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第一節 基本國策——「借虜平寇」

  對於清初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史學界有不同意見。有的人認為從清兵入關占領北京起，民族矛盾就成了主要矛盾；也有人認為由明至清階級矛盾一直處於主要地位。這些看法很值得商榷。因為如果認為階級矛盾始終是主要矛盾，那就不能正確解釋為時二十年左右仁人志士的抗清運動，更不能公正評價大順、大西農民軍聯明抗清的正義性。而認為清軍入關就標誌著民族矛盾已經成為主要矛盾，顯然不符合事實。甲申五月，無論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清廷，還是在南京繼統的弘光朝廷，都把大順農民軍視為死敵。直到清兵南下，弘光朝廷覆亡，清廷推行一系列民族征服、民族壓迫政策，民族矛盾才上升為主要矛盾。[1]

  在弘光立國的一年時間裡，特別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幾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滿洲貴族兵力掃滅「流寇」的美夢中。可以說「聯虜平寇」（或稱「借虜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國策。奉行這一國策的背景已見上述。但是，還有必要指出它的基本思想有其歷史淵源。崇禎年間，楊嗣昌任兵部尚書和大學士，深知朝廷兵力、財力不足以支持兩線作戰，曾經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建議[2]，具體內容是同清方達成和議，每年輸送白銀、緞帛等物，清方以少量人參、貂皮之類回報，實行互市；然後集中兵力掃除「流寇」。這在當時是迫不得已的辦法，但並沒有藉助清方兵力對付義軍的意思。隨著整個局勢的惡化，一些幕僚人士開始從總結歷史經驗出發，考慮借用北方少數民族兵力共同鎮壓漢族內部的農民起義。茅元儀寫的《平巢事跡考》[3]和姚康撰《太白劍》[4]都是以唐朝末年平定黃巢起義作為借鑑，替執政大臣出謀劃策。這兩本小冊子毫無學術價值，編纂的目的是借古喻今。茅元儀曾在大學士孫承宗幕中任職，姚康則曾充任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的幕僚。他們以唐朝平定黃巢起義為題目著書立論，用意是借歷史經驗說明唐朝平定像黃巢起義這樣大規模的農民反抗，光靠有郭子儀、李光弼這樣的大將不夠，還需要借用李克用的沙陀兵，招降像朱溫這類義軍叛徒，才有中興之望。

  弘光朝廷建立的時候，正值吳三桂降清，聯兵擊敗大順軍，占領北京。弘光君臣由於情報不明，對吳三桂同清朝的關係並不清楚，以為是吳三桂借清兵擊敗了「闖賊」，收復神京，一個個興高采烈，稱之為「功在社稷」的「義舉」[5]。五月二十七日，大學士馬士英疏「陳恢復大計」說：「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粟可挽，有金聲桓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曾使款奴。昔下策，今上策也。當咨送督輔以備驅使。」[6]次日，弘光朝廷即決定「封關門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為薊國公，給誥券、祿米，發銀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齎送」[7]。大學士王鐸起草的加封賞齎吳三桂、黎玉田的敕諭頗能說明問題。在《敕諭破賊總兵官》一文中寫道：「聞爾星統關兵大挫賊銳……是用晉爾侯世爵，加坐蟒一襲，紵絲八表里，銀二百兩，示寵異也。又爾部下士卒蓐食未飽，已令海上運漕十萬石、銀五萬兩接濟犒勞……」[8]在《敕諭遼東巡撫黎玉田》文中寫道：「茲特晉爾秩為兵部尚書，加賞紵絲十八端，銀一百兩，示旌也。且令漕米接濟……」[9]王鐸入閣在六月間，弘光君臣還不知道吳三桂四月下旬已經投降清朝被封為平西王；而黎玉田投降了李自成，這時正任大順政權四川節度使，根本沒有同吳三桂一道勾引清兵。弘光朝廷的消息不靈，於此可見。

  人們常常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給史可法和馬士英描繪成截然不同的臉譜。事實卻表明，史可法與馬士英之間的差異比後來的許多史學家想像的要小得多。他們兩人的品質高下主要是在個人操守方面，而在基本政策上並沒有多大分歧，都是「聯虜平寇」方針的贊決者。正是這一方針導致了弘光政權的土崩瓦解。史可法在甲申六月間上疏道：

  先帝以聖明之主，遘變非常，即梟逆闖之頭，不足紓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莫逾於辦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從旁有牽我者，則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從旁有助我者，則寇之勢弱。近遼鎮吳三桂殺賊十餘萬，追至晉界而還。或雲假虜以破賊，或雲借虜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審孰是？然以理籌度，此時畿輔之間必為虜有。但虜既能殺賊，即是為我復仇。予以義名，因其順勢，先國讎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強，而盡殲醜類，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數也。前見臣同官馬士英已籌及此。事期速舉，講戒需遲。今胡馬闖（聞）已南來，而凶寇又將東突，未見廟堂之下，議定遣何官，用何敕，辦何銀幣，派何從人？議論徒多，光陰易過。萬一虜至河上，然後遣行，是虜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虜有圖我之志，而我反迎之。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輕者先帝之仇恥，既示我弱，益長虜驕，不益嘆中國之無人，而北伐之無望邪！伏乞敕下兵部，會集廷臣，既定應遣文武之人，或徑達虜主（指順治帝），或先通九酋（指清攝政王多爾袞）。應用敕書，速行撰擬，應用銀幣，速行置辦。並隨行官役若干名數，應給若干廩費，一併料理完備。定於月內起行，庶款虜不為無名，滅寇在此一舉矣。[10]

  左都御史劉宗周六月間也上疏建議「亟馳一介，間道北進，或檄燕中父老，或起塞上夷王……苟仿包胥之義，雖逆賊未始無良心」[11]。總之，吳三桂的引狼入室，在弘光朝廷決策大臣中無不認為是一大快事，都主張應該儘早同吳三桂取得聯繫，借清軍之力共滅「流寇」。

  當朝廷大佬沉浸於「借虜平寇」的幻想中時，個別中下級官員反而比較有遠見，主張應以自強為主。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上疏道：「今日江左形勢視之晉、宋更為艱難，肩背腹心，三面受敵。」他要求朝廷既須「念先帝、先後殉社稷之烈」，又應「念三百年生養黔黎盡為被髮左衽」，「斷宜以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守御必不堅」。他對形勢的分析是：「近傳闖渠授首，未可輕信。賊計甚狡，必亡走入秦，度暑必盡銳而出，與獻賊合，睥睨長江。……又聞虜踞宮闕，動搖山東。而當國大臣倉惶罔措，但紹述陋說，損威屈體，隳天下忠臣義士之氣，臣竊羞之，臣切痛之。」「失今不治，轉弭秋高，虜必控弦南指，飲馬長、淮；而賊又馳突荊襄，順流東下。瓦解已成，噬臍何及？」[12]章正宸指責當國大臣紹述的「陋說」是指崇禎年間兵部尚書陳新甲主持的同滿洲貴族和談；他不贊成把清軍看成義師，相反指出有披髮左衽的危險。六月，給事中馬嘉植上言：「今日可憂者，乞師突厥，召兵契丹，自昔為患。及今不備，萬一飲馬長、淮，侈功邀賞，將來亦何辭於虜？」[13]

  七月上旬，弘光朝廷召集群臣討論派遣使臣同清方聯絡事宜。兵科給事中陳子龍參與了集議，又經過弘光帝召對後，感到當國大臣「求好太急」，乃以「通敵實出權宜，自強乃為本計，懇乞嚴諭使臣無傷國體，更祈大誡疆臣急修武備事」上疏言事。疏中說：「自東敵逆節，兵帑不解幾三十年，中國虛耗，實為禍本。但以運逢百六，寓宅東南，國家事力難支兩敵，而東敵會師殺賊，為我報仇，雖蓄謀難測，而執詞甚正。因之通好，少紓目前，以便併力於西，此亦謀國之苦心也。……以臣愚計，是行也，所授詞於使臣者，第雲彼以好來，我故以金帛報謝其酋長，犒勞其士卒，以見中朝之有禮；許之互市，以中其所須，使其馬首不亟南可已。若夫地界、歲幣等事或因遘機會有利國家是在大夫出疆之義耳，似不宜求好之太急也。……祖宗之地誠尺寸不可與人，然從來開疆闢土，必當以兵力取之，未聞求而可得者也。……若夫約敵滅賊以報不共戴天之仇，如唐人用回紇之師，事誠有之，然必中國自有信臣精卒如李、郭之將，朔方、隴右之兵而後可。若專恃他人之力，如宋人借金以滅遼，借元以滅金，則益其疾耳。」接著，他建議朝廷：「密敕諸將奮同仇之氣，大整師徒。俟冬春之間，敵騎牽制於三晉，我則移淮泗之師以向俟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關，令川漢之將聯絡莊浪甘寧之義旅，或攻其脅，或拊其背，使敵當其一面，而我當其三面，不特逆賊可以一舉盪滅，而大功不全出於敵，則中國之威靈震而和好可久矣。」[14]

  章正宸、陳子龍等主張的自強之道，在弘光朝廷上全然行不通。原因是朱由崧登上帝位靠的是聯絡四鎮，四鎮既以「定策」封爵，已無進取之心，朝廷內部的紛爭又造成文武大臣顧不上妥善經營北方事務。

  弘光朝廷初建之時，大順軍在西面占領著湖北襄陽、荊州、德安、承天四府，東面進迫淮河流域，史可法、馬士英等人針對當時的情況做出的軍事部署是扼守武昌至南直隸一帶。隨著清兵占領畿輔，大順軍西撤，全國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山東和河南東部一度出現歸屬莫定的局面。在三方對峙的態勢下，由於大順政權已無力東顧，這一廣袤地區就成了南明和清方爭奪的焦點。上文已經說過，畿南、山東、河南官紳發動叛亂，顛覆當地的大順政權，是以恢復明室為號召的。弘光朝廷本應乘此有利時機出兵北上，儘量擴大自己的統治區。這樣，既可以防止清軍南下，也不失為一種自強之道。然而，史可法、馬士英等弘光朝廷重臣卻裹足不前，一味株守江南。他們的內心怯弱是非常明顯的，且不說萬曆末年以來明廷在同滿洲貴族的征戰中屢遭重大失敗，一年之內的事實也表明弘光朝廷的主要軍事支柱如左良玉、高傑、劉澤清都是避戰先逃的敗軍之將，大順軍既被清軍擊敗，可知強中更有強中手。於是，他們自以為最高明的策略是不越雷池一步，免得「挑激」清軍，授以南下的口實。然後，卑詞遜禮結好於清廷，維持偏安局面。史可法、馬士英等人未必看不到南明軍隊即使不北上同清方爭奪山東、河南，清廷遲早也會南下收取魯、豫，同弘光朝廷接壤爭地。但直到覆亡前夕，他們始終抱著和談（款虜）的幻想，擺出一副謹慎可憐的樣子，企圖博得清廷的歡心。弘光朝廷這種先天的軟弱性，使清廷不費吹灰之力輕易接管了黃河中下游大批州縣。這些地區的許多官紳得不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護，被迫歸附清朝。

  

  時人張怡是在清軍進入北京以後南下的，他途中看到的情景是：「過德州界，一路鄉勇團結，以滅賊扶明為幟，所在皆然。至濟南，回兵數千自相糾合，隊伍整肅，器械精好。浚河置榷，凡舟必盤詰乃得過。即以所浚之土堆集兩岸，僅容步，不可騎。而沿河民家塞向墐戶，留一竇以通出入，防守頗嚴。引領南師，如望時雨。既聞弘光登極，史公督師，無不踴躍思郊。每遇南來客旅，輒訊督師閣部所至。使斯時乘其銳而用之，數十萬義士因糧於眾，人自為戰，大功可立也。日復一日，坐失事機，灰忠義之心，隳朝食之氣，謀之不臧，土崩瓦解，伊誰咎哉！」[15]參與濟寧、兗州、濟南反叛大順、恢復明政權的鄭與僑在《倡義記》中寫道：「是役也，當四海無主之日，前無所依，後無所憑，只以紳衿忠憤、鄉勇血誠，遂使大憝立剪，名義以新。無奈江南諸執政鼠斗穴中，虎逸柙外，置李賊不共戴天之仇於不問，可勝嘆哉！」[16]張怡、鄭與僑痛斥了史可法、馬士英不顧民族大義，頓兵不進，坐看國土淪喪的卑怯行徑。實際上這正是弘光朝廷自以為得計的坐山觀虎鬥，避免引火燒身的退讓政策必然導致的結果。上自朱由崧、史可法、馬士英，下至南明地方官僚，當時都是以大順政權為賊，視清方為友，存在一種強烈的感激清方、畏懼清方的混合心理。

  在弘光朝廷的影響下，黃河流域明朝官員顛覆大順地方政權以後，表現出來的彷徨失所，兵部職方司監軍贊理主事凌的態度具有典型意義。他參與朱帥等人擒殺山東等地大順官員時，以明臣自居；朱帥投降清朝以後他也暈頭轉向地跟著清廷委派的官員瞎忙，自告奮勇招撫兩河（指今河南省）。八月初二日，清招撫山東、河南等處右侍郎王鰲永向清廷奏報：「原任監軍兵部職方司主事凌才猷博大，動合機宜，招撫兩河事本官一力肩承，祈量改兵垣職銜，以便行事。」同月十三日多爾袞令旨批准「凌改授兵科給事中」[17]。八月二十九日凌給清廷上疏，年號稱順治元年，用的卻是明朝授予的原銜和漢字官印[18]；到九月十二日，他改用清廷授予的「招撫河南等處地方兵科給事中」官銜，上鈐滿漢合璧關防[19]。與此同時他又給南明弘光朝廷不斷報告軍情[20]。後來清軍南下，凌才恍然大悟，堅決反清，在河南歸德府被殺[21]。他在那段時間裡忽清忽明、亦清亦明的異常表現並不是他本人想左右逢源，而是深受弘光君臣奉行的「聯虜平寇」政策的影響。甲申九月十一日，弘光朝廷「命巡按御史凌便宜聯絡北直、河南鄉紳義士」，凌上言道：「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然使彼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恐亦無以服彼心而伸我論。為今日計，或暫假便宜，權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為西伐，實作東防。俟逆賊已平，國勢已立，然後徐圖處置。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並力南向，其禍必中江淮矣。……夫有山東，然後有畿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淮，不若以兩淮之餉守東。伏望皇上擇一不辱命之使臣，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宣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22]這說明凌內心裡是向著弘光朝廷的。問題是包括史可法在內的南明君臣一味苟且偷安，以坐山觀虎鬥為上策，不願派兵北上。

  弘光朝廷在大順軍西撤後，對山東等地只做了一些表面文章。如五月十一日山東濟寧官紳叛殺大順政權官員，「傳檄各路，號召忠義，一路由沂州達登萊，一路由濟南達天津，一路由臨清達河朔，一路由宿、徐達淮陽，一路由曹、單達潁、壽，以潁州守任民育濟（寧）人也。民育見檄遣諸生李道生齎至南都。督輔史公手札褒獎」[23]。弘光朝廷於六月間任命王燮為山東巡撫[24]，丘磊為山東總兵；八月「命原任薊督王永吉戴罪總督山東軍務，仍同陳洪範等料理酬北事宜」[25]，十月十三日「馬士英奏賜永吉鬥牛服，以隆接待北使之體」[26]；九月十六日又任命王溁為登萊東江等處巡撫[27]。似乎弘光君臣並沒有忘記山東，問題是沒有武力做後盾，委任的方面大員根本不敢赴任，朝廷雖一再催促也無濟於事[28]。李清記：「王齊撫燮、王東撫溁辭朝後，皆恇怯不行，觀望淮上。雖疏糾旨催，充耳而已。予言於馬輔士英，謂國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我憒憒。」[29]檔案材料表明，弘光任命的巡撫、總兵僅派了幾個使者進入山東清軍未到的地方頒詔、遣牌，虛應故事就萬事大吉。七月，清招撫山東、河南侍郎王鰲永給內院的啟本中說：「南都情形昨有小疏入告，不知當作何方略？昨丘磊有遣牌系山東總兵，遣牌至濟南繳。又聞有李中書齎捧哀詔沿河而來。」[30]同月二十四日清山東巡撫方大猷啟本中說：「目下大兵已西，而江南傳喜詔之官已封識濟寧之庫藏而去。」這種類似兒戲的舉動適足以示弱，清廷隨即命令方大猷將「濟寧庫藏……速行察解」[31]。八月初三日，原起兵反叛大順政權的濟寧知州朱光和當地鄉紳潘士良、任孔當等人因為得不到南明弘光朝廷一兵一卒的支援，終於在清委山東巡撫方大猷的招致下，歸順了清朝。[32]

  到八月間，奉使清廷的兵部左侍郎左懋第等奏：「山東人心亟可收拾。命下廷議。時吏民人自為守，撫、鎮不至，無所稟承。清人傳檄責郡縣獻籍，漸奉遵依。識者惜之。」[33]九月二十六日史可法奏言：「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餉不進。聽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後遂為胡土。我爭之非易，虛延歲月，貽誤封疆，罪在於臣。適得北信，九陵仍設提督內臣，起罪輔馮銓，選用北人殆盡；或不忘本朝，意圖南下，逃匿無從，是河北土地、人才俱失矣。乞速詔求賢，遍諭北畿、河北、山東在籍各官及科甲貢監，但懷忠報國，及早南來，破格用之。從之。」[34]史可法的奏疏不是主張南明軍隊向北推進就地因糧用人，而是藉口鎮兵缺餉，請求皇帝發詔求賢，讓河北、山東的官紳南下，言外之意就是放棄山東、河北等地的百姓和土地。史可法節制的四鎮之一東平侯劉澤清原是山東總兵，家在山東曹縣，儘管當時清方駐山東兵力極少，清廷任命的山東巡撫方大猷在啟本中自稱「手無一兵」[35]，劉澤清並沒有趁勢收取桑梓之地。八月底，他派部將劉可成、阮應兆等率領一千多兵馬前往臨清祭祖[36]，在曹縣「殺死鄉官一十七家、百姓無算」，又在濟寧同恢復明朝的回兵打仗，以泄私憤。九月初三日搬取家眷，招兵數百名撤回淮安。[37]劉澤清的這次「出兵」山東如入無敵之境，史可法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所謂「待餉不進」、山東等地「我爭之非易」，完全是明末官場中慣用的敷衍之詞，倒是「貽誤封疆，罪在於臣」，可稱實供。明翰林院官楊士聰是山東濟寧人，他不勝感慨地寫道：「其下東省，止一人一馬，責取遵依，無不應者，積威之所劫也。及濟寧不應，亦遂慘澹而去；繼至者乃有十三人。使南中有千人之旅渡河先至，呼吸可通，二東（指明代山東、登萊二撫轄地，即今山東省）豈遂為虜有乎？」[38]

  「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39]弘光朝廷立國之初，在許多史籍中被描寫成「正人盈朝」的局面，似乎事情全壞在後來馬士英、阮大鋮結黨亂政，正人君子聯袂而去，以至於亡國。這是東林—復社人士的門戶之見。事實上，當政的文武大臣（包括史可法在內）都是一批鼠目寸光的政治侏儒。大量材料證明，他們共同的特點都是以起義農民為敵，而對多次犯中原，這時已經攘取畿輔等地的清方則一味退讓，在「借虜平寇」的如意算盤下，圍繞「定策」「逆案」「順案」爭權奪利。對他們來說，只要能保住江南這塊最肥沃的土地就足以榮家安身，黃河流域的大片疆土，數以千萬計的百姓全被忘在腦後。倒是不肯入閣的崇禎朝大學士蔣德璟旁觀者清，在疏中說：「昔唐、宋在江南時，河淮以北皆虜，故不得不偏安。今奴雛（指順治帝）方幼，諸虜爭權，河淮之北，奴騎不到。而闖寇聞亦久奔，間有一二逃將士兵假名行劫而已。中原士民，椎牛灑酒，以待王師之至。但使中外合力，文武同心，分道北征，指日清廓，大非晉、宋可擬也。」[40]然而，他的話沒人聽。當政大臣史可法、馬士英等人唯恐出兵北上有同清廷爭地之嫌，一味以「通好」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