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抗清聯合陣營的形成

  多爾袞等滿洲貴族在占領西安和南京以後，立即躊躇滿志，認為無論是農民軍還是南方漢族地主政權都不堪一擊，江南可以傳檄而定了。順治二年閏六月，清廷派出洪承疇、吳惟華、孫之獬、黃熙允、江禹緒、丁之龍分別招撫江南、廣東、江西、福建、湖廣、雲貴，妄圖不費一兵一卒實現統治全國的野心。然而，他們的如意算盤卻被無情的事實打得粉碎。南方各地以農民軍為主體，紛紛揭起了抗清的義旗，從此開始了農民軍聯合南明共同抗清的新時期。

  抗清聯合陣營的形成是國內民族矛盾上升，漢族地主階級分化出抗清派的結果。在這之前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獨立地承擔了抗擊清兵的全部重任。1645年初，大順農民軍因陝西門戶潼關失守，被迫放棄西安，退入河南、湖北，在連續幾次抗擊清軍追擊的戰鬥中都遭到挫折。這年的五月初大順軍領袖李自成在湖北通山縣九宮山下受到地主武裝的突然襲擊，不幸壯烈犧牲。李自成的犧牲使大順軍一時處於群龍無首的境地，部將中出現了嚴重的思想混亂。有的將領如田見秀、吳汝義、郝搖旗等人甚至向清軍具稟納降。正是在這種失去了自己的領袖，又喪失了全部後方基地的情況下，大順軍的傑出將領李過（李錦）和高一功決定聯合南明隆武政權共同抗清。

  以明唐王朱聿鍵為首的隆武朝廷在建立的時間上距離弘光的覆滅不過一個月，但這兩個政權在政策上卻有明顯的不同。這不僅是因為朱聿鍵是位具有民族氣節、勵精圖治的政治家，更重要的是他出任監國的時候已經是「清逼武林，人無固志。賊臣有屈膝之議，舉國同蒙而之羞」[63]，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隆武政權一建立就改弦易轍，以抵禦滿洲貴族的進犯、恢復漢族地主階級政權作為政策的基石。這點在朱聿鍵所封勛臣名號上也有明顯的反映，如鄭芝龍晉封為平夷侯、鄭鴻逵晉封為定清侯、方國安為靖夷伯、黃蜚為靖虜伯、黃斌卿為肅虜伯，等等。七月初六日，朱聿鍵下令誅殺清使馬得廠。同日敕諭文武臣民曰：「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彝污我宗廟，害我子孫，淫掠薙頭，如在水火。朕今誅清使、旌忠臣外，誓擇於八月十八日午時，朕親統御營中軍平彝侯鄭芝龍、御營左先鋒定清侯鄭鴻逵統率六師，御駕親征。」[64]同書還記隆武「敕下閣部大臣及府州縣各官屬：凡有清字，俱去其點，概用青字」。書的作者在這條下注曰：「以清國號大清，上不特惡其人，亦且不欲見其字。雪恥復仇之意，於茲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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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武皇帝豎起抗清大旗，固然是為了恢復以朱明王朝為代表的漢族地主階級政權，但是他的誓死抗清客觀上符合了當時廣大漢族人民的願望。儘管在他發布的詔諭里對農民軍仍多有誣衊，但形勢已迫使他由弘光朝廷的奉行聯合清兵鎮壓農民起義的政策改為爭取農民軍共同抗清的政策。當農民軍同何騰蛟、堵胤錫達成合營抗清的協議時，朱聿鍵欣喜欲狂，一再加以獎諭，給大順軍將領李過、郝搖旗等封爵授官。李自成的妻子高氏由於支持李過聯明抗清，隆武帝、後也大加讚賞。同時他還敕諭正在四川的閣部王應熊「善視搖黃諸寇」，「俾為我用」，力圖把農民軍納入他重建漢族地主階級統治的軌道。

  史籍中關於聯合抗清陣營形成的記載，大抵出自以南明為正統的封建文人之手，對歷史的真相做了許多歪曲的描寫。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農民軍方面以大局為重提出聯合抗清說成「降」明。這就把此後20年抗清鬥爭的主力——農民軍貶到了為朱家王朝效命的配角地位。誠然，在大順軍領袖李自成和大西軍領袖張獻忠犧牲以後，除大西軍的孫可望曾經一度自稱國主、立號興朝以外，農民軍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考慮到明室在漢族人民中的影響而決定以擁明抗清作為號召手段，農民軍的將領也接受了隆武、永曆朝廷的封爵和官職。但是，透過封建文人的歪曲描寫，我們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農民軍不僅是抗清鬥爭的主力，而且在聯合明室中始終相對地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特別是在後期由於南明所屬的一些雜牌「官軍」相繼降清，抗清的重任基本上是由農民軍獨臂支持的，朱家皇帝徒具虛名，軍政大權都掌握在農民軍將領手中。至於農民軍始終沒有放下「扶明」的旗幟，只是因為自己的享有盛名、曾經稱帝建號的領袖業已犧牲，而南明隆武以後的幾個小朝廷在群眾中既有一定影響又表示願意共同抗清的緣故。

  聯合抗清首先是農民軍方面提出來的。王夫之的《永曆實錄》中記載，大順軍在李自成犧牲後聽說「南京立天子，欲歸附不知所介紹。擒田野民問之，乃知何騰蛟為楚撫，遂欲因騰蛟降。顧因緣無由得達。方騰蛟之棄左軍而逸也，從九江斜走瑞州，由萬載入湖南，亦不知賊渡江事。猝聞平江、瀏陽間有賊野掠，意為土寇，遣長沙知府周二南帥黃朝宣部兵二千人往擊之。過、一功既欲降，無格鬥志，按兵徐返。二南誤以為怯，麾兵進薄其營，刃數賊。賊乃合戰。俄頃披靡，二南墜馬死之。賊追潰卒，呼欲與通語，皆益喪精魄，騖走歸長沙。騰蛟知為大賊，惴惴唯嬰城守。過等斂兵，不欲迫長沙，執土人，縱之詣騰蛟所道意，土人得釋即走，亦不為通。久之，稍傳聞至騰蛟所。騰蛟乃募人持白牌齎手書往。過等大喜，遂舉軍降」[65]。

  明清之際的一個封建文人汪輝根據親身見聞記載了大順軍同南明達成聯合抗清協議的情況。他說：「闖賊後營一隻虎並一十三家高必正、李赤心、田、劉、黨、塔、郝、酆、李、白等自興國、大冶焚殺至平江、瀏陽大路，東西數十里。……何公遣人招安，皆被殺。後以鄭公福、汪伯立前往，改招安二字為合營，乃允從而遵節制。」[66]這裡所說李過、高一功等大順軍將領斷然拒絕何騰蛟的招安，經過談判，在合營的名義下共同抗清，是值得重視的。它有力地駁斥了許多封建史家關於農民軍降明的讕言，保存了歷史的真相。

  大西軍由於情況特殊，參加聯明抗清比較晚。張獻忠犧牲以後，大西軍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艾能奇率領下，南下重慶，經貴州轉入雲南。在雲南期間，大西軍建立了比較穩固的農民政權（雖然開始了向封建政權的轉化）。這個所謂的「四將軍」政權由於僻處一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同清和南明這兩個政權都沒有什麼來往。可是到了1650年，孫可望、李定國等人終於參加了抗清的行列，改奉永曆年號了。這段過程由於史料蕪雜，眾說紛紜，很難對某些具體情節的真偽做出判斷。但是，在應否實行聯明抗清的策略這個關鍵問題上，仍然可以從當時的形勢做出正確的答覆。當時總的形勢是，清廷已經控制了全國絕大部分地區，李成棟、金聲桓、姜瓖雖反正但也很快兵敗身亡，永曆小朝廷除了在漢族人士當中還有一點號召力，並有一小塊地盤以外，已經沒有實力來同清廷相抗衡。而永曆朝廷一旦覆亡，清王朝的下一步棋必然是傾注全力征伐大西軍控制的雲南和大順軍餘部據守的川鄂交界地區。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孫可望、李定國等大西軍將領還是永曆朝廷中的有識之士都是看得很清楚的。正是由於在根本利害上有一致之處，繼大順軍聯明抗清之後，又出現了大西軍的聯明抗清。這次的聯合行動依然是農民軍方面首先提出來的。孫可望派楊畏知帶給永曆的奏疏中就說，「今之奏請為聯合恢剿之意，原非有意以求封爵」[67]。這說明那種把大西軍主動提出聯明抗清說成是孫可望為了取得封號藉以挾制其他將領，並不妥當。

  在一些論著里談到農民軍聯明抗清的時候，往往誇大了農民軍受地主階級影響這一消極方面。它們常常指責農民軍由聯明墮落為保明，因而阻礙了農民軍獨立自主地展開抗清鬥爭。對於這種提法，需要加以分析。我們既要看到聯明抗清之後，一部分農民軍將領確實滋長了忠君思想，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捲入南明統治集團內部的派系鬥爭。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這種情況畢竟是有限的。就實質而言，農民軍在抗清聯合陣營中始終起著主導的作用，正是他們支撐並推動了南明朝廷的堅持抗清。

  馬克思說過：「在政治上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結成聯盟，只是必須肯定，是你領著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領著你走。」[68]在抗清聯合陣營中，與其說是農民軍秉承朝廷的旨意行動，不如說是南明朝廷看農民軍的臉色行事。永曆朝大學士瞿式耜在永曆二年（1648）談到大順軍餘部時說：「以天子之尊而不敢一觸其凶威，脅之東則東，脅之西則西。彼時時以甲申燕京之事橫在胸中，目中且無共主，又何有於大僚？」[69]至於大西軍在聯明抗清期間同永曆朝廷的關係是人們都非常熟悉的。孫可望掌權時不僅對包括大學士在內的朝廷官員「誅殺任意，一時廷臣皆收為腹心」[70]，連永曆皇帝也實際上是被軟禁於安龍，即史籍所說「王自入黔，無尺土一民」[71]。孫可望任命的安龍府知府范應旭在造冊登記皇室開支時竟提筆直書曰：「皇帝一員、后妃幾口，月支銀米若干。」[72]這種近於笑談的舉動很能說明永曆帝當時的處境。李定國柄政以後，對朝廷比較尊重，但也僅限於禮節上，實際是朝廷「事權專歸定國」[73]。他在後期為挽救永曆免於覆亡所做的種種努力，不能僅僅用「保明」「忠君」來解釋，而應當考慮到當時的形勢。在東南的鄭成功部和夔東的十三家等抗清力量以及相當一部分漢族人士心目中，永曆朝廷是同清廷相抗衡的一面旗幟，是復興漢族政權的一個象徵。它的存亡很自然地為各方面（包括清廷）所矚目。應當承認，李定國在挽救永曆朝廷所做的努力和在永曆朝廷覆亡後表現的痛心，除了有忠君思想以外，更重要的是出於戰略考慮。

  在抗清聯合陣營中，農民軍保持了自己相對的獨立性，是個不容抹殺的事實。史籍記載，在實現了聯明抗清以後，直到永曆年間大順軍仍然在「營中稱高氏為太后，及具疏稱自成為先帝」。明督師閣部堵胤錫「皆隱忍聽之，不以上聞。且請封為興國，高氏弟必正輩封伯者十餘人」[74]。無獨有偶，孫可望等大西軍餘部在聯明以後仍然修撰了大西「國史」，「稱張獻忠為太祖高皇帝，作太祖本紀。比崇禎為桀紂」[75]。這些都說明農民軍在聯合明室的過程中並沒有忘記自己的革命傳統。特別是在後期，大順軍餘部目睹永曆朝廷的內部紛爭、萎靡不振，更毅然率部北上，在湖北、四川交界地區獨立地開闢了抗清鬥爭的基地，除了在戰略上起著牽制清軍、相互支援的作用以外，基本上擺脫了永曆朝廷的消極影響。

  正是由於滿洲貴族推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壓迫政策使民族矛盾激化為主要矛盾，農民軍聯合願意抗清的漢族地主階級政權才顯示出其正義性而無可非議。事實證明只是在聯明抗清陣營形成以後，農民軍才避免了兩線作戰，就大順軍來說總算有了一個可以依託的後方。這就為有效地打擊滿洲貴族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人們都知道，在1644年和1645年大順軍、大西軍以及南明政權都曾經同清軍正面作戰，但從來沒有取得重大戰果。其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重要原因之一是漢族內部的鬥爭分散了抗清的力量。在抗清聯合陣營形成以後，不僅完全改變了弘光朝廷望風而潰的局面，大順軍和大西軍都曾屢次告捷，顯示出抗清以來前所未有的活力。永曆二年冬，李錦、高一功等率領忠貞營反攻湖南，連克常德、益陽、湘潭、湘鄉、衡山等縣，兵鋒直抵長沙。瞿式耜飛報「恢復大捷」，何騰蛟認為此舉「中興大局，始有根腳」。永曆帝也大為高興，讚揚「李赤心、高必正等雄冠諸軍」[76]。永曆六年（1652）李定國揮戈東向，於七月初四日攻克清軍重鎮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兵敗自殺。李定國部乘勝挺進湖南，在衡州大敗清定遠大將軍敬謹親王尼堪所統滿兵，尼堪也被擊斃，取得了抗清鬥爭的輝煌勝利。時人黃宗羲高度評價了李定國部的戰績，他說：「逮夫李定國桂林、衡州之戰，兩蹶名王，天下震動，此萬曆戊午（指萬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77]連順治皇帝也不禁慨嘆地說：「我朝用兵，從無此失。」[78]與此同時，劉文秀、王復臣率領的另一支大西軍由黔入川也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蜀人聞大軍至，多響應。於是重慶、敘府諸府縣次第皆復。吳三桂迎戰輒敗，斂軍以奔，趨保保寧。」[79]清定西將軍固山額真墨爾根侍衛李國翰嚇得魂不附體，「決意去蜀」[80]。就在面臨收復整個四川的大好形勢下，劉文秀驕傲了起來，拒絕採納王復臣的正確意見，被吳三桂抓到弱點反守為攻，保寧之戰終告失敗。吳三桂在僥倖取勝後仍然心有餘悸，說「生平未嘗見如此勁敵」[81]。事實告訴我們，農民軍在抗清鬥爭中取得的幾次重大勝利都是在聯明以後。它雄辯地證明，當整個民族處於危難之時，貴在團結。農民軍的英雄們用自己在抗清鬥爭中創建的豐功偉績宣告了聯明抗清策略是當時唯一正確的策略。那種藉口南明政權腐朽，指責農民軍聯明抗清的說法，實際上是要求大順軍餘部和大西軍餘部展開兩線作戰，八方出擊，這在當時條件下只能導致農民軍自身更加孤立，從而加速抗清鬥爭的失敗。

  以農民軍為主力的南明抗清並不是孤立的地區性活動。清朝初年，抗清和反清活動幾乎遍布全國。早在順治二年八月，清廷上諭中就說：「近來土賊竊發，民不聊生，如直隸順德府，山東濟南府、德州、臨清州，江北徐州，山西潞安府、平陽府、蒲州八處，著滿洲統兵駐紮，務期剿撫得宜，以安百姓。」[82]至於鄭成功等人在東南沿海一帶的抗清義師更是名震一時，有力地配合了農民軍的抗清鬥爭。在降清的漢族官員當中也不斷發生叛清歸明事件。如大同總兵姜瓖的叛清幾乎席捲了整個山西；江西提督金聲桓的叛清使江西全省為之改觀；廣東提督李成棟的叛清更使南方局勢為之一變。連被解除了兵柄潦倒於北京的劉澤清等人也不甘寂寞，秘密策劃反清活動。再考慮到各地心懷故主、對清王朝進行消極抵制的遺民數量之多，我們對於清初社會矛盾的總體不難形成一個明確的概念：民族矛盾是當時的主要矛盾。清兵進關以前漢族內部地主階級同農民階級之間的殊死搏鬥，在清初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業已下降為次要矛盾。正因為如此，才可能出現農民軍同南明地主階級的聯合抗清。否認民族矛盾在清初曾經一度上升為主要矛盾，勢必難以對農民軍聯明抗清的正義性和歷史意義做出符合實際的肯定評價。按照這種觀點，必然引申出農民軍無非是支持一個地主階級政權反對另一個地主階級政權的結論，甚至在清王朝已占絕對優勢時還有阻礙祖國統一之嫌。顯然，這種觀點是不符合當時的歷史情況的，也是我們所難以同意的。本文在探討清初社會主要矛盾是什麼以及農民軍採取聯明抗清的策略究竟正確與否的時候，絲毫沒有忽視南明政權內部的腐朽，也無意於掩蓋農民軍某些領袖人物有處置不當之處。僅僅由於題目的限制，才沒有在這方面展開論述。20年刀光劍影的生死搏鬥中積累起來的經驗和教訓是十分豐富的，直到現在仍然值得我們去總結和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