）等清軍江防汛地，二十一日到達瓜洲。[8]明軍在金山上岸，繳獲清軍防江大炮十位和火藥、錢糧等物。張名振、劉孔昭、張煌言登金山寺，向東南方遙祭明孝陵，泣下沾襟。張名振在金山寺題詩寄慨。[9]在這裡停留了兩三天。清江南總督馬國柱同滿、漢官員會商後，緊急派提督管效忠帶領兵馬由浦口、六合增援儀真、瓜洲；阿思哈哈番尼堪率兵由龍潭救鎮江。[10]明軍在南京清軍到達之前，回舟東下。這就是初入長江之役。

  三月二十九日，張名振等率領明軍分乘六百多艘船再入長江。四月「初五日已至圌山」，「初七日賊船由圌山關經過花園港連?乘風直上」[11]，突破鎮江清兵防線，主力直達儀真（今儀征）。在儀真城外江中焚毀鹽船數百艘。計六奇《明季南略》記：「四月初五日，海艘千數復上鎮江，焚小閘，至儀真，索鹽商金，弗與，遂焚六百艘而去。」[12]這一記載是可信的，日期與清朝檔案相比可能提前了兩三天，張名振的兵力在清方江南當局的奏疏中作六百餘艘，或籠統而言「數百餘號」，計六奇寫作「千餘」，估計偏高。但張名振部海師在四月上旬進至儀真，燒毀鹽船確有其事。順治十一年七月山西道御史胡來相揭帖中說：「今春鎮江鹽艘被焚，岸市被掠，而財賦之區奚容致此，是防嚴未密，申飭不切耳。」[13]按習慣說法，舊曆四月即算夏季，由於事情發生在四月上旬，胡來相大概沒有弄清楚準確時間，說成是「今春」，儀真屬揚州府，胡來相說成「鎮江」，也不確切。順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工科給事中張王治在「為鹽法關係甚重，謹陳責成之法以垂永久事」題本中說：「即如四月間，海賊直犯儀真，未能先事綢繆，遂致焚燒鹽艘數百號，折耗課賦商本數十萬，遲延至今未見兩淮運司設策畫謀，作何補救。坐視商疲課絀，則悠忽概可見矣。」[14]清江南當局急忙調兵遣將，加強沿江防務，並對深入長江的明朝海師進行襲擊。張名振等人在儀真停留的時間很短，就返航東下，撤回崇明一帶沙洲。這就是二入長江之役。[15]

  五月十八日，張名振因兵餉不足，親自率軍南下，在浙江溫州地區買米七船，又到福建廈門會見鄭成功，要求提供兵員、火藥、器械支援。鄭成功答應派忠靖伯陳輝統水兵五千、陸兵一萬，乘大船近百艘北上。[16]張名振得到鄭成功同意出兵的諾言，即先行返回崇明一帶沙洲基地。九月初六日，他率部進至上海縣城下，清朝上海知縣嚇得癱伏於地，城中百姓喧傳張軍乃「王者之師」，「有執挺而阻遏官府者，有包戴網巾者，有訛言惑眾者，有恐喝官府者」[17]。清江寧巡撫周國佐火速領兵來援，以屠城相威脅，才穩定了上海局勢。十二月，張名振等率軍乘船四百餘艘溯江而上，過圌山，十八日由三江營駛過焦山，直抵南京郊外的燕子磯，清朝官員驚呼「咫尺江寧，勢甚披猖」。江南總督馬國柱、提督管效忠指揮駐守南京的滿、漢兵丁「奮勇截殺」「乘勝追至三江口外，非此一舉則大江南北發岌乎殆矣」[18]，可見對東南半壁震動之大。明軍在張名振等指揮下緩緩東下，大約在年尾至次年初退出長江。當時隱蔽於江蘇常熟的陳璧（永曆四年，1650年，南明朝廷授予他右僉都御史官銜「督撫浙江軍務兼恢剿閩、直」[19]）在順治十一年冬作《雪中客夜》詩云：「風送樓船龍渡海，泥深鐵騎筏橫江。」自註：「時聞海舟進京口，清以木筏截金山下。」又《甲午五十除夕》詩中云：「未知天命將何似，莫問樓船海上軍。」自註：「是月聞海兵進京口。」[20]陳璧曾經赴廣西朝見永曆帝，奉有聯絡東南抗清力量的秘密使命，藏身之處又靠近長江，他的詩篇不僅可以同清方南京當局的奏報相印證，還表明到甲午（即順治十一年）除夕他還沒有得到明軍退出長江的消息。次年（順治十二年）五月，清朝新任江南總督馬鳴珮在一份奏疏中寫道：「上年十二月間，賊?由海入江，十八日至朱家咀，焚擄江西糧艘……惟是朱家咀雖在江寧府上元縣境內……朱家咀堂奧也，鎮江、瓜洲門戶也。今賊深入堂奧，豈能飛越而至？」又說：「朱家咀失事乃賊入犯京口第三次也。」[21]這就是三入長江之役。

  以上算是把張名振、張煌言等「三入長江」的年月交代清楚了。下面可以轉而討論長江戰役的戰略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