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歐陽崇一
2024-09-27 11:16:14
作者: 度陰山
故良知常覺、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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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曰『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若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似亦知行合一之功矣。如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雲專求之見聞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致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
大抵學問功夫只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酢,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雲「擇」,又雲「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卻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為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譯文】
歐陽崇一來信寫道:「先生說:『德性的良知,並非由見聞產生,如果說聽得多然後選擇好的來遵從,見得多然後從中加以識別,則是專門在見聞細節上探求,已然落在次一等的層次了。』我以為良知雖然不來自見聞,然而學者的知識,未嘗不是從見聞中所產生的。拘泥於見聞固然不對,然而見聞也是良知的作用。如今卻說『落在第二義』,恐怕是針對專門將見聞作為學問的人而言的。如果為了致良知的目的而在見聞上探求,似乎也是知行合一的功夫。這樣說對嗎?」
良知並非由見聞所產生,然而見聞也是良知的作用。因此良知不滯留在見聞之上,卻也離不開見聞。孔子說:「我有知識嗎?沒有啊。」良知之外別無其他知識。所以致良知是做學問的關鍵之處,是聖人教人為學的頭等大事。如今說專注於探求見聞的細枝末節,這是失卻了為學的宗旨,這便是落在了次一等的層次。這段時間,大家都已經知道致良知的學問了,然而功夫還有許多糊塗的地方,正是欠缺你的這一疑問。
大體而言,做學問的功夫一定要把握宗旨。如果把致良知作為為學的宗旨,那麼多見多聞也不過是致良知的功夫。日常生活中,見識應酬何其繁多,但也不過是良知的發用流行。除了見識應酬,也不存在別的良知可以實現,所以只是一件事。如果說致良知要從見聞上探求,言語之間就難免把良知和見聞分作兩件事了。這固然與專門探求見聞的細枝末節的做法稍有不同,但兩者都不明白精研專一的主旨卻是相同的。「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然說「擇」,又說「識」,可見良知已經在其中發揮作用了,只是其用意還是在多見多聞上去選擇、識別,已然失去為學的宗旨。你對於這些問題已然見得明白,今日一問,正是為了闡明致良知的學問,對於大家有很大的益處,只是因為語義表達尚不通透,便會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所以不能不審慎體察。
來書云:「師云:『《系》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者之敝,大率非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譯文】
來信寫道:「先生說:『《繫辭》里說「何思何慮」,是指所思所慮只是天理,再沒有別的思慮,並不是說完全沒有思慮。心的本體就是天理,有什麼別的可以思慮的!學者下功夫,即便千思萬慮,也只是要恢復心之本體,而非憑藉私意安排、窮索出來。如果安排思索所得,則是自私用智了。』為學之人的毛病,大多不是枯守空寂,就是去刻意思索。我在辛巳到壬午年間犯了前一個毛病,今日又犯了後一個毛病。但是思索也是良知的作用,這與私意安排的思考又有何區別?我害怕認賊作子卻仍困惑而不自知。」
「通過不斷思考可以成就智慧,而有智慧的人能夠成為聖人。」「心的作用是思考,思考就能有所得。」思慮難道能少嗎?枯守空寂與思索安排,正是「自私用智」,同樣喪失了良知。良知是天理昭明靈覺之處,故而良知就是天理,思考就是良知的作用。如果是良知所發出來的思考,那麼思考的對象無非是天理。良知發出來的思考,自然簡單明了,良知也自然可以認清;如果是私意安排出來的思考,自然紛紛擾擾,良知也自然能夠分辨。思考的是非、正邪,良知都能夠知道。之所以出現認賊作子的情況,正是由於不明白致知的學問,不知道在良知上體察認知。
來書又云:「師云:『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分為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卻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因於精力,安能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為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強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為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雲「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捨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內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雲「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偽。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真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譯文】
來信又寫道:「先生說:『終身為學只有一件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事。如果說寧可不做事,也不能不加存養的功夫,就是將為學的功夫分作兩件事了。』我以為,感到精力衰弱,不能做完事的,是良知;寧可不做事,也要加以存養的,是致知。這怎麼成了兩件事呢?如果事情變化不能不處理,雖然精力衰弱,稍加振作也能堅持下來,只要保持意志統帥氣力便可。然而言語行動終究有氣無力,一旦做完事情就疲憊不堪,這不是濫用氣力嗎?這其中的輕重緩急,良知固然明白,但有時迫於形勢,又怎麼能顧及精力?有時精疲力竭,又怎麼能顧及形勢?該怎麼辦呢?」
「寧可不做事,也不能不加存養的功夫」,對初學者這麼說也不是沒有好處。但將處理事情和存養心體分作兩件事看待,就有弊端。孟子說「必有事焉」,君子終身的學問都在「集義」。義就是宜,心能夠處事得宜便是義。能致良知,心就處事得宜,所以「集義」也就是致良知。君子待人接物、應對事變,當做則做,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思考,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心安理得。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謀求自己力所不及的事情,勉強幹自己才智不能勝任的事情,都不能致其良知;凡是「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都是為了致其良知。如果說「寧可不做事,也不能不存養心體」,這也是先有功利之心,計較成敗厲害,而以愛惡取捨,所以把做事與存養心體看作兩件事了。這就是重視本心、忽視做事的心態,就是「自私用智」,就是把義看作為外在的東西,便會出現「心感受不到,便去氣上探求」的毛病,這就不是致良知以求心安理得的功夫。
所謂「振作堅持,做完事後就疲憊不堪」,又說「迫於形勢,精疲力竭」,都是把做事和存養本心看作兩件事,所以才會如此說。但凡學問功夫,精一就是誠,三心二意則是偽。這些都是因為致良知的心還不夠真切的緣故。《大學》里說:「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你何曾見過討厭惡臭、喜歡美色需要振作堅持的嗎?何曾見過做完這些事後疲憊不堪的人嗎?由此可以知病根所在之處了。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為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非信也;為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為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為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覺者之尤為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
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免也。
君子學以為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偽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為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譯文】
來信又寫道:「人情詭詐多變,如果不加疑問地對待,往往會被欺騙。若想發現別人的詭詐,自己便會先懷疑別人、猜測別人。逆詐就是欺詐,猜測就是不誠信,被人欺騙又是不覺悟。不懷疑、不猜測卻又能事先察覺,只有良知晶瑩透徹的人才能做到嗎?然而欺詐與誠實的差別實在是太過細微,因此不能覺悟和欺詐不實的人都很多。」
不懷疑、不猜測而能夠事先覺察,這是孔子針對當時許多人欺詐別人、待人不誠信、深陷欺詐和不誠信的泥沼而說的;有些人不欺詐、不隨意猜測別人,但他們並不知道致良知的功夫,常常被人欺騙,所以才這麼說。孔子的話並不是教人存心去事先察覺他人的欺詐與不誠信。存心要事先覺察,便是後世猜測、陰險、狡詐、刻薄之人做的事。只要存有這個念頭,就已然遠離了堯、舜的聖人之道。不欺詐、不猜測而被人欺騙,還算沒有喪失善良的本心,只是不如能夠致良知、能夠自然事先察覺的人更為賢明。你說「只有良知晶瑩透徹的人才能做到」,基本上把握了孔子的宗旨,不過這也是你的聰明所領悟到的,在實際功夫上恐怕還沒有達到。
良知在人的心中,亘古不變、充塞宇宙。「不慮而知」「恆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恆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那些不能覺悟、欺詐不實的人,即便不欺詐別人,卻也不能不自欺;即便不猜測別人,卻也不能真有自信。這使得他們常常有尋求事先覺察的心,卻不能常常自我覺察。常常有尋求事先覺察的心,便已墮入懷疑揣度別人欺詐和不誠信的心態之中,而這足以遮蔽他們的良知。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免不了不能覺悟和欺詐的緣故。
君子之學是為了提高自身的修養,從不擔憂別人欺騙自己,只要永遠不欺騙自己的良知便可;不擔心別人對自己不誠實,只要永遠相信自己的良知便可;不去尋求事先覺察別人的欺詐與不誠信,只要永遠努力覺察自己的良知便可。所以君子不自欺,良知就誠敬而不虛偽,誠敬則能明白;君子能自信,良知不受蠱惑而明白,明白則能誠敬。明白與誠敬相互促進,所以良知能不斷覺悟、不斷澄明。不斷覺悟、不斷澄明的良知好比高懸的明鏡,萬事萬物在它面前都無法隱藏其美醜。為什麼呢?良知不欺詐便是真誠,故而無法容忍欺詐,遇到欺騙便能覺察;良知自信明白,故而無法容忍不誠信,遇到不誠信便能覺察。這就是所謂「易以知險,簡以知阻」,以及子思所說得「至誠如神,可以前知」。不過子思說的「如神」「可以前知」,還是分作兩件事來說,大概是因為他是從思誠的功效上而言,也還是給那些不能預先覺察的人說的。如果就至誠而言,那麼至誠的妙用就叫「神」,不必說「如神」;至誠便是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說「可以前知」。
【度陰山曰】
這封信主要說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良知並非由見聞產生,但見聞卻是良知的作用。因此良知不滯留在見聞之上,卻也離不開見聞。日常生活中,見識應酬何其繁多,但也不過是良知的發用流行。除了見識應酬,也不存在別的良知可以實現,所以只是一件事。如果把良知和見聞分開談,那就不是知行合一了。
第二,天理不容思想。我們平時的思考如果摻雜進私慾,那就不是良知本來面目。思考的是非、正邪,良知都能夠知道,一旦有了私慾思考,良知就不明。
第三,做事符合道義就是致良知,道義不在心外,而在心內。在心安的情況下做任何事,都是致良知,哪怕不見效果;在心不安的情況下做任何事,都不是致良知,哪怕你功高蓋世。
第四,你無法控制別人是否欺騙你,但你能控制自己不去欺騙別人,不去欺騙良知。只要良知不欺詐便是真誠,故而無法容忍欺詐,遇到欺騙便能覺察;良知自信明白,故而無法容忍不誠信,遇到不誠信便能覺察。歸根結底,我們若想不被別人欺騙,就先掌控自己的良知,良知能識別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