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語言

  語言的切換

  對不重視、不熟悉、不講究的事物，人們的分類就會比較粗泛。相反，語言中就會有詳細繁雜的分類和相應名詞。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你入職大公司之後，往往要起一個英文名字。早期這個習慣是在外企流行的，這個好理解，中國人起一個英文名，便於和他們的外國老闆交往。但是後來，像騰訊這樣地地道道的中國公司也是這樣，全公司都是英文名：Pony、Tony、Daniel等等。於是有人就覺得，這是虛榮心，是崇洋媚外，假裝高端洋氣。

  但是後來像阿里巴巴這樣的公司，每一個人入職之後也要起一個花名。剛開始是武俠小說里的名字，什麼風清揚、逍遙子，後來阿里公司變大了，武俠小說里的名字不夠用，連網絡小說里的名字也拿來湊數。

  這麼做到底是為什麼？要想理解這麼做的用意，我們先從一個航空事故說起。

  1997年8月，韓國大韓航空的一架飛往關島的飛機在降落時遇到大雨。這個飛行員多次飛過這條航線，大雨又不是什麼了不得的大麻煩，所以他也沒太在意。但是很不幸，這架飛機撞上了機場附近的山，機上人員254人共有228人遇難。

  事後調查發現，主要責任是機長的，當天他非常疲倦，做出了一系列錯誤的決定。更重要的是，其他機組人員是發現了問題的，而且他們也提醒了機長。但是重點來了，他們提醒的語氣非常委婉，簡直就是暗示。

  韓國是一個權力、等級意識強烈的國家。在他們的文化傳統中，副機長和機械師絕對不會對他們的上級——也就是機長——用直接、生硬的語氣說話，那被認為是失禮。在正常的環境下，機長可能不難聽出下級的話外音。但在當時，機長非常疲倦，情況又非常緊急，他沒能聽出下級委婉語氣中的真實信息，沒能及時修正錯誤，最終釀成大禍。

  這種語言表達上的委婉，我們中國人是很好理解的。我看過一個史料，二戰的時候，美國派到中國的將軍史迪威和蔣介石的關係搞得非常僵，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史迪威覺得蔣介石說話不算話。他跟蔣介石說個什麼事，蔣介石都說好，但事後又壓著不辦。史迪威就發火了，去找蔣介石。蔣介石說，我說好是我知道了的意思，不是我同意的意思。東方文化這種隱秘的委婉表達，在西方人聽來簡直不可理喻。

  

  講回那場空難，大韓航空公司在事後痛定思痛，決心進行徹底的改變。他們請來了美國專家，制定了針對性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措施就是要求所有機組人員，在工作時使用英語。

  兩個韓國人在一起說英語，看起來的確有些怪異和做作。但只有這樣，才能徹底消除語言中無處不在的等級意識。況且，英語是世界航空界的通用語言，機組人員和機場塔台指揮人員的交流反正也要用英語。這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錯誤理解。

  語言是文化的載體。韓國文化等級意識強，這會體現在語法、用詞、語氣、稱呼各個方面。這是很難突破的，因為人的思維無法脫離語言。所以最終不得已，像大韓航空這樣乾脆使用另一種語言，倒也是一種捷徑。

  我們漢語其實也類似，有很多原來的文化印記。記得我們公司CEO脫不花跟我說過當年她剛到北京時的一件事。她在北京的胡同里問路，說「大爺，去某某地方怎麼走？」同行的北京人就提醒她，說這樣說話不禮貌。這有什麼不禮貌的？那位同事就說，在北京胡同里問路，得先攀個交情。「大爺，您在曬太陽啊？喲，您這身子骨可真好。您吃了吧？」對方有回應之後，才能問路。

  當然，現在這些老禮已經被大大弱化，但還是殘留了很多印記。比如，中國人在親戚中的稱謂，舅舅和叔叔完全不同，一個是姻親，一個是宗親；伯父和叔父，也一說就知道誰大誰小。英語中則籠統地用Uncle稱呼。也就是說，在說英語的人心目中，中國人看來各不相同、應該嚴格區分的一大堆親屬，沒什麼區別，都是一種男性的親戚而已。

  對不重視、不熟悉、不講究的事物，人們的分類就會比較粗泛。相反，語言中就會有詳細繁雜的分類和相應名詞。阿拉伯語中，「駱駝」有幾十個名詞；據說因紐特人的語言中，關於「雪」的稱呼也有幾十種。這些情況在漢語中就不會出現。

  可以想像一下，外國人讀《紅樓夢》時，對其中人物的種種親屬關係的迷惑。中國的「紅迷」如果願意的話，可以畫出一個清晰的示意圖，把所有人物彼此的親屬關係表達得一清二楚。當然，前提是要用漢語，如果用英語，這個任務估計無法完成。

  各大語言中，英語的特點是平等意識很強，這是因為幾百年來英語被廣泛應用於商務活動。

  1998年，德國汽車公司戴姆勒-奔馳兼併了美國汽車公司克萊斯勒。這次合併本來以德國公司為主，但合併後的新公司卻以英語為工作語言。而且這不是個案，西門子、大眾汽車、德意志電信、德國化學公司和德意志商業銀行等大公司，都把英語作為工作語言。

  有一次我遇到一個德國朋友，特意向他請教這個問題，為什麼德國公司要用英語作為工作語言？他有點尷尬地說，德語中鼓舞士氣、號召奮進的詞，基本都被希特勒用濫了。一用德語說這些話，大家就感覺怪怪的，產生種種不良聯想。因此只好轉而用英語，不然公司連鼓舞士氣的會議都開不好。

  當然，德國人工作中說英語一定還有其他原因，比如更適應國際市場，表述商業詞彙更加精準等，但德語和英語代表不同的文化性格，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這樣我們就可以解釋我們提出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公司也要用英文名或者花名。

  首先，是為了增加對公司的認同感。名字是最深的自我認同，名字都改了，自我的身份認知就會發生切換。但是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不必互相稱某總、某兄，直接稱呼英文名或者花名，讓溝通效率提高，也營造了一個平等自由的溝通氛圍。一個組織的打造，首先就是要完成這種文化上的轉換。

  最後再舉一個例子，最近我在看散文家王鼎鈞的回憶錄。他說到，抗戰的時候，他們學校也要搞軍訓，他發現軍隊裡的那套行為舉止非常新鮮特別。比如，依照中國家庭歷代相傳的規矩，子弟不可以瞪著眼睛看長輩的臉。現在，教官的命令是：「看我，看我的眼睛，眼睛睜大，不許眨眼。」你只好勇敢地、放肆地、甚至兇惡地看著他，讓他滿意。

  依照傳統的教養，在外面對長輩說話，要輕輕走到他身邊，用很低的聲音陳述。軍訓則不同，你要在六步之外停止，立正，大喊「報告!」，聲音像吵架一樣。

  一般來說，家庭訓練要我們穩重、從容，舉手投足畫出的虛線是弧形。而軍事動作直來直去，有稜有角，避免一切迂迴浪費。當你按照軍隊的禮儀，伸手去接一樣東西時，看上去直來直去，似乎很不耐煩。

  這下你就理解了，軍訓的第一個項目，就是要訓練你大聲說話。它是為了讓你脫離民間的習慣系統，用這種方式把你從原來的文化中連根拔出，再讓你融入到一個全新的系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