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距的問題化

  如上所述，日本的非正規僱傭人數在新自由主義改革時期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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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看看非正規勞動者比例的數據（見圖3-1）。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非正規勞動者占勞動者總數的比例持續增加。2011年（不包括受地震影響的岩手縣、宮城縣和福島縣）達到了35.4%。這一年，女性群體中的非正規勞動者的比例高達54.6%，約為男性20.1%的2.7倍。如果單獨看女性數據的話，我們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初經濟衰退剛開始時，非正規工在女性勞動者中的比例約為三分之一。10年後，在21世紀初，這個數字增加到大約二分之一。在此期間，女性勞動者的數量不斷增加，但她們中的大多數都是非正規勞動者。

  圖3-1　非正規勞動者比例

  非正規勞動者指除企業高管和正規雇用的職員、從業者之外的勞動者

  資料來源：根據總務省《勞動力調查》製作

  在經濟衰退的10年中，非正規勞動者不僅在量上，而且在質上發生了重大變化。20世紀90年代初的非正規勞動者多為已婚中年婦女，但此後新增的基本上都是未婚年輕女性。換言之，經濟衰退後，年輕女性畢業後獲得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派遣工、合同工、臨時工作等非正規勞動形式。

  眾所周知，日本的非正規勞動者與正式員工相比，工作待遇差距巨大。據說非正規勞動者的工資僅是正式員工工資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現在，年輕人往往認為自由職業或者兼職零工之類的非正規就業是獲得正式工作之前的過渡，但是這種勞動形式似乎在固定化。工作待遇的差距在年輕時並不明顯，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大。超過35歲後，就不能再被稱為「青年」了。厚生勞動省對「啃老族」和自由職業者的定義有「34歲以下」這條年齡限制，一旦超過34歲，待業青年就只是失業者或窮光蛋了。

  隨著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推進，差距問題成為社會批判的焦點。媒體和政客們天天大喊大叫著「差距差距」，他們說小泉改革是萬惡之源。但正如我所說，新自由主義改革早在小泉政權之前就開始了。並且那些批評不平等的人反倒支持和新自由主義改革沒什麼區別的政策，真是令人費解。

  自從大家開始爭論社會差距問題以來，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到底是誰跟誰的差距？男性之間的差距？抑或是高學歷者之間產生了差距，於是差距就成了熱點問題嗎？難道真是「東大畢業也免不了上街要飯的時代」這種噱頭式說法的感召起了作用，媒體和政客們——別稱「爹味社會」——才開始一窩蜂地關注差距問題嗎？

  在此之前，社會上一有男性之間的學歷差距，二有男女之間的性別差距，但那些媒體和政客從來沒把「差距」當成問題來討論。20世紀60年代之前，日本是個學歷差距極大的社會。在1968年犯下數起手槍槍擊案、被判處死刑的長山則夫（1997年執行）就是60年代的初中畢業求職者之一。地方的初中畢業生們坐著集體就業[15]列車，進入城市底層勞動力市場。他們中的很多人短期內就辭職不干，最後杳無音信。那時大家都說，貧困、教育背景和家庭破裂都是問題所在，但沒有一個人指出，這就是差距問題——因為人們視學歷差距為天經地義，誰也不覺得成問題。

  還有一種差距——性別差距。社會上一窩蜂地討論社會差距問題時，女性學研究者們想：我們20年前就開始討論這個問題了，可是誰也沒聽進去過。為什麼呢？——媒體和政客們視性別差距為天經地義，誰也不覺得成問題。

  2008年，日本的男女收入比是100∶69.3。在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諸成員國中，瑞典的男女收入差距比接近100∶84.6，法國接近100∶88。日本與這些國家相比，男女之間存在巨大的收入鴻溝。而且，即使在批准了聯合國《消歧公約》之後，這種男女收入差距在長期內依然沒有改善，這與其他國家相比依然是個問題。

  男女收入差距是性別歧視最明顯的指標之一。男女收入差距沒有改善這一事實表明，婦女所處的社會狀況在過去的30年中並沒有改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大多數婦女是非正規就業。

  我把正式員工丈夫和非正規就業的兼職妻子組成的夫妻稱為「身份不同的夫妻」。年收入800萬日元的丈夫，和年收入100來萬日元的妻子的身份顯然不同。當我讀到一些經濟學家2000年之後寫的夫妻經濟差距的文章時，我想，你們怎麼才知道。

  在社會學的階層研究中，一般認為妻子與丈夫歸屬於相同的階層。顯然，妻子自己也是這麼認為的。但如果以個人為單位而非以家庭為單位，這些妻子顯然屬於貧困階層。經濟階層的衡量應該以家庭為單位，還是以個人為單位進行，本來就是有爭議的。階層歸屬和階層歸屬意識是不同的概念。不管妻子怎麼想，一旦離婚，這種意識的虛假性就暴露無遺了。許多女性一旦離婚，立刻跌落到貧困線以下。美國也有數據，能夠清晰明了地說明離婚提高了丈夫的生活水平，降低了妻子的生活水平。似乎可以說，妻子所處的就是那種只要能維持好夫妻關係，承受什麼樣的家庭暴力或者蔑視、無視都無所謂的經濟階層吧。

  事實上，離婚單身母親的平均年收入在200萬日元上下。這是為了養家餬口，同時打兩份甚至三份工的收入。只有當差距成為一個社會問題時，單身母親的貧困問題才像搭便車一樣順帶進入公眾視野。這是「差距成為問題」的意外效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