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傳統的心傳

  清朝官員到北京行賄，先要按規矩到琉璃廠的字畫古董店問路。講明想送某大官多少兩銀子之後，字畫店老闆就會很內行地告訴他，應該送一張某畫家的畫。收下銀子後，字畫店的老闆會到那位大官的家裡，用這筆銀子買下那位官員收藏的這位畫家的畫，再將這張畫交給行賄者。行賄者只要捧著這張很雅致的毫無銅臭的禮物登門拜訪，完璧歸趙，行賄就高雅地完成了。

  我讀過幾本清朝人寫的筆記，恰好知道一些百年前福建官場的情況。今年1月中旬，我在《南方周末》（2000年1月14日）上讀到兩篇描寫當代福建官場的文章，題目是《貧困縣的「紅包書記」》和《另一起「紅包醜聞」》。古今對比，迢迢暗遞的傳統浮現眼前。

  報上說，「紅包書記」丁仰寧在福建省政和縣當政兩年，收受紅包一百多萬元。當地向領導幹部送紅包已經形成風氣，層層都在送，層層都在收。另一篇談到福建寧德地區官場的文章也說，紅包的大小與官員的級別成正比，紅包是權力運作的潤滑劑，個人、單位、黨政機關全都大送紅包。

  在紅包的大小、作用和普及程度方面，今日福建官場與清朝官場沒有明顯區別，但在名稱和遞送技巧方面，區別卻很顯著，讓人感覺到傳統斷裂的痕跡。紅包書記親自介紹了幾種送紅包的花樣，他使用的語言很貧乏，翻來覆去就是「紅包」、「送禮」這兩個詞，而他列舉的那些花樣，還有另外一篇文章以同樣貧乏的語言提到的花樣，在清朝官場都有很確切的名字。

  紅包書記說的逢年過節送紅包，還有利用生日送禮，在清朝的術語叫「三節兩壽」。這個詞通行全國。「三節」是指春節、端午和中秋，「兩壽」是指官員自己和官員夫人的生日。現在領導幹部出差收授的紅包，在清朝叫「程儀。」請官吏辦事送的紅包，在清朝叫「使費」。請中央各部批准什麼東西，遞上去的紅包叫「部費。」還有幾十種名目，譬如告別送別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領導的秘書跟班送門敬或跟敬，等等。我不熟悉情況，對應不好，就不一一列舉了。以三節兩壽為首的所有這些花樣，明清時統稱為「官場陋規」，現在則寬泛且模糊地稱為「不正之風」，全然不顧其規則性的作用。在明朝和清朝，這些術語是延續使用的。經過五六百年的積累和充實，詞彙像官場規矩一樣變得豐富細膩，體現了官場「潛文化」積澱的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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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這裡杜撰了一個「潛文化」的詞，目的是與官場上正式的「紅頭文件」劃清界限。「潛文化」的東西是很少形諸文字的，積累和發展的道路自然不那麼順暢，紅頭文件則不然。歷代的行政法規按中央六部的分類歸為「六典」，清朝的閻鎮珩僅僅梳理了一遍就花了十三年，寫了部《六典通考》，竟用了二百卷的篇幅。這些紅頭文件大體都說得很漂亮，勤政愛民云云，規定也越來越具體細緻。假如當真行得通，我們的文明肯定有資格征服世界——無須花那些冤枉錢搞大選、維持議會和最高法院，統治集團就像人民的父母一樣慈愛，像聖賢一樣英明。奈何這些漂亮東西不太中用，倒是那些只做不說的「潛文化」生命力極強，大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勁頭。打算學習研究這種東西的人，最好潛入官場生活之中，在實踐中摸索總結。如果想研究前朝，就要扎到小說筆記和原始檔案之中翻檢搜尋。

  談到小說，我想起了高陽先生在《胡雪岩》一書中寫到的行賄辦法。清朝官員到北京行賄，先要按規矩到琉璃廠的字畫古董店問路。講明想送某大官多少兩銀子之後，字畫店老闆就會很內行地告訴他，應該送一張某畫家的畫。收下銀子後，字畫店的老闆會到那位大官的家裡，用這筆銀子買下那位官員收藏的這位畫家的畫，再將這張畫交給行賄者。行賄者只要捧著這張很雅致的毫無銅臭的禮物登門拜訪，完璧歸趙，行賄就高雅地完成了。這裡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字畫價格的模糊性提供了安全性。字畫店的老闆也非常可靠，他只按規矩收一筆手續費。我想，這些門道和規矩，都凝結著我們祖先千百年的智慧和知識，相形之下，現在的官員真是太俗太蠢太無知了。紅包書記說現在的人送禮，經常在香菸、酒盒、果箱裡藏錢，還送一些空調和微波爐之類的夯貨。這再次表明了潛文化傳統的斷裂，似乎一切都要從頭摸索。從好的方面說，技巧的笨拙表明行賄發生的次數不多或時間不長。從壞的方面說，又表明這種現象的生存環境更好，官員的臉皮更厚，無須精巧打扮。即使將來打擊得緊了，官員的臉皮薄了，其發展潛力仍不可限量。未來的監察官員們，你們任重而道遠。

  紅包書記是1976年高中畢業的，恰好我也是那一年的高中畢業生。作為同齡人，我深知他所受的教育是多麼乾淨。所有染上「封資修」色彩的讀物一概查禁，即使在大規模的批孔運動中也讀不到孔夫子的原著。領導們怕我們抵抗力不強，中了孔老二的毒。毛澤東主席想把我們培養為一代無私的共產主義新人，我們整天讀到的都是雷鋒式的思想和行為。我估計，這一場持續了二十多年的清洗和建設，在切斷傳統的意義上比焚書坑儒徹底得多。頗有理想主義色彩的典籍尚且讀不到，更何況關於官場潛規則的腐朽知識。這些年「沉渣泛起」，繼承傳統受到了鼓勵，但我又不敢指望現在的官吏有那份能力或耐心去翻檢古籍了。

  令人拍案叫絕的是，如今的官員和整個官場根本就用不著翻檢什麼古籍，他們無師自通，與明清官場患上了一模一樣的病症，就連「三節」也和明清一樣選在春節、端午和中秋，繞開了官定地位遠高於端午的元旦、五一和國慶節。這真是莫名其妙，妙不可言。持續數十年的決裂傳統和培育新人的兇狠努力，居然只造就了一點行賄名稱和技巧上的差距。從發展速度判斷，彌補這點差距，趕上並超過明清官場的水平，在不遠的將來就可以實現，我對這一點要比「超英趕美」樂觀得多。

  根據毛澤東《實踐論》的觀點，我們知道，人的認識，包括行賄的名目和知識，都是從實踐中得來的，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而中國的基本政治現實是：政府的專制傳統很少改變，人民無權也無力監督和更換統治者。五十年來，這個傳統不但沒有削弱，在許多方面還加強了。

  以《另一起「紅包醜聞」》中提到的事實為證：「林（福建省福鼎市點頭鎮原黨委書記林亞寧）透露，紅包主要送給上級領導和省、地、市有關部門。給上級領導送紅包是為了聯絡感情，給上級有關部門送是為了爭取資金、項目。」

  這裡提到了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聯絡感情，說明白點就是為了升官，這與明清官場是一樣的。如今官員的升遷仍然取決於與上級的關係，層層遞升上去，每一層的成功與否都取決於爭當「接班人」的技巧，而整個過程中都像明清一樣沒有老百姓插手的份。第二個目的是爭取資金項目。在傳統上這本來是民間的事情，現在也收歸政府了。難道政府官員那麼願意辛辛苦苦給國有企業爭資金上項目嗎？真正重要的是，這些錢到手後不用操心去還。所謂「吃完了財政吃銀行，吃完了銀行吃股民」，一路吃下來，官員們的肚子就肥胖飽滿了。如此成熟完善的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債務軟約束體系，如此巧妙地避開了直接反抗的吞噬民間財產的體系，屬於當代國人的新創造，明清時代只存在一點不值一提的苗頭。這就是我說專制傳統在「許多方面還加強了」的意思。

  與上級領導和部門聯絡感情的利益如此巨大，送紅包便勢在必行了。有了這種根基，沒有名詞可以發明名詞，沒有經驗可以摸索經驗，沒有傳統可以創造傳統，斷裂個二三十年乃至百八十年，無非是一次冬眠。所謂「野火燒不盡」，就是因為燒掉的只是表面的幾個名詞，地表下的草根還活得好好的，沃土也沒有變成沙漠：人心還是那顆「食色性也」的心，社會還是那個「莫非王臣」的社會。一旦春風吹拂，不綠滿中華才叫見鬼。如此比喻並沒有貶低「潛知識」傳統的意思。這就好比摸著石頭過河，河一定要過，此乃升官發財的必由之路。如果祖先告訴我們石頭在哪裡，就可以少淹死幾個人，少弄濕幾次鞋。如果祖先的知識沒有傳下來，就難免付出血的代價，前赴後繼地摸索和積累。

  其實，現代人如果肯下功夫，關於官場運作實況的潛規則的知識還是可以找到的，明清野史中甚至還有如何走私，如何收買「海關」和「水師」（海軍），如何處理不同走私團伙的利益衝突的知識。走私者和受賄者學習好了，可以少犯「遠華」案中的錯誤。監察者學習好了，可以更有效地揚湯止沸。為中國的前途命運操心的領導人學習好了，更可以來個釜底抽薪，徹底改良土壤，免蹈從秦漢到明清歷代王朝都繞不開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