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的「權利」，我們的「分」》（提要）

  「right」譯錯了！它更好的譯名應該是「權分」。

  「right」的各種譯名:

  「一種正當或合法的要求——擁有或獲得某物，或以特定的方式行為舉止。」(《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

  1839年，林則徐的翻譯袁德輝選擇了「道理」。

  1862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選擇了「權」。有時覺得不確切，便添上「利」字，造了一個新詞：「權利」。

  1870年前後(明治初期)，日本人也選用兩個漢字，造了一個新詞：「權理」。(李貴連，1998)

  

  1933年，胡適也選用兩個漢字，造了一個新詞：「義權」。胡適說：「其實'權利』的本義只是一個人所應有，其正確的翻譯應該是'義權』。」

  「權利」二字聯用，無論在字面上，還是在古人已有的用法中，都沒有仁義的影子。人家在歐美老家原本是「一種正當或合法的要求」，到了中國，竟換成滿臉的權勢和利益。

  權分與歷史縱深

  「right」譯錯了！它更好的譯名應該是「權分」。 從思想史的角度看，最大的問題在於：「權利」這個譯名截斷了歷史傳統，好像這東西純屬洋貨。試想，如果我們以「分」字接續傳統，以「權」字照應一百多年來圍繞「權利」形成的人權、產權、選舉權等表達方式，用「權分」譯right，用「義分」 或仍用「義務」譯duty，那麼，不僅可以清除「以霸譯王」的餘味，擺脫「權利」與「權力」的音義糾纏，更重要的是，一片寬廣深厚的經驗世界將展現在我們面前。

  司馬光《資治通鑑》中分析說：「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

  可見，無論在歷史記載中，還是在聖賢典籍中，都儲存了豐富的關於權分變遷的理論和經驗。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分，君有君分，臣有臣分，主有主分，奴有奴分，固然從未平等過，但邊際變化也從未停止。人們動用各種手段擴張自己的分，限制別人的分，貴者維護差別，賤者追求平等，每一寸的變遷都伴隨著相應的成本和收益計算。如此爭鬥數千年，留下了複雜的演變軌跡。

  在經濟活動中，我們的先民也經常用「分」字規定彼此的權利義務。

  既然權分不是西洋獨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各個社會集團長期博弈的結果，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有歷史厚度的概念。一個「分」字，接通了我們祖先以數千年血汗積累的知識和經驗。

  人權、天賦權利、自然權利、公民權利，這些常用概念都有平等的含義。同時，這個概念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又占有首要地位，比權力更加顯赫的地位。

  中國社會始終不平等，權力的大小，決定著權分的大小。官家之分必定大於良民之分，良民之分必定大於奴婢之分。區別尊卑貴賤既正當又合法，無君無父屬於大逆不道。我們傳統的茶杯，也對應著「分」這個蓋子。近百年來，打倒了皇帝，又砸了孔家店，家天下變成了官天下，茶杯和蓋子都有變化，但核心結構依舊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