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會師廣東之役看鄭成功同永曆朝廷的關係

  對於鄭成功和李定國之間的關係，海內外學者做過不少研究。他們大致是強調鄭、李之間的友誼和相互配合；有的文章則對於鄭成功的多次愆期，未能實現雙方會師廣東，表示惋惜。本文試圖就這一問題做進一步的探討，重點放在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1654年）廣東之役，藉以說明鄭成功對李定國和永曆朝廷的真實態度及其原因。

  順治七年冬天，清定南王孔有德部占領了廣西桂林等地；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部占領了廣州等地。永曆朝廷播遷無所，被迫轉入以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控制區。從此，抗清鬥爭出現了一個新局面。其特點是，永曆帝朱由榔繼續保持著抗清盟主的地位，朝廷的實際權力卻落到了大西軍將領孫可望等人的手中。這一特點決定了各地抗清勢力必須同大西軍餘部建立聯繫，而孫可望等大西軍將領不憑永曆帝的聲望又不足以號召各地抗清勢力。正是在擁明抗清這一共同口號下，鄭成功同孫可望、李定國之間架設了合作的橋樑。大致而言，在順治十年以前，鄭成功雖然已經同李定國等人書信往還，尚限於遙相呼應的階段，會師的問題還沒有提上日程。順治十一年底李定國敗回廣西，實力大損，一年以後又扈送永曆帝移蹕雲南昆明，雙方的距離越來越遠，加上孫可望與李定國兵戎相見，李定國已經沒有力量進軍廣東，他同鄭成功會師的可能性不復存在了。所以，探討鄭成功同李定國之間的關係，重點不在於雙方通了多少次信，而在對抗清全局有關鍵性影響的會師廣東之役。

  從順治七年大西軍聯明抗清開始，全國形勢曾經出現過兩次重大轉機的可能性。第一次是在順治九年，孫可望已經把貴州經營成了比較穩固的前進基地，這年下半年他自己統兵由黔進軍湘西；劉文秀率部北上四川，先後收復重慶、成都；李定國由湖南突擊廣西，七月攻克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殺，接著回師湖南，在十一月間于衡州擊斃清軍統帥敬謹親王尼堪。大西軍的三路出師，使清軍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然而，這次戰略行動由於孫、李矛盾的激化和劉文秀在保寧的失利，錯過了擴大戰果的機會。李定國「兩蹶名王」，軍威大震，引起了「國主」孫可望的嫉妒。孫可望不僅設法解除李定國的兵權，還蓄意加以謀害。李定國得到消息，便儘量避開孫可望，為了重整旗鼓，他在戰略上做了重大改變，即不再北上湖廣，而是東出廣東。在當時的形勢下，李定國做出這一決策是頗具戰略眼光的。儘管他同孫可望不和，孫可望仍是抗清陣營里實力最雄厚的一支武力的首腦，不僅控制著雲南、貴州，而且兵鋒直抵湘西和川南，牽制住了湖廣、陝西的清軍。李定國部入廣東以後肯定能夠得到當地義師的支援，如果在福建沿海擁有龐大機動兵力的鄭成功能夠配合作戰，東西夾擊，那麼一舉殲滅盤踞在廣州一帶的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部（兩藩兵力不過二萬人）有相當把握。攻克廣州之後，乘勝收取廣東、福建兩省，然後向北推進，收復大江以南大有希望。這一戰略意圖如果能夠實現，永曆朝廷憑藉江南的人力物力優勢同清廷抗衡，中國明清之際的歷史進程就可能形成另一種格局。

  這個戰略計劃能不能實現，關鍵取決於鄭成功的態度。如果把明、清雙方的兵力和優勢、劣勢做一概括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以下幾點：一、清軍在廣州的平、靖二藩擁有相當實力，他們總結了孔有德分兵鎮守廣西各地，桂林因兵力空虛招致城破殺身的教訓，儘量把嫡系兵力集中於廣州，因此他們對廣東各地的統治並不穩固。這不僅表現在廣東某些濱海和山區的抗清力量長期存在，也表現在分鎮各地的降清將領心懷觀望的仍不少。但是，尚可喜、耿繼茂只要能固守廣州地區，就可以指望清廷派兵南下增援。二、李定國大軍入粵，雖然不能指望孫可望的支援，卻可以得到廣東各地義師的配合。當時在廣東沿海地區還有一些憑藉海島、港灣、山區等有利地勢堅持抗清的力量，他們一般都接受永曆朝廷委任的大學士郭之奇和兩廣總督連城璧的節制。在欽州、廉州地區（今屬廣西）有鄧耀、朱統銴、周騰鳳、吳孝起等人。鄧耀自順治七年正月起駐兵欽州的龍門島（今廣西龍門縣），這裡「東界合浦，西界交趾，為欽廉門戶，群山錯落七十有二，欽江諸水隨山而轉，彼此相通，亦七十二徑而注於海」[1]，形勢頗為險要。明寧藩鎮國將軍朱統、海北道周騰鳳和高雷廉瓊四府巡撫張孝起也來到廉州地區同鄧耀相呼應，永曆帝因此授予鄧耀靖氛將軍封號。在廣東高州府石城縣（今廉江縣）有永曆朝廷所封漳平伯周金湯部駐守。在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南面海陵島有李常榮部；在恩平縣一帶有虎賁將軍王興（綽號繡花針）的隊伍，在廣州府台山縣南面海中的上川山、下川山兩島中有凌海將軍陳奇策的隊伍。這些抗清武裝實力雖不雄厚，但是他們熟悉當地情況，有的擁有舟師，對於配合大軍作戰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從上面分析看來，清軍在廣東的兵力處於守勢，而且增援不易。南明方面，李定國是這一戰略方針的制定者，自然積極謀求同鄭成功會師五羊，占領粵閩。廣東沿海義師由於自身力量單薄，處境困難，也非常希望李定國和鄭成功會師廣東的計劃能夠順利實現。順治十一年李定國進軍廣東之役，得到了廣東各地義師的大力支持。新會戰役失敗以後，負責聯絡廣東各地義師的明兩廣總督連城璧還在奏疏中呼籲：「所望西師迅發，閩帆再揚，而臣與輔臣郭之奇一鼓再鼓，乘敵之疲，用我之壯，粵東不足平也。」[2]永曆十年（順治十三年）七月，連城璧又在疏中稱粵中義師「堅處海濱。……枕戈以待王師重來，與閩師期會，敢前此未濟之功」[3]。可見，李定國打通閩粵通道的計劃是深受廣東抗清義師的歡迎的。事實上，李定國的兩度出兵廣東，都得到了廣東義師的全力支持。順治十年，「李定國由梧洲破開建、德慶州抵肇慶。定國踞北山列柵連營，分兵四出，四會、廣寧相次淪陷，距三水一河。於是，廣東岑溪之宋國相、韋應登等出掠於羅定、東安、西寧；海上戰船二百餘號從新會、順德等汊直入九江口，去四會八十餘里、三水五十里；韶之清遠山寇亦發，勾引西兵，聲言渡河由從化以攻廣州；而郝尚久復叛於潮州，水陸俱震」。清軍統帥平南王尚可喜說：「余無足慮者，破李定國即自解散耳。」[4]他除了讓靖南王耿繼茂派兵扼守三水西南的木棉頭截斷李定國同郝尚久的聯繫外，自己親統主力同李定國在肇慶決戰。四月間，定國兵敗撤回廣西，廣東義師也退回各自的基地。順治十一年定國大舉入粵，廣東各地義師又全力支持，如虎賁將軍王興率部攻克恩平等縣，並同定國軍合力進攻新會。據清方報告定國軍六月二十九日第一次進攻新會時，「老本賊約有一千餘，皆有盔甲，馬約二百餘匹，象二隻。余賊皆系繡花針及各處土寇」[5]。《新寧縣誌》也記載說：「時安西李定國從廣西乘勝舉高雷，進圍新會城。號稱二十萬。土賊皆赴新會取札，妄稱故明。」[6]在這次戰役中，李定國調用的舟師也是由廣東沿海抗清義師提供的。可見，李定國和廣東義師對於廣東之役都是全力以赴的。那麼，鄭成功的態度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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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已經說過，李定國發動廣東之役一共有兩次。第一次是在順治十年春，四月間就從肇慶敗回廣西。第二次在順治十一年三月初，十二月底以失敗告終。關於後面一次戰役持續的時間許多文獻都有記載，如陳舜系記李定國部於「三月二日到高」[7]。《茂名縣誌》載：「甲午三月初三日，定國率本部人馬由柳州而來。」[8]兩書所記只相差一天，說明李定國在三月初占領了高州是確定無疑的。另據清方記載，新會決戰在十二月十四日，李定國戰敗後於二十四日回到高州，二十六日撤入廣西。這次入粵之戰首尾長達十個月。如果說順治十年李定國首次廣東戰役由於持續時間較短，鄭成功來不及配合的話，第二次進軍廣東未能得鄭成功的支援，就不能用「聯絡不易」「風向不順」等託詞來解釋了。

  李定國永曆八年（順治十一年）進軍廣東，是經過周密部署的重大戰略行動。早在上年九月，即李定國自肇慶敗回廣西五個月之後，永曆朝廷就派兵部職方員外郎程邦俊攜帶詔敕來到廣東，向兩廣總督連城璧宣諭：「藩臣定國，戮力效忠，誓復舊疆。」即將進軍廣東，命連城璧聯絡廣東各地義師準備接應。連城璧奉敕後即「親詣鎮臣王興營，與之點算軍實，收合勇壯；知會鎮臣陳奇策、羅全斌等及各股官、義頭目，面定要約，以三月初二水陸畢會，以待王師。眾皆踴躍，又是一番朝氣矣」[9]。連城璧這件奏疏發於正月間，疏中說擬「三月初二水陸畢會，以待王師」，而李定國占領高州正好是在三月初二日，可見雙方都是按照事先部署的計劃行動的。定國出師廣東的日期既然早在幾個月以前就通知了在廣東的連城璧，當然不可能不通知他寄予厚望的鄭成功。楊英《先王實錄》誤載於順治十一年九月下的安西藩致國姓大將軍信提到「孟夏薄端城（肇慶）」一事，前輩學者早已判定這封信是在順治十年四月以後寫的，信中「知公疇昔之愆期」一語表明在肇慶戰役之前，定國曾事先約會鄭成功，成功未能按期出兵。所以定國在這封信里又「敬邀並駕」，並說：「否則中興告成，京觀勝記，而雲台香字，千載傳流，國姓不預，其何以仰副殊眷而慰此可為之時勢乎！予日望之，匆言，幸照。」由於楊英的誤載年月，我們不清楚鄭成功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收到這封信，但從後面一封信中知道鄭成功曾派林祚復命，不知什麼原因林祚並沒有到定國駐地。因此，李定國在順治十一年三月占領高州府等地之後，在四月間又派使者前往廈門。《先王實錄》記順治十一年李定國差官同鄭氏使者李景齎書來中左所（廈門）約請會師，書曰：

  孟夏遣使帆海，詣鈐閣，悉機務，並候興居。擬閱月可得旋，不圖至今尚棲遲貴壁。今差員李景至，始知前此蘧使林祚者，固不知所下落也。不穀駐師高涼，秣勵養銳，惟候貴爵芳信，即會轡長驅，以成合擊。蓋不欲俾虜有隻蹄□進耳。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書，切切以恢東為計。君命不俟駕，寧敢遲遲吾行哉！爰遣水陸二師，齊發新、肇，托祉有初，兩見成績。蓋殄虜於長洋，敗李酋於端水。而會城兩虜（指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恃海攖城，尚稽戎索。茲不穀已駐興邑（廣東新興縣），刻日直搗五羊。然逆虜以新會為鎖鑰樞牖，儲糗攸資，是用悉所精神，援餉不絕。不穀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勞而下，故亦合力於斯。在彼望風屏息，遵陸知難，遂恃長舸艦，堵我舟師。非藉貴爵星言發夕，其誰收此一捷也？企慕甚殷，宜有關切。至於粵東水師官兵，抗虜降虜者，莫不密遣告勞。然詳所舉止，多倫觀望，不思羊城底定後，雖頻年抗節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績之足道哉！惟貴爵為宣此意，以慫恿各部，則五等上下，庶知國恩祗報在茲，而不謂不穀之功罪可混也。至援虜之來，向亦各聞其概，然通盤策虜，再無敬謹之強且精者，今安在哉？誠來，當盡縛以報知己。其楚、豫之間，偵使頗繁，大略粵事諧而閩、浙、直爭傳一檄，所謂張侯爵（指定西侯張名振）鼓楫而前，要知亦緩於今日發粵之舉。時乘其所急，名高於易收，執事寧忍置之？差員稱：貴爵從潮、惠脂車，則當以初冬為的，其水部必以速臨新邑（指新會縣）為限，均希相要旦旦，足仞至誠，雲台虛左，不穀實厚冀於公也。暫復，不備。

  這封信不少學者引用過，似仍有深入剖析的必要。它表明，李定國三月間揮師入粵，占領高州府屬之後還沒有得到鄭成功答應會師的覆信，故在四月再派使者致書鄭成功，約會兵「機務」，由於軍務緊急，李定國原定一月之內回報。使者到達中左所後，鄭成功拖了一段時間才派李景攜書復命；由於他當時正同清方「和議」，唯恐李定國的使者返回之後泄露消息，所以將來使稽留於中左所。鄭成功的這一舉動，說明他不急於出兵。李定國對此深表不滿，正如他在信中所說，「惟候貴爵芳信，即會轡長驅，以成合擊」，不啻望眼欲穿。從四月等到八月，鄭成功的使者李景才姍姍來遲，轉達鄭成功的十月間由潮、惠進軍意見。「水部必以速臨新邑為限」文意含糊，李定國在信中明確地指出「逆虜以新會為鎖鑰樞牖」，只要拿下新會，「省城可不勞而下，故亦合力於斯」。按情理而言，李定國不可能不要求鄭氏水師到達新會的最晚期限，只是李景未奉主命不敢承應罷了。還有一點值得注意，李景往返定國軍營和中左所之間所費時日很短。定國信中說：「乃七月中旬又接皇上敕書，切切以恢東為計。……茲不穀已駐興邑。」據陳舜系記載，李定國四月、六月兩次在高州患病，經他用藥治癒，八月十六日隨營往廣、肇，可知定國回信在八月十六日以後，李景回到中左所不遲於九月初三日，途中不過半月。李定國在這封信里反覆強調會師廣州的戰略意義，「粵事諧而閩、浙、直爭傳一檄」，又旁敲側擊地說：「粵東水師官兵」多屬觀望，「不思羊城底定後，雖頻年抗節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績之足道哉！」加以諷喻。在寫完這封信後，李定國仍不放心，又以極其懇切的言詞寫了一篇短箋：「聖蹕艱危，不可言喻。敕中愴怛之語，不穀讀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貴爵相應耳。倘確不能來，即示以的。不穀便另議舟師，以圖進取。甚（慎）勿然諾浮沉，致貽耽閣。要知十月望後，恐無濟於機宜矣。」[10]應該承認李定國在這次回信中把會師的戰略意義、會師的地點和日期都說得再清楚不過了。

  九月初，鄭成功收到來信，心情十分矛盾。楊英記載：「藩得會師二書，即欲調兵南下勤王。以虜使在泉，令差暫住金門。」說明鄭成功有出兵的意圖，只是這種意圖一直拖到「十月望後」的十月十九日才付諸實施。楊英記載這一天「藩遣師南下，與晉王等會師勤王。委左軍輔明侯林察為水陸總督，調軍中一切機宜；委右軍閩安侯周瑞為水師統領」，率官兵數萬、戰艦百隻，「克日南征」。同時差官林雲瓊齎勤王師表詣行在，並持書會晉王等，書云：「季秋幸接尊使，讀翰教諄諄，修矛戟而奏膚功，大符夙願。……茲疊承大教，寧忍濡滯以自失事機？奈尊使到敝營時，值南風盛發，利於北伐而未利於南征。……即欲遣師南下，與貴部共取五羊，緣風信非時，未發師。……茲屆孟冬，北風飆起，即令輔明侯林察、閩安侯周瑞等統領，揚帆東（？）指。雖愧非順昌旗幟，然勉效一臂之力。水師攻其三面，陸師盡其一網，則粵酋可不戰而擒矣。」[11]

  鄭成功這次出師有幾點很值得注意：一、他知道這次戰役對於南明和清都關係重大，而且李定國早已親統大軍進入廣東等待他接應，那麼他為什麼不親自出馬呢？二、李定國在信中諄諄囑咐「慎勿然諾浮沉，致貽耽閣。要知十月望後，恐無濟於機宜矣」。他在九月初收信後為什麼偏要拖到十月望後才調集官兵「克日南征」呢？作為一位久歷戎間的統帥，鄭成功當然明白「勝負之際，間不容髮」的道理。三、鄭成功命將南征時給李定國的信中用「風信非時」來解釋自己的出師愆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託詞。因為李定國入粵後第一次致書請兵是在四月間，「擬閱月可得旋」，所以他在八月的第二次信中說「五月至今，所待貴爵相應耳」。我們很難相信在這樣長的時間裡鄭成功沒有出兵是因為天公不作美，「風信非時」。何況，次年八月鄭成功曾派舟師南下廣東，九月占領揭陽、普寧、澄海三縣，直至順治十三年二月才回思明州（即原中左所），證明秋季並不是不可能南征。

  林察、周瑞統師南征，結果正如李定國預料的那樣「無濟於機宜矣」，次年五月毫無作為地返回廈門。這次南征也有一些令人費解的地方：一是所遣兵力究竟有多少？二是南征為什麼毫無戰績？三是南征之師無功而返以後，鄭成功為什麼處罰得那樣輕？鄭成功所調南徵兵，據楊英說是官兵數萬，戰艦百艘，實力相當雄厚。江日升《台灣外記》卷之四記載，九月底，成功「遣林察督王秀奇、蘇茂等五鎮，配戰艦五十隻……並書會李定國合師」。戰艦數目比楊英所記少一半。清浙江福建總督劉清泰揭帖中轉述順治十一年十月二十日福建巡撫佟國器密奏疏稿稱：「近聞發兵數千，並兵器海舡二十餘只，從偽兵部及太監往應西賊偽永曆。」[12]清方情報雖不一定準確，但鄭氏南征之舉恐怕也有虛張聲勢的成分。最使人迷惑不解的是，鄭氏南征之師大約在十月二十日出發，以廈門至新會的距離估算，再考慮到鄭成功信中所說「茲屆孟冬，北風飆起」，正值順風，應該說是完全可以趕上新會決戰的。我們知道，順治十一年李定國進攻新會一共有三次，六月和九月是派部將會合廣東義師進攻的，自十月初三日（乾隆《新會縣誌》卷二《編年》作十月四日）起定國親統大軍猛攻該縣。十一月初十日，清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自廣州赴援，「次於三水，刻期進剿」；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所遣靖南將軍朱馬喇等援軍到達三洲；十四日雙方在新會激戰，定國軍不支，全線潰敗（以上時日均據《平南王元功垂範》）。這個時間表說明，從十月二十日到十二月十四日其間有五十多天，鄭氏舟師不僅沒有趕到李定國約定的會師地點新會，也沒有在廣東沿海地區採取過任何像樣的軍事行動。如果同清方對照一下，新會清軍的負隅頑抗是由於他們可以指望廣州平、靖二藩的救援；平、靖二藩的敢於「刻期進剿」是因為他們相信清廷所派援軍肯定會到來。平、靖兩藩軍隊在三水等了整整一個月，終於盼來了長途跋涉的靖南將軍朱馬喇所統援軍；直到清方大軍雲集之時，李定國卻始終沒有得到鄭成功一兵一卒的支持。新會之戰，一敗塗地，完全是人謀不臧。我們至今不清楚鄭成功對林察、周瑞等人面授了何種機宜，但從十月出師，次年五月返回，歷時半載毫無動靜，總是一件離奇的事。《台灣外紀》卷之四記林察、周瑞返回廈門時提到這支「舟師次虎頭門，偵知李定國戰敗，梧州失守，不敢進兵，還師」[13]。按時間推算，鄭氏舟師到虎頭門已在順治十二年。鄭成功在舟師返回之後責備林察、周瑞等：「勤王入援，君命原無俟駕，逗留觀望而回，朝典何爾等合心畏避，當盡正罪。」結果，周瑞「削職奪爵，解其兵柄，永不敘用」；林察等人降級有差。在給李定國的信里，鄭成功寫道：「客歲蘧使遙來，同仇同袍之訂，甚符夙心，用是敿干敹胄，大集樓船，方刻程期，而敝員李景復以台命至，展讀再四，知殿下內急群父之憂，外切仇讎之痛，不佞恨不能征帆倏忽，直掃珠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輿。詎意船師未到，而大師已先班數日。有貴部官兵自粵來投者，細訊其故，蓋以驕兵致挫。勝負兵家之常，不足深憂。但敝船逗留，既不能先期會師，又不能奮圖後援，實與有罪焉。已將水陸各將，審定功罪，乃知依違不前者，閩安侯周瑞，已重行綑（捆）責，革職閒住，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鄭成功治軍之嚴，在歷史上是很著名的。順治十一年能否實現東西合擊，奏捷五羊，直接關聯著永曆朝廷的前途，是非同小可的一次重大戰略性計劃。鄭成功作為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統帥絕不至於看不到這一點。他在信中先批評李定國「驕兵致挫」；接著又用「勝負兵家之常」把關鍵性戰略意圖未能實現比附於一般性戰役的勝負；然後才談到自己的舟師「逗留」「依違」也應分擔責任，輕輕發落了事。這種處理和表達方式，多少流露了南征舟師是按照鄭成功本人的意志行事的。

  上面列舉的事實，似乎可以引申出一個結論：鄭成功內心裡是不願意同李定國會師的。如果全面考察一下鄭成功的政治軍事生涯，那麼我們也許可以說他是福建沿海地區一部分中國人結成的一股經濟、政治、軍事力量的首領。在他心目中，維護自己這個集團的利益高於其他事業。只是由於自身力量不夠強大，不得不在南明和清之間做出選擇，條件是保持自己相對的獨立性，不受制於人。在明、清兩大陣營之間，誰能保證他享有這種地位，他就站在哪一邊。

  人們一直認為鄭成功既是抗清的民族英雄，又是收復台灣的民族英雄，這無疑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是，不應過分地渲染鄭成功抗清的動機是為了扶明。清廷想以武力征服或高官顯爵為手段達到制服他的目的，這兩者也都是鄭成功所不能接受的。同清方多次「和議」均告破裂原因在實際行使「主權」上存在嚴重的分歧。順治十年八月，鄭成功在給其父鄭芝龍的信中寫道：「夫沿海地方，我所固有者也；東西洋餉，我所自生自殖者也；進戰退守，綽綽餘裕，其肯以坐享者反而受制於人乎？」次年九月，他給二弟渡舍（鄭世忠）的信中說：「夫虎豹生於深山，百物懼焉；一入檻阱之中，搖尾而乞憐者，自知其不足以制之也。夫鳳凰翱翔於千仞之上，悠悠乎宇宙之間任其縱橫而所之者，超超然脫乎世俗之外者也。兄名聞華夷矣，用兵老矣，豈有舍鳳凰而就虎豹者哉！」[14]他甚至說過這樣的話：「清朝若能信兒言，則為清人；果不信兒言，則為臣而已。」可見，在對待清朝的態度上，鄭成功同以恢復明為己任的張煌言、李定國等人是有區別的，他的始終抗清是因為清軍大兵壓境，絕不允許他做一隻「縱橫而所之」的「鳳凰」。

  對於南明永曆朝廷，鄭成功雖然奉為「正朔」，但他僅足於「遙奉」而已。如果同李定國會師順利，出現了兵連一體，地成一片的局面，對於永曆朝廷的復興固然是極其有利的；可是，鄭成功「不受制於人」的地位就很難繼續保持下去。因為他在名義上承認永曆皇帝是天下共主，當各處一隅時他可以「承制」獨斷專行；隔絕的局面一旦改變，他不秉承於朝廷就難逃僭越之嫌。更重要的是，他在聲望和實力上都略遜於李定國，而定國同永曆朝廷的關係又比他更密切，這些因素都必然在鄭成功的腦海中翻滾，影響著他的權衡決策。總之，鄭成功對永曆朝廷存在一種矛盾心理，一方面希望依附於孫可望、李定國等部的永曆朝廷維持下去，這樣既可以牽制住相當一部分清軍，減輕自己所受壓力，又可以賦予自己所從事的事業以合法性；另一方面，他並不願意讓永曆朝廷實際管轄到自己頭上。這種心情體現在行動上，就是他同永曆朝廷和李定國等人疏、詔、書信往返不絕。他的抗清鬥爭客觀上拖住了清朝很大一部分力量，從而延續了永曆朝廷和西南抗清武裝存在的時間。但是，他對於配合李定國殲滅廣東清軍以及必然隨之而來的收復福建等地，始終持消極態度。

  指出這一點，毫無貶低鄭成功歷史功績的意思。因為現代中國學者沒有必要站在朱明王朝或是清王朝的立場上來判斷是非。清朝初年中國大地上湧現出的眾多的抗清志士，如李定國、鄭成功、李來亨、瞿式耜、王興、閻應元等來自社會各種集團的人物，所做出的艱苦卓絕的抗清鬥爭，都打擊了入關初期清朝統治集團的驕狂氣焰，迫使他們調整自己的政策，對於歷史的進展起了積極作用。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祖國領土台灣，則是鄭成功一生中最光彩的一頁。這也是其他抗清英雄難以望其項背的。

  （原載於《鄭成功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145頁）

  [1]　九龍真逸：《勝朝粵東遺民錄》卷一《鄧耀傳》。

  [2]　連城璧：《蹇愚錄》卷一《乙未六月疏》。

  [3]　連城璧：《蹇愚錄》卷一《丙申七月疏》。

  [4]　《平南王元功垂範》卷上。

  [5]　順治十一年八月清廣東巡撫李棲鳳為塘報西逆情形事揭帖，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6輯。

  [6]　光緒《新寧縣誌》卷十四《事紀略》下。

  [7]　陳舜系：《亂離見聞錄》。

  [8]　嘉慶《茂名縣誌》卷十九《雜記》。

  [9]　連城璧：《蹇愚錄》卷一《甲午正月十三日疏》。

  [10]　楊英：《先王實錄》。

  [11]　楊英：《先王實錄》。

  [12]　《明清史料》丁編，第十本，第106頁。

  [13]　據胡宗憲主持修撰的《籌海圖編》卷一和卷三所記，可知虎頭門即今廣州虎門。

  [14]　楊英：《先王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