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清廷對南明弘光政權態度的變化

  山海關戰役後，清廷輕易地占領了北京及其附近地區，開初在總體戰略上並沒有定見。個別滿洲貴族甚至主張「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諸王以鎮燕都而大兵則或還守瀋陽，或退保山海，可無後患」。攝政王多爾袞卻因為皇太極曾經說過「若得北京，當即徙都，以圖進取」，不同意就此止步。[41]不過，多爾袞設想的移都北京以圖進取，究竟進取到多大範圍，也心中無底。當時正在北京的張怡記載道：多爾袞剛入北京，為崇禎帝舉哀三日，隨即令漢族官民剃髮改制。「剃髮令下，有言其不便者曰：『南人剃髮，不得歸。遠近聞風驚畏，非一統之策也。九王（多爾袞）曰：『何言一統？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42]

  六月間，多爾袞發布文告說：「深痛爾明朝嫡胤無遺，勢孤難立，用移我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有富天下之心，實為救中國之計。咨爾河北、河南、江淮諸勛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豪傑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主眷，或自矢從王，皆懷故國之悲，孰無雪恥之願？予皆不吝封爵，特予旌揚。其有不忘明室，輔立賢藩，勠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不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恩，此惇睦鄰之義。」下文又說：「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實肆跋扈之邪謀；或陽附本朝，陰行草竊之奸宄。斯皆民之蟊賊，國之寇讎。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師南討，殪彼鯨鯢，必無遺種。於戲，順逆易判，勉忠臣義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皇天后土之養。布告天下，咸使聞知。」[43]這件由清廷實際最高統治者頒發的詔書，在措辭上是頗有講究的。它反映了多爾袞等人對於自己的實力究竟能夠控制到多大的地盤還沒有把握。因此，一方面把清方準備接管的地方暫限於河北、河南、江淮，即長江以北，示意「不忘明室」的南方漢族官紳可以「輔立賢藩」，「共保江左」；另一方面，又預先留下伏筆，以便一旦有機可乘時，可以隨即宣布江左政權並非明朝「賢藩」，而是「假立愚弱」，那時移師南討「民之蟊賊，國之寇讎」，就是名正言順了。

  清軍入關初期，兵力有限，特別是滿族人口稀少，補充兵員頗非易事。原來的明帝國雖分裂為山西以西的大順政權和以南京為中心的南明政權，但地域遼闊，實力也相當可觀。多爾袞摸不清底細，不敢貿然行事。在吳三桂的接引下，占領了北京和畿輔地區已屬意外，他初期的意圖很可能是勾結南明，共平「流寇」，實現南北分治。這一方針對於南明弘光政權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們鑑於自身的腐敗無能，苟且偷安，因而對清方代平「流寇」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以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財賦充盈之地，依然可以過著紙醉金迷的太平日子，「聯虜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廂情願的上策。

  然而，清廷的政策很快發生了變化。根本原因在於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南方的經濟地位不斷上升，宋代以前出現過的南北分治的經濟相對平衡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從元代以來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地區上自朝廷、達官貴人，下至部分軍民都仰賴於南方漕運的糧食和其他物資。這種經濟上的依賴性不是僅靠南方「朝廷」以「歲幣」形式提供議定的金銀、綢緞之類就能夠解決的。降清的漢族官僚對此深有了解，例如甲申五月兵部右侍郎金之俊上言：「西北粒食全給於東南，自闖亂後，南粟不達京師，以致北地之米價日騰。」[44]同年九月，清河道總督楊方興說得更明確：「不得江南，則漕運阻矣，將何以成天下？」[45]其次，降清的官僚中相當一部分是南方人士，他們唯恐出現南北朝的局面，自己將同故鄉親屬分隸兩個對立政權，關河阻隔，骨肉仳離，因而竭力慫恿滿洲貴族決策南征，並且大談其江南民風脆弱，不難平定。第三，事態的發展也為多爾袞等人決策提供了依據。自從五月間清軍占領畿輔以來，除了在七月間發生過大順軍由山西反攻，占領井陘縣城以外，南京的弘光政權龜縮於江淮以南，數十萬大軍割據自雄，魚肉當地百姓，連大順軍西撤後歸屬未定的畿輔南部（約相當於今河北省南部）、山東、河南都沒有採取有力措施加以「收復」。這幾個因素湊在一起，使多爾袞等清廷決策人認定沒有必要承認南明弘光朝廷，乾脆以清代明，走統一全國之路。

  七月二十八日，清攝政王多爾袞命弘光朝廷派來的副將何拱薇、參將陳萬春帶了一封信給史可法，全文如下：

  清攝政王致書於史老先生文幾：予向在瀋陽，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與都人士相接，識介弟（指史可法堂弟史可程）於清班，曾托其手勒平安，權致衷緒，未審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書葬，新君不得書即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闕，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義，念累世之宿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驅除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帝、後諡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親郡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勛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無犯。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陳師鞠旅，勠力同心，報乃君國之仇，彰我朝廷之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弗審事機，聊慕虛名，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為雪恥。孝子仁人，當如何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遂欲雄踞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諸情理，豈可謂平？將以為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為明朝祟耳，未嘗得罪於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為勁敵。予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夫以中華全力受制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國，勝負之數，無待蓍龜矣。予聞君子愛人以德，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綬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統承禮物，帶礪山河，位在諸王侯上，庶不負朝廷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南州諸彥，翩然來儀，則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圖利之。挽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可為殷鑑。先生領袖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寧忍隨俗浮沉？取捨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西可東。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為心，毋貪一身瞬息之榮，而重故國無窮之禍，為亂臣賊子所竊笑，予實有厚望焉。記有之：為善人能受盡言。敬布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為勞。書不盡意。[46]

  多爾袞的書信反映了清廷對南明政權態度的全方位轉變，即自封正統，否認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要求它無條件投降。信中充滿了恫嚇之詞，甚至說什麼「且擬釋彼重誅，命為前導」，連抗清勁旅大順軍也被「借用」來作為迫脅手段，從另一方面看也反映了多爾袞自知兵力有限，以虛無縹緲的「聯闖平南」壯大聲勢。按情理說，史可法閱讀了多爾袞的來信，應當對清廷咄咄逼人的野心洞然於心，急講自強之道。然而，他卻依舊幻想通過和平談判達到「聯虜平寇」偏安江左的目的。他命進士黃日芳起草回信，黃日芳的答書原稿「詞頗峻」。史可法審閱時唯恐觸怒清廷，說「不必口角也」，親手「刪潤」定稿[47]。其全文如下：

  大明國督師、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史可法頓首謹啟大清國攝政王殿下：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非委隆誼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倥傯之際，忽捧琬琰之章，真不啻從天而降也。諷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成尚稽天討，為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頓亡君父之仇，故為殿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聞遂來，地坼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於市朝，以為泄泄者之戒，亦奚足謝先帝於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痛，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即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群臣勸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柟梓數萬，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哉！越數日，即令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假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為我先帝、後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戢群黎，且免剃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震古爍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複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然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纘統，是皆於國讎未剪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卒以正統予之。至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後以小人構釁，致啟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誅僇，此殿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若乘我國運中微，一旦視同割據，轉欲移師東下，而以前導命元兇，義利兼收，恩仇倏忽，獎亂賊而長寇讎，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復仇之心，亦甚違殿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棄好崇仇，規此幅員，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也，貴國豈其然歟？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撫並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明，刻刻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人懷忠義，願為國死。竊以為天亡逆闖，當不越於斯時矣。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成未伏天誅，諜知卷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泄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照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以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罪當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於地下者，實為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而已。即日獎帥三軍，長驅渡河，以窮狐鼠之窟，光復神州，以報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貴國即有他命，弗敢與聞。惟殿下實明鑑之。[48]

  

  史可法的覆信措辭極為軟弱。他只是為弘光朝廷繼統的合法進行辯解，反覆表達「連兵西討」的願望，企圖在鎮壓大順軍後兩國世通盟好。對於降清的吳三桂，多爾袞信中一再以清方所封平西王稱之，樹之為「典例」；史可法不但不敢稍加指斥，還以讚賞口氣說「我大將軍吳三桂假兵貴國」；至於弘光朝廷的偷安江左，自朱由崧即位到史可法回信已過了整整四個月，一兵未發，史可法無以自解，僅以清軍入關為由，說是「王師既發，複次江淮」，原因是為了避免同清方摩擦。古今中外，談判桌上能取得多大成就首先取決於實力做後盾。包括史可法在內的弘光朝廷內部矛盾重重，暮氣沉沉，缺乏戰略眼光，一味退縮觀望，坐失事機。信中雖提到「天下共主」「大一統之義」「光復神州」之類的言辭，但通篇卻流露出苟且偷安的心理。這封信在當時所起的作用只能是增長多爾袞之流的驕狂氣焰，對後世而言也不是一篇激勵人心的佳作，把它采入本書只是因為它反映了南明弘光朝廷當權人物的基本政策，而這種政策正是導致弘光朝廷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