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百姓」[20]生活

  我從已故的日本中世史學家網野善彥那裡受到啟發，得到了這個想法。他大膽地改寫了日本歷史，主張日本的「百姓」並非定居農民。「百姓」的字面意思就是「各種各樣的種姓」（くさぐさのかばね），也就是多種多樣職業的組合。他們根據氣候風土，夏季種植水稻，冬季種植小麥和油菜。在農閒季節，他們紡織、燒炭以賺取現金收入，也有人擁有釀酒之類專業技能，可以外出打工。這些人並不僅限於農業，而是通過多種多樣的職業謀生。最近，有人將第一、二、三產業結合起來，提出了「第六產業」的概念。但即使不創造這種新詞，林區的加工業，比如木材加工業早已發展起來；養蠶的地區也有繁盛的紡織業。日本農民成為單一的稻作農民的時間並不長。只是由於工場手工業發展起來，社會分工逐漸確立之後，養蠶區逐漸成為單一的原料供應區，不再生產製成品。仔細想想就會發現，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分工和專業化的力量創造出了一批又一批被狹窄的專業領域限制的、片面的「專業人士」。

  不論這些專業人士擁有怎樣的高超技術，一旦環境條件改變，他們的專業技能隨著落後的技術一起被淘汰，他們也就不再是可用之才。比如說當年的排字工、打字員就是被這樣淘汰的。看來，不論是組織還是個人，都不應該為了適應某個特定的技術或者領域而過於特化。這是因為，生活本就不是這樣的細分化、專業化的東西。在我看來，「後現代」作為現代化完成之後的時代，也是一個重新「去專業化」的時代。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補充了網野善彥的觀點。今後，正規就業必將越來越稀缺，因此未來將是一個多種收入的時代，而非單一收入的時代。這種收入形式也被稱作「分散式家庭經濟」[21]。能夠獲得收入的成員當然是越多越好，但一個人也可以實行分散式家計，換言之，我們要選擇不將自己的收入限定在一個單一來源。

  正因如此，我一直主張「回歸百姓生活」才是21世紀的可持續生活方式。確切地說，這個回歸絕不是簡單的復歸，而是創造新的、多樣的生活方式。我們想想看，只依賴一種收入來源的上班族生活的歷史其實極為短暫，這種「現代生活方式」在歷史長河中，僅僅是曇花一現。

  至今為止，只有把自己生活的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奉獻給一個組織，只有拿到「正規就業」的入場券，勞動者的生活才能得到保障。相反，如果沒能獲得這種名為「正規就業」的承諾，勞動者的生活將無依無靠。將企業和自身合而為一——將個人利益與組織利益牢牢綁定，達到「我運即社運」的程度固然是好；但是，僅僅與企業簽下勞動力的買賣契約，進行兩不相欠的等價交換，不去謀求以「福利厚生」為名的企業福利，不把生活和人生一股腦兒地託付給企業，也不失為一種明智之選。這樣一看，與正規勞動者相比，似乎非正規勞動者更符合我所說的「百姓生活」。當然了，前提是正規勞動與非正規勞動之間不存在如今這樣巨大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差距。

  目前，很多專業技術人員和創作者都在實踐這種生活選擇。其中不乏在經濟上和社會上都很成功的例子。這樣的人可能受上天眷顧，擁有特殊的才能和旁人沒有的條件。但是，根據每個人不同的能力和條件，「百姓生活」大概也會相應地有A級、B級、C級之類的等級區分。我認識一位日本女性，她遠渡重洋，沒有任何後盾就孤身赴美。這位女士在日本家庭中做過孩子的家教，也曾通過按摩的技能謀生，還一個人運營進出口代理業務，在國外頑強地生存了下來。就算不至於這麼傳奇，也有很多人同時在做兩三份工作。比如可以工作日在公司上班，周末做電商，不定期開設講座，還額外配置一些收益性資產；也有一些人在賺取固定收入的同時在一些NPO工作。正因為在某個領域可以認真賺錢，在其他領域才可以不計報酬地貢獻力量——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志願服務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