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左懋第為首的北使團

  弘光朝廷既然熱衷於「聯虜平寇」，派出使團同清廷勾結就成了當務之急。六月初三日，前都督同知總兵官陳洪範自告奮勇，奏請北使，命來京陛見。[49]十三日，陳洪範入朝[50]。十九日，應天安慶等處巡撫左懋第「以母死北京，願同陳洪範北使。許之」[51]。七月初五日，「進左懋第南京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軍務；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進太僕寺少卿；都督同知陳洪範進太子太傅」[52]，組成了北使團。次日，「上面諭北使左懋第、陳洪範、馬紹愉。禮部尚書顧錫疇呈祭告梓宮文及通清虜御書、頒臣民聖諭、吳三桂等誥券」[53]。二十一日，使團由南京出發，攜帶「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汗」的御書、賜「薊國公」吳三桂等人的誥敕[54]，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綢緞一萬匹[55]；「前往北京謁陵，祭告先帝；通謝清王，並酬謝剿寇文武勞勛」[56]。在松山降清的總兵祖大壽的兒子錦衣衛指揮祖澤溥也隨團北行[57]。

  弘光朝廷還下令運送漕米十萬石接濟吳三桂。沈廷揚在崇禎年間曾多次辦理從海上運送南方漕米到天津和遼東松山的事物，有較豐富的經驗。弘光登極後他上言：「臣歷年海運，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中可容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斗，堪充水師。今海運已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沿江上下習戰，臣願統之，則二萬之眾，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當時有廷臣建議由海路出師北伐，沈廷揚非常高興，說：「誠使是策得用，吾願為前軍以啟路。」可是，弘光朝廷無意出兵北上，只讓他率船隊運糧接濟吳三桂。鎮守淮安地區的東平伯劉澤清看中了他這批船隻，派兵據為己有，運糧之舉才沒有實現。[58]

  

  按情理說，弘光朝廷既然正式派出使團去同清方談判，應當有一個明確的方案，作為討價還價的基礎。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使團出發前，朱由崧「命會同府部等官從長酌議。或言：『以兩淮為界。』高輔弘圖曰：『山東百二山河決不可棄，必不得已，當界河間耳。』馬輔士英曰：『彼主尚幼，與皇上為叔侄可也。』」[59]八月初一日，馬紹愉致吳三桂信中說，講定和好之後「便是叔侄之君，兩家一家，同心殺滅逆賊，共享太平」[60]。很明顯，馬士英的意思是明、清分境而治，從兩國皇帝的年齡考慮，弘光為叔，清帝福臨為侄，多少給明朝廷爭點體面。東平伯劉澤清七月三十日給吳三桂的信中告以弘光朝廷已經任命了山東總督、巡撫、總兵，建議由吳三桂於「畿東界境內開藩設鎮」，「比鄰而駐」，並且借用蘇秦佩六國相印的典故，要吳三桂「劻勷兩國而滅闖」，「幸將東省地方，俯垂存恤」[61]。首席談判代表左懋第更是心中無底，他在《辭闕效言疏》中寫道：「陛下遣重臣以銀幣酬之，舉朝以為當然。臣銜命以山陵事及訪東宮、二王的耗往，而敕書中並及通好之事。陵京在北，實我故都，成祖文皇帝、列宗之弓劍已藏，先帝先後之梓宮未奠，庶民尚依墳墓，豈天子可棄陵園？□□（虜酋）若好義處榆關（山海關）以東，而以勛臣吳三桂為留守，春秋霜露，不損抔土。而南北互市，榆關為界，如往年遼陽故事。中國之商利蓡（參字的異體，指人參）貂，□□之人利繒絮，華□各安其所，各得其欲，中國之利，亦□之利。此臣所知也。然道路傳聞，闖賊盤踞晉中，以多寇守紫荊、倒馬、井陘等關，似賊不甘心於□而與為難者。果爾，則吳鎮鼓君父不共之仇，□□效始終不渝之義，鼓行而西，破賊於晉，追賊及秦，必殲之乃已。即我國家亦當興師十萬，以聲闖賊之罪而誅之。□□□命（當為『東虜效命』），可代我師。臣過揚州，昭冏臣萬元吉云：『□若肯為我殺賊，當有以餉之。餉之名美於金繒，而有殺賊之實。餉之名，用兵則用餉，兵止則餉止，而非歲幣之比。』臣思其言，是一道也。而二者之外，非臣所知。」[62]很明顯，弘光君臣急於同清廷聯絡，借滿洲貴族的兵力平定大順軍，連己方的方案都沒有醞釀成熟，就草率地行事了。

  使團出發時，左懋第感到朝廷賦予他的任務不明確，上疏要求澄清：「臣銜以經理河北、聯絡關東為命，帶封疆重寄之銜，而往議金繒歲幣，則名實乖。況以此銜往虜所，將先往奪地而後經理乎？抑先經理而後往乎？此銜之當議者也。」[63]又說：「臣業《春秋》，素遵孔子內華外□（夷）之訓，而使臣為酬□（虜）行。臣原請者，收拾山東，結連吳鎮，並可取臣母之骸骨。而今以酬□（虜）往，臣竊內痛於心。」[64]接著。他建議：「如皇上用臣經理，祈命洪範同紹愉將使，而假臣一旅，偕山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矣。如用臣同洪範北行，則去臣經理、聯絡之銜，但銜命而往，謁先帝梓宮，訪東宮、二王消息，賞齎吳三桂等，並宣酬虜之義。而紹愉似無遣也。」[65]左懋第的意思很清楚，他的請求北行是為了收拾山東，不願扮演乞憐於清廷的角色。然而，史可法、馬士英等朝廷重臣「聯虜」心切，聽不進他的意見。「時可法駐泗州，與懋第相見，謂曰：『經理，具文耳；通和，詔旨也。公宜疾行毋留。』以故所至山東豪傑稽首願效驅策者，皆不敢用，慰遣而已。」[66]在史可法等人的逼迫之下，左懋第違心地踏上了北行之路，在前途渺茫之中，他所能做的只是不屈於清廷，保持自己的民族氣節而已。

  弘光朝廷派陳洪範為北使重臣，本意是考慮到他久歷戎行，同吳三桂等人有交情[67]，便於聯絡，卻沒有料到陳洪範的主動請行包藏禍心。早在這年六月十六日，降清的明朝參將唐虞時就上疏攝政王多爾袞道：「若慮張獻忠、左良玉首鼠兩端，則有原任鎮臣陳洪範可以招撫。乞即用為招撫總兵。臣子起龍乃洪範婿，曾為史可法標下參將，彼中將領多所親識，乞令其齎諭往招，則近悅遠來，一統之功可成矣。」同月二十六日，多爾袞同意了唐虞時的建議，以攝政王名義「書招故明總兵陳洪範」[68]。九月二十五日，「招撫江南副將唐起龍自軍中奏報：臣抵清河口，聞南來總兵陳洪範已到王家營；臣隨見洪範，備頌大清恩德，並齎敕緣由。洪範叩接敕書，開讀訖。所齎進奉銀十餘萬兩、金千兩、緞絹萬匹；其同差有兵部侍郎左懋第、太僕寺卿馬紹愉。臣先差官趙鉞馳報，即同洪範北上。其行間機密，到京另奏」[69]。這樣，陳洪範就成了弘光北使團中的清方奸細。

  九月初五日，使團進入山東濟寧州，這裡已歸屬清朝，隨即把南明派遣的護送兵馬發回。十五日，至臨清，原明朝錦衣衛都督駱養性時任清朝天津總督，派兵來迎接。十八日，抵德州，清山東巡撫方大猷大張告示云：「奉攝政王令旨：陳洪範經過地方，有司不必敬他，著自備盤費。陳洪範、左懋第、馬紹愉止許百人進京朝見，其餘俱留置靜海。祖澤溥所帶多人，俱許入京。」二十九日，行至河西務，因清順治帝定於十月初一日在北京即位，使團暫停前進。十月初五日，才到張家灣，清廷差禮部官又奇庫來迎。十二日，使團捧弘光「御書」從正陽門入城，清方安置於鴻臚寺居住，嚴加防範。十三日，清禮部官來鴻臚寺問：「南來諸公有何事至我國？」使臣答道：「我朝新天子問貴國借兵破賊，復為先帝發喪成服。今我等齎御書來致謝。」清朝官員說：「有書可付吾們。」使臣告以「御書」應面遞清廷最高統治者，不能交禮部。清官說：「凡進貢文書，俱到禮部轉啟。」使臣聲稱自己所齎乃「天朝國書」，不是進貢文書，雙方堅持不下。次日，清內院學士剛林等來到鴻臚寺，指責江南「突立皇帝」，即不承認弘光朝廷的合法性。使臣爭辯說南京所立乃神宗嫡孫，倫序應立。爭論不休，剛林蠻橫地說：「毋多言，我們已發大兵下江南。」左懋第回敬以「江南尚大，兵馬甚多，莫便小覷了」，不歡而散。使團齎來的弘光「國書」，清方拒絕接受；朝廷和使臣致送吳三桂的書信，拜會降清大學士馮銓、謝陞的名帖，也因吳、馮、謝三人死心塌地投靠清廷，不屑一顧。[70]十五日，清內院官帶領戶部官員來收銀幣，計銀十萬兩、金一千兩，蟒緞已運到者二千六百匹。弘光朝廷另賜「薊國公」吳三桂白銀一萬兩、緞二千匹，也一併收去。二十六日，剛林來到鴻臚寺向左懋第等人傳達多爾袞的命令：「你們明早即行。我已遣兵押送至濟寧，就去□知爾江南，我要發兵南來。」左懋第等見清方態度強硬，毫無和談之意，僅要求赴昌平祭告陵寢，議葬崇禎帝。剛林斷然拒絕道：「我朝已替你們哭過了，祭過了，葬過了。你們哭甚麼，祭甚麼，葬甚麼？先帝活時，賊來不發兵；先帝死後，擁兵不討賊。先帝不受你們江南不忠之臣的祭！」隨即取出檄文一道，當場宣讀，指責南京諸臣「不救先帝為罪一；擅立皇帝為罪二；各鎮擁兵虐民為罪三。旦夕發兵討罪」。次日，清方派員領兵三百名押送使團南返[71]。十一月初一日行至天津，陳洪範「於途次具密啟請留同行左懋第、馬紹愉，自願率兵歸順，並招徠南中諸將」。多爾袞得報大喜，立即派學士詹霸帶兵四五十騎於初四日在滄州南十里處將左、馬二人拘回北京，面諭陳洪範「加意籌畫，成功之日，以世爵酎之」。[72]同月二十六日，多爾袞致書豫親王多鐸：「偽弘光所遣左懋第、馬紹愉、陳洪範前已俱令南還。因洪範密啟請留懋第、紹愉，伊自率兵歸順，且言在南之左良玉、余永壽（按，當作於永綬）、高傑、金聲桓、劉肇基、黃得功、劉澤清各擁重兵，皆可說之來降。隨追留懋第、紹愉，獨令洪範南還。王其察彼情形，隨時奏報。」[73]

  陳洪範回南京途中特地進入高傑軍營，「傑留與飲。洪範具言清勢方張，二劉（指劉良佐、劉澤清）已款附狀。傑曰：『彼欲得河南耶？請以北京與我互易之。』洪範見語不合，方持杯在手，即偽為中風狀，墜杯於地，曰：『痼疾發矣！』輿歸，夜遁去」。[74]十二月十五日，陳洪範返抵南京，一面散布「和平」氣氛，麻痹弘光君臣，時人談遷記載：「予嘗見陳洪範云：清虜深德我神宗皇帝，意似可和。」[75]一面密奏「黃得功、劉良佐皆陰與□（虜）通」[76]，意在挑起朝廷對黃得功、劉良佐的猜疑，以便自己乘機行事，拉攏黃、劉叛變投清。弘光朝廷見左懋第、馬紹愉被拘留，陳洪範卻被釋回，事有可疑，認為陳可能是清廷的間諜，卻並未追究，僅令其回籍了事。[77]

  弘光君臣派出的北使團沒有相應的武力做後盾，適足以自取屈辱，真可說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左懋第被拘禁於北京，清廷曾多次勸說其投降。左懋第堅貞不屈，到弘光朝廷覆亡後，被清廷處死，時為1645年閏六月十九日。[78]

  北使的失敗，在弘光朝廷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少數官僚已經看出清廷以代明「復仇」為名推行滅明之策，要求當政諸公改弦易轍，不要沉浸於「借虜平寇」的美夢之中，認真做好防止清兵南侵的準備。御史沈宸荃上疏說：「虜、賊今日皆為國大仇。自東沈失事三十年來，兵財盡耗於虜，故賊起而乘之。及賊逆不容誅，復巧借復仇之名，掩有燕、齊，是我中國始終受虜患也。故目前之策，防虜為急，賊次之。以討賊為先聲，以防虜為實著。何也？虜勢已急，賊勢已稍緩也；賊罪可聲，虜之罪未可聲也。故於討賊，則以某師扼吭，某師拊背，某師搗堅。或姑再遣一使，陽約為掎角之勢，以大振復仇之聲，而其實節節皆為防虜計，此所為以討賊為先聲，以防虜為實著也。虜明知不受款矣，而我款之者不嫌諄復，凡金人所以愚宋，我轉用以愚虜。賊見我與虜尚通，則必不敢復與虜合。賊為虜強，盡力備虜，而我亦得專意防虜。虜防既固，然後乘賊隙徐圖之，此所為以款虜為虛聲，以御賊為實著也。」[79]

  可是，作為督師大學士的史可法卻另唱一個調子，他在疏中寫道：「屢得北來塘報，皆言虜必南窺，水則廣調麗舡，陸則分布精銳，盡河以北，悉染腥膻。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聞及於關、陝；討賊之約，不聞達於虜庭。一似君父之仇，置諸膜外。近見虜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議固斷斷難成也。一旦寇為虜並，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勢尚張，足以相距，虜必轉與寇合，先犯東南。宗社安危，決於此日。」這段文字似乎說明史可法看到了清兵南下是主要的危險，然而語言的混亂透示出思想的混亂。既然明知清廷拒絕接收弘光「國書」，使臣被辱，「和議固斷斷難成」，又說什麼「討賊之約，不聞達於虜庭」。更荒謬的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自己夢寐以求的「聯虜平寇」推而廣之，斷定如果大順軍兵力尚強必然會同清軍結為聯盟，「先犯東南」。接著提出建議：「今宜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等與四鎮，使悉簡精銳，直指秦關。」[80]顯然，直到北使失敗以後，史可法仍然不改初衷，以大順農民軍為主要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