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畢力涅克（Boris Pilniak）的真姓氏是鄂皋（Wogau），以一八九四年生於伏爾迦沿岸的一個混有日耳曼、猶太、俄羅斯、韃靼的血液的家庭里。九歲時他就試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歲。「綏拉比翁的兄弟們」成立後，他為其中的一員，一九二二年發表小說《精光的年頭》，遂得了甚大的文譽。這是他將內戰時代所身歷的酸辛，殘酷，醜惡，無聊的事件和場面，用了隨筆或雜感的形式，描寫出來的。其中並無主角，倘要尋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畢力涅克所寫的革命，其實不過是暴動，是叛亂，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後的農村，也只有嫌惡和絕望。他於是漸漸成為反動作家的渠魁，為蘇聯批評界所攻擊了，最甚的時候是一九二五年，幾乎從文壇上沒落。但至一九三〇年，以五年計劃為題材，描寫反革命的陰謀及其失敗的長篇小說《伏爾迦流到裏海》發表後，才又稍稍恢復了一些聲望，仍舊算是一個「同路人」。

  《苦蓬》從《海外文學新選》第三十六編平岡雅英所譯的《他們的生活之一年》中譯出，還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時候而論，是很舊的，但這時蘇聯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態度，也比成名後較為真摯。然而也還是近於隨筆模樣，將傳說、迷信、戀愛、戰爭等零星小材料，組成一片，有嵌鑲細工之觀，可是也覺得頗為悅目。珂剛教授以為畢力涅克的小說，其實都是小說的材料（見《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用於這一篇，也是評得很愜當的。

  綏甫林娜（Lidia Seifullina）生於一八八九年；父親是信耶教的韃靼人，母親是農家女。高等中學第七學級完畢後，她便做了小學的教員，有時也到各地方去演劇。一九一七年加入社會革命黨，但至一九年這黨反對革命的戰爭的時候，她就出黨了。一九二一年，始給西伯利亞的日報做了一篇短短的小說，竟大受讀者的歡迎，於是就陸續的創作，最有名的是《維里尼亞》（中國有穆木天譯本）和《犯人》。（中國有曹靖華譯本，在《菸袋》中。）

  《肥料》從《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三卷中富士辰馬的譯本譯出，疑是一九二三年之作，所寫的是十月革命時一個鄉村中的貧農和富農的鬥爭，而前者終於失敗。這樣的事件，革命時代是常有的，蓋不獨蘇聯為然。但作者卻寫得很生動，地主的陰險，鄉下革命家的粗魯和認真，老農的堅決，都歷歷如在目前，而且絕不見有一般「同路人」的對於革命的冷淡模樣，她的作品至今還為讀書界所愛重，實在是無足怪的。

  然而譯她的作品卻是一件難事業，原譯者在本篇之末，就有一段「附記」說：

  

  「真是用了農民的土話所寫的綏甫林娜的作品，委實很難懂，聽說雖在俄國，倘不是精通鄉村的風俗和土音的人，也還是不能看的。竟至於因此有了為看綏甫林娜的作品而設的特別的字典。我的手頭沒有這樣的字典。先前曾將這篇譯載別的刊物上，這回是從新改譯的。倘有總難瞭然之處，則求教於一個熟知農民事情的韃靼的婦人。綏甫林娜也正是韃靼系。但求教之後，卻愈加知道這篇的難懂了。這回的譯文，自然不能說是足夠傳出了作者的心情，但比起舊譯來，卻自以為好了不少。須到坦波夫或者那裡的鄉下去，在農民裡面過活三四年，那也許能夠得到完全的翻譯罷。」

  但譯者卻將求教之後，這才瞭然的土話，改成我所不懂的日本鄉下的土話了，於是只得也求教於生長在日本鄉下的M君，勉強譯出，而於農民言語，則不再用某一處的土話，仍以平常的所謂「白話文」了事，因為我是深知道決不會有人來給我的譯文做字典的。但於原作的精采，恐怕又損失不少了。

  略悉珂（Nikolei Liashko）是在一八八四年生於哈里珂夫的一個小市上的，父母是兵卒和農女。他先做咖啡店的侍者，後來當了皮革製造廠，機器製造廠，造船廠的工人，一面聽著工人夜學校的講義。一九〇一年加入工人的秘密團體，因此轉輾於捕縛，牢獄，監視，追放的生活中者近十年，但也就在這生活中開始了著作。十月革命後，為無產者文學團體「鍛冶廠」之一員，著名的著作是《熔爐》，寫內亂時代所破壞，死滅的工廠，由工人們自己的團結協力而復興，格局與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頗相似。

  《鐵的靜寂》還是一九一九年作，現在是從《勞農露西亞短篇集》內，外村史郎的譯本重譯出來的。看那作成的年代，就知道所寫的是革命直後的情形，工人的對於復興的熱心，小市民和農民的在革命時候的自利，都在這短篇中出現。但作者是和傳統頗有些聯繫的人，所以雖是無產者作家，而觀念形態卻與「同路人」較相近，然而究竟是無產者作家，所以那同情在工人一方面，是大略一看，就明明白白的。對於農民的憎惡，也常見於初期的無產者作品中，現在的作家們，已多在竭力的矯正了，例如法捷耶夫的《毀滅》，即為此費去不少的篇幅。

  聶維洛夫（Aleksandr Neverov）真姓斯珂培萊夫（Skobelev）以一八八六年生為薩瑪拉（Samara）州的一個農夫的兒子。一九○五年師範學校第二級卒業後，做了村學的教師。內戰時候，則為薩瑪拉的革命底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赤衛軍》的編輯者。一九二〇至二一年大饑荒之際，他和饑民一同從伏爾迦逃往搭什干，二二年到墨斯科，加入「鍛冶廠，」二二年冬，就以心臟麻痹死去了，年三十七。他的最初的小說，在一九〇五年發表，此後所作，為數甚多，最著名的是《豐饒的城塔什干》，中國有穆木天譯本。

  《我要活》是從愛因斯坦因（Maria Einstein）所譯，名為《人生的面目）（Das Antlitz des Lebens）的小說集裡重譯出來的。為死去的受苦的母親，為未來的將要一樣受苦的孩子，更由此推及一切受苦的人們而戰鬥，觀念形態殊不似革命的勞動者。然而作者還是無產者文學初期的人，所以這也並不足令人詫異。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里說：

  「出於『鍛冶廠』一派的最是天才底的小說家，不消說，是將崩壞時代的農村生活，加以傑出的描寫者之一的那亞歷山大·聶維洛夫了。他全身浴著革命的吹噓，但同時也愛生活。……他之於時事問題，是遠的，也是近的。說是遠者，因為他貪婪的愛著人生。說是近者，因為他看見站在進向人生的幸福和充實的路上的力量，覺到解放的力量。……

  「聶維洛夫的小說之一《我要活》，是描寫自願從軍的紅軍士兵的，但這人也如聶維洛夫所寫許多主角一樣，高興地爽快地愛著生活。他遇見春天的廣大，曙光，夕照，高飛的鶴，流過窪地的小溪，就開心起來。他家裡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小孩，他卻去打仗了。他去赴死了。這是因為要活的緣故；因為有意義的人生觀為了有意義的生活，要求著死的緣故；因為單是活著，並非就是生活的緣故；因為他記得洗衣服的他那母親那裡，每夜來些兵丁、腳夫、貨車夫、流氓，好象打一匹乏力的馬一般地毆打她，灌得醉到失了知覺，呆頭呆腦的無聊的將她推倒在眠床上的緣故。」

  瑪拉式庚（Sergei Malashkin）是土拉省人，他父親是個貧農。他自己說，他的第一個先生就是他的父親。但是，他父親很守舊的，只准他讀《聖經》和《使徒行傳》等類的書：他偷讀一些「世俗的書」，父親就要打他的。不過他八歲時，就見到了果戈理、普式庚、萊爾孟多夫的作品。「果戈理的作品給了我很大的印象，甚至於使我常常做夢看見魔鬼和各種各式的妖怪。」他十一二歲的時候非常之淘氣，到處搗亂。十三歲就到一個富農的家裡去做工，放馬，耕田，割草，……在這富農家裡，做了四個月。後來就到坦波夫省的一個店鋪子裡當學徒，雖然工作很多，可是他總是偷著功夫看書，而且更喜歡「搗亂和頑皮」。

  一九〇四年，他一個人逃到了墨斯科，在一個牛奶坊里找著了工作。不久他就碰見了一些革命黨人，加入了他們的小組。一九〇五年革命的時候，他參加了墨斯科十二月暴動，攻打過一個飯店，叫做「波浪」的，那飯店裡有四十個憲兵駐紮著：很打了一陣，所以他就受了傷。一九〇六年他加入了布爾塞維克黨，一直到現在。從一九〇九年之後，他就在俄國到處流蕩，當苦力，當店員，當木料廠里的工頭。歐戰的時候，他當過兵，在「德國戰線」上經過了不少次的殘酷的戰鬥。他一直喜歡讀書，自己很勤懇的學習，收集了許多少見的書籍。（五千本）

  他到三十二歲，才「偶然的寫些作品」。

  「在五年的不斷的文學工作之中，我寫了一些創作。（其中一小部分已經出版了）所有這些作品，都使我非常之不滿意，尤其因為我看見那許多偉大的散文創作：普式庚、萊爾孟多夫、果戈理、陀思妥夫斯基和蒲寧。研究著他們的創作，我時常覺著一種苦痛，想起我自己所寫的東西——簡直一無價值……就不知道怎麼才好。

  「而在我的前面正在咆哮著，轉動著偉大的時代，我的同階級的人，在過去的幾百年裡是沉默著的，是受盡了一切痛苦的，現在卻已經在建設著新的生活，用自己的言語，大聲的表演自己的階級，乾脆的說：——我們是主人。

  「藝術家之中，誰能夠廣泛的深刻的能幹的在自己的作品裡反映這個主人，——他才是幸福的。

  「我暫時沒有這種幸福，所以痛苦，所以難受。」（瑪拉式庚自傳）

  他在文學團體裡，先是屬於「鍛冶廠」的，後即脫離，加入了「十月」。一九二七年，出版了描寫一個革命少女的道德底破滅的經過的小說，曰《月亮從右邊出來》一名《異乎尋常的戀愛》，就捲起了一個大風暴，惹出種種的批評。有的說，他所描寫的是真實，足見現代青年的墮落；有的說，革命青年中並無這樣的現象，所以作者是對於青年的中傷；還有折中論者，以為這些現象是實在的，然而不過是青年中的一部分。高等學校還因此施行了心理測驗，那結果，是明白了男女學生的絕對多數，都是願意繼續的共同生活，「永續的戀愛關係」的。珂剛教授在《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對於這一類的文學，很說了許多不滿的話。

  但這本書，日本卻早有太田信夫的譯本，名為《右側之月》，末後附著短篇四五篇。這裡的《工人》，就從日本譯本中譯出，並非關於性的作品，也不是什麼傑作，不過描寫列寧的幾處，是仿佛妙手的速寫畫一樣，頗有神采的。還有一個不大會說俄國話的男人，大約就是史太林了，因為他原是生於喬具亞（Georgia）——也即《鐵流》里所說起的克魯怎的。

  綏拉菲摩維支（A. Serafimovich）的真姓是波波夫（Aleksandr Serafimovich Popov），是十月革命前原已成名的作家，但自《鐵流》發表後，作品既是劃一時代的紀念碑底的作品，作者也更被確定為偉大的無產文學的作者了。靖華所譯的《鐵流》，卷首就有作者的自傳，為省紙墨計，這裡不多說罷。

  《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都是文尹從《綏拉菲摩維支全集》第一卷直接譯出來的，都還是十月革命以前的作品。譯本的前一篇的前面，原有一篇序，說得很分明，現在就完全抄錄在下面：——

  綏拉菲摩維支是《鐵流》的作家，這是用不著介紹的了。可是，《鐵流》出版的時候已經在十月之後；《鐵流》的題材也已經是十月之後的題材了。中國的讀者，尤其是中國的作家，也許很願意知道：人家在十月之前是怎麼樣寫的。是的！他們應當知道，他們必須知道。至於那些以為不必知道這個問題的中國作家，那我們本來沒有這種閒功夫來替他們打算，——他們自己會找著李完用文集或者吉百林小說集……去學習，學習那種特別的巧妙的修辭和布局。騙人，尤其是騙群眾，的確要有點兒本事！至於綏拉菲摩維支，他是不要騙人的，他要替群眾說話，他並且能夠說出群眾所要說的話。可是，他在當時——十月之前，應當有騙狗的本事。當時的文字獄是多麼殘酷，當時的書報檢查是多麼嚴厲，而他還能夠寫，自然並不能夠「暢所欲言」，然而寫始終能夠寫的，而且能夠寫出暴露社會生活的強有力的作品，能夠不斷的揭穿一切種種的假面具。

  這篇小說：《一天的工作》，就是這種作品之中的一篇。出版的時候是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登載在《亞佐夫海邊報》上。這個日報不過是頓河邊的洛斯托夫地方的一個普通的自由主義的日報。讀者如果仔細的讀一讀這篇小說，他所得的印象是什麼呢？難道不是那種舊制度各方面的罪惡的一幅畫像！這裡沒有「英雄」，沒有標語，沒有鼓動，沒有「文明戲」里的演說草稿。但是，……

  這篇小說的題材是真實的事實，是諾沃赤爾卡斯克城裡的藥房學徒的生活。作者的兄弟，謝爾蓋，在一千八百九十幾年的時候，正在這地方當藥房的學徒，他親身受到一切種種的剝削。謝爾蓋的生活是非常苦的。父親死了之後，他就不能夠再讀書，中學都沒有畢業，就到處找事做，換過好幾種職業，當過水手；後來還是靠他哥哥（作者）的幫助，方才考進了藥房，要想熬到製藥師副手的資格。後來，綏拉菲摩維支幫助他在郭鐵爾尼珂華站上自己開辦了一個農村藥房。綏拉菲摩維支時常到那地方去的；一九〇八年他就在這地方收集了材料，寫了他那第一篇長篇小說：《曠野里的城市》。

  范易嘉志。一九三二，三，三〇。

  孚爾瑪諾夫（Dmitriy Furmanov）的自傳里沒有說明他是什麼地方的人，也沒有說起他的出身。他八歲就開始讀小說，而且讀得很多，都是司各德、萊德、倍恩、陀爾等類的翻譯小說。他是在伊凡諾沃·沃茲納新斯克地方受的初等教育，進過商業學校，又在吉納史馬畢業了實科學校。後來進了墨斯科大學，一九一五年在文科畢業，可是沒有經過「國家考試」。就在那一年當了軍醫里的看護士，被派到「土耳其戰線」,到了高加索，波斯邊境，又到過西伯利亞，到過「西部戰線」和「西南戰線」……。

  一九一六年回到伊凡諾沃，做工人學校的教員。一九一七年革命開始之後,他熱烈的參加。他那時候是社會革命黨的極左派，所謂「最大限度派」（「Maximalist」）。

  「只有火焰似的熱情，而政治的經驗很少，就便我先成了最大限度派，後來，又成了無政府派，當時覺得新的理想世界，可以用無治主義的炸彈去建設，大家都自由，什麼都自由！」

  「而實際生活使我在工人代表蘇維埃里工作（副主席）；之後，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加入布爾塞維克黨。孚龍茲（Frunze，是托羅茨基免職之後第一任蘇聯軍事人民委員長，現在已經死了。——譯者）對於我的這個轉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我的幾次談話把我的最後的無政府主義的幻想都撲滅了。」（自傳）

  不久，他就當了省黨部的書記，做當地省政府的委員，這是在中央亞細亞。後來，同著孚龍茲的隊伍參加國內戰爭，當了查葩耶夫第二十五師的黨代表，土耳其斯坦戰線的政治部主任，古班軍的政治部主任。他秘密到古班的白軍區域裡去做工作，當了「赤色陸戰隊」的黨代表，那所謂「陸戰隊」的司令就是《鐵流》里的郭如鶴（郭甫久鶴）。在這裡，他腳上中了槍彈。他因為革命戰爭里的功勞，得了紅旗勳章。

  一九一七——一八年他就開始寫文章，登載在外省的以及中央的報章雜誌上。一九二一年國內戰爭結束之後，他到了墨斯科，就開始寫小說。出版了《赤色陸戰隊》、《查葩耶夫》、《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他著的《叛亂》出版（中文譯本改做《克服》），這是講一九二〇年夏天謝米列赤伊地方的國內戰爭的。謝米列赤伊地方在伊犁以西三四百里光景，中國舊書里，有譯做「七河地」的，這是七條河的流域的總名稱。

  從一九二一年之後，孚爾瑪諾夫才完全做文學的工作。不幸，他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五日就病死了。他墓碑上刻著一把劍和一本書；銘很簡單，是：特密忒黎·孚爾瑪諾夫，共產主義者，戰士，文人。

  孚爾瑪諾夫的著作，有：

  《查葩耶夫》——一九二三年。

  《叛亂》——一九二五年。

  《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三年。

  《史德拉克》——短篇小說，一九二五年。

  《七天》（《查葩耶夫》的縮本）——一九二六年。

  《鬥爭的道路》——小說集。

  《海岸》（關於高加索的「報告」）——一九二六年。

  《最後幾天》——一九二六年。

  《忘不了的幾天》——「報告」和小說集，一九二六年。

  《盲詩人》——小說集，一九二七年。

  《孚爾馬諾夫文集》四卷。

  《市儈雜記》——一九二七年。

  《飛行家薩諾夫》——小說集，一九二七年。

  這裡的一篇《英雄們》，是從斐檀斯的譯本（D. Fourmanow：Die roten Helden，deutsch von A. Videns，Verlag der Jugendinternationale，Berlin 1928）重譯的，也許就是《赤色陸戰隊》。所記的是用一支奇兵，將白軍的大隊打退，其中似乎還有些傳奇色采，但很多的是身歷和心得之談，即如由出發以至登陸這一段，就是給高談專門家和嘮叨主義者的一個大教訓。

  將「Helden」譯作「英雄們」，是有點流弊的，因為容易和中國舊來的所謂「顯英雄」的「英雄」相混，這裡其實不過是「男子漢，大丈夫」的意思。譯作「別動隊」的，原文是「Dessert」，源出法文，意雲「追加」，也可以引伸為飯後的點心，書籍的附錄，本不是軍用語。這裡稱郭甫久鶴的一隊為「rote Dessert」，恐怕是一個諢號，應該譯作「紅點心」的，是並非正式軍隊，它的前去攻打敵人，不過給吃一點點心，不算正餐的意思。但因為單是猜想，不能確定，所以這裡就姑且譯作中國人所較為聽慣的，也非正裝軍隊的「別動隊」了。

  唆羅呵夫（Michail Sholochov）以一九〇五年生於頓州。父親是雜貨、家畜和木材商人，後來還做了機器磨坊的經理。母親是一個土耳其女子的曾孫女，那時她帶了她的六歲的小兒子——就是唆羅訶夫的祖父——作為俘虜，從哥薩克移到頓來的。唆羅訶夫在墨斯科時，進了小學，在伏羅內希時，進了中學，但沒有畢業，因為他們為了侵進來的德國軍隊，避到頓方面去了。在這地方，這孩子就目睹了市民戰，一九二二年，他曾參加了對於那時還使頓州不安的馬賊的戰鬥。到十六歲，他便做了統計家，後來是扶養委員。他的作品於一九二三年這才付印，使他有名的是那大部的以市民戰為材料的小說《靜靜的頓河》，到現在一共出了四卷，第一卷在中國有賀非譯本。

  《父親》從《新俄新作家三十人集》中翻來，原譯者是斯忒拉綏爾（Nadja Strasser）；所描寫的也是內戰時代，一個哥薩克老人的處境非常之難，為了小兒女而殺較長的兩男，但又為小兒女所憎恨的悲劇。和果戈理、托爾斯泰所描寫的哥薩克，已經很不同，倒令人仿佛看見了在戈理基初期作品中有時出現的人物。契呵夫寫到農民的短篇，也有近於這一類的東西。

  班菲洛夫（Fedor Panferov）生於一八九六年，是一個貧農的兒子，九歲時就給人去牧羊，後來做了店鋪的夥計。他是共產黨員，十月革命後，大為黨和政府而從事於活動，一面創作著出色的小說。最優秀的作品，是描寫貧農們為建設農村的社會主義的鬥爭的《勃魯斯基》，以一九二六年出版，現在歐美諸國幾乎都有譯本了。

  關於伊連珂夫（V. Ilienkov）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少。只看見德文本《世界革命的文學》（Literatur der Weltrevolution）的去年的第三本里，說他是全俄無產作家同盟（拉普）中的一人，也是一個描寫新俄的人們的生活，尤其是農民生活的好手。

  當蘇俄施行五年計畫的時候，革命的勞動者都為此努力的建設，組突擊隊，作社會主義競賽，到兩年半，西歐及美洲「文明國」所視為幻想，妄談，昏話的事業，至少竟有十個工廠已經完成了。那時的作家們，也應了社會的要求，應了和大藝術作品一同，一面更加提高藝術作品的實質，一面也用了報告文學，短篇小說，詩，素描的目前小品，來表示正在獲勝的集團，工廠，以及共同經營農場的好漢，突擊隊員的要求，走向庫茲巴斯，巴庫，斯太林格拉特，和別的大建設的地方去，以最短的期限，做出這樣的藝術作品來。日本的蘇維埃事情研究會所編譯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叢書》第一輯《衝擊隊》（一九三一年版）中，就有七篇這一種「報告文學」在裡面。

  《枯煤·人們和耐火磚》就從那裡重譯出來的，所說的是伏在地面之下的泥沼的成因，建設者們的克服自然的毅力，枯煤和文化的關係，煉造枯煤和建築枯煤爐的方法，耐火磚的種類，競賽的情形，監督和指導的要訣。種種事情，都包含在短短的一篇里，這實在不只是「報告文學」的好標本』，而是實際的知識和工作的簡要的教科書了。

  但這也許不適宜於中國的若干的讀者，因為倘不知道一點地質，煉煤，開礦的大略，讀起來是很無興味的。但在蘇聯卻又作別論，因為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中，智識勞動和筋肉勞動的界限也跟著消除，所以這樣的作品也正是一般的讀物。由此更可見社會一異，所謂「智識者」即截然不同，蘇聯的新的智識者，實在已不知道為什麼有人會對秋月傷心，落花墜淚，正如我們的不明白為什麼熔鐵的爐，倒是沒有爐底一樣了。

  《文學月報》的第二本上，有一篇周起應君所譯的同一的文章，但比這裡的要多三分之一，大抵是關於稷林的故事。我想，這大約是原本本有兩種，並非原譯者有所增減，而他的譯本，是出於英文的。我原想借了他的譯本來，但想了一下，就又另譯了《衝擊隊》里的一本。因為詳的一本，雖然興味較多，而因此又掩蓋了緊要的處所，簡的一本則脈絡分明，但讀起來終不免有枯燥之感。——然而又各有相宜的讀者層的。有心的讀者或作者倘加以比較，研究，一定很有所省悟，我想，給中國有兩種不同的譯本，決不會是一種多事的徒勞的。

  但原譯本似乎也各有錯誤之處。例如這裡的「他講話，總仿佛手上有著細索子，將這連結著的一樣。」周譯本作「他老是這樣地說話，好象他銜了甚麼東西在他的牙齒間，而且在緊緊地把它咬著一樣。」這裡的「他早晨往往被人叫醒，從桌子底下拉出來。」周譯本作「他常常驚醒來了，或者更正確地說，從桌上抬起頭來了。」想起情理來，都應該是後一譯不錯的，但為了免得雜亂起見，我都不據以改正。

  從描寫內戰時代的《父親》，一跳就到了建設時代的《枯煤·人們和耐火磚》，這之間的間隔實在太大了。但目下也沒有別的好法子。因為一者，我所收集的材料中，足以補這空虛的作品很有限；二者，是雖然還有幾篇，卻又是不能紹介，或不宜紹介的。幸而中國已經有了幾種長篇或中篇的大作，可以稍稍彌縫這缺陷了。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編者。