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治十一年——明清相爭關鍵的一年

  治明清史者大抵認為1644年清軍入關，特別是次年五月大順政權與弘光政權相繼傾覆以後，大局就已經確定。這以後，南明勢力不過爝火餘燼，苟延殘喘而已。這種看法未必正確。歷史的進程往往不像勝利者留下的「平定方略」那樣凱歌行進。仔細研究明清之際的史事，可以看出各主要派別勢力都有可勝之機。問題是誰掌握了這種機遇，誰就能戰而勝之。1644年春夏之交，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政權如果不是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犯了一系列重大錯誤，有可能統一全國。弘光政權若不是在繼統問題上鉤心斗角，這個政權絕不至於那樣迅速地土崩瓦解。1645年清軍占領南京後，假如不強行推行剃髮改制等民族壓迫政策，也可以在很短時間裡統一天下。1648年金聲桓、李成棟、姜瓖、王永強、丁國棟等反清時，如果永曆朝廷節制部署恰當，擁明勢力互相接應，清廷的前景未可樂觀。大西軍聯明抗清後，1652年李定國桂林、衡陽之役，劉文秀反攻四川之役，都表明明、清雙方勝負尚在未定之天。那麼，復明運動逐漸化作泡影是在什麼時候呢？我認為是在1654年以後。或者說1654年（清順治十一年、明永曆八年）是關鍵性的一年。

  首先看一下清方的情況。明清之際各種軍事力量中，滿洲貴族的八旗兵無疑是最有戰鬥力的，無論在兵員素質上還是在組織指揮上都屬首屈一指。但是，滿洲八旗兵有一個根本性的弱點，即受滿族人口限制，可動員的兵員（即成丁男子）數量非常有限，不依賴漢族和蒙古族軍隊完全不可能征服和統治全國。目前史學界某些著作推測入關時清軍數額往往偏高。我以為雍正帝在《大義覺迷錄》中所說的「至世祖章皇帝入京師時，兵亦不過十萬……其時統領士卒者，即明之將弁；披堅執銳者，即明之甲兵也」比較可信。順治十二年五月鄭親王濟爾哈朗臨終前囑咐清帝說，「且滿洲兵甚少……應加撫恤」[1]，也可作為旁證。進入中原以後，滿軍陣亡和病死的人數很可能超過人口自然繁殖數；加上入關後享受著程度不等的優遇，在漢人的影響下逐漸滋長追求安逸生活的風氣，遠不像入關初期那樣淳樸，勇於用命。至於入關初期叱吒風雲的領兵大將由於染上天花，迷戀女色和內部傾軋，業已凋謝殆盡。如豫親王多鐸病死於順治六年，攝政睿親王多爾袞病死於順治七年，肅親王豪格順治五年死於獄中，英親王阿濟格於順治八年賜死，巽親王滿達海順治九年病死，衍禧郡王羅洛渾順治三年病死軍中，順承郡王勒克德渾病死於順治九年三月，饒余郡王阿巴泰順治三年病死，其子端重親王博洛九年三月病死，謙郡王瓦克達順治九年八月病死，敬謹親王尼堪於同年十一月在衡州陣亡。碩果僅存的鄭親王濟爾哈朗自從順治五年最後一次統兵出征湖南以後，到八年就因年事已高處於半退休狀態，至十二年病死。滿洲八旗固山額真圖賴、准塔、葉臣先後在順治三、四、五年病死；何洛會、譚泰在順治八年被誅殺；韓岱、屯齊在順治十一年因主帥尼堪戰歿而削爵革任。列出上述名單，不難看出大約到順治十年的時候，滿洲貴族能征慣戰的宿將幾乎一掃而空。他們去世時一般都比較年輕，子弟雖可承襲爵位，卻少不更事，缺少戰鬥經驗，無法接替父輩馳騁疆場的重任。清廷統治集團內心非常清楚賴以支撐愛新覺羅皇室的主要支柱滿洲兵將實力迅速下降，儘管他們諱莫如深，避免公開談論自身弱點，在戰略部署和戰術運用上卻不得不著重推行以漢制漢的方針。而漢族文官武將中投機者甚多，有的因各種關係同復明人士有牽連，有的受到滿洲貴族的歧視，心懷不滿，一旦情況變化，他們就可能反戈易幟。

  

  再看看明方的情況。南明政權屢躓屢起，而以大西軍聯明抗清後最具活力。以永曆朝廷為旗幟的擁明勢力可以大致概括為三個部分：一是以孫可望為代表的西南抗清武裝（其內部永曆帝、李定國、劉文秀、夔東十三家同孫可望存在矛盾），這是一支令清方望而生畏的勁旅；二是東南沿海閩浙地方有鄭成功、張名振的軍隊，以擅長水戰聞名全國；三是在清朝統治區內從事地下活動（也包括一些小股明火執仗的山寨武裝）的復明勢力，他們的弱點是基本沒有軍隊，組織不嚴密，優點是其中不乏在社會上有影響的忠貞之士，可以利用各種關係探得清方軍事部署等情況。形象地說，這三種復明力量呈現為槓鈴態勢。復明運動中有識之士都看到了要實現抗清大業關鍵是東西配合，連成一片，共圖北進。1987年，我在一篇論文中詳細論述了1654年李定國進攻廣東，多次請鄭成功率領主力來會，目的就是一舉摧毀尚可喜、耿繼茂集團，實現福建、廣東、廣西、貴州、雲南、四川、湖南勢連一體的偉大戰略設想。這一計劃本來是完全可以實現的，鄭成功無意於此，虛應故事，李定國終於在這年年底兵敗廣東新會，返回南寧。[2]這裡就不再多說了。除了李定國追求的會師廣東計劃以外，還有一個幾乎同時策劃的會師長江戰役方案。對於同長江戰役有關的問題，到目前為止，史學界似乎只是就每一個局部做了一些探討和敘述，沒有做更深層次的研究。

  所謂對局部做了一些敘述，是指單案孤立處理，比如我們可以看到以下一些涉及過的課題：

  一、張名振三入長江之役；

  二、鄭成功派忠靖伯陳輝北上之役；

  三、1655年劉文秀進攻常德之役；

  四、錢謙益的復明活動；

  五、賀王盛、平一統等反清之案；

  六、1655年顧炎武擒殺世仆陸恩被捕之案；

  七、其他。

  應當說，這些課題不少已有研究成果，或者在相關論著里做過正確和錯誤的敘述；但主要的不足之處是缺乏綜合研究。給讀者印象上列各個事件都是孤立的，不存在什麼內部聯繫；何況每一個事件本身也還有許多情節弄不清楚。本文正是有感於此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