僱傭崩潰的風險

  我在前文提到過，正規就業與非正規就業之間的差距擴大是由勞動管制的放鬆帶來的，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的「勞動大爆炸」。這一變化的標誌就是日經聯發表於1995年的著名報告《新時代的「日式經營」》。與資方預想不同，僱傭崩潰不僅極大地影響了女性，同樣對男性造成了衝擊。在泡沫經濟崩潰後，大蕭條降臨。團塊世代的子女一代，在畢業求職季正好趕上就業冰河期，遭遇了嚴重的挫折。但是，對於一直生活在經濟上升期的團塊世代來說，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子女的生活水平竟然會不如自己。

  應屆生統一招聘制、終身僱傭制、年功序列工資制是「日式人事管理」的三件套。這意味著，一旦無法順利進入應屆生市場，那麼「再挑戰」就變得異常艱難，起點的懸殊差距往往會造成一生的懸殊差距。儘管政府要求企業將「應屆生」範圍擴大至畢業後三年以內的人，但實際上，企業對於「長期積蓄能力活用型」人才的招聘依然堅持「應屆生統一招聘」，並沒有顛覆傳統的日式人事管理。與此相對，大量求職者以「第二年應屆」「第三年應屆」等名義背負著第一年求職失敗的烙印。治本的解決辦法是禁止「應屆生統一招聘」，但這意味著，對於尚未開發出新型人事管理機制的企業來說，政府的要求無疑是紙上談兵。

  如上所述，僱傭崩潰不僅打擊了女性，男性同樣受到衝擊。而且，首當其衝的就是剛剛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2011年非正規勞動者的比例（1—3月的平均值，不包括岩手縣、宮城縣和福島縣[4]）占全體勞動者的35.4%。在女性勞動者中，非正規勞動者占總數的54.6%，而這一比例在男性中為20.1%。這似乎意味著僱傭崩潰是一個性別問題。但如果著眼於15～24歲的年輕一代，我們會發現，在年輕女性中，非正規勞動者的比例為51.3%，而在年輕男性中則為49.1%。

  自21世紀初，媒體開始熱炒「差距」問題。在此之前，差距並非不存在，而是表現為性別差距。但男女之間的差距似乎是「天經地義」，已經被「自然化」了。年輕女性就業的非正規化也被父母和她們本人正當化為「待字閨中」的過渡期。只要不平等表現為性別不平等，那麼不管是政客還是媒體，都不會把這種問題當成問題。而當不平等問題在男性之間產生的時候，這個問題似乎才變成了「政治問題」。這就是日本政客和媒體男性中心主義的明證。不僅如此，似乎在這些人眼裡，只有當學歷無法保證地位的時候，換句話說，當東京大學畢業生也可能上街要飯的時候，差距問題才真正能夠成為政治問題。

  秋葉原無差別殺人事件的罪犯加藤智大[5]就是泡沫經濟崩潰後走進社會的那一代人。加藤出身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絕對稱不上貧困。因為沒有考上大學，因此進入了短大。畢業後，他進入了一個保安公司工作，之後被轉為「註冊型派遣員工」。後來他作為勞務派遣員工進入一家汽車公司工作，成了製造業勞務派遣「派遣合同終止」[6]的受害者。當然，「派遣合同終止」的遭遇並不能為他脫罪，但這條滑向深淵的人生道路仿佛是被什麼人精心設計的劇本。這不得不令全社會為之震驚。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

  註冊型派遣業務最初是為女性設計的。其目標群體是擁有丈夫或父母提供的基礎設施，因此只需要賺點兒小錢「補貼家用」的女性。限制她們的工資，讓她們成為經濟波動的安全閥，就是資方的如意算盤。出乎資方設計者意料的是，這種本意是「補貼家用」的僱傭形式變成了「養家餬口」的勞動形式。加藤搬出了父母家單過，許多單身女性和單親媽媽也拿著微薄的工資「養家餬口」。由於最低工資一直沒有上調，因此也有人即使勞動時長達到了標準勞動時間（每日8小時、每周40小時），收入還趕不上低保戶。他們被稱作「窮忙族」（Working Poor）。有的單親媽媽同時打兩三份工，有的只好淪為性工作者。這種狀況同樣發生在男性身上。日本的企業家們一致認為，在日元走強的情況下，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生存下來，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非正規勞動者當成用完就扔的一次性耗材。並且，這個陰謀還得到手握正規就業既得利益的工會的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